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朝老百姓怎麼過
從明初的社會製度上看，明朝的老百姓在很多方麵是很辛苦的。但事實上，無論在明初還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麵——福利好。
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程度比較高的朝代。這首先應當歸功於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視民間疾苦，為此他出台了三大福利政策——“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失獨者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逝者；惠民藥局，就是國家的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裏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麼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朱元璋還曾經試驗過“保障房”政策，要求在南京試點，於郊外修築公房供無家可歸者居住，盡管這項政策限於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免費福利公房。除了這些福利機構，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得很，以養濟院為例，凡是被收留者，每月都可領取大米三鬥、庫布一匹。以至於許多生活並不貧困的人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裏麵不走。如果遇到水旱災害，對於無家可歸者，政府更免費給予稻種、耕牛，並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製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由國家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毫不誇張地說，大明王朝，堪稱全民福利的國家。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近三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許多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年代，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表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變後的北京保衛戰，不但士兵浴血拚殺，甚至戰前京城的百姓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且在戰鬥打響後，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鬥，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明朝中後期雖然軍備廢弛，但是在明朝北方邊境，邊鎮百姓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並擊退強敵的佳話史不絕書。尤其是在嘉靖年間的右玉保衛戰中，當時韃靼大軍圍困，小小右玉隻有幾千士兵和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卻言道：我們世代受國恩，如果今日開城，就要留下萬世的罵名。結果八個月的右玉保衛戰，令橫掃草原的韃靼阿勒坦可汗碰得頭破血流。鼎盛時期的大明，盡管存在著諸如腐敗等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繁榮經濟和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國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滅亡的下場，武備不振隻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卻是腐敗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民心，最終慘遭拋棄。
如果在明朝做老百姓，做農村人還是做城市人，差別也是很大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農”政策，具體到農民身上，一是賦稅比較輕，除了江南地區實行重稅外，其他地區的稅都不高。農民家裏的土地，多少畝種麥子，多少畝種果樹，多少畝種桑麻，都要聽國家指揮，私自亂種要被治罪的。這種明朝特色的“計劃經濟”，在明朝早期發揮了巨大效用，國家經濟迅速恢複，糧食儲備直線增加，按照《明史》的說法，朱元璋在位晚期，國家各倉庫裏的糧食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為常年存放，已經腐爛變質。
在明初做農民，雖然被管得嚴，但隻要勤勞工作並發家致富，也有機會當官。明朝管財產較為豐厚的農民叫作“富民”，啟用富民為官，也是明朝從朱元璋開國之後一度奉行不輟的傳統，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拉近政府與百姓的距離，體現朝廷親民重農之意；二也有助於調和官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們去執行國家的政策，與百姓之間的衝突會少得多，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農民出身並官至高層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廣富民嚴震直被一路提拔成了戶部尚書，掌管整個大明王朝的財政。蘇州富民沈階也曾官至戶部員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縣的基層官員甚至小吏也都由富民充任。種地種得好，在明朝早期，當官甚至當大官都不是夢。
“富民為官”現象後來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選為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實的農民或者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雖然也不乏嚴震直這樣的能臣，但絕大多數人的行政能力是有限的，幹工作幹得很辛苦，二是隨著明朝教育的發展，科舉製度逐漸成為官場選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員也就日益絕跡。
