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煥春念完上述電話記錄和所謂指示後，提高嗓音，強調說：“我剛才念的雖然隻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這些內容如概括起來，已足夠說明“四人幫”用心所在：一是給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打擊敢於起來與“四人幫”鬥爭的群眾；三是誣陷鄧小平同誌；四是製造他們的反革命輿論。當時《人民日報》編發的十二期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彙編清樣》，正是按照上述結論，經姚文元修改後印成《情況彙編》特刊，報送中央政治局的。”
餘煥春接著強調說：“我還要著重補充一下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那天的情況。天安門事件發展到四月七日，形勢急轉直下，其速度出人意料之外。
“這天早晨，魯瑛奉“四人幫”之命，帶了幾名專寫天安門事件的記者和那幾份《情況彙編清樣》趕到人民大會堂。這裏的氣氛與外頭截然兩樣，一見麵姚文元就劈頭對魯瑛說：“大好事！這下子你們可以把反映天安門事件的幾期情況彙編，編成公開報道見報了！”魯瑛一聽，就知道情況驟變，但此時人民大會堂外依然群情激憤，如火山噴發的岩漿，矛盾還在激化，他們是不會知道一場打擊“反革命”的鎮壓行動即將來臨的。
“中午，“四人幫”與魯瑛等人共進午餐。姚文元把魯瑛等一一介紹給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王洪文當麵讚揚：“你們有功勞！”江青喜形於色地說：“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的貢獻！你們記者搞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反映，在現場挨打了沒有？”江青的慰問使魯瑛等人受寵若驚。張春橋說：“這幫家夥寫那些反動詩詞，就是要推出鄧小平當中國的納吉！”姚文元接著說：“這次事件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
“魯瑛等人飯後即著手將最新幾期情況彙編改寫成公開報道，把張春橋、姚文元的現場“指示”統統寫了進去，特別強調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張、姚當場拍板定稿。
“四月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這篇題為《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報道。盡管當時對天安門事件已經定了案，鄧小平同誌已經被罷了官，是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廣大讀者仍然不畏風險，他們不僅把這張《人民日報》撕碎寄回報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寫道：“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機關報”；還在信封背麵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正麵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筆者注）。”
餘煥春委員講到這裏，停頓了一會兒，才轉換口氣繼續說：“我今天在這裏向各位委員披露上述情況，是因為不論當時還是今天，許多同誌都認識到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幫”把它搞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究竟搞了多少陰謀詭計，許多同誌並不十分清楚。我認為要揭露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有兩個單位責無旁貸，一個是《人民日報》，一個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況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報》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是作了清查，並把核實了的真實情況向黨中央反映了的。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門事件事實上已經搞清楚，黨中央也已經采取了一係列的善後措施，但對於這個事件總的政治性質，至今仍沒有徹底平反。有人說天安門事件的案翻不得，徹底翻了這個案有損於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我說不對！因為毛主席的旗幟上寫著“實事求是”，寫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如果徹底翻這個案，不但無損於毛主席的旗幟，反而會使毛主席的旗幟更鮮豔！我個人的看法和期望，是盡早徹底翻案、平反，把這一偉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來麵貌載入史冊。看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實事求是地再一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多呼籲，多奔走，為促進盡快徹底解決這一大事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