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驕人的開國戰爭成就外，明軍在軍事裝備和軍事思想方麵也是相當的卓越。首先是火器的使用，明軍堪稱是從火藥發明至鴉片戰爭前，中國曆史上火器使用率最高的部隊。早在元朝開國時期，明軍就確立了“二分習火器”的傳統，也就是一支明軍火器的使用率要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個比率在當時可謂絕無僅有。在火器裝備方麵，明軍也格外進步。明朝開國戰爭時期，明軍騎兵之所以能重創元朝騎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軍的精銳騎兵大多裝備了當時的雛形火器——洪武手銃，這種能在戰馬上發射的火槍，成了當時元朝騎兵的不二噩夢。而從明朝建立以後，嚐到火器甜頭的明朝，也高度重視武器的革新和戰術演變。朱元璋統治末期，在明朝平定雲南的戰役中，就率先由沐晟使用了新型火槍射擊戰術——線形三段擊，具體說來就是火槍手站成三排，第一排開火的時候後兩排準備，第二排開火的時候第三排準備，如此循環射擊，保證持久火力。火炮的技術也同樣發展快，朱元璋在平定張士誠的戰役中，大規模使用重型火炮——襄陽炮攻城，這是人類最早的大規模管形火炮攻城實戰。明成祖在位時，明朝不但有了人類曆史上最早的全火器裝備部隊神機營，更有了先以火炮轟擊，再以騎兵衝擊，最後步兵鞏固陣地的新型野戰戰術，歐洲采用同樣的戰術是在十八世紀的拿破侖時代。盡管從十五世紀中後期開始，明朝在諸多火器製作技術上被西方超越，但是不甘落後的明朝軍事技術人員，在見識了西方火器的優勢後立刻奮起直追，後人往往對明朝中後期，西方火器在與明朝戰爭中的優勢津津樂道，但同樣不容忽略的是，麵對每一種當時世界上新出現的火器，明朝都有極強的改裝以及研發超越能力。比如明朝與葡萄牙海戰時繳獲的重型火炮佛郎機，明朝不僅通過研究迅速掌握了製造工藝，而且還開發出了多個衍生品種，如可以當火槍使用的小型佛郎機、可以發射散彈的中型佛郎機（大型火槍）、可以做火炮用的重型佛郎機。而明末傳入的具有爆破力的新型西方加農重炮，也被明朝以“紅衣大炮”的方式改裝，並在明清戰爭中發揮了重要效用。海軍方麵，明朝同樣成就驕人，雖然明朝沒有像西方殖民者那樣拓展殖民地，但鄭和寶船的製作工藝，同樣在當時的世界處於領先地位。明朝後期，西方殖民者侵擾東南沿海，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這些在當時世界海洋上呼風喚雨的歐洲海軍強國，都曾是明軍的手下敗將。盡管鄭和下西洋後，大船的製造工藝一度被明朝廢止，但是當歐洲戰船造訪後，明朝也迅速學習並趕超歐洲造船技術，明朝晚期的大福船以及後來鄭成功家族的新型鳥船，都曾是歐洲海軍的勁敵。如果翻檢一下明朝兵器庫的話，我們更會驚訝地看到，幾乎現代戰爭中所有的武器，在明朝都可以找到雛形。比如坦克，在明朝就有了火器戰車，並且從中期開始，以火器戰車加步騎兵的協同作戰模式，一直是明朝對抗遊牧騎兵的殺器。又比如機關槍，在明朝，多管火器已經大行其道，諸如五雷神機等火器具有極強的連發效用。在明朝抗倭戰爭中，明朝在戰場上所用的大型佛郎機火炮，甚至有了十連發的速射功效（明朝叫子母銃），而明朝的火箭發射裝置“一窩蜂”也可以說是火箭炮的雛形，海戰所用的火龍出水火箭也可以說是艦對艦導彈的雛形。明朝軍隊的輝煌與成就，不隻是中國人自己的光榮，更是中國對世界軍事技術發展的貢獻。
所以說，鼎盛時期的明軍，無論戰果還是戰鬥力，都是一支堪與漢唐比肩的鐵血雄師。
2.在明朝當兵
如果能回到明朝當軍人，做橫刀立馬的將軍，自然是令人無比盼望的事。然而在明朝要成為將軍，也是不容易的。明朝將軍的來源早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世襲的將軍，也就是明朝開國名將的後人，靠著家族爵位的世襲一步到位；另一種就是草根出身的將軍，也就是本身是個士兵，通過屢立戰功，最終走向將軍的高位。無論哪一種，都是不容易的。
