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
陳獨秀在《大公報》上發表“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英美蘇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汙，有可能恢複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意、日，我們必然會淪為殖民地，連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會滾蛋！”
月底
陳獨秀抱病又寫了一篇《再論世界大勢》，指出二次世界大戰最終將以德、意、日的勝利而結束，全世界將要進入一個黑暗的法西斯的專製時期。高語罕、歐陽競吾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3月29日
國民黨江津縣黨部在縣城東門外廣場召開紀念黃花崗烈士犧牲31周年和紀念孫中山逝世16周年群眾大會。縣長羅宗文主持大會。安徽人、辛亥革命元老淩鐵庵聲色俱厲地指責陳獨秀，說他發表在《大公報》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中散布悲觀情緒。大家議論紛紛，全都責難和攻擊陳獨秀。次日江津報紙也對此事進行報道。
4月
江津縣長羅宗文離開江津。陳獨秀用鍾鼎文寫一副對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高語罕也寫了作品送羅宗文，戲稱他為“邑侯”。
4月12日
羅家倫、傅斯年由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陳獨秀假支那內學院招待羅、傅，時居江津城中的高語罕、梁漱溟、曹靖華等被邀來作陪。
5月23日
高語罕偕鄧燮康、周弗陵到鶴坪山看陳獨秀。探視之後，大家商量陳獨秀的身後問題，高語罕寫了一聯預挽：“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後。哀哀蜀洛誰悟？彗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
5月27日
陳獨秀去世。新聞界大都保持沉默，僅《大公報》、《新民報》、《時事新報》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簡單報道了一下他的死訊。
5月底
高語罕與周弗陵回城後，四處奔走，寢食不遑，中因棺木問題，幾經變化，幾經周折，至於舌敝唇焦，聲淚俱下，卒底於成。
△歐陽競無送了五十元賑金，附在致高語罕的信上轉交：“語罕先生：人生如朝露，有何悲痛？送上賑金五十元，煩公帶至鶴山坪去；更懇為我查檢仲甫所借之字學書數種及武榮碑，揭與漸，不勝銘感！此請道安！歐陽漸呈。”
5月31日
陳銘樞來信：“語罕先生道鑒：獨秀先生逝世消息，昨始見諸報章。巍然一老遽爾凋謝，使後生失所矜式，吾公猶當悲痛無倫也！匆製一聯請代書於陳公靈右（能請敝師境無先生代寫尤好，未知便否？）以誌哀忱！肅此並侯麗止陳銘樞拜首卅一日。附挽聯一首請轉交：言皆斷製，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謗積丘山，誌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合浦陳銘樞拜挽。”
△素不相識的董時進以稿費500元托《新民報》主編張慧劍彙給高語罕轉交陳獨秀家屬。陳獨秀去世了，他的許多朋友、親戚、學生等，此時在重慶的不乏高官，然而於獨秀之死，置若罔聞者十有八九，不能不令高語罕興末世之感。
6月1日
陳獨秀葬儀。地點：江津大西門桃花林鄧氏康莊。時間：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中午。
6月2日
張恨水在《新民報》發表《陳獨秀自有千秋》：“陳先生為人，用不著我來說，在目前大概還是蓋棺論不定。”“在學說上論，陳先生是忠誠的。雖不能說他以身殉道，可以說他以身殉學。文學暫時不值錢，而學術終有它千古不減的價值。我們敬一瓣心香，以上述一語慰陳先生在天之靈，並勉勵許多孤介獨特之士。”
6月4日
重慶《大公報》發表高語罕的《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高語罕評價，陳獨秀的學問、事業以及他的整個的人格，自有他的全部遺著和他留在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爪痕在，後之人自可據此給他一個公平的批評。陳獨秀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我們絕對不願誇張，但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認的，就是他在五四運動時代旗幟鮮明、堂堂正正地提出下述兩個口號：擁護德先生一民主主義；擁護賽先生一科學。在那時，梁啟超、張君勱等正在鬧玄學，北洋軍閥的執政府正在做最後的掙紮，獨秀先生的兩隻小而銳利的眼睛卻已經看到全國民眾和文化界思想界的迫切需要是什麼。