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把吳嵩慶看作是蔣介石的財務代表，說一些抱怨的話，希望這些話傳達到蔣的耳裏。“央行黃金基金80萬兩（發行新台幣），抵作中央墊款者60餘萬兩，現僅餘10餘萬兩。”從陳的抱怨中，可看出當時中央與地方的利害關係。“抵作中央墊款”，是台省自認是中央還的做台區的軍費，或許也含台灣供給大陸的米糖錢。而央行經財務署應該撥給台省的外彙1000萬（新台幣發行準備金之另一部，見前文），陳誠抱怨為什麼已經三個多禮拜還沒有撥到；因為新台幣6月就已發行，而正式公文上也有劃撥台灣銀行1000萬美元的記載（說6月15日已決定）。至於央行欠中國銀行的外彙，大概是國民政府向中國銀行借的錢沒還（此間關係尚不明確）。
7月9日吳嵩慶日記（在廣州）：
“接台北數次電話，謂奉（蔣）諭，發閩省府（黃金）1萬兩（前原定為5000兩）；並謂郗副總司令轉告，老先生對軍費彙撥太慢大罵，經數次變更，決定照手令送1萬兩。”
蔣介石常常更改主意，因時局變動太快，黃金拿出去容易，收回來就很難，因而撥出黃金不能太快；而太慢則會影響軍人士氣。吳嵩慶似與蔣介石之間有某種“默契”，但時間要拿捏得準確無誤則很難。蔣介石“對軍費彙撥太慢大罵”，或是一種禦人之術，有時就是罵給受撥人聽的，以示其關懷。
7月12日吳嵩慶日記：
“台北電話，福州決送5000兩，其餘5000兩由高副司長等押運來穗購糧。聞上峰派俞樵峰（飛鵬）先生赴閩調查補給情形，又白長官（崇禧）確立發薪餉。聞贛江口將有軍事行動，因商央行將重慶、華中、湖南、江西、福建各款，限今日彙撥，江西及陝西以北均發現（洋）。……
“下午參加國防部人數檢討會議，軍費總數有限（八月起＄2800萬），總人數有限（300萬人），在夾層中求出路，必將誤事。”
以上這福建1萬兩黃金及四川、華中、湖南、江西等地的軍費支出，在台灣的大溪檔案“中央銀行”全部的“付出”清單裏都未見到，在“廈門撥交吳嵩慶黃金”表中見到黃金支出，但無細賬。而在內戰軍費史上，中央銀行把巨量黃金劃撥給某一個人，大概也別無先例，於此亦足見蔣介石對吳嵩慶之倚信，及蔣介石在用人上的知人善任。
蔣介石於7月9日出訪菲律賓，出席“碧瑤會議”，12日返台。以下是其當日日記：
“ ……（在白沙灣換機）……14時到台南（轉台北）……”
這次國外訪問，所用外彙是由財務署軍費中撥出的。
7月13日吳嵩慶日記（在廣州）：
“……接台北電，福州款今日送到，共計1萬兩，此亦臨時抱佛腳也。此1萬兩，除原存5000兩外，其餘5000兩如何開支，尚需請示。各地彙款昨已彙撥，重慶金款昨送，蘭州金款明交奚（處長，壽康）送，昆明則需候班機。晚聞委座（蔣介石）已到穗。”
各地彙款是新發行的銀圓券，而重慶金款則是黃金（見徐堪6月27日報告），蘭州金款則為5萬兩（見吳嵩慶7月14日日記及第八章表8.7）。
7月14日吳嵩慶日記：
“……今日得草山（蔣總裁）（按：是日上午蔣介石即飛廣州，布置廣州保衛事宜，直至21日離開赴廈門。詳見上文）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因作如下三措施：1.電台北王處長（逸芬）明日準備5萬兩小條，後天必須飛蘭（州）；2.派李光烈赴廈督辦此事；3.電告有關各方。”
17日吳嵩慶日記：
“……上午……至署，候（詹）特芳抄件。接經國先生電話，囑5時往（謁老先生），得指示：1.運蘭（州）之5萬兩即改運渝；2.原定運渝、運築（貴陽）黃金暫緩；3.福州多運5000兩，即以台灣省府保留款抵撥……”
此處蘭州和福州款及上麵的重慶金款都未見於台灣“中央銀行”的付出清單裏，而蘭州的5萬兩在“廈門撥交吳署長嵩慶黃金”表（圖8.2）裏，是7月26日撥的，同日也送了3.5萬兩去貴陽。
7月20日吳嵩慶日記：
“……上午11時又赴財政部討論撥款日期及方法，分撥款、發金及銀三類。西北（新疆陶峙嶽部）仍發金，漢中（胡宗南部）、長沙（陳明仁，後叛，八月黃傑接任）、贛州、昆明（餘程萬的第26軍，李彌的第8軍）、海南島發銀圓，餘均彙發銀圓券。”
軍費的分發，分撥款、發金及銀三類。從發餉的方式，可以看出蔣介石在軍事上布局的重點。發金及銀，應該是他嫡係的、忠心的部隊，而撥款則是紙幣銀圓券，沒有人要的。西北（新疆陶峙嶽部）發的黃金，也沒見在大溪檔案“中央銀行”的“付出”清單裏。那麼，蔣介石那些“嫡係部隊”，真的對蔣介石那麼“忠貞”嗎？是否值得蔣介石發真金白銀的薪餉呢？這裏引用兩則材料，原登在香港《文彙報》（1979年12月5日）上，作為佐例。
其一，1959年4月，新疆的地質考察隊在羅布泊荒原上測量時，意外地發現了四具幹屍。其中一具幹屍下壓有“國民黨時期的巨額黃金兌換券”（按：即一錢不值的“金圓券”）；同時，在他身下還發現一個裝有約5公斤（約160市兩）的黃金塊的袋子。這些金子大概就是財務署運補陶峙嶽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