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11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
10月
李大釗和張申府介紹張國燾成為北京第三個共產黨員。張申府回憶：“北京第一個發展了張國燾，以後又發展了高語罕。”“後來北京又發展了高語罕、劉仁靜、鄧中夏、羅章龍等。”
10月下旬
蕪湖五中校長潘光祖病故，劉希平被推選為校長。高語罕接到劉希平的聘書，重返五中任學監。
△推薦董亦湘（商務書館編輯、上海共產黨籌備組負責人之一）、鄭太樸（早期共產黨員）、沈澤民、時紹五、武可權等在該校任教。
△送潘光祖挽聯：“生前怕讀《朋黨論》，死後愁聽《好了歌》。”
11月7日
《共產黨月刊》在上海創刊。第一次喊出“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的口號。1921年7月7日出至第六號終刊。
11月20日
胡澍致高語罕信。“先生現在五中裏幫忙，好極了！深望將五中原有的基礎，盡量擴張，為安徽學校的模範，做實際上的文化中心。先生給宗鄴的信，我看見了，不免有點意見。信上說：‘進校三日……不勝今昔之感……’我想這還是先生在表麵上觀察的結果。若就事實上細細的比較，或者不然。當年半前，先生在五中時，熱心毅力，盡力提倡一切，但有些地方，一時為‘速進心’所逼，不免竟用‘迪克太托’的手段，而把自動的教育丟了。這話說的太唐突，量先生能原諒。五中自先生去後，學生方麵，完全放任，把所有虛偽概行丟了。先生現在又到五中，可趁這個機會，細細觀察。”
12月4日
高語罕複胡澍信：“我們出在學術極貧乏、教育極幼稚的中國，已經是‘冥行索塗’，莫名其妙了！況且又生在這倒黴的安徽地方，像我這三十來歲一個人，其腦筋已為幾千年的舊思想、舊習慣所鼓鑄；隻算是‘木已成舟’，‘不可救藥’！哪裏還配上談‘文化運動’！哪裏還能分別什麼‘偽’！什麼‘實際’！不過撫心自問，三四年來，順著潮流，說些什麼文化運動，也不過想借此鼓勵鼓勵一般青年，自信絕無拿它來做什麼‘方法’，另外還有什麼‘目的’。老弟，你可以相信麼？你所責備我的話，實在不錯。我拿我的真心承認著。雖然‘予誠何心哉’！要那樣的幹法，也有幾個原因：（一）我的腦子已經為舊社會的倫理觀念、道德觀念所支配；不知不覺地便做成保姆式的學監來了！”
（二）我的‘速進心’是很熱，常常為他所‘逼’，也不知不覺地做成‘迪克推脫’的學監了！（三）學校的環境太壞，學生往往易於傳染，補救甚難，一時為維持秩序起見，又不免‘操之過急’！（四）學生們初自各地來，所受家庭的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又往往和我們希望相反，我因為學校不能替他們創造優美的環境；又沒有力量慢慢地引起他們為善的興趣，養成他們自動的習慣，更不免犯‘幹涉’‘武斷’的毛病，致使諸君‘敢怒而不敢言’，罪過！罪過！但是我一二年來，閱世稍深，經曆較多，縱你不說，我已經有點把覺悟；我的思想，已經經過多少次變化了。我現在對於中學教育管理方麵的意見如下：（1）一年級十分之八九取幹涉主義，然而不過以它為方法，使新生得養成良好習慣，並且要教他曉得所以然，絕不願他盲目地服從；（2）二年級幹涉成分約占二分之一，漸與以自動的機會；（3）三年級幹涉之意更少，差不多完全讓他們自動；（4）四年級則完全放任，自身隻居於備‘顧問’‘指導’的地位。我此次到五中來，對於學生方麵，絕不願多加幹涉，隻一意輔助他們的自治會能力發達增長，勉為校中組織的重要成分。現在正在改組時期；改組草案已經成功，不久便可實行。經濟公開是絕對的，校務公開是微有限製的，這也是過渡時期一個不得已的辦法。目下此種主張，已經全省教育界認為‘黎然有當’的辦法，竟成為一時風尚，這真是我們安徽人稍稍可以自慰的咧！
12月16日
陳獨秀應陳炯明邀，自上海赴廣州，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冬
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
是年
致胡適信。“不料段曹稱戈，前途梗塞，吾兄又以眷曆依依，不忍遽舍之而南，群疑滿腹，責難繁興。有謂陶素以犧牲為國自命者，此次不能因室家之累，竟令全國中小教職員五百人徒虛此行。有謂彼等學者平素隻會大言欺人，到了生死關頭，他們便前言罔顧。陶知行已為眾人詰責，無辭以對，其狀甚為狼狽！吾兄！此次講演，關係甚大，梅郎反對新文學，其論調已大不為人所讚同。吾兄再能鼓勇前來，反覆，其功少用較發行十冊《新青年》尤大，幸勿漠然視之。”
是年
成為中共黨員。1962年7月7日包惠僧給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籌備處的信：“根據我的記憶，高語罕沒有參加過勞動運動，1920年在創黨時期，他是安徽某中學的國文教員。”此處雖側重說明高語罕未參加勞動運動，卻從側麵透露出“1920年創黨時期”高語罕是參與其中的，身份是“安徽某中學的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