自此以後，一直到今，我們所努力奮鬥以及政府現在所號召全國起來抗戰的，還是這兩個口號來做我們的指導原則。獨秀先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自然，新文學運動乃是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人人都曉得陳獨秀胡適之兩先生是提倡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但不知獨秀先生，提倡新文學還遠在五四運動以前，遠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在蕪湖辦《安徽白話報》時，已經明白表示他對於中國文學改革的決心了。文學的改革，乃是文化運動、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前驅。十五世紀德國的宗教運動（其實，這一運動是歐洲的一種披上宗教外衣的偉大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交流），就有馬丁·路德用當時民間通用的德語翻譯耶教經典，為德國新興文學運動開啟先路。中國自魏晉以後，佛教文化輸入，又有鳩摩羅什一班高僧創作一種前無古人而一洗古典主義的迷霧之翻譯文學以為鑿山開道之工具。自然談到中國新文學運動，不應當忘卻梁任公先生的開創之功，他在戊戌政變之後，便大膽地運用西洋文法寫文章，極力輸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詞和術語。並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風移植到中國文學，這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可以說是一種啟蒙的作用。到了陳獨秀和胡適之，才大張旗鼓地開辟並奠定一文學的新天地，而且胡適之之在北大任教，亦係陳獨秀極力援引所致，則獨秀先生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獨秀先生的為人。我們曉得一個思想家或一個文學家，若果要在他的生活奮鬥的過程中，使他的學術上的創作和他的輝煌燦爛的人格，保持著絕對的和諧，就必須有一種為真理而犧牲的堅定意誌和勇敢精神，而這種精神的意誌之表現，第一是耐得窮，吃得苦。三十年前，獨秀先生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江淮南北，到處去物色革命的同誌，以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準備。先生的一位老朋友汪孟鄒先生在蕪湖開設書店，暗與革命黨人交通。一天，先生一手提著行李，一手拿著雨傘，到了那裏。汪先生說：“我這裏每天吃稀喝粥，清苦的很！”先生很平淡地答道：“就吃兩頓粥好了！”於是就住下去，每天在書店樓上編輯安徽白話報，宣傳革命，這是光緒末的事。到了二次革命失敗，柏烈武先生退出安慶，獨秀先生因避居上海法租界，漁陽裏，編輯他的初期的《青年雜誌》（新青年的前身），仍然是每天兩頓粥，他始終沒有向朋友告貸過。在取與之間，十分嚴謹。第二，是把死生看得很淡。曾記得，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從安慶逃到蕪湖，被蕪湖駐防軍人逮捕，這位軍人本是和柏公同立在反袁旗幟之下的，不知因何事與柏不諧，而遷怒於先生，已經出了布告，要槍決先生。先生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吧！”旋經劉叔雅、範鴻遷、張子剛三先生極力營救得免。後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滬車中，酣睡達旦，其臨難之從容不迫，而怡然處之，往往如此。必須識得獨秀先生這種為人的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整個的人格，和他在中國文化史史上所留給我們的遺產怎樣一種價值。最後，我還要鄭重說一句：我們絕對不願誇張！第三，是老而彌篤的政治鬥爭的精神和興趣。他始終是個政治鬥爭的戰士；他一點也不消極，一點也不失望。曾記得，八一三而後，獨秀初出獄時，他和朋友們談話，依舊一派地樂觀。他在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出版的小冊子上寫道：去年九月（1937年9月），我在南京出獄未久，同適之、孟真談話說：“從曆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隻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麵，絲毫用不著悲觀。”獨秀臨死的一兩年甚至前幾個月，對於家庭骨肉，雖然表示一些“婆婆媽媽的”神氣，但他對於世界人類的前途的信念和樂觀，始終一樣，毫未動搖，這是我可以證言的。最後，我要說：“獨秀並沒有死！”至於他晚年的思想是怎樣的變化呢？我覺得曹聚仁先生下述的一句話說得對：“他至死還是一個正統派的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