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看似是一個平淡無奇的答案，但放在明朝，卻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科舉製度盡管在隋唐時就已確立，但隨著曆代改革，發展到明朝時已經是一種高難度的考驗。毫不誇張地說，以八股製度為核心的明朝科舉，堪稱中國古代史上最高難度的考試模式。
對於明朝科舉製度，後世史學家曆來抨擊不斷，這裏卻要先替它說點好話：以科舉考試為取材方式的明朝教育體製，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好的教育福利。
自古以來，教育就是個費錢的事兒！在同時代的歐洲國家，教育基本上是貴族的專利。古代中國的情況，雖然沒有歐洲那麼嚴重，但漢唐時期讀書識字的基本還是以有錢人為主。從宋朝開始，科舉錄取大規模向平民開放，但讀書的花費對普通家庭而言仍不輕鬆。
相比之下，從明朝開始，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上學的成本顯然低得多了。從明朝起，官學教育日益發達，縣裏有縣學，州裏有州學，府裏有府學。官學的工作人員皆納入國家“公務員”編製，就讀的學子稱為“生員”，不但學費全免，更按成績考核，享受國家財政補貼。這項製度雖然沿襲前朝，但明朝官學的數量和覆蓋麵遠超之前曆代，連西南和西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也建立了完備的官學教育係統。學校“生員”的數量，更是不斷刷新曆史紀錄。以縣學為例，明初的縣學“生員”隻有二十人，但到了明末，縣學“生員”數量竟高達五十萬人。
正是拜這樣的高福利所賜，在明朝，讀書成了一項低成本且前途遠大的事。科舉考試競爭日益激烈，用數據說話，僅明朝成化年間，國子監的學生就多達一萬九千人。科舉製更成了千軍萬馬爭過的獨木橋。
俗話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放在明朝科舉製上，也是同樣適用：享受中國古代史上最優厚的教育福利，就要接受中國古代史上最艱難的考試。
從表麵看，明朝科舉考試的方式似乎比前朝簡單。唐宋的科舉考試不但門類繁雜，而且科目眾多。比如唐朝，要按照考試專業來報名，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多個門類；考試形式也五花八門，比如“貼經”是默寫儒家經典條文，“大義”是背誦儒家典籍等。宋朝對科舉做了改革，死記硬背的東西考得少了，但增加了“經義”，就是寫議論短文。一路考過來，好比翻山越嶺。
相比之下，明朝科舉的考試內容就簡單多了，主要是讓考生寫文章。但表麵簡單的考試，比起唐宋的“翻山越嶺”，卻更像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寫八股文。
所謂八股文，就是明朝科舉考試製度規定的專用寫作文體，它是公認的中國古代文學各類體裁中最難寫的一種文體。
八股文難寫，首先因為結構要求嚴格。顧名思義，一篇八股文的結構要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每個部分的寫作更有嚴格苛刻的規定。比如考生拿到題目，首先要在“破題”中用兩句話解釋題目，然後要在“承題”中接著上文闡述題目，之後從“起講”開始展開對主題的議論，“入題”部分則承接觀點。接下來從“起股”開始，進入文章的正式論述環節，“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部分要分成四個段落，每個段落必須有兩段對偶排比。作為結尾的“束股”部分還要總結全文觀點，呼應主題。全篇的字數，限定在幾百字內，其要求之嚴格，形式之苛刻，堪比花樣滑冰中規定動作的比賽。
比起結構要求，八股文對書寫內容的要求更加嚴苛。考生不能有自己獨立的觀點，考卷上所寫的每一個字、表達的每一個主題，都要嚴格遵循理學大儒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否則任你寫得妙筆生花，一樣落榜沒商量。
當莘莘學子躊躇滿誌地走進明朝科舉考場時，他們才會發現，考驗其實才剛剛開始。
明朝科舉的考試流程，堪稱中國古代史上最“熬人”的考試。以明朝鄉試為例，每三年的八月初九舉行一次，每次考三場，每三天一場。考生每次進入考場前，需要先脫掉衣服接受搜身檢查。從檢查到進入考場，往往就要耗費至少兩個小時，比現在登機前的安檢麻煩得多，以至於有些考生還沒進考場就早早累癱了。
