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的小女兒不滿一歲，隻得送到浙江江山老家讓年近六十的老奶奶撫養。
我和妻子走上“五七”道路，在湖北沙洋全國政協“五七”幹校學習、勞動，“鬥批改”，包括自身的思想改造。北京的家沒有了，居住的一間半小平房也交公了。僅有的幾百冊圖書、報刊，決心在離京前全部作廢紙賣掉。然而當整理到自己的政協小組學習記錄為主的近百件原始記錄本和有關打印、鉛印、手寫的材料時，心中拿不定主意了。第一這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組成部分，第二也認識到與此相關的人和事有保存的價值。所幸自己是剛剛三十出頭的工作不幾年的大學生，“文革”中既不是打派仗的熱衷分子，更不是運動的批鬥對象，擁有自主處理自己保存材料的權利。於是決定：所有圖書報章，全部處理掉，大概隻賣了幾十塊錢；留下所有工作筆記本和各種工作資料，從政協機關總務科要了兩個肥皂箱，把筆記本和資料裝在箱子裏，扔在政協機關的倉庫內。３年後的１９７２年，我從“五七”幹校返京後把這兩個肥皂箱搬回家中，東西一件也不缺。但是，在“文革”結束之前，神仙也無法預料這些東西何年何月能派何種用場，更何況我輩這種凡人！
真所謂鬥轉星移，日出日落，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其規律是任何個人所不可逆轉的。“文革”十年的災難、這之前的若幹次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運動，都因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重新撥正了航向，迎來了新中國的第二個春天。我的這一堆“無用之物”，也派上了用場。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間，我與兩位朋友合作，首先推出了長篇報告文學《李宗仁歸來》，在幾十家報刊連載、轉載之後，印成書發行量達１０６萬冊。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我第一個撰寫文章，從正麵描寫自１９５３年後被“冷藏”了２７年之久的“反麵教員”梁漱溟先生。自此，我就約稿不斷，奮力寫作，即便自己１９８２年投身《人民政協報》工作隊伍之後，依然在工作之後利用一切業餘時間，為我自己親曆、親知、親聞的老一輩愛國民主人士“樹碑立傳”，在國內外逐漸為眾多的讀者所認可。若從１９７９年算起（我最早發表作品遠在５０年代末的複旦大學學生時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仍沒有停筆。關於我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寫作梁漱溟、李宗仁及其他人物傳記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讀者可參考本書代序《我寫民主人士的緣起》，這裏不必複述。至於本書所收集的有關趙樸初、十世班禪、程思遠、宋希濂、黃維、沈醉等已故愛國民主人士的文章究竟寫得如何，讀者可以自選閱讀。我的自我評價是，我文中所寫的隻是他們漫長一生的一些片斷，難免掛一漏萬，但都不乏精彩處和閃亮點，尤其是大部分內容如同我撰寫關於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一樣，稱得上是親曆、親知、親聞之作，其真實性和可靠性與眾不同。是否真的如此，切望厚愛我的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原擬書名為“我所知道的愛國民主人士”，出版社編者建議改為“民主人士”。
汪東林
２０１１年國慶節寫於浙江江山湖溪裏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