正文 第43章 【最後的國民政府】廣州國民政府(2)(1 / 3)

這份報告,有關於央行庫存金銀外幣、廣州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軍費及發行銀圓券的內容,是一份很重要的檔案。蔣介石在報告首頁用紅筆批了個“存”字。這份報告顯示,自7月份起,廣州國民政府每月的軍政各費就達4500萬銀圓(約55萬兩黃金),財政赤字為每月3500萬銀圓。對於巨額虧空,蔣介石與徐堪的看法大相徑庭,蔣想用銀圓券(7月2日發行)來挹注虧空,而徐不願幹此無本生意,要求可無限兌銀。徐堪看來不明白蔣的意圖(隻想少支出金銀),官位難保啊。報告又提及,用20萬兩黃金作抵押,向財務署先借1600萬的三軍保管的金銀,以做銀圓券的發行準備金。財政困難重重,這也導致了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快速崩潰。

7月2日,經過緊張的籌備,銀圓券方案終於出籠了。前一天下午,李宗仁召集了各有關院部的負責官員開會,由徐堪詳細說明了“銀圓券”的幣值計算、發行計劃、收兌“金圓券”的比價和兌換硬幣的辦法,最後由閻錫山簽署了行政院發布改革幣製命令。根據銀圓券方案,發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種,輔幣1分、5分、1角、2角、5角等。金圓券限兩個月收回,銀圓券1元換金圓券5億元。全國有九個城市的銀行可以兌換。

銀圓券初發行那幾天,廣州的各銀行排起長龍,擁擠異常。但由於應兌硬幣調運不靈,不能及時滿足兌現要求,從7月27日起,又限額兌換。到9月2日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時,閻錫山報告說:“因硬幣儲運不足,從7月27日起,已采取限製兌現措施,中央銀行門前連日出現越來越長的排隊長龍擠兌的人群。”銀圓券很快就走上了金圓券的老路,廣州重又成為港幣橫行的天下。由於銀圓券的貶值,戰局的惡化,廣州人民生活更加困難,社會秩序混亂。閻錫山又想實行太原的老辦法,搞平民經濟執行委員會。然而在內閣政務會議上一提出,便遭到朱家驊、葉公超等人的反對。朱、葉等人指出,廣州毗鄰港澳,又駐著各國外交使節,決不能采取太原那樣的非常手段,因而作罷。(此為後話,略提不表)

【“廣州保衛戰”】

7月13日上午,行政院新“閣員”在中華北路廣東招待所舉行就職典禮。閻錫山這天特地穿上白麻中山裝,戴白草帽,暗示政府要“廉潔”。閻上任後上午8時至12時在行政院,下午2時至6時在國防部。盡管閻氏充滿了“戰鬥精神”,但有些閣員似乎並不領情。次日上午10時,蔣介石乘坐“中美”號專機由台南突降廣州,隨行的有沈煥昌、黃少穀等人。7月9日至12日,作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曾應菲律賓總統季裏諾之邀,參加碧瑤會議。在12日返台日記中這樣寫道:“ ……(在白沙灣換機)……14時到台南(轉台北)……”此番來穗,蔣介石十分神秘低調,各方事先都沒接到通知,到天河機場接機的也隻有蔣經國和空軍副司令王叔銘二人。原來一直遙控廣州政局的他,怕亂了陣腳,要親自出馬來廣州坐鎮。下機後,蔣介石乘車直奔梅花村行館(即陳濟棠公館)。下午蔣介石到中華北路訪晤李宗仁,又到東山公館會見閻錫山。

同日,李宗仁和閻錫山在廣東綏署大會堂,為蔣介石舉行了接風宴會。15、16日,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常會。第一天,蔣介石正式宣布《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組織條例》,並自任該會主席,李宗仁為副主席,委員有居正、於右任、何應欽、張群、閻錫山、吳鐵城、朱家驊、吳忠信、陳立夫,秘書長洪友蘭,副秘書長程思遠。第二天下午舉行該非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上蔣介石又提出成立西南、東南兩個分會並任命主席:西南分會主席為張群,東南分會主席為陳誠。

閻錫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扭轉時局案》,全文數萬言,凡政治、軍事、經濟、文教各項無所不有,是閻組閣以來本著“當大夫開藥方”的精神,花了很多心血寫成的。在向這次會議提出之前,已在行政院內閣例會、聯席會議或擴大會議上,逐段提出過討論和表決。全案內容龐雜:有推行“反共民約”,加強保甲製度,執行五家連坐;有精兵簡政,整飭吏治,恢複政府威信,提高民情士氣;有改革貨幣,平抑物價,安定國民生計,增加財政收入;有成立各地“反共救國軍總司令部”,向解放區派遣“反共救國總指揮”並成立全國“敵後工作委員會”,籌設“敵後行政人員特訓班”等等。案文提出時已印製成冊,因太冗長,無從當場審議,乃決定“原則上通過,交還行政院分發給有關部會,擬訂實施細則後,相機陸續實施”。與《扭轉時局案》一起,閻錫山還提出了《固守台灣案》,說國民政府要保存有生力量,必先固守台灣;要固守台灣,必先固守馬祖、金門……陳誠在座,聽了之後,大為讚賞。其實閻錫山的衣兜裏還揣有一份《保衛華南、西北案》,隻是當著蔣介石的麵未敢提出來;等到7月21日蔣離開廣州,才在8月2日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提出,但因該案與蔣的部署有矛盾,未得肯定通過。對於討論保衛華南問題,閻錫山指出:“總裁的戰略思想主張守點、守線,總愛把主力集結於若幹核心據點,以待敵人來攻。因而共軍乃能隨時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施展他們慣用的各個擊破的戰法。我們竭誠要求總裁全麵改變這種不適合對付共軍的戰略指導方針。”這段發言記錄連同《保衛華南、西北案》一起,由吳鐵城帶去台北交給蔣介石,以後就沒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