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同讀者見麵了。這部在我的著作中字數最多、開本最大的文集式的作品，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從我的三十餘年來出版的著作和散見於報章雜誌的文章中精心編選的。除了我的《梁漱溟問答錄》、《梁漱溟與毛澤東》、《１９４９年後的梁漱溟》、《“反麵教員”梁漱溟》等四本關於梁漱溟先生個人的專著外，有關我同其他老一輩愛國民主人士忘年交的內容，最主要的篇幅，都包括在這本著作裏了。近日來，身在浙江江山老家居住的我，夜深人靜，桂花飄香，翻看完從北京寄來的書稿清樣時，不由得浮想連連，多少人事湧上心頭，久久不能平靜。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我走出上海複旦大學的校門不久，即走進了北京全國政協機關的大門，直到２００４年退休，迄今已五十餘年。歲月無情，往事悠悠。我從一名會議記錄員（尊稱“小組秘書”）起步，在全國政協機關的大門內多個崗位上服務過，直至參與《人民政協報》的籌辦，擔任該報的副總編輯、高級記者，而後又有幸被推選為第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新聞出版界），但實際工作崗位仍在全國政協機關大院之內。如今，我已是７５歲的老頭。在至今仍健在的人民政協工作人員中，把我列入“老政協”的隊伍，應當說並不誇張。
多少小事、大事，如同過眼煙雲，都已成了曆史。我曾服務過的人民政協隊伍中的眾多老前輩，絕大多數已經作古。即便是這支隊伍中的同輩，也正在相繼離去。緬懷和感歎，均在情理之中。傷感和哀痛，也無濟於事。健在的同輩們見麵談起往事，常有人說忘了，記不得了。這是事實，也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我也並不例外。但他們常稱我為有心之人。為什麼呢？原來我這個人從踏上工作崗位開始，就有記大事記（不同於每天都寫的日記）和保存自己參加而不須上交的各種會議、活動的記錄本和原始材料的習慣。當初這樣做的動因，隻限於留下作為自己的工作紀念。時間久了，又覺得我所直接服務的對象中多數人幾乎每周都得見麵、交談、開會，而在這些前輩中諸如梁漱溟、趙樸初、十世班禪、孫起孟、程思遠、王芸生、於樹德、杜聿明、宋希濂、愛新覺羅·溥儀兄弟、黃維、沈醉、文強等等，都稱得上是２０世紀中國曆史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所言所行，無論是對自己的經曆或者是當代曆史的回顧，還是對當今時事和國內外事件的述評，都有若幹獨到的見解，因而頗有保存的價值。所有這一切，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大部分都不可能見之於報端。因為這些所言所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都是在政協內部的活動範圍內，結合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止一次地談論自己，“幫助”別人，而在“檢討”中吐露心聲，在無奈中展顯實情。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他們在這個範圍內的所言所行，除了向上“簡報”反映，或他們自留底稿（實際大部分沒有文稿或未保存文稿），最後真正留下的就隻有我這個記錄員（小組秘書）手上的原始記錄本了。
１９６９年９至１０月間，全國政協機關與所有中央機關一樣，在“一號命令”之下，大多數人奔赴全國各地的“五七”幹校，有不少全家離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