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去旅行，我碰到了一個斷了雙腿的人，他的名字叫福特生。當時我是在佐治亞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館的電梯裏碰到他的。在我進入電梯的時候，我看到這個看上去非常開心卻斷了兩條腿、坐在電梯角落的一張輪椅上的人。當電梯正好停在他要去的那層樓時，他開心地問我是否可以讓一下，讓他出去。他說：“真對不起，這樣給您添麻煩。”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露出一種非常溫暖的微笑。
當我走出電梯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著那個開心的殘疾人。於是，我決定去找他，請他把他的故事告訴我。
他微笑著告訴我：“事情發生在1929年，我砍了一大堆胡桃木樹枝，準備給我菜園裏的豆子做支架。我把那些胡桃木枝條裝在我的福特車上。在開車回家的過程中，突然有一根樹枝滑到車上，卡在引擎中，當時汽車正在急轉彎。汽車衝出路外，撞在一棵樹上。我的脊椎受了傷，兩條腿都殘疾了。出事那年我才二十四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走過一步路。”
福特生二十四歲時就被判一輩子過著依靠輪椅的生活。我問他為什麼能夠這麼勇敢地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他說自己當時並沒有那麼大的勇氣這樣，而且內心充滿了怨恨和傷心，抱怨命運的不公。當然，盡管他一天一天地抱怨，但是時間不會為他而停留一分鍾，仍在一年一年地過去。最終，他發現抱怨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隻會使事情變得更糟糕。他說：“我終於明白，大家都對我很好，很有禮貌，所以我至少應該做到對別人也有禮貌。”
我問他在經過這麼多年以後，是否還覺得他所碰到的那次意外是一次巨大的不幸。他很快地說：“不，我現在甚至很高興有那一次經曆。”他說，在他克服了當時的懊喪悔恨之後，就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他開始讀書，並喜歡上了優秀文學作品。在14年時間裏，他至少看了一千四百多本書，這些書使他開拓了全新的視野，使生活比以前更加豐富多彩。而且，他還開始欣賞以前讓自己覺得煩悶的偉大交響樂。但最大的變化是他現在有時間去思考。他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讓自己去仔細地觀察這個世界，有了真正的價值觀。我開始明白，我以往所追求的事情，實際上大部分一點價值都沒有。”
現在的福特生已經成為佐治亞州政府的秘書長了。雖然，此時他仍坐在輪椅上，但是看書使他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他開始關注並研究公共問題，坐在他的輪椅上到處演說，並結識了很多人，很多人也由此認識他。現在的福特生活得非常自由、快樂。
還有彌爾頓，很可能就是因為雙目失明，才寫出了更好的詩篇；海倫.凱勒之所以能有輝煌的成就，也許是因為她的失明和失聰；而貝多芬也可能是因為耳聾，才能作出更好的曲子。
創造了生命科學基本概念的人——達爾文寫道：“如果我不是有這樣的殘疾，也許我做不了我所完成的這麼多工作。”達爾文坦白地承認，他的殘疾對他有意想不到的幫助。
尼采對“超人”所做的定義是：“不僅能夠在必要的情況下忍受一切，而且還要喜歡這一切。”
不錯，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生活不是那樣充滿了折磨，他們也許永遠寫不出那些不朽的著作。
假設我們頹喪到了極點，覺得根本不可能把檸檬做成檸檬汁，但隻要我們試著化負為正，就會使我們朝前看，而不會朝後看。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洞視一切》中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居民有一句俗話，我們可以用來鼓勵自己：‘北風造就了維京人。’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安全而舒適的生活沒有任何困難，這些就能夠使人變成好人或者得到快樂呢？正好相反，那些可憐自己的人會繼續可憐自己，他們即使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個大墊子上也不例外。可是在曆史上，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卻來自各種不同的環境——好的、壞的，各種不同的環境，隻要他們勇於承擔他們個人的責任。所以讓我再說一遍：‘北風造就了維京人。’”用肯定的思想來替代否定的思想，就能激發你的創造力，就能刺激我們忙得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為那些已經過去和已經完成的事情擔心。
