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迪化（即烏魯木齊，指陶峙嶽部，見上文7月20日吳嵩慶日記）運金去兩架軍機，按其運輸量，應是近10萬兩黃金；而酒泉機一架是2萬到5萬兩。這10 餘萬兩黃金，也沒在央行賬上。這也表示在8月廈門黃金運台灣之後，到9月，財務署還保有自己金庫的黃金與軍費密賬。
9月21日吳嵩慶日記：
“上午續檢討……餘發言：（1）現在每月按核實人數發餉——並非按編製人數發；（2）以後每月隻有1300萬，對各省采協餉辦法，則如各省不能籌足的款項，將如何處理？……顧總長禁餘發言……”
顧祝同製止吳嵩慶繼續發言，是怕吳嵩慶實話講多了，影響廣州的士氣與局麵。而飽受猜忌、已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台灣存金，蔣介石已有危機之感：“……尤其存台現金，亦移交財政委員會保管，以免再受指責。”
9月22日吳嵩慶日記：
“……晚訪俞局長，知西北局勢大變，送款事已告一段落。”
新疆省陶峙嶽部於9月25日宣布起義，近10萬兩軍費黃金就此“打了水漂”。
而財政部部長兼央行總裁徐堪，仍在為岌岌可危的廣州國民政府苦苦支撐，要錢要物，皮球一般孜孜不倦地周旋於蔣介石和吳嵩慶之間。見9月24日吳嵩慶在廣州的日記：
“……上午至財部，徐部長告已見委座，對東南區已準先撥5萬兩，再派員去算賬，另撥5萬兩鑄幣。餘允即上報告請示……晚邀劉以弼、董鬆坡（即董德成）、詹特芳三君至寓便餐，交換東南區意見。”
但到了27日：
“……上午8時半許得經國先生電話，囑即去見。至農林上路後，委座囑將西北款均交胡宗南，並在台存金內扣撥作特支費，即電渝照辦。下午至央行交涉，徐部長似甚不高興。”
9月3日，徐堪曾“逼迫”吳嵩慶從台北運5萬兩黃金至廣州鑄金幣（未鑄成），以支撐7月發行之銀圓券，此一“擅自行動”已是犯了蔣總裁之大忌，也讓吳嵩慶從廣州遠涉重慶去挨了蔣介石的罵，此時徐又在“替蔣總裁”考慮這其他軍費黃金的問題。28日，徐堪見吳嵩慶遲遲未有運穗行動，終於按捺不住，撕開臉皮，破口大罵了。事見28日吳嵩慶日記（在廣州）：
“……上午11時得徐部長電話（按：開罵了）：‘5萬兩金為何不運來？你不信我的話嗎？你隻知道向我要錢（按：錢主要是指財政部發行的銀圓券紙鈔），你已耽誤我五天，國家那得不亡？’……這從何說起，5萬兩的撥發，我當然不能憑口說，非請示得令不可；伊亦明知非如此不可，則罵我者，非罵我也。對政客翻臉，尚屬初次經驗，為再做報告催詢，並二次電俞（濟時）催詢。”
後來吳嵩慶得知蔣對徐的黃金尚未批下。此處亦可見出，財務署到1949年9月底還有台北“密藏”的軍費黃金，連財政部部長都想要來支取。有了上次“擅自”運金的教訓，現在吳嵩慶怎會重蹈覆轍？而且這次受其責罵，吳嵩慶也看穿了徐部長的“政客”真麵目了：自私自利，罔顧大局。有此之心障其耳目，徐堪並未看清自己原是蔣總裁手中的棋卒；而發行沒有準備金的銀圓券，隻是蔣要徐演出的一場戲，來拖延大陸殘局，從而爭取時間鞏固台澎。“世人皆利臨（令）智昏，真能明理識義者，究有幾人？……”（蔣介石1月27日日記，原評劉攻芸語）
到9月下旬徐部長即將下台時，國府財政又趨山窮水盡，徐堪又想要吳嵩慶再去台北拿黃金，但此時蔣介石已難對李宗仁的廣州政府再予支持。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這是蔣介石故意要整垮李白的。但果真如此，蔣介石為何還是讓吳嵩慶先後兩次各運5萬兩黃金到穗呢？雖然有些勉強，但他還是完全可以製止的。
而以英勇善戰著稱的桂係部隊，同樣經不起解放軍的攻勢。到了9月，蔣介石心知，廣東、廣西早已是中共的囊中之物，再補運黃金，也是白白送給解放軍的。據李宗仁回憶，9月底，解放軍已在攀越大庾嶺中，蔣介石把嫡係胡璉的12兵團、劉安琪的21兵團從此天險撤走，致使廣東的門戶大開。這也使李宗仁非常惱怒，認為蔣介石破壞了他的廣東安防計劃。的確，蔣介石是不願意見到桂係的李白在兩廣站穩腳，他或許想借解放軍的力量把效忠桂係的部隊全部殲滅於此，同時讓解放軍也受些損失。此亦所謂：“打死敵人除外患，打死自己人除內患。”此時他一心要“舍棄現有基業，作根本改造”，隻想在西南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他還有原在陝西的胡宗南部隊，想以抗戰的模式，保持四川、雲南、西康等地的大西南，作為“複國”基地，黃金銀圓當然僅隻用來支撐這些忠心於他的嫡係部隊。他的大計是，如果“大西南”不保，就在台灣“另起爐灶”，桂係雜牌軍的消滅可讓他少些內部掣肘，而台灣的未來相對也會簡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