好不容易進了考場，考生接下來麵臨的是在昏暗的小黑屋（每個考生都是單間）裏接受車輪戰：第一場考四書五經，也就是按照考題寫八股文，總共要寫七篇；第二場考應用文寫作，考生要完成一篇政論文、五篇判詞，外加一篇公文寫作（詔、表、誥三種文體選一種）；第三場考策問，也就是時政問答，考生要根據考試所給的材料（包括曆史材料和時政熱點問題）書寫五篇論文。且不說考題難度如何，考生水平狀態如何，僅如此大的書寫量就足夠把人累倒。
綜合上述情況，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比起唐宋科舉的“翻山越嶺”，明朝科舉的這道“鴻溝”還真不是考生們“躍”過來的，而是一步一滴血汗、艱難困苦地“爬”過來的。
針對八股考試的弊病，無論是在明朝，還是在今天，都有不少抨擊之聲。但實事求是地說，八股文也並非一無是處，就連《儒林外史》的作者，即批評了一輩子科舉黑暗的清朝文學家吳敬梓都承認：“八股文若做得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事實也正是如此，八股文體式結構嚴整精密，文風凝練犀利。明朝璀璨的小說戲曲文化，甚至光耀古今的心學思想，也都從中受益匪淺。另一個景象是，在能夠修煉好“八股”這門頂級“武功”，並通過“煉獄”考試，最終金榜題名的學子中，縱然有不少死讀書的呆子，卻更不乏名垂青史的大人物。諸如王陽明、張居正、孫承宗等明朝牛人，都是從“八股”這條恐怖鴻溝裏淬煉出來的。
明朝皇帝們所麵對的正是這樣一群從如此艱難考驗中脫穎而出的人。換句話說，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力量最強大的文官集團，換誰當皇帝，怕都要煩死。
4.先苦後囂張的文官們
對比明朝皇帝，明朝官員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群體。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官員裏，明朝官員可以說創造了兩個之最：最苦的一群人；最囂張的一群人。
明朝官員的苦，恰如明朝中後期海瑞的一句話所描述的：設百官如家奴。看看明朝前期，特別是朱元璋統治時代官員的生存狀況，這話再恰當不過。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這種出身對於他的治國思想的最大影響就是牽掛百姓疾苦，製定國策的時候，盡可能從老百姓的視角出發。但這樣一來，也帶來一個問題：在製定官僚製度的時候，也同樣是從老百姓的視角出發。而對比官員的實際情況，我們卻不得不說，有些事他確實跑偏了。
典型就是明朝官員的俸祿製度，即工資製度。在後人眼裏，明朝官員的工資，算是曆代封建王朝裏比較低的，做到一品文官，月俸為米八十七石，但在朱元璋眼裏，這筆工資不算低。他在親手編訂的《酷貪儉要錄》裏就曾教育官員們說：不要覺得我給你開的工資低，這些工資如果用來養家糊口，是絕對綽綽有餘的。從表麵看，朱元璋的這個判斷是沒有錯的，可是朱元璋忽略了官員們的生活狀況與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樣的。在明朝，官員出門要乘坐和官製品級相符合的轎子，否則就是違製，而轎夫的工資要從官員工資裏出。如果你得到了任命，做了地方官，到了地方後人生地不熟，為了辦事方便，就要請師爺，師爺的工資也是從官員自己的工資裏出。外加官員一家大小數口，再算上用人，吃喝拉撒的開支……如上種種，朱元璋認定那養家糊口綽綽有餘的工資就不夠用了。官員的生活成本，即使過普通生活，也是在老百姓之上。這還是在明初，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發展，物價也跟著上漲，而工資的變動顯然經常滯後。而這自然也是朱元璋忽略不計的。
朱元璋忽略不計的後果就是，官員如果不設法撈點兒外快，日子恐怕就難過。明朝官員的一大特點是：越有名的清官，就是越有名的窮官，如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而在明初，深恨貪汙腐敗的朱元璋，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朱元璋執政的三十年，是明朝曆史上懲治官員數量最多的三十年，獲罪的官員中不乏罪大惡極、貪墨害民之徒，但也有一些官員卻是“躺著也中槍”。比如在明初的法律規定裏，有一些針對官員的奇怪規定，如地方官到任後下鄉檢查工作就屬於擾民，要被處以刑罰。這個規定的初衷是防止官員們借下鄉為名敲詐勒索地方，但是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有許多地方政務是必須官員親自下鄉處理的，如果不許下鄉，就算沒培養出貪官，恐怕也會培養出一些屍位素餐的懶官。朱元璋時代，既是明朝能臣尤其是擅長治民的能臣出得比較多的時代，也是一個官員獲罪比較多的時代。除了在貪汙腐敗以及公務上給官員設立諸多標準之外，甚至還采用了杖責刑罰，官員們稍有過錯，就會被打板子，當場被打死的都有。同時，還發生了諸多大案，除了整頓功臣的胡藍案外，還有整肅貪汙腐敗的空印案，以及整頓科舉的南北榜案。在這些案件中獲罪的，不乏當時知名的學者和清官廉吏，在懲治了壞人的同時，也導致一些好官蒙冤。比如著名的南北榜案中，當事的科舉考官劉三省完全以公正態度取士，並沒有舞弊，但最終還是被判流放。