最不容易的自然是從小兵幹起的那種。明朝建國的軍製稱為衛所製。按照官職等級的劃分，最高軍事機關叫“五軍都督府”，也就是設中、左、右、前、後五個都督府，五個都督府不相統轄，分別管理京城以及各地的軍隊。地方各省的軍事長官叫作都指揮使，指揮使下麵就是基層軍事單位衛所。衛所中的“衛”和“所”其實是兩級軍事單位，衛的士兵總數為五千六百人，管轄五個所，每個所的人數為一千一百二十人。衛所的最大特點，一是軍事保障自給自足，國家劃撥土地給衛所，軍隊除了操練之外，還要耕種土地維持生活。衛所的成員除了士兵外，還有士兵家屬，稱為“軍戶”，屬於世襲當兵；劃給軍隊的土地，則稱為軍屯。這種製度的好處就是，國家節約了大量的軍費開支，可以保證維持數目龐大的常備軍，而且軍屯的生產還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按照朱元璋的話說，就是“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粒錢糧”。另外，這種製度能確保軍隊的絕對忠誠，衛所製度確立後，軍隊的權力也被拆分，五軍都督府雖然是軍隊的最高機關，但是都督府對於軍隊隻有管轄權而無調度權，統兵打仗調度軍隊由文官負責的兵部來執行，沒有兵部的命令，調動百人以上軍隊就形同謀反。而一旦遭遇對外戰爭，明朝軍隊的集結則是通過向各衛所調兵的方式，再給予統兵大將帶兵權，稱作專征。雖說打仗的時候在一起，但打完仗後，參戰的士兵哪個衛所來的回哪裏去，相互間不相統屬，比起唐朝同樣性質的府兵製來，衛所對於士兵的控製力更強，既保證士兵的戰鬥力，又能杜絕將領培植私人勢力。所以整個明朝，軍隊始終保持著對中央集權的絕對拱衛，除了由藩王引發的“靖難之役”外，從未發生過地方軍事長官脫離中央割據自立的事。而在這套製度下，明朝軍隊的總人數也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紀錄——洪武年間在冊的軍隊人數多達一百八十萬。
明朝衛所製度下的一個士兵，在明朝的戶口本上是“軍籍”，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樣的，普通老百姓的戶口叫“民籍”，是歸明朝“六部”中的戶部來管轄的，而士兵則是由衛所所屬的都督府來管轄的。如果一個人入了軍籍，那他的全家都是軍籍，而且世代不能脫籍為民，可謂一人當兵，全家都是兵，而且代代都是兵。士兵的家屬被稱為軍戶；家裏當兵的人被稱為正軍；士兵的兒子則被稱為餘丁。如果“正軍”在戰鬥中不幸犧牲了，那麼這個名額就由這個家中的“餘丁”來繼承。如果這個家裏所有的人都犧牲了，那麼這個家庭的軍戶名額，就需要從這個家庭的籍貫所在地重新找一戶家庭來遞補。在待遇方麵，軍戶家庭是有一些優待的，比如國家會劃撥給軍戶家庭私田，由軍屬來耕種，並按照戶部的賦稅規定繳納賦稅，但家中當兵的“正軍”卻要去耕種國家的土地——軍田。軍田產權屬於部隊，早期由士兵耕種，後期因為士兵逃亡過多，主要招納流民耕種，需要繳納規定的賦稅，其實就是給國家當佃農。軍田的收益是明朝早期軍費開支的主要來源。同時，軍丁還需要負擔戍守京城的任務，一旦被選中了，那麼每年農忙過後就要被調到京城守衛，路費要自理，而且要到第二年農忙開始前才能回來。
作為一個普通士兵，在這個體製下生存是很艱辛的。首先是任務重，明朝衛所製規定，邊境上百分之三十的軍隊用於作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用於種地。而在內地衛所，通常是百分之八十的士兵用於種地，百分之二十的士兵用於作戰。雖然明朝早期設定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和考核製度，定期就要抽調考核訓練，還要給予賞罰，尤其是作戰部隊成員，通常都是考核中的優秀者。但是絕大多數的士兵，日常的主要工作還是種地。而且即使是種地，受的盤剝也是極重的，士兵家裏的地要按照民田的賦稅繳稅，而工作中種的地要按照比民田高得多的稅向部隊繳稅。另外定期還需要抽調服役，到京城值班。一旦遇到戰事，如果被編入了作戰部隊，更需要按照命令開赴邊境，執行保家衛國的使命。
