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親曆的小說現場(1 / 2)

——《中國小說50強》(1978~2000)序

近20多年來,中國小說及其觀念的變化和發展,應該說是自現代小說誕生以來最為劇烈和複雜的。如何評價這一時段的小說生產及其觀念,大概還需要時間的距離和有效的識別。但作為20多年來中國小說現場的親曆者和研究者,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時段小說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最值得談論的。20多年的時間,先後出現了觀念、經驗、心態等非常不同的幾代作家,也出現了關懷、敘事、文體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煙海的作品。這裏編選的《中國小說50強》(1978~2000)選入的作家作品,從一個方麵證實了這一看法並非虛妄。

中國作家受製於曆史傳統和現實環境,小說創作和觀念的發展變化同樣不能離開這一傳統和現實。大概從1978年代開始,小說開始顯示出與一體化時代不盡相同的追求和風貌。作為一種想象和虛構的文體形式,逐漸剝離了單純的政治目標關懷和強調的教化功能。對人的內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與人性相關的問題,開始在小說中得以反映和表現。於是“被侮辱與損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識分子形象、“改革加戀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現在小說創作中。這就是在文學創作中整體表達的人道主義思潮。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1978年代卻以“先鋒”的姿態開啟了小說創作的新時代。但這一試探性的、重返起點的有限變化,也是與思想解放運動和現實政治目標訴求緊密相關的。因此,就其思維方式而言,那一時代小說創作並未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它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依然是小說創作有意無意參照的主要前提。這就是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的時代。

自80年代中期開始,被稱為“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的作品開始出現。這是兩種既有關聯又不盡相同的小說創作潮流。“尋根文學”顯然已經不滿足文學在社會生活結構中獨立地位的建立,闡釋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斷流失的同時,也油然升起讓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壯豪情。在他們看來,當代中國文學長久地被西方忽視,這不僅刺傷了中國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時也激起了強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壯感。拉美“爆炸文學”走向世界的成功經驗,尤其是“魔幻現實主義”“化腐朽為神奇”的奇特想象,為中國作家帶來了新的靈感和衝動。他們試圖借鑒“爆炸文學”的經驗,實現弱勢文化被強勢文化認同的潛在訴求。因此“尋根文學”雖然脫離了與政治的聯姻關係,但就其文化目標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國家民族的大敘事框架內。“先鋒文學”所關心的似乎是文學自身的問題,比如語言、文體、敘事等等。它強調的是“文體的自覺”,重視的是小說的虛構性和想象力。對先鋒小說構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識形態”,這一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來源於法國的“新小說”、羅布·格裏耶的敘述理論以及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的創作及理論。重視小說的敘述形式及故事的處理方式,使小說成為真正的關於“謊言”的藝術。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國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出現,都直接或間接地聯係著中國的曆史或現實。就先鋒小說的表達而言,意味著曆史遠未成為過去。它曲折地表達了一代人用另一種形式對曆史的記憶或解讀。這也正是“回到文學自身”的策略性敘述,事實上,所謂的“文學的自身”是並不存在的。

稍晚於先鋒小說出現的是“新寫實”小說。這一小說現象在理論上接受的啟示,與先鋒小說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說“零度敘事”也是“新寫實”小說基本的敘事策略。在這些小說中,無論場景還是人物,作家仿佛隻是客觀陳述,並不投入主體的價值和情感判斷。但是,這一敘事選擇的本身,就表達了作家的文學立場和對生活的一種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寫實”小說產生的文學背景。不同的是,“新寫實”小說在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放棄了“理想”的烏托邦衝動,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狀態和瑣屑的日常生活場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說與生活解除了想象關係。這一小說現象的出現,也與文學界部分人對先鋒小說的微詞有關。“遠離讀者”的指責在“新寫實”小說平民式的敘述中得到了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