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31日，拉魯被特赦釋放，同時獲得特赦的還有噶廈司曹羅桑紮喜、仁希鬆多、布達拉宮侍衛長噶參雲典等。軍區首長向特赦人員頒發了釋放證，並注明，如有不服，可在十日內上訴。拉魯當場表示：“不用十天，我現在就申明，我完全服罪，我永不翻案！”
拉魯提出務農要求。政府分給他土地，拉魯和妻子整整十年從事農業生產。對於從未幹過農活的拉魯來說，困難可以想象。“群眾確實是善良的，看到我們不會幹農活，就耐心地教給我們，這對我們的教育很大。”拉魯逐漸學會了種地、灌水、鋤草、收割、打場等一整套農活，還獲得了好收成。
1977年，拉魯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西藏自治區政協常委，1983年被選為西藏政協副主席。1981年底，他見到闊別二十多年的李維漢部長，大家都很激動，拉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李部長，見到您，我非常高興。但我也非常慚愧，我沒有聽從您的教誨，參加了罪惡的叛亂。”
李維漢親切地拍著他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咱們都要向前看。二十多年了，你拉魯的變化很大啊。過去你見我們時，是拘謹的、戒備的，現在呢？你多麼爽朗，多麼親熱。說明你真正認識了共產黨，跟共產黨了！”
拉魯說：“曆史的經驗告訴我，要聽共產黨的話，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這不僅是我拉魯個人的光明前途，也是我們西藏的光明前途！”
百萬農奴站起來
“三反雙減”①結束，開始土改，次仁拉姆分到三隻綿羊、一頭奶牛、一間房子、一個水磨和六畝地。她的淚水止不住地流，這是幸福的淚水。“活菩薩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組說，“我想加入你們的組織。”……
巴桑原來的名字叫格桑，她的父母分別是西藏山南貢嘎縣兩個農奴主的奴隸。按照西藏舊法律，首先，奴隸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奴隸；其次，如果男女奴隸分屬不同的主人，生女孩歸屬於女奴的主人，生男孩歸屬於男奴的主人。巴桑的父母共生育兩女三男。這樣，巴桑和她的姐姐歸屬巴桑母親的主人家所有，她的三個弟弟歸屬父親的主人家所有。巴桑的母親早逝，小弟夭折，巴桑的父親帶著幾個孩子艱難度日。待孩子們慢慢長大一些，到了能幹活的年齡時，先後被各自的主人叫去當奴隸，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孤苦伶仃。幼小的巴桑遠離故鄉，在拉薩的農奴主家裏不分白天黑夜地幹活，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沒有一點做人的尊嚴。
1956年，巴桑19歲，她還是女奴，什麼都沒有改變。哲蚌寺對麵就是軍區八一農場和西藏工委七一試驗農場。農場裏有許多藏族工人，他們每天上班，下班，唱著歌走來走去，無憂無慮，其中還有巴桑很要好的朋友。
巴桑主人的莊園所在村裏，有解放軍的小分隊。有時巴桑會坐在一邊聽解放軍給窮孩子講故事。聽得多了，巴桑產生一個大膽的新念頭，要投奔解放軍，要尋找自由。
原本想約幾個奴隸一起逃跑，可是萬一被發現怎麼辦呢？農奴主肯定饒不了她，還會連累別人。要跑，一定要往遠處跑，否則農奴主找解放軍要人怎麼辦？藏曆七月初，人們正忙著準備過“當巴倫布”節，忙忙碌碌，倉庫門沒有關。巴桑趁著黑夜，忍著剛被痛打後的傷痛，偷偷摸出門向遠方跑去。她身穿一件破爛的藏裝，腰上係著根牛皮繩子，光著腳，躲在對麵的山上。逃到哪兒，解放軍才會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收留她呢？她想起當雄。當雄就在青藏公路邊上，聽說解放軍在那裏修機場。她白天不敢走大路，隻好翻山越嶺走山路。天黑後下山，再從大路上走。餓了，摘地裏的豌豆角和山上的野果子充饑；渴了，喝山溝裏流下來的水；困了，找個避風的地方打個盹，醒了之後繼續往前走。一天晚上，她走在大路上，邊走邊想：一定要改個新名字，那樣沒人知道她是誰、她在哪兒。她仰頭看天，忽然看到了金星，藏語裏的“嘎瑪巴桑”。就這樣，她給自己改了名字一巴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