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衛所製也出現了大問題，其中直接的問題就是：軍隊的士兵和土地大量流失，被劃為了私產。士兵的流失，主要原因是土地兼並，大量本來屬於軍戶的私田，被豪強地主以及軍隊將領用各種名目私吞，軍戶沒了地，卻還要承擔國家的賦稅，最後沒辦法隻好跑路。同時正軍所負擔耕種的軍田，也容易被當地軍事長官吞並，原本給國家當佃戶的士兵，變成了給將領家當佃戶。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士兵的地位更加低下。在明朝初期，擅自調動一百名士兵就形同謀反，可到了中後期，士兵們經常被調去給達官貴人家裏幹私活。沒有了土地經濟的保障，士兵人員也嚴重缺編，經常是賬冊上有數目龐大的士兵數量，仔細一查對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而且僅有的士兵也經常是一些老弱殘兵。如此一來，曾經橫掃天下的大明軍隊，就變得越來越不給力了。明朝戰鬥力的退化，從中期開始局麵就非常嚴重。比如“土木堡之變”後，名將郭登臨危受命，擔任邊防重鎮大同的總兵。到任後才發現，按照賬冊，大同原本應該有兵馬八萬多，實際卻隻有一萬多。邊防重地尚且如此，其他地區可想而知。嘉靖年間，蒙古韃靼部可汗阿勒坦發動“庚戌之變”，率軍打到北京城下，當時號稱明朝最精銳的十二團營卻多是些老弱殘兵，根本不敢迎戰，逼得明王朝無法，隻得假裝媾和拖時間，等著各地增援部隊趕來，這才把阿勒坦逼退。
對於士兵們來說，衛所製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它的僵化。在這套製度下，將領的後代永遠是將領，士兵的後代永遠是士兵，當兵的種地打糧或者修牆鋪路，基本上很難出頭，除非是戰場上立了大功。具體到衛所來說，士兵進入作戰部隊的概率在邊境是百分之三十，在內地是百分之二十。即使進了作戰部隊，碰到立功機會也同樣是困難的。如此一來，士兵自然沒積極性。隨著明王朝的衰敗，越發失去保障且沒有積極性的明軍，戰鬥力也一度直線下降。
相對而言，最容易出頭的，卻是在明朝中後期的一種新製度——募兵製。
和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一樣，每當國家傳統軍事製度——世兵製走向衰落的時候，募兵製就開始地位漸重。然而對比唐宋各朝，明朝的募兵製卻也有其特點。首先，雖然募兵製形成了以將領個人威權為核心的軍隊，但沒有任何一位建功立業的將領可以威脅到國家的威權，這一點和唐朝藩鎮割據時代的驕兵悍將是不一樣的。明朝封建體製的成熟之處正在於，它可以通過有效的監管，對募兵施行監督，既確保軍隊打勝仗，又確保軍隊的忠誠。
明朝的募兵製度，從建國早期就有。比如明朝洪武年間，就有地方衛所招募民壯，用於邊境防禦。明朝正統、景泰年間的“土木堡之變”以及之後的“北京保衛戰”，明王朝也多次以國家名義招募壯丁，參加對瓦剌部的作戰。然而那時候的募兵還處於附屬階段，一般都是招來了打仗，打完仗領錢回家，並非明朝常備的軍事製度。募兵真正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是在明朝弘治（1488年—1505年）年間。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頒布了《僉民壯》法，規定各省必須要從民戶中抽調精壯百姓為民壯。這些人平時訓練，戰時若有需要參加戰鬥，作戰經費由朝廷劃撥，立功有賞。從嚴格意義上說，民壯和募兵還是不一樣的，民壯是一種民兵組織，其成員身份也隻是臨時壯丁，而非國家正式軍隊。然而這個法令的頒布，卻為明朝中後期大規模募兵奠定了基礎——募兵的選擇範圍，主要就是以當地民壯為基礎。
