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6)(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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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懷抱這種理想的,不特在近世文明發軔的十六世紀有拉伯雷這樣的人,即在十八世紀,亦有盧梭的《愛彌兒》;在二十世紀,亦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典型的表現。自然,後者的學說及其實施方法較之十六世紀是大不相同了,在科學的觀點上,也可說是進步了;但其出於造成“完人”的熱誠的理想,則大家原無二致。

他們——這許多理想家——所祈望的人物,實際上有沒有出現過呢?

如果是有的,那麼,一定要推萊奧納多·達·芬奇為最完全的代表了。

一四八六年,拉伯雷還在搖籃裏的時光,達·芬奇已經三十多歲了。那時代的有名學者皮克·特·拉·米蘭多拉(Pic de la Mirandola,1462—1491)今譯作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意大利哲學家、人文主義者。曾列舉一切學問範圍以內的問題九百個,征求全世界學者的答案。這件故事不禁令人想起一件更古的傳說。據柏拉圖記載,希臘詭辯學者希庇亞斯,在奧林匹克大祭的集會中,向著世界各地的代表曆舉他的才能;他朗誦他的史詩、悲劇、抒情詩。他的靴子、刀、水瓶,都是他自己製的。的確,他並沒有以獲得什麼競走、角力等等的錦標自豪,不像拉伯雷的邦太葛呂哀,除了在文藝與科學方麵是一個博學者外,還是一個善於騎馬、賽跑、擊劍的運動家。

上麵說過,在拉伯雷之外,還有盧梭、羅曼·羅蘭等都曾抱過這種創造“完人”的理想,就是說每個時代的人類都曾做過這美妙的夢。無疑的,意大利民族,在文藝複興時,尤其夢想一個各種官能全都完滿地發展的人。他們並主張第一還要有“和諧”來主持,方能使一個人的身體的發展與精神的發展兩不妨害而相得益彰。

在文藝複興時期,身心和諧、各種官能達到均衡的發展的人群中,萊奧納多尤其是一個驚人的代表。

達·芬奇於一四五二年生於翡冷翠附近的一個小城中,那個城的名字就是他的姓——芬奇(Vinci)。他的父親是城中的畫吏。萊奧納多最初進當時的名雕刻家委羅基奧的工作室。

迄一四八三年他三十一歲時為止,達·芬奇一直住在翡冷翠。以後他到米蘭大公府中服務,直到一四九九年方才他去。這十六年是達·芬奇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代。

從此以後他到處飄流。一五〇一年他到威尼斯,一五〇七年又回米蘭,一五一三年去羅馬,依教皇利奧十世,一五一五年以後,他離開意大利赴巴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款以上賓之禮。一五一九年,芬奇即逝世於客地。據傳說所雲,他臨死時,法王親自來向他告別。

這種流浪生涯是當時許多藝術家所共有的。他們忍受一種高貴的勞役生活。凡·艾克(Van Eyck)在勃艮第諸侯那裏,魯本斯在公樂葛宮中都是如此。可是最有度量的保護人也不過當他們是稀有的工人,似乎隻有弗朗西斯一世之於芬奇,是抱著特別敬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