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reference_book_ids\":[7155417000821394462,7267090248478231593,7220723706077645824,6867361770747464712,7225560267168418874]}]},\"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諸多史料，對於明朝大多數皇帝的評價，往往喜歡用“怠政”“昏庸”等定語一概而論。而明朝皇帝們的某些行為，也著實不爭氣。比如說有做了俘虜的（明英宗）；有沉迷於軍事，一生追求叛逆享樂的（明武宗）；也有執著煉丹修道，渴望長生不老的（明世宗）；有三十年不上朝，創下中國封建曆史皇帝曠工紀錄的（明神宗）；更有不理朝政，醉心於木匠活，甚至堪稱中國古代最心靈手巧木匠皇帝的（明熹宗）。以至於有後人說，明朝的絕大多數皇帝，都屬於投錯胎型，如果幹別的，在所屬行業裏基本都能幹到專家級別。這樣的評價，加上這樣多的貌似不爭氣的行為，也令許多後人怒其不爭。而就在這樣一個被許多人看作昏君輩出的明王朝，毋庸置疑，也是一個名臣輩出的時代。從明初到明末，無論國家局勢處於怎樣的情形下，無論這一個時代留給後世的評價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總有一些流光溢彩的名臣，以他們光輝而傳奇的人生，留給後世無盡的慨歎與回味。其在史料記錄中的精彩表演，也令後人心向往之，倘若身臨其境，自然要體驗一把。
而明朝的君臣關係，也是後人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明朝不缺乏忠臣，但是明朝君臣之間的親疏冷熱，卻比曆朝曆代都值得玩味——雖是上下級，很多時候卻更像仇人。史不絕書的是，大多數明朝皇帝在位的時候，與其屬下的大臣總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對立。皇帝無論做任何事情，都免不了麵對巨大的反對聲。每一任皇帝，在其執政生涯裏，都幾乎生活在大臣的批評聲中。毫不誇張地說，明朝的皇帝，活著的時候可以說是挨罵最多的皇帝，而明朝罵皇帝的大臣，因為罵皇帝而遭到處罰的數量，也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多的。唐宋各朝裏那些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直臣”，放在明朝，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君臣之間，幾乎一輩子就這麼別拗著，每一代皇帝執政時期，那散發在朝堂上的巨大火藥味，即使在幾個世紀以後，翻閱史料的後人依然可以清晰地聞到。
1.忙到抽筋的皇帝
在後人眼裏，皇帝往往是比較爽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明朝的皇帝，有多爽不好說，但一定是比較煩的。
如果以明朝的曆代皇帝變遷來論，皇帝最有權威的時代，當屬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後，為整個明朝創建的是一個堪稱自漢朝以來專製程度最高的政治體製。首先是取消了前朝有多年傳統的宰相製度，六部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以使政令通暢、上通下達。與此同時，在漢唐時代呼風喚雨的宦官集團，到了明朝也慘遭削權。明朝宦官機構龐雜，部門之間相互掣肘牽製，同時朱元璋在宮門立鐵牌，嚴禁宦官幹政。而地方藩鎮割據的隱患，也被朱元璋掃除。地方行政權力一分為三，各省處理民事有布政使司，處理司法工作有按察使司，處理軍事戰事有都指揮使司，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製度，三司不相統屬，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亂的兵權問題，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軍隊，實行的是衛所製度，也就是國家劃撥土地給軍隊屯田，軍隊自己種地養活自己，既不花國家錢糧，國家又能通過控製土地的方式牢牢控製士兵的飯碗。同時在士兵的統屬上，明朝的“國防部”——兵部，掌握著任命軍官以及調動軍隊的權力，但是並不擁有對軍隊的直接管轄權。而明朝的“軍事機關”——五軍都督府，擁有軍隊的管轄權，卻不具備人事權和調度權。這樣雙方相互牽製，誰也無法獨立控製軍隊，隻能老老實實地對皇帝負責。這一體製妙處多多，取消了宰相製度，前朝宰相專權欺負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設立三司製度，前朝藩鎮割據乃至脫離中央控製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幹政，前朝宦官專權甚至操縱皇帝廢立的事情同樣不可能上演；肢解了軍隊指揮權與管轄權，前朝權臣專兵、叛亂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來，所有可能的實權部門，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個官僚體製相互製約掣肘，誰也不能獨大，所有的實權官員都隻能老老實實對皇帝負責，誰也不能越過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誰都不能威脅到老朱家的天下。