相比於民壯的民兵身份，募兵的成本顯然要高得多，一旦招募為兵，就要按月發軍餉。而在這之前的朝代，募兵之所以容易造成悍將割據，主要由於募兵是由將領主持，選進來的兵自然就成了將領自己的兵，日久天長，這支招募來的部隊就成了將領自己的軍隊。等於是拿著國家的錢，養了自己的兵。這種傻事明朝顯然是不幹的，從頭到尾，明朝募兵都有一套嚴格的審判程序，地方官是沒有權力私自募兵的，每招募一支新軍隊都需要朝廷批準，並且由朝廷派專人主持。這支軍隊成立後，其監管也是相當嚴格的，雖然部隊由武將帶，但上頭有文官統率，部隊裏也有監軍督查，互相製約。因此再強悍的部隊也無法割據自立。
對於士兵來說，募兵自然要好過衛所製。首先是利益有保障，要讓士兵打仗，就要真金白銀給錢；其次是升官機會多，雖然少不了腐敗，但要想升官，就需要有實打實的軍功。一個數據就可以佐證，在明朝中期之前，有名的軍事將領，特別是武將，絕大多數都是世襲官出身，由中下級軍官升上來的少之又少，士兵出身的則更少。而募兵製下，由士兵出身最終成為大將的，卻絕不是個例。比如抗倭名將鄧子龍，就是以平民身份應募，在節節立功中最終成為一代名將。
募兵機會大，但也要看成為誰的兵。雖然明朝募兵管理嚴格，但軍隊要想打勝仗，關鍵還要看將領，所以跟對人就顯得尤其重要。明朝帶有募兵性質的軍隊，通常會被外人以將領姓氏代稱，稱為“×家軍”。以嘉靖年間為例，北方大同總兵馬芳的軍隊，被稱為“馬家軍”；南方抗倭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的軍隊，被稱為“戚家軍”和“俞家軍”；而遼東李成梁的軍隊，則被稱為“李家軍”。這幾支部隊，都是明朝募兵製下的模範軍隊，在這幾支部隊裏，哪怕是個普通小兵，隻要好好打仗並且能幸運活下來，橫刀立馬當將軍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放在募兵製度下的具體部隊中，作為一個普通士兵，出頭的機會，既比衛所製下簡單得多，也要大得多，隻要刻苦訓練，奮勇作戰，就有機會出人頭地。而放在名將統率的募兵製軍隊中，士兵要想熬成將軍，首先要成為一類人——家兵。所謂家兵，就是在一支募兵製軍隊中，帶兵將領親自挑選軍隊中的精壯，組成的貼身嫡係將領衛隊，人數通常不多，作用卻極其重要，而且升遷的機會也足夠大。通常被選為家兵的士兵，都是將領絕對看重信任，並且引以為心腹者，甚至表現好的家兵，不但有可能升官，更有可能被將領引以為接班人。比如嘉靖時期的大同守將馬芳，就有一支百人的家兵部隊，這支部隊除了在作戰中擔負他的護衛任務外，還擔負著戰前偵察、警戒等任務。遼東總兵李成梁也組建了他的李府家兵，並且在他退休後，由他的兒子李如鬆繼承，在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的碧蹄館之戰中，李如鬆遭到倭寇數倍於自己軍隊的圍困，關鍵時刻正是李府家兵們奮勇作戰，保護著李如鬆成功殺出重圍。一旦成為家兵，不但有極高的軍事待遇，還有額外收入，比如李成梁的家兵，拿著高工資不說，遼東屯墾的土地也被李成梁按照人頭分配給他們，幾乎每一個家兵都是擁有大片良田的大地主。然而有時候，太多的賞賜反而會起反作用，還是以李成梁家兵為例，到了萬曆晚期，昔日橫掃天下的遼東鐵騎早已腐化不堪，在努爾哈赤崛起遼東後，很快被打得稀裏嘩啦。
