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都帶頭了，普通老百姓自不用說，從明朝中期以後，老百姓穿衣服也變得越來越自由開放。明朝人張翰就曾感歎這種變化，現在普通的老百姓衣服上就敢繡官員的圖案，普通的婦女都敢佩金首飾。而官員身份的標誌——蟒服，不但富商們敢穿，連太監也敢穿。帽子本來是明朝等級製度的象征之一，在朱元璋統治時代，什麼階層的人戴什麼樣的帽子，規定都是很嚴格的。到了明朝中後期，人們不但已不遵規戴帽，甚至還經常發明“新款”，比如原本是士紳專用的方巾峨冠，經常有平民百姓冒戴，一些手裏有錢的老百姓還擅自改裝，在普通的方巾上加各種粉飾，美其名曰“銀招牌”。還常有普通百姓頂著書生方巾招搖過市，要是有人盤問戴的什麼，就回答說“省錢帽”，換個名字，就可以大搖大擺地“違製”了。
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高度繁榮，此時人們穿衣開始以追求美麗為第一要務，就連大老爺們兒也不例外。為了美，所有等級製度條令都可以通通無視。明初士民穿衣服，以節儉為特點，即使是有錢人家有好衣服也都壓箱底藏著，每年重大場合才穿一次，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達官貴人家恨不得一頓飯工夫就要換幾套衣服。這裏麵的典型，就是明朝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有一次在內閣值班，中午吃工作餐的工夫，他就換了四套衣服，而且他以喜好華美服飾出名，按照《明史》裏的記錄，他早晨上班時穿的衣服與晚上下班時穿的衣服絕對是不一樣的。而有這種愛好的明朝士大夫，也不止張居正一人。晚明官場的一大風氣，就是官員之間相互攀比服裝，誰穿了什麼新潮的衣服，誰家的衣服花錢多，定然要在公共場合拿出來炫耀一番。為了愛美，有些官員甚至親自上陣，當起了業餘服裝設計師，動手設計服裝。除了在正式場合穿著的衣服外，日常的休閑服飾，在明朝官場也花樣頗多。士大夫日常的休閑服分為曳撒、程子衣、道袍三類樣式，而且比起明初服裝的厚重樸實來，明末的服裝則以輕薄鮮豔著稱，甚至還出現了“輕薄如紙”的袍袖，在明末風靡一時。對美的追求，也加速了時裝的更新換代，晚明服裝，尤其是女性服裝的款式幾乎兩三年就會被淘汰，新樣式層出不窮。這時期領導流行服裝潮流的地區，當屬明末商品經濟最發達的蘇州。蘇州發達的娛樂業外加繁榮的城市經濟，使蘇州人的服裝，尤其是女性服裝，始終走在時代最前沿，每當蘇州地區出現新的服裝款式，全國各地都會紛紛效仿。而且明朝的服裝潮流還具有國際影響力，與晚明高度開放相對應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國熱。隨著中國東南沿海海禁解除，中國絲綢大量通過海路輸入歐洲，引發了歐洲人的競相購買。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一個多世紀裏，穿中國漢服成為歐洲貴族最時髦的標誌。引領了明朝服裝潮流的蘇州，堪比今日世界時裝之都巴黎。
再說說明朝飲食文化的變遷。明初時吃飯的規矩多，飯菜本身比較簡單，明朝中後期的景象卻恰恰反過來，吃飯的規矩越來越少，用錯餐具之類的事不再是掉腦袋的大事，飯菜內容越發的豐盛。而在這方麵起帶頭作用的依然是明朝的皇帝。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生活簡樸著稱，他簡樸，底下人自然不敢浪費。朱元璋時代，即使是親王，每天也隻有一斤的羊肉配給，而隨著曆史的發展，明朝皇帝的禦膳也變得越來越豐富。比如明朝皇帝固定要吃的豆腐，在明朝初期用的是真豆腐，為的是提醒皇帝不忘艱苦生活，時刻保持親民本色。可到了明朝中後期，這用作“憶苦思甜”的豆腐菜已不再是用真正的豆腐做，而是用鳥腦，製作一盤豆腐菜至少需要上千隻鳥。豆腐尚且如此，宮廷飲食的奢侈由此可見。
民間飲食也不甘落後。明初時士大夫的宴會以節儉著稱，而到了明晚期，請一次客要花費數天的準備時間，席上的酒與果品都必須是最名貴的；食物一定要擺滿幾案，否則就會被人嘲笑；酒具就連金銀質地都不上檔次了，必須要用名貴的玉器酒具才夠麵子。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在酒宴的花費上也毫不手軟，通常一桌宴席的菜式得有十多種。按照《萬曆野獲編》的說法，普通老百姓家一頓酒宴的花費相當於一家人至少五個月的生活費。食物的內容更是豐富多彩，雞鴨魚肉已經不稀罕了，上檔次的菜品主要以名貴動物為主。普通人家的宴席上常有鴿子、斑鳩、大雁這些珍奇鳥類，富貴人家則會有北方的熊掌、西域的馬奶、東海的鯨魚唇，而一場豪門大族家的宴會則像場珍稀保護動物展。酒席上消耗最大的當然就是酒，按照嘉靖年間的記錄，淮安府每年消耗的酒折合成釀酒所需的麥子高達一百萬石。而這些糧食放在戰場上，足夠支持一支萬人軍隊出境作戰。明朝飲食的奢靡之風，可謂上行下效。