這套官僚體製在明初設立後，明朝高度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特點就這樣確定下來。高高在上的皇帝，大權獨攬，想幹什麼幹什麼。但真正做了皇帝才發現，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日子其實不好過，因為所有的人都隻對皇帝負責，結果就是皇帝很忙。就好比在現代社會裏，一個人早晨起來剛睜開眼睛，甚至還在睡夢中，電話就開始響個不停，每天有成百上千個電話打進來，都要向你請示工作，且不說工作怎麼處理，就是聽彙報的頻率就能讓人頭大。這套專製體係下的明朝皇帝，就是這麼忙。
明朝的前幾位皇帝，特別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永樂帝朱棣，都是這樣的工作狂。在高度專製下，他們的工作量是驚人的。比如親手製定了這套體係的朱元璋，他的工作方式幾乎可以用瘋狂來形容。按照《明實錄》裏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頭偏西的時候才回宮，而且經常失眠，一想到國事，猛地就醒了，然後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處理的國事寫下來，上朝後一件一件地落實，甚至吃飯的時候，猛然想起什麼事情，也要隨手找個紙條寫下來，然後貼在自己的衣服上。朱元璋召見大臣時，大臣經常會驚訝地發現，他的衣服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紙條，全寫著國家大事。至於朱元璋日常的工作強度，《明實錄》裏曾經做了這樣的統計：朱元璋曾經連續八天，處理各種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認真批閱，而且還總結主要內容，從一千六百件奏折裏一共提煉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單獨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也就是說，朱元璋八天總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萬字，平均到每天少說要看二十萬字，而且這不是蜻蜓點水般的瀏覽，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認真推敲，總結思考，並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工作強度，好比如今一個高考生，每天要做多達二十萬字的閱讀理解題，而且必須保證每一道題都不能出錯。何況考生做錯了題，最嚴重的後果隻不過扣幾分，而朱元璋如果批錯了奏折，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一念之差，耽誤的就可能是萬千黎民百姓。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話，他都要慎之又慎地查看。
明朝曆代皇帝中最接近朱元璋工作狂特點的，當屬他的兒子——永樂帝朱棣。比起朱元璋來，朱棣的工作方式有了明確的時間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過早餐後，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緊把當天準備處理的國事在腦子裏過一遍；然後開始早朝，按照《大明會典》的記錄，明朝的早朝開始時間相當於現代的淩晨五點鍾；起個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結束之後，就要著手處理國事，批閱各類奏章，常至深夜，經常到淩晨才睡。這樣算來，他每天的睡眠時間也就不到六個小時。而且朱棣規定，一旦有緊急軍國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則就要論罪。這樣的折騰也讓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後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時候，路上設宴款待群臣，席間頗為感慨地說：“我自登上皇位以來，每天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隻有做了皇帝之後才深有體會啊。”
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對於這番辛苦也是深有體會的。各類史料記錄比較多的關於朱元璋的一件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蘇的大臣給他上奏折，奏折寫了萬餘字，後麵五千字才切入正題，氣得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頓暴打。事後朱元璋寬慰茹太蘇，並向他訴苦說：“你以為我願意打你啊，五千字就能說清楚的事情，你非要寫個上萬字。我做皇帝容易嗎？要整天看你這種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連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時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說。到了朱棣執政時期，設立了“文淵閣”，開始協助皇帝處理國事。文淵閣裏的官員，也就是五品大學士。