相比之下，在募兵製上，貢獻最大的明朝名將當屬戚繼光。對比明朝其他將領的募兵，戚繼光最大的不同點是：其他的將領都是靠其個人的威信恩典來維持整個軍隊的戰鬥力，戚繼光卻認定，製度比人更靠譜，他所打造的戚家軍是一支無論他在與不在，都能依靠嚴格的製度與堅決的執行力，從始至終保持高昂的士氣、決死的勇氣、頑強的鬥誌、一往無前的精神的軍隊。戚家軍的特點，首先是條令格外嚴格，如果進了戚家軍，從做士兵角度說，也許是最苦的，因為其訓練內容極其細化。比如訓練的時候，基本的格鬥技術，都是兩人一組拿著木製兵器對練，你要被人家打趴下了，不但要扣工資，還要被懲罰加練，你如果打趴下了對手，則會漲工資，漲完工資後，會安排更厲害的戰友和你對練，如果不幸被打趴下，照樣扣工資。另外諸如騎馬、射箭等各種軍事技能，不但每天有嚴格的訓練，更有嚴格的按月考核。戚家軍士兵的基本月薪大約是五兩白銀，本身就不高，如果你日常訓練表現不好，那更可能連個零頭都拿不到。
除了訓練辛苦外，更要命的是戚家軍嚴格的懲罰製度。戚繼光的懲罰方式，除了犯下罪大惡極的罪過要殺頭外，其他的罪過主要是罰款和打板子，而且規矩極多，比如不許在軍中賭博；不許奸淫擄掠；不許泄露機密；作戰時，聽到號令不敢前進的，戰後也要受罰；沒接到命令就擅自衝鋒的，就算立了功照樣要受罰。當然也有比較寬容的一麵，如果士兵犯的是小錯，而且又是初犯，可以免於處罰，一旦再犯，就要加重處罰。不過有五項過錯就算是初犯，也絕對要重罰——賭博，奸盜，泄密，殺人，謀反。一個紀律渙散的士兵，如果放在戚家軍中，就算沒死在戰場上，罰也能被罰死。
當然，為了士兵不被罰死，在選兵上，戚繼光也有嚴格的規矩，有可能被罰死的士兵在選拔的環節裏，大多都被淘汰了：在衙門裏做過事的人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甚至有城市戶口或在城裏打過工的也不要。戚家軍招人的時候最容易麵試通過的是那些性格憨厚、身體強壯的農民。
當然，僅靠嚴格的懲罰，是不足以讓戚家軍橫掃天下的。仔細研究一下戚家軍的製度就會發現，隻要好好幹，在戚家軍裏不但發財容易，升官也是大有希望的。
戚家軍最被後人稱道的是它的獎勵製度，獎金最豐厚的獎勵項目就是戚家軍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舉行的大比武。所有的士兵在每年的這四天，都要接受軍事技能的考核，而且還要根據考核的成績排出名次，差的扣錢，好的獎勵，如果你能在考核中表現突出，不但可以拿到大筆的獎金，而且還能成為重點培養對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次考核中排名第一的士兵會拿到這次考核最高的獎金：五百兩白銀。如果一個士兵可以在一年的四次考核中全都拿到第一，那麼總獎金高達兩千兩。考試考得好，在戚家軍裏混成百萬富翁絕不是神話。當然戚家軍也不隻是重考試，打仗的時候，士兵每殺死一個敵人，就可以獲得三十兩白銀。作戰的時候，能夠勇敢衝鋒的士兵也可以獲得十兩白銀的獎勵。另外，每次打完仗後繳獲的戰利品，也都折合成白銀由士兵們平分，勝仗多，獎金也就多。懲罰嚴格的戚家軍，其實發財的機會很多。升官的機會也同樣多，戚繼光是極其重視士兵提拔的，每次打完仗後，都要把作戰勇敢的士兵統計在冊，隻要能夠持續表現良好，很快就能獲得升遷。看看明朝中後期的將領名目就可以發現，萬曆年間的武將中士兵出身的將軍在戚家軍中占了很大比例，比如抗倭名將吳惟忠。
而這些也正是戚家軍強大的原因：嚴明的軍紀，公平的賞罰，嚴格的管理，以及堅定的信仰。戚繼光極其重視思想教育，不但把忠君思想編成通俗易懂的歌謠，在軍營裏傳唱，而且每支部隊都設立了戰旗，戰旗上繪有不同內容的圖騰，作為部隊的標誌，把忠君的思想滲透進士兵的骨髓裏。他的這些帶兵奧妙都寫入了他自己的軍事著作《練兵紀實》中，清朝的曾國藩等人練兵時，也從中受益頗深。在當時的明朝，這套新軍事製度也產生了巨大的效果，嘉靖後的隆慶、萬曆兩代，由於張居正改革實現了國家的富庶，明朝有了更多的資金來進行募兵，同時考成法的推行，提高了官場效率，遏製了貪汙腐敗，因此明軍的武力也為之一振，著名的“萬曆三大征”時代，明軍可以獲得全線大捷，軍力強大正是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