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吳嵩慶草擬中的合約，應是財政部與財務署的第二份草約，是7月2日廣州發行銀圓券的準備金，內容如財政部部長徐堪在前文22日提出的：借用保管款1500萬（銀圓）（注：在27日徐堪呈蔣介石的報告中是1600萬銀圓），兩個月後還。在蔣介石日記裏，本來原定以9000萬美金等值的金銀外彙，分在台灣、重慶及廣州，各以3000萬為準備金發行新幣，但後來以其中5000萬發行了新台幣，因而銀圓券的發行準備金就“縮水”了。以上6月28日財政部貸款1000萬銀圓大概是頭款，後來8月至9月中央銀行又由台灣運廣州黃金10萬兩，預備以其中5萬兩鑄金幣，以示老百姓“銀圓券是有黃金做後盾的”。但其中有5萬兩黃金是吳嵩慶經徐堪要求，背著蔣介石由台北空運廣州的，這也是吳嵩慶第二次“違旨”運金，這次可是犯了蔣總裁之大忌。（詳見下文）
6月30日吳嵩慶日記（在台北）：
“上午與（空軍）毛瀛初兄（毛邦初的堂弟）商定，於明後兩天飛運穗款，（7月）4日起飛送渝款，均各兩天完成。唯徐處（部）長定要我派員押運，不肯負絲毫責任，可惡。船洽妥，派福明輪，由莊副處長先至基隆視察，定本日將貨裝畢，今晚或明晨開船。下午參加東南區軍事會議，討論經費問題。郗召集的小組會議，擬定給予太大，需三千餘萬，較全國軍事預算還大；陳主席大不謂然，半天無結論。遇湯總司令（恩伯），詢廈門工事費，是否由伊據領，伊不願，認李良榮為妥，當簽呈。
“大會於5時閉幕，總裁主席訓詞大意如下：1.官兵待遇必使吃得飽穿得暖，眷屬能得安頓，最要者在官員能同甘苦共危難；……”
由該會議足見蔣總裁依舊主持軍事。此外，銀圓與黃金一般之比是70到80比1（但當時銀圓價甚高）。1000萬銀圓價值才13萬兩黃金不到，重量是270噸。銀圓數量大，多用船運，因而慢得很。
廣州國民政府開支浩大，要台灣每月負擔軍費的三分之一，約1000萬銀圓；而陳誠反要中央負責台灣地區的軍費（每月200萬，見吳嵩慶6月18日日記）。雙方的差額是每個月10萬到15萬兩黃金，這是陳誠與中央無法協調的症結所在。因吳嵩慶總管軍費，財政部部長就要他去跟陳誠交涉；而陳誠認為吳嵩慶是蔣介石的代表，就推他去向蔣要存台灣、廈門的金銀，如吳嵩慶6月18日日記所記台灣的代墊款，還有運往大陸“國統區”部分的台灣米糖也算作台省先墊。陳誠認為都需要以黃金或外彙歸還。台省與中央陷於軍費之爭。這也使吳嵩慶陷入兩難處境，做事本分、耿直的他不知如何應酬。有時交涉對手是台省財政廳廳長嚴家淦，嚴資曆雖淺，但很有些政治頭腦，1975年曾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為蔣氏父子政權過渡保駕護航。另外財務署還要應付各方重臣與軍頭，大家都想獲取黃金白銀，不要紙幣。
陳誠及嚴家淦認為台省總是吃虧，每月“代墊”給中央，卻拿不到錢；於是就把新台幣的準備金移為台省軍費及米糧款。新台幣剛發行，陳誠即向吳嵩慶訴苦，說80萬兩黃金的準備金已抵付“中央墊款”60餘萬兩，僅剩下十幾萬兩了。而財政部與國防部則認為，從大陸運來的大量物資、原料、車輛、機器等，能算些錢在預算裏；但陳誠對此有異議（見後文吳嵩慶7月7日日記）。
“這些賬目因立場不同，差額就大，到底孰是孰非，至今仍有爭議。台灣有人說大陸沒有多少黃金運來過，是因為包括軍費及米糖等的代墊款，已經‘抵銷’了相當多數量的黃金。這就是那些位搞意識形態的政客，認為這三四百萬兩都是還欠款做軍餉的，就宣稱根本沒有黃金運來台灣；但1949 —1950年如果沒有這筆黃金及等量的銀及外彙，那麼台灣用什麼錢來支付軍餉民薪，購買軍實米糧，進口汽油零件及填補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年預算赤字？如僅靠印刷機，台灣早就為通貨膨脹的洪流所淹沒，今日的台灣究竟是何光景是任誰都難說得準的。可是有一點應無異議：台灣必經過一場戰火。
“但在國家動亂時期，能按照太平時代算賬嗎？何況，前方打仗，後方就不須支援嗎？那麼，抗戰時期，中央政府欠了四川多少錢糧？是否中央也要用千萬兩的黃金去歸還四川省？這是‘地方主義’與‘本位主義’作祟。陳誠的心態可議，如上述，也讓蔣不放心。”
同時，國庫運台灣的黃金外彙也穩定了當時台灣的社會金融，因而沒有發生像1949年初在上海那樣黃金擠兌、通貨狂貶的大風暴。這也是台灣經濟騰飛的重要前提。
【7月份軍費日誌】
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廈門鼓浪嶼島上中國銀行的地下金庫裏，曾藏有國庫黃金銀圓，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與蘭州的作戰。這批（第二批）由吳嵩慶經管的秘密軍費黃金，其總量約100萬兩，重約33噸。當需要提用這秘密軍費金銀時，常常以軍機（運黃金）、軍艦（多是銀圓）先運台灣，然後依軍事需要，分向各地運輸。1949年7月以後，廈門的金銀主要已向台灣及西南各地輸送，直至1949年8月份，剩餘軍費轉往台灣。10月中旬解放軍進入廈門，15日夜國民黨軍隊撤出鼓浪嶼，次日解放軍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