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
浙江人文薈萃，人才輩出，素以“文化之邦”為國人稱道。但就文學而論，20世紀新文學的“浙江潮”無疑是它最輝煌的一頁。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浙江名家無數，群星閃耀，推導潮流，引領文壇，蔚然而成的“浙江現象”以及“浙江現象”的文學史意義引人矚目。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的兩個中心是北京和上海。而在這兩個文學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舉足輕重。新文化運動前後，一大批經過新思潮洗禮的浙江學人和作家彙聚北京，成為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主力。作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與核心陣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浙江學人和浙江作家處於十分顯要的位置。先後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錢玄同、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幾占當時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發表作品數量之多和影響之大，他們遂成為“《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是浙江人，作為北大這個新文化中心的一麵旗幟，無形之中加重了浙江人在領導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同時，北京大學也是浙江學人和作家集結之所，特別是“革新力量”甚多。除周氏兄弟、錢玄同以外，還有頗具聲望的沈尹默三兄弟和馬裕藻三兄弟。他們以一種挺立潮頭的姿態，以先導性思想對整個新文化運動施加著深層的影響。
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發生了曆史性的轉化，左翼文藝運動的浩大聲勢推動著新文學蓬勃發展，中國新文學的中心也由北京南移上海。
其間，從五四過來的一代浙江作家，多數已適時調整文藝思想，把握文藝發展新趨向，積極投身於左翼文藝運動，為實現中國新文學的曆史性轉化發揮著主導作用。由於許多浙江作家實際上擔負了左翼文藝運動的領導責任，加之又有一大批新的浙江左翼作家的加入，使得這一時期浙江作家的左翼傾向特別濃重，引領1930年代文學的特征也就特別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因文學中心南移，與上海鄰近的地域親緣關係促成浙江作家由“邊緣”向“中心”位移，為造就更壯闊的作家隊伍創造了條件。陣營龐大的浙江作家群中，左翼隊伍裏有魯迅、茅盾這樣的大師，也有馮雪峰、夏衍、柔石、朱鏡我、巴人、樓適夷、徐懋庸這樣的文學骨幹，而“新月派”的徐誌摩、陳夢家，“現代派”的戴望舒、施蟄存等，也是此時的文學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可以說，1930年代的上海，成了浙江作家的上海。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曆程中，浙江作家演繹了一段奇跡。魯迅、茅盾、周作人、鬱達夫、徐誌摩、馮雪峰、夏衍、艾青、豐子愷、夏丏尊、戴望舒、施蟄存、巴人等等，一時多少豪傑，幾乎占據了新文學的半壁江山。他們創立社團，領軍流派，革新文體，建構理論，主導思潮，使整個新文學潮起潮湧。
從文學社團看，浙江作家在新文學中始終處在領袖地位。作為中國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12位發起人中，就有周作人、沈雁冰、蔣百裏、朱希祖、孫伏園等5位浙江人。周作人起草了《文學研究會宣言》，蔣百裏是主席，浙江作家擔負著實際領導者的角色。與文學研究會比肩而立的另一個重要社團是創造社。浙江作家鬱達夫是其中力扛九鼎的人物，他不但是籌建創造社的“四巨頭”之一，而且一直擔任該社刊物《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的主要編輯工作，還為該社擬定了宣言書。語絲社是五四落潮以後登上新文壇的，這個社團的“浙江色彩”特別濃重。因為無論是其發起人，還是《語絲周刊》的主要撰稿者，多半是浙江人。最重要的浙江“語絲”作家有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孫伏園、俞平伯、章廷謙等，而周氏兄弟則被稱為“語絲派”的“主將”。新月社作為提倡唯美主義的新文學社團，浙江作家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介入其中的兩位浙江作家——徐誌摩和陳夢家，在該社中所處的位置卻十分顯要。徐誌摩是新月派的創始人之一，又主持該社的刊物《詩鐫》、《新月》，係統宣傳新月社的文學主張，是新月社的組織者和引領者；陳夢家是後期新月社享有盛名的代表詩人，在新月青年詩人群中獨領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