之後，這個原本以皇帝秘書身份設立的新機構，地位扶搖直上，成了明朝實際意義的“宰相”。而隨著明朝這一內閣製度的確立，為了強化皇權，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又逐步加強宦官的權力，也就造就了後人津津樂道的明朝“宦官專權”現象。從此，文官的內閣權力、宦官的權力以及兩者之上的皇權，就成了明朝最高權力的鐵三角。早期朱元璋苦心創立的專製體係，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內閣製度以及宦官司禮監製度日益成熟的情況下，原本分權的明朝行政體係從此有了更好的整合。這個原先離了皇權就玩不轉的體製，在司禮監加內閣的雙軌製操控下，可以實現有條不紊地運轉。如此一來，明朝的皇帝就輕鬆了，要處理國家大事，不必再像朱元璋時代一樣，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隻需要授意內閣草擬處理意見就好，要同意處理意見，隻要司禮監蓋章，即所謂的批紅即可。皇帝隻需要聽彙報點個頭，國家就能正常運轉。史料上總津津樂道明朝萬曆皇帝多少年不上朝，然而不容爭議的事實是，即使是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地掌控群臣，並且實現朝廷的正常運轉，其製度上的根由正在於此。明朝這套高度專製、皇權極其強化的體製，隨著之後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麵不更改“祖製”的幌子下，隻在關鍵部位做出精到的調整，最終改變了其原本的意義：原本是想讓皇帝變得很忙，現在卻讓皇帝變得很閑。
不過明朝的皇帝如果閑下來，也一樣會感到很煩的。
2.閑著的皇帝有點煩
很煩的原因，就是新形勢遇到了新問題。
明朝這套政治製度的變動，對於皇權來說，是統治方式的改變，從早期的事必躬親變成中後期的垂拱而治。皇帝的角色變了，大臣們的角色也同樣會變。在原先那套官僚體製中，權力被朱元璋拆分開來，而在變動過程中，本來拆分的權力又被重新組合起來。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權力被統一整合到內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權力被統一整合給各省的巡撫以及負責多個省公務的總督。權力重新組合的結果使得相關大臣的權限增大，連帶著話語權加大，辦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頂牛”也變得方便了。於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大臣和皇帝頂牛的事也就越發多了起來。
所以，從明朝中期開始，曆代皇帝感到，他們說了算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少。尤其是“土木堡之變”以後，幾乎在每位明朝皇帝身上，都會發生一些著名的“頂牛”事件。景泰皇帝在立太子問題上和群臣衝突，在幾次爭吵未果之後，隻得通過向群臣行賄的方式來取得大臣們的支持。皇帝向大臣行賄，這種事在之前的朝代隻發生過一次，也就是宋真宗為了到泰山封禪，向宰相王旦行賄。然而，景泰帝的行賄對象卻是包括內閣以及六部在內的一群人。明憲宗成化皇帝在位時，群臣與皇帝頂牛又多了新招數——“集體辭職”。比較典型的事就是西廠提督太監汪直引發眾怒，大臣商輅率領文臣進諫，以集體辭職為武器，迫使明憲宗罷免汪直並裁撤西廠。雖然這場爭鬥以汪直複職、西廠複設以及商輅黯然罷官而告終，但隨著文官集團話語權的壯大，集體辭職這一招在明朝的朝堂上屢試不爽。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大學士劉健等人率領群臣進諫，以集體辭職相威脅，勸說明孝宗赦免兩京之獄中的獲罪言官，並嚴懲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發生過兩次著名的內閣集體辭職事件：一次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閣臣率領六部九卿集體辭職，勸說明武宗驅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由於其常年外出巡遊並率兵在應州與蒙古韃靼部血戰，致使以梁儲、蔣冕等閣臣為首的百官以集體辭職的方式勸其回京理政。明神宗萬曆皇帝在位時，發生了著名的“爭國本”案，集體辭職更從官員頂牛皇帝的殺招變成司空見慣的常用招數。當時，圍繞著立太子問題，堅持立皇長子的群臣與堅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開了二十年的頂牛，期間每當雙方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刻，特別是諸多官員因為直言進諫遭罰時，總會鬧出重臣們集體辭職以示抗議的一幕，諸多重臣也因此掛冠而去。而飽受頂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舉。
話語權越來越大的大臣們，在皇帝麵前變得越發地不聽話，這顯然讓皇帝不勝其煩。