明朝農民生活變遷的最大特點就是，從明朝開國到滅亡，農村土地兼並和貧富分化日益加劇。這個變化並不隻明朝有，而是每個封建王朝的老劇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貧富分化問題。這其實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任何一個行業，都會有優勝劣汰，但明朝的問題是，國家以農業稅為主要稅收方式，而土地兼並的發展，卻讓農業稅日益萎縮，因此農民負擔日重。這其中尤其以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最為明顯，江南地區是明朝農業稅稅率最重的地區，但是明朝又有規定，士紳大戶有免稅特權，所以一些自耕農們就把土地寄托在大戶名下，以此逃稅，在這樣的情況下，大戶得利，小民也減稅，然而國家的稅收卻因此受損。明朝中後期稅收日少的局麵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問題就是稅收比例嚴重失調，承擔賦稅依然以自耕農為主，可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勃興，工商業成了國民經濟中的大頭，然而放在稅收裏，工商業的比重卻依然低，結果就是該繳稅的卻交得少，沒錢繳稅的反而交得多，交不起的就起來造反。
而如果生活在明朝的城市，特別是中後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裏，那麼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榮，看看《明史》就知道了。由於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加劇，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榮，人口數量激增，行業魚龍混雜，三教九流雲集，在這樣的城市裏，一個人奮鬥的途徑也變得日益多樣。如果你是一個文士，考科舉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麼做個教書先生，要麼回家種地，很可能清貧一生，而放在明朝卻有許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給官員做師爺，給商人做參謀，甚至還可以去戲班子寫劇本。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誌得意滿的達官顯貴，衣著華貴的商人，結夥走道的鏢師甚至連婦女都有許多新職業，比如出入於官宦小姐家的女幫閑等。那些當時造訪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認定，明朝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在同時代歐洲城市之上。在外人眼裏，每一個明朝的城市都是一個充滿誘惑的花花世界。
在這個朝代做老百姓，奮鬥的內容也是可選擇的。比如你要打工，到了一個城市後，首先要找當地的“會館”，也就是由你的老鄉開的招待所，在會館登記注冊後，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後會館負責給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後你就可以合法地在當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辭職，後果是嚴重的：名聲臭了，在當地無法再混。而且明朝城市裏的職業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可以做工人、做用人外，就算是青皮混混也有一份職業——青手。這個職業有兩項業務：一個是打人，比如收人錢財後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門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錢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費十兩。
明朝中後期這種社會變化，也體現在知識階層。我們今天稱呼秀才，都叫“窮秀才”，其實這個稱呼，就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的。明朝初期的秀才並不窮，按照國家規定，秀才都有國家的財政補貼，到了明末也照樣有，但數目三百年來基本沒變，物價卻不知翻了多少倍，這些錢放在明初，足夠秀才養家糊口，但放到明末，卻連喝西北風都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明末的秀才隻好自謀生路，個別沒骨氣的就要窮人接濟，成語“打秋風”就是這麼來的。而有骨氣的秀才好多都轉了行，最多的是轉行做生意。明朝中後期，出身讀書人的商賈越來越多，形成對比的是，許多商人有了錢之後，第一件事是花錢買一個生員名額，以圖有個身份。
在那個時代裏，生活壓力最小，既有錢又有閑的階層，當屬士大夫階層。明朝中後期士大夫階層的特點：一是極端富裕化，二是極端享樂化。明朝貧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識階層，就是有科舉身份和官員身份的士大夫們生活大多極度富裕，尤其隨著明朝腐敗的加劇，他們就變得更加富裕。富裕了以後的士大夫，生活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按照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裏的描述，明末的士大夫們，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不惜千金，珍奇野味無所不用其極；又比如穿，極盡奢靡；再比如業餘愛好，有流連青樓的，也有混跡戲班的，而且這兩樣在明朝開國時期是絕對不允許做的丟人事，放在明末卻是風雅事。明朝的士大夫們，常有人喜歡為戲班子寫戲，更有人喜歡親自登台演戲。混跡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員進妓院，鐵定是要丟官的。而在明末，官員進妓院，不但是一件風雅事，甚至還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個知名妓女的青睞，甚至抱得美人歸，那在官場上的知名度鐵定刷刷地漲。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錢謙益，雖然在當時被罵得要死，結婚的時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雞蛋，但名聲算是出來了，後來他一躍成為東林黨幹將，和這不無關係。
明朝這些社會觀念的改變，不但是一個朝代理念的改變，甚至也是一種社會製度演進過程的改變。從總的趨勢看，明朝的這種演變，主要是從單純的封建禮教演變為對個性自由解放的強烈追求。在這個過程裏所出現的一切現象，如果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國家，我們會發現兩者充滿著各種相似之處，當然也有不同，不同之處在於，明朝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其改變隻在於生活層麵與經濟層麵，國家基礎的社會製度並沒有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結果就是日益發展變化的明王朝，與舊有的官僚體製越來越不相容，具體到國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對立嚴重，而明朝民間聲音與官方聲音也對立嚴重，在經曆了張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後，萬曆皇帝的清算，卻讓這種不相容徹底失控。所謂萬曆三十年不上朝，以及東林黨與閹黨的相互傾軋，歸根結底都是這種不相容的表象，實際的原因卻是，在不相容中反複掙紮的明朝，最終沒有找到一條新的出路，整個國家隨著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稅收的不公正、舊體製的日益滯後，最終如一個公司破產一樣，走上了滅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