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秘書隨後給副秘書長送去一份簡報。副秘書長接過看了一眼就問，這簡報有沒有清樣？回答有。副秘書長又指示，情況報告寫好後再附上簡報清樣，印好的簡報先封存在辦公室等候處置。
工作秘書很敬佩領導的細致，往上送未付印的清樣和選印好的簡報，是不一樣的，一個幹部處理事情的水平高低常常表現在這些細微處。不過他眼下已無心思再多想，這撰寫情況報告的重任還壓在肩上。當天，他沒有吃晚飯，又開了一個夜車，三易其稿，才在第二天清早一上班，把一篇不足１０００字但字跡工整的情況報告和簡報清樣送到副秘書長的手裏。
周揚：政協就是廣開言路的場所，是政協委員，就有權利在會上說話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這件事一直沒有下文，領導上也沒有再來查問。
一個多月後，在一次例會上，周揚詢問工作秘書，他如實相告。周揚聽罷說，政協就是廣開言路的場所，是政協委員，就有權利在會上說話，對與不對，都可以向上反映。領導者的責任是擇善而從之，用不著對不順耳的話大驚小怪的。周揚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他不讚同這種動不動就追查的辦法。
周揚的話也表明，他不是一般的耳聞，很可能也有人查到他那裏去了。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兩個多月後，工作組辦公室的秘書已經得知，是中央統戰部烏蘭夫部長派人到政協查問６月８日文化組會議的事，而烏部長是奉上頭的指令。烏蘭夫當時是政協副主席兼中央統戰部部長，更高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能給他下指令的，該是什麼高位的領導，就可想而知了。而對此，政協工作組辦公室的秘書是不敢打聽的。
謎底半年後揭開
這個謎底，終於在事發半年後，即１９７９年１月的中央理論務虛會上，在中央四大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人聯合發言中揭開。
原來，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１９７８年６月中旬看到中央統戰部的簡報後，立即把這四大單位的負責同誌找去，講了一通要警惕帝修反的挑撥，要把好新聞宣傳關的大道理，並就當時新聞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批評了一大串，隨後把話一轉，厲聲厲色地訓斥：“帝修反在挑，中國也有人在挑。６月８日的政協會上，《人民日報》的餘煥春對天安門事件說了一大篇話，認為這個案沒有翻過來，一定要翻過來，徹底平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是毛主席定的，你要徹底翻不是反毛主席麼？天安門事件的事，這一年多許多問題已經解決了，你還要翻，翻誰呀？這個餘煥春還說什麼，天安門事件這個案不平反，人民心不平；甚至說，翻案會使毛主席的旗幟更加鮮豔。你一個共產黨員，黨報的記者，能這樣說話嗎？況且是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會上，你的黨性哪兒去了？”汪東興作此番訓斥時，還拉了烏蘭夫陪坐。
這，就是１９７８年６月中旬發生的，追查政協文化組會議事件的來龍去脈。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天安門事件終於由中共中央決定徹底平反。在１９７９年６月召開的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向大會提交審議通過的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上，則把文化組這次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呼籲的小組會作為一項政協工作的成績列入其中。
應當說，這個風波，不過是當時“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間尖銳對立和鬥爭的一個注解。
這件事也證明，曆史是最無情的審判官。真理的發現和認定，常常是艱難而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