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明朝的官員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官員命運的真正改變，是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朱棣登基後，盡管也出現過多起大案，但是他的一項重要舉措卻影響深遠——依法治國。朱元璋雖然製定了《大明律》，但是真正做到完全按其行事，依法判案，是從朱棣時代開始的。比較有代表意義的事情有兩件。一是永樂六年（1408年），法司判決的一起案件中被判死刑者有三百人，朱棣下令複查，結果發現其中二十人是被冤枉的。此後，朱棣設立了明朝的死刑複核製度——五複奏，即一次死刑案的審判要經過五輪複查程序，最終由皇帝簽字確認，稱為“勾決”。從此，朱元璋時代動輒株連甚廣、無數人頭落地的事情不再出現。另一件事沒有確切的年份記載，意義卻同樣重大。一次，戶部發生冒領錢糧的醜聞，朱棣聞訊大怒，下令把犯事官員全部處死，但負責案件的刑部官員認為，按照法律，這些官員不該處死。這話如果讓朱元璋聽了，恐怕說這話的刑部官員也要陪著犯人一起死，但朱棣卻沒有動怒，反而自責說：“你說得對，是我一時氣糊塗了，居然把法律給忘了。”這件事也從此確立了明朝曆代皇帝處理案件的基本原則：法大於人。
朱棣時代是明朝官員話語權改變的關鍵時期。雖然朱棣本人是個剛猛能幹的帝王，但從製度上，他卻為後來明朝官僚體製的演變開了先河。內閣是他在位時首設，而地方上的巡撫也是他在位時確立，明朝從中央到地方權力的再分配與整合，都是從他在位時開始的。與此同時，宦官的地位也在朱棣在位時扶搖直上。在行政權力體係的改革上，朱棣確實一碗水端平。
朱棣一碗水端平的後果就是，在他以後，明朝官員的生存狀況徹底改變，明初幾十年的壓抑狀態開始反彈了。明宣宗朱瞻基時代，以“三楊”為首的內閣成為明宣宗最為倚重的大臣，他們三人組成的內閣也成了明朝政府各部門中的核心。朱瞻基更把票擬大權交給了內閣，也就是國家的各項國事處理由內閣拿出意見，然後經皇帝蓋章後施行。這是明朝內閣擺脫朱棣時代的秘書身份，從此總領文官集團的開始，而明朝文官集團的話語權，也就是從此時開始節節升高，從原本皇權的工具變成了皇權的製約者。這種身份的轉變，在體製改變的背後，同樣也有力量對比的改變。明初之所以可以實行高度專製的體製，主要由於元朝九十七年的統治，特別是元朝長期的廢科舉，導致科舉文化遭到重創，文化階層力量薄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明王朝也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皇權專製。然而明朝建立後大興文教，極度重視教育並以程朱理學為主要思想，明朝官辦學校的範圍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最廣的，入學的門檻也是最低的。明初的官員，除了科舉考試選拔外，也有民間選拔、推薦等多種出路，來源極其駁雜，而到了明朝中期，科舉出身的官員成為明朝官員中的主流。科舉出身的官員的特點是：一方麵他們飽讀聖賢書，理論水平極高；另一方麵，科舉的身份使得官員們在與皇帝形成君臣關係的同時，其官員之間也可以依據師生以及同榜，形成以科舉關係為基礎的政治派別。文官集團內部之間的緊密度大大加強，對於皇權的對抗力也同樣大大增強。另外重要的一點，還是恰如海瑞那句話“置百官如家奴”，比起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來，明朝從開國起，就對官員表現出一種極強的防範意識，無論朱元璋的嚴刑峻法，還是廠衛的設立，最初的針對對象都主要是各級官員。君臣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對立，當文官集團的力量逐漸強大，從明朝早期被壓製的處境中成長起來後，對於皇權，強大起來的文官集團自然也就會產生抵觸。因此與皇權爭奪話語權，就成為之後明朝君臣之間常演不衰的劇本。
