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話就到這裏。”
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再一次對餘煥春委員的發言作了肯定和讚同。
此時會議時間已超過，但委員們還搶著說話。科學家孫家昶頗為激動地說，近年來出差外地多次，無論到哪裏總有人問起天安門事件怎麼解決，問的答的都很動感情，可見這件事牽動著千萬人的心！我認為，在近代中國曆史上，“四五”運動可以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如果我們不把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孫家昶委員還建議，天安門廣場的革命詩詞，應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現在的由群眾和各單位出版的“詩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誌都紛紛發言，雖然話講得不長，但態度明朗，都對餘煥春委員的意見深表讚同，認為政協應該為此事呼籲。平時發言不多的紅學家吳世昌委員還建議，政協應成立一個“天安門冤案平反委員會”，把這個大事件徹底查清楚。
６月８日政協文化組漫談會的結果是：責成辦公室迅速編寫簡報將會議情況向中央反映，尤其是餘煥春的發言，要詳盡些，其他委員的若幹意見、建議也不要遺漏。
第二天還有委員給辦公室打電話，要求再開一次漫談會，讓大家繼續議論議論。
一位高層領導看見統戰部的簡報後，大發雷霆文化組漫談會後不幾天，當時一位主持全國政協機關常務工作的副秘書長便把工作組辦公室分管文化組工作的秘書找去查問：６月８日文化組的會是誰主持召開的，事先安排的是什麼內容，是誰讓《人民日報》的餘煥春到這個會上就天安門事件作長篇發言的？工作組辦公室的秘書一聽，就知道不好了，準是上頭有人追查來了，但是，政協反映會議情況的簡報剛剛印好，一份還沒有發出去，何以上頭這麼快就知道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呢？不容多想，他便如實講了事情的經過。
這位副秘書長（秘書長齊燕銘當時出差不在北京——筆者注）聽罷立即指示：一、印好的簡報一份不外發，立即送一份給他閱看；二、把６月８日這次會議的情況，主要是餘煥春的長篇發言怎麼來的，照你剛才講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寫一份詳細報告。
工作秘書表示馬上就辦，但臨走時問了一句：“這報告是政協領導要，還是別的地方要？”副秘書長沉思了一會才嚴肅地說：“我一聽你說我們的簡報還沒有發出，心裏放鬆了一半，何況據你所知，餘煥春的發言內容組長們事先不知道，政協其他領導也事先不知，那麼我們的責任主要就在於講明情況了。那天的會發生這樁事，我也是上邊來查問才知道的。我倒想問你，除了文化組的組員們和政協的有關幹部，有沒有其他單位的同誌參加，有沒有新聞記者？”工作秘書回答：“這種內部的例會不通知新聞單位，除了政協工作組辦公室的幹部，還有中央統戰部的兩位幹部來聽會。這也是慣例，他們是常來參加這種會聽聽情況的。”“喔！這就是了！”副秘書長脫口而出，笑著點點頭，就不再往下說了。
工作秘書回到辦公室，立即給中央統戰部那天來聽會的同誌掛電話，該同誌簡單地說６月８日會後當天他們一回部就寫了簡報，送部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聽說現在上邊有反響。
工作秘書放下電話，正端坐在辦公桌前構思這份會議情況報告怎麼下筆，電話鈴又響了！沒料到，是餘煥春。他劈頭就問：那天文化組的會是不是政協寫簡報反映過了，他要求看一看簡報，行不行？工作秘書答複，簡報正在寫，還沒寫完。餘煥春頗感意外，說：“這就奇了，今天我的頂頭上司已把我找去問情況並查看我在政協的發言稿了，他雖然說稿子內容沒有什麼，但他們的神色告訴我，可能因為我的事吃批評了，他隻是簡單對我說了一句話，“不管誰找你查問這件事，你都如實相告。”餘煥春在電話裏還說：“話是我講的，什麼時候都由我負全部責任，與他人無關，更沒有你們政協的事。我是政協委員，我要講什麼，自然是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