明朝官員的不聽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批評多，經常性地批評皇帝。二是管得寬，他們批評皇帝的內容，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私生活，無所不包，有時候甚至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時候，一次參加經筵，不小心打了個哈欠，結果馬上有言官進言，說皇上您打哈欠，這是對經筵的不尊重。如果說這還算國家大事，那麼隆慶年間的詹仰庇卻更荒誕，一次他偶然從太監處聽說皇帝許久沒有寵幸皇後了，這本來是人家兩口子之間的私事，結果詹仰庇靈感大發，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寵幸皇後，皇帝皇後夫妻恩愛才是國家的福氣，一番怪論鬧得隆慶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時候，官員批評皇帝不但不問青紅皂白，而且不顧事實，完全憑借道聽途說甚至臆測。倒黴的典型，依然還是隆慶皇帝。一次，隆慶皇帝因病沒有上早朝，禦史蔡汝賢就上奏說，皇上，我聽說您最近縱欲過度，夜夜寵幸美人，您這樣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慶皇帝委屈得不行，以至於直接下詔書反駁說，你以為我生病是因為好色嗎，我真的是幹工作累的。比起隆慶皇帝來，他的兒子明神宗朱翊鈞更委屈。朱翊鈞三十年不上朝，到了臨終的時候，還專門把內閣首輔方從哲叫到宮裏來，方從哲本來以為皇帝叫他來是托孤的，沒想到明神宗當著方從哲的麵露出胳膊展示說：“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腫了，這全是幹工作累的，外麵那些大臣們，整天上奏折胡說，說我在宮裏不務正業，你可要為我證明啊。”一番話當場把方從哲雷翻，還沒等方從哲回過神來，明神宗又接著對身邊太監說：“我每天是怎樣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實說給方大人聽。”而比起上麵兩條煩惱，第三條更讓皇帝們抓狂，即官員權力越來越大。明初，官員生活那叫一個苦，那時候朱元璋大權獨攬且律令嚴苛，官員們稍微犯錯就會被嚴懲，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來，有些官員家還會張燈結彩——慶祝自家老爺又多活了一天。而在明朝中後期，官員的話語權越來越大，皇帝的話，有時候也是可以不聽的，比如皇帝想用錢，發文到戶部去，戶部如果覺得這筆錢不該用，就可以不撥錢，並且把皇帝的詔書原封不動地退回，這叫封駁。不但用錢問題可以封駁，其他問題也能封駁，甚至是皇帝認爹的問題。明世宗在位早期，發生了著名的大禮儀之爭，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絕按照皇室法統認已故的明孝宗為爹，反而要堅持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帝號，引發群臣不滿，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大臣堅決對抗，對於明世宗下的詔書，大臣們就是不照辦。一場禮儀之爭，把明世宗折騰得叫苦連天。
這種越來越煩的情況，明朝曆代皇帝都不會等閑視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廢朝政的明朝皇帝，都會在這個問題上開動腦筋，用各種辦法強化皇權。最通用的辦法就是強化宦官權力，用以對抗話語權越來越大的群臣。這招從明宣宗執政時代就開始使用，他在位的時候設立司禮監，給予司禮監批紅權，使宦官集團自從在朱棣時代有了特務權後，現在又多了行政權。之後的時期裏，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實和明朝文官集團地位的提升是同步的。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辦法，明憲宗除了增加特務機關，加強對群臣的監控外，也注意放開言路，言官批評他的奏折很多，他雖然多不接受，但卻很少處罰言官。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時期，由於他之前的明武宗時代宦官威權過重，他登基後開始限製宦官權力，提高文官集團地位，重用內閣。每一任皇帝麵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當明朝皇帝、文官、宦官這個權力三角體係確立後，其權力的分布就變得好像一架天平，皇權在中間，文官和宦官各占一邊。在明朝做個好皇帝，其實也就要求做到一條，保持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整個明朝中後期，所有執政成就最好的時代，都做到了這種平衡。典型的如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十年”，盡管當時明神宗還是個孩子，但是擔任輔政大臣的張居正與擔任宦官集團首腦的馮保，既是相互利用的夥伴，又在權力上相互製約。張居正有輔政大權，然而卻無廠衛大權，同時他的輔政權也需要得到來自宮廷內部尤其是明神宗與李太後的支持，因此必須倚重馮保。馮保雖然是宦官首腦，但行政方麵同樣要倚重張居正。這種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也才有了著名的“萬曆中興”。
由此可見，在明朝大多數時代，做好皇帝的首要標準，其實就是一句俗話：在宦官和文官之間，一碗水端平。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
3.考出來的文官們
明朝的文官們，實在是一群不一般的人。
他們的不一般，得從頭說起。
明朝的官員是怎麼來的？答：科舉考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