明朝文官集團的強大話語權，除了明朝經濟文化的發展造成的文官集團實力增強外，另一個原因卻是朱元璋早期建立高度集權體製時，不小心為後世帝王挖的一個坑——建立明朝特色的言官製度。明朝文官，給後世的一個重要印象就是，以禦史和給事中為代表的言官們的囂張，他們的話語權之大，對皇權的對抗力之強，簡直到了放在其他朝代難以想象的地步。而這個現象，最初也是朱元璋建立專製體製時的必要手段。朱元璋建立的專製體製，在皇權之下的各級官僚機構有兩個特點：一是分權，即有權力的部門被拆分，誰也不能獨立專權；二是互相監督，在部門之間互相製約的前提下，又完善監察機構，強化禦史權力，監督行政權，同時又新設給事中，用來監督六部。即使是朱元璋政治極度高壓的統治時代，明朝以都察院和給事中為代表的言官們，也還是有敢和朱元璋頂牛的。朱元璋時代最著名的兩個直臣韓宜可和周觀政都是言官身份出身，這群人官階小，權力卻大，可以逮誰罵誰，和官階高得多的行政官員之間恰好相互製約。按照朱元璋的設想，這幫以找碴兒為職業的家夥，應該成為保衛皇權最好的保鏢。
然而真執行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的作用卻完全走了樣。早期的禦史們還算認真，大多以揭發不法官員和彈劾貪官為職業，然而諸多的原因卻令明朝的言官製度失去了它原本的效用。首先是言官的考評製度。評價一個言官工作成績的標尺有兩個：一個是看他罵誰，他罵的人越牛，就說明罵人的人越牛；二是看他罵的事，他罵的事越雷，罵人的家夥出名也就越快。所以本著這兩條標準，明朝言官們罵的人越來越牛，罵的事也五花八門。終於有一天，當整個文官集團話語權越來越強的時候，言官們的眼光也變得越來越高，罵大學士和尚書都變得不夠過癮，罵皇帝才是真本事。於是，明朝中後期的曆代皇帝基本都沒少挨罵。被罵的事，有就事論事的，但被亂罵的也同樣多。
明朝科舉製度的演進發展，也影響了言官製度的變遷。明朝的言官主要來自科舉的參與者，負責科舉錄取的都是文官集團中的首腦人物，如果科舉中榜並成為言官，也就很自然地和文官集團的首腦們建立了相應的師生關係，成了相互利用的盟友。明朝官場中的重要派係關係——師生關係，也就這麼建立起來了。如此一來，原本以監督官員的名義設立的言官製度，一下子變成了文官集團自己的“槍”，比如文官集團的大佬們要搞政治鬥爭，就需要其親信的言官開路，明朝重臣之間的相互攻擊，一開始基本都不是重臣們自己上陣，都是麾下的親信言官們打頭陣。而更讓皇帝們抓狂的是，如果碰上文官集團和皇帝頂牛，第一個給文官集團出來當炮灰打頭陣的，依然是言官們。言官製度，這個明王朝最初設立用來製約文官集團的新體係，反過來卻成了文官集團對抗皇權的“一杆槍”，這恐怕是開國者朱元璋沒想到的。
也正是這個原因，在我們仔細審視明朝曆史的時候，就可以理解明朝言官們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為了。他們並不怕皇帝治罪，甚至皇帝越生氣，治他們的罪越重，他們就越高興，因為一個人一旦成為言官，他的人生追求也就確定，那就是要靠罵人來搏出位，被罵的人地位越高，反應越激烈，自己距離夢想也就越近。同時他們罵人的理由也因此越來越雷人，相當多的人，不但寬於律己嚴於待人，而且是為罵而罵，有時候簡直到了雞蛋裏挑骨頭的地步。其實罵誰罵什麼，對於言官們來說，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是為什麼罵、為誰罵，按照官場俗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當然並非所有的言官都這樣，明朝曆代也出現了不少鐵肩擔道義、以家國大事為己任的優秀言官。然而言官的興衰，其風氣的正邪，卻與整個明王朝的走向息息相關。在明王朝處於上升勢頭、生機勃勃的時代，言官中總會湧現出不少正麵的代表，以其剛正的品格和一心為公的精神得到後人的敬重。當明王朝處於轉折、危機四伏的時候，也會湧現出許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言官們，即使災難深重，卻依舊義無反顧，甚至以身殉道。然而，當明朝的言官們一個個都隻為私利打算，慷慨激昂的外表下卻藏著自己的肮髒目的時，那麼這個王朝，也就真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了。
說到言官們可能懷有的“肮髒目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國曆代封建官場的老劇本——黨爭。盡管黨爭非明朝獨家產物，曆朝曆代都有，然而明朝文官集團強大的話語權，以及其君臣之間的特殊關係，也使得明朝的黨爭變得異常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