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reference_book_ids\":[693397298426051278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維新運動最終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濺菜市口而告終。都說中國傳統社會裏改革者沒有好下場，但是這次結局出乎尋常的悲壯慘烈。深精佛學，早已勘破生死，一身俠肝義膽的譚嗣同，能逃而不逃，決心以一死來喚醒國人，同樣有此心卻性情懦弱的梁啟超先是拒絕了日本公使的幫助，但是在最後一刻還是避入日本使館最後逃亡。正在離京途中的康有為得英國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說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換門求告終是石沉大海。
中國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後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有名無實地苟延殘喘之外，全部付諸東流，連榮祿倡導的武科舉改革，也複其舉石放箭的舊規。西太後為了自己無可遏製的權欲，身不由己地“榮升”頑固派首領。一時間，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為她破簾而出的唯一依據。在從戊戌到庚子這段時間裏，為了廢掉光緒這個雖然懦弱卻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敵”，她與西方各國以及洋務派督撫們關係驟然變得緊張起來。事實上，她所麵臨的情況與處境比之“坐並觀天”的光緒還要尷尬。不管她願意還是不願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車輪就不由自主地向後轉，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學習的路，那麼應付西方的外部壓力就隻剩下向民間尋求助力這一條路。那些百無一用、滿口胡柴的頑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來，朝中沾點“新”味的官員人人自危，連李鴻章也不得不尋求外放以避禍（頑固派的彈章並沒有放過中立的李鴻章和看風使舵的張之洞）。到了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不少與洋務派有點瓜葛的官員都受到牽連，非死即逃。封建頑固派的排外主義，與下層民眾積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間鄉裏的巫術、神道、武功等等文化因素都成為頑固派的抗外資源，頑固派拿國家民族命運當兒戲，輕率而不負責任地利用了下層民眾的反侵略情緒，極其不理智地操縱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在把義和團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後，又轉過來出賣剛剛還譽為“義民”的義和團，搶先在洋兵來到之前，剿殺那些“扶清滅洋”的樸質農民，當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進入中國農村時，發現他們要追剿的“拳匪”的人頭已經早就掛在村頭樹上了。
就這樣，西太後犯了她執政四十餘年中最大的錯誤，她不僅沒有僥幸地把洋人趕出去，反而使中國背上了四億兩白銀的重債，外國軍隊控製了京津一線，中國政府作為一個主權政府的象征已經剩不下什麼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倉皇出逃，風餐露宿，隻能以高粱秸稈解饑療渴，有清一朝帝後處境狼狽者，無過於此。
戊戌維新是中國的一個變法圖強的機會，雖然在這個機會中還存在許許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國人畢竟可以以此為契機，開始近代化的變革，把從洋務運動開始的近代化進程大大地推進一步，即使步子不能邁得大一點，也不至於倒退一大步。雖然很精明幹練卻缺乏政治遠見的西太後也許並不很清楚，中國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隻有死路一條。
但是，機會就是這樣喪失了，雖然變法的操作者們犯了很多錯誤，西太後的倒向頑固派也有很多客觀原因，但是，曆史在這一時刻畢竟把她與頑固派同時釘在了恥辱柱上，變法的失敗不管怎麼說也是西太後與頑固派發動的政變所致。
經過戊戌的反動與庚子慘變之後，在外部的壓力下，西太後終於再次拾起當年百日維新的餘唾，開始了一輪新政。新政是清朝曆史最大規模的一次製度變革，基本上是沿著當年康梁諸人設計的方案在運行。但是，時間雖然過了不到五年，變法的條件已經比當年惡劣到了不知凡幾。
首先，經過這樣一反一正的大折騰後，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極大地降低了。西太後在從西安“回鑾”時，沿途搜刮可能不至於上海報紙上哄傳的那樣過分，但輿論界卻對此大加嘲諷，革命派與保皇派還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僅僅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都對西太後以及北京政府沒什麼好感，他們討厭西太後是由於戊戌的舊帳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禍”的新嫌，他們已經不再相信由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來主持一場大規模的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