隨著時間的推移，明初的各種住宅規矩也相繼被打破，不過親王家庭除外，因為身份敏感，隨意蓋房很可能要被治罪，但老百姓家就不一樣了。從明朝中期開始，各種打破等級界限的新型住宅樣式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明初時的民居，就算是在南京，也多以低矮簡樸為主。可從明朝正德年間以後，隨著經濟的發展，明朝的住宅也和服裝一樣，開始了大膽的演變。按照《明史》的記載，明朝弘治年間，像浙江太平縣這樣的小地方，房屋建築就比明初高大一倍，而且老百姓家的房屋也都照著官宦人家的式樣修建，就像穿衣服效仿官服一樣，要的就是闊氣。嘉靖年間的南京，普通老百姓家裝修房屋，僅修繕客廳用通常就要花費近千兩白銀。而且，老百姓家裝修還往往喜歡向官府看齊，家裏房子的雕欄畫棟，甚至廳堂擺設，都照著衙門的樣子修。在蘇南、浙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那些有錢的大商人常常照著王公貴族的府邸修建自家宅院，甚至還有富商托關係取得京城公侯家宅院的圖紙，依葫蘆畫瓢地修自家宅院。而且裝修豪華、氣勢宏大的宅院裏，連生活細節也要體現奢靡，例如打掃衛生要用雞毛做的掃帚，擦桌子要用絲綢做的抹布。
裝修業如此進步，明朝的房地產業也因此被炒作起來。明朝中後期農村的一大風潮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有錢的地主紛紛在城裏購置房屋，搖身一變做城裏人。一開始這麼做的都是有錢的大地主，後來中小地主也跟進效仿，再後來，那些在蘇州等城市打工的外來民工們，有了錢也紛紛在城裏購房安家。從明朝萬曆年間的地方官奏報可以看出，蘇州地區的房價，比起十幾年前的隆慶年間，上漲了至少五倍。
而明朝的“行”也因此而變化，比如明初隻有官員有資格坐轎子，而且要根據品級確定，到了明朝中後期，有錢的富商也紛紛坐轎，許多人出行的儀仗排場比達官貴人更甚，人口流動也頻繁起來。明朝初年，農民出村都要政府開介紹信，到了中後期，各地流民雲集，大批農民湧入商品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而知識分子也喜好遊山玩水，四處遊學，甚至還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科舉移民。由於明朝科舉分南北榜，在南方考試中榜的難度要遠遠高於北方，所以許多南方士子往往托關係更改戶口，跑到北方區考試，典型明朝版的高考移民。有實力這樣做的，主要是商人家庭出身的學子，因為父母經商的緣故，他們從小就跟隨父母四處遊曆，外加家底豐厚，因此托點關係在當地入籍考試，都是很容易的。而且明朝政府對此也很寬容，嘉靖年間，曾有商人子弟章禮，原是浙江籍貫，本應在南方參加考試，卻在北方順天府參考並中榜，事情被揭穿後，輿論一片嘩然，但嘉靖皇帝卻說，在南方考在北方考，都是天子門生，這有啥差別？從那以後，高考移民成了明朝學子的一個常備選擇。如果我們看晚明許多士大夫，會發現他們參加科舉的地點和他們的老家，有的竟然相差十萬八千裏。而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卻是商人、農民以及城市工匠。明初商人外出，需要找政府開路條，到了中後期，商人們不但可以隨意遊曆全國，而且好些商人更脫離原籍，在異地落戶安居。同時隨著土地兼並嚴重，大批農民變成流民，把進城打工當成了生活選擇，特別是在一條鞭法施行後，農民繳稅變成了交貨幣稅，隻要你能交上錢，沒人管你種不種地，而在當時，進城打工的收入對於農民來說，是遠遠高於種地的。所以大批農民湧入東南地區，主要是北方以及華中的農民進入江蘇、浙江等地，這帶來了人口比例失調和農業與工商業比例失調的問題。另一個人口流動的群體則是工匠。雖然明朝工匠有匠籍，但到中後期，匠籍的管理也鬆了下來，特別是明朝私營手工業大興後，新興的城市工場主往往喜歡高價招募能工巧匠，許多原本從屬於官府作坊的工匠也被吸引而來。比如北方宣府地區的木匠主要來自山西地區，蘇州製帽的工匠主要來自江西地區，這些外來工匠在當地一幹多年，最後也就入了當地戶籍，許多工匠的後人甚至還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通過科舉途徑改變了家族的命運。明朝文臣周應中就是一例，他本是浙江人，家裏人作為紡織工匠在北京打工，經過多年奮鬥後，到他這一代終於有了北京戶籍，在北京參加科舉並金榜題名。明朝諸多出身寒微的文臣大都有過這樣的人生路。
明朝這些社會現象的演變，究其原因有思想觀念的變化、土地兼並的發展，以及海外貿易的繁榮，但歸根結底卻是一件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發展。明初以農業立國，然而農業經濟發展的結果，導致商品經濟大興。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帝國，明朝更是世界科技文明最發達、經濟最繁榮的國家。在社會經濟層麵上，隨著海禁的廢除，東南沿海出口貿易的增加，城市的發展速度更是陡然加快，諸如人口流動、奢靡之風興起等，歸根結底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明朝當時的自由、開放、繁榮，令當時造訪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們也大為讚歎，在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的著作中，他們把明朝形容得如同天堂一般美麗。套一句常用的政治術語，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