如果我能夠做到，我會把威廉.波裏索的這句話銘刻在銅牌上，掛在每一所學校裏：“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算資本。任何傻子都會這樣做，真正重要的是從你的損失中獲利。這就需要有聰明才智，而這正是智者和傻子的區別。”
◎麵對批評一笑了之
隻要你出類拔萃，你就一定會遭到批評，所以還是早點習慣為好。
——《快樂的人生》
你知道“老錐子眼”、“老地獄惡魔”是誰的綽號嗎？它是史密德裏.柏特勒少將的。有一次我去訪問史密德裏.柏特勒少將，他是統率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所有人裏最多彩多姿、最有派頭的將軍。
他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努力讓自己成為最受歡迎的人，想使全世界的每個人都對他有好印象。在那段日子裏，別人對他哪怕一點點的小批評，都會讓他覺得非常難過。可是他承認，在海軍陸戰隊裏的三十年使他變得堅強多了。他說：“我被人家責罵和羞辱過，罵我是黃狗，是毒蛇，是臭鼬。我被那些罵人專家罵過，會不會讓我覺得難過呢？哈！我現在要是聽到有人在我背後講什麼的話，我甚至不會調轉頭去看是什麼人在說這些話。”
也許有“老錐子眼”綽號的史密德裏.柏特勒對此太不在乎，可是有這樣一件事值得肯定：我們大多數人對這種不值一提的小事情都看得過於認真。我還記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從紐約《太陽報》來的記者，參加了我辦的成人教育班的示範教學會，在會上對我的工作表現出了非常有攻擊性的態度。我當時真是很生氣，認為這是對我個人的一種侮辱。所以我打電話給《太陽報》執行委員會主席委爾.賀吉斯，特別要求他刊登一篇文章，說明事實的真相，而不能這樣嘲弄我。我當時下定決心要讓冒犯我的人受到適當的懲罰。但是，現在我卻對自己當時的作為深感慚愧。我現在才明白，買那份報紙的人大概有一半不會看那篇文章，而看到的人也隻有一半會把它當作一件小事情來看，而真正注意到這篇文章的人，則有一半在幾個星期之後會忘記它。
此時我才真正明白，一般人根本就不會想到你和我，或者注意別人對我們的批評，人們隻會想到他們自己。他們對自己小問題的關注程度，要遠遠超過那些能置你或我於死地的大事上千倍。
其實，即使別人說了你和我一些無聊的閑話，或欺騙我們，從後麵捅我們一刀，或把你和我當作笑柄，或者我們被某個最親密的朋友出賣了，也千萬不要使自己沉溺在自憐中，應該提醒自己，雖然我難以阻止別人對我作任何不公正的批評，但我卻可以做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可以決定是否讓自己受那些不公正批評的幹擾。
當然，我並不讚成對所有的批評不予理睬，這裏所說的是不要理會那些不公正的批評。
有一次，我問伊蓮娜.羅斯福，她是如何處理那些不公正的批評的。她告訴我，她小時候非常害羞，很害怕別人說她什麼。麵對批評，她害怕得去向她的姑媽，也就是老羅斯福的姐姐求助。她說：“姑媽，我想做某件事，可是我擔心會受到批評。”
老羅斯福的姐姐正視著她說：“不要怕別人怎麼說，隻要你自己心裏知道你是對的就行了。”伊蓮娜.羅斯福告訴我，當她在多年以後住進白宮時，這一忠告還一直是她的行事原則。她告訴我說，避免所有批評的唯一方法，就是“做你心裏認為是對的事，因為無論如何你也是會受到批評的。做也該死，不做也該死”。這就是她對我的忠告。
當然，狄姆士.泰勒比馬休.布拉許和伊蓮娜.羅斯福更進了一步。有一段時間，他每個星期天下午都要在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空中音樂會休息時間，做音樂方麵的評論。有一個女人給他寫信，說他是“騙子、毒蛇、叛徒和白癡”。泰勒先生在他《人與音樂》這本書中說：“我猜想她隻喜歡聽音樂，不喜歡聽講話。”在第二個星期的廣播節目裏，泰勒先生向幾百萬聽眾宣讀了這封信。幾天後，他又接到這個女人寫來的另一封信，以表達她絲毫沒有改變她的意見，她仍然認為他是一個騙子、毒蛇、叛徒和白癡。泰勒先生以他的沉著、他那毫不動搖的態度和幽默感來接受別人的批評，實在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