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香港變做電影中的台灣。那個有點油煙氣、擁擠，有點華麗、頹廢，也有點陰暗的香港，變做太明亮也太幹淨的台北。不夠豔也不夠髒。亦舒小說裏的那些尖利俏巧又有趣的對白和旁白不見了。這些化不進電影。果斷大方的香港白領也變得太迷惘和憂傷。小說裏女兒光怪陸離的男朋友們，包括混血的男模和穿唐裝的藝術青年，都不見了。“葉世球”變做“葉台生”。有選美皇後情婦的花花公子，變做替女生補習英文的大好青年。香港式的牢騷變做台北式的溫情。簡直是潔本《金瓶梅》，隻剩下“一夜無話”。
因此電影裏能看見三個城市，香港、台北、上海。收音匣子裏的白光的歌聲，老一輩動不動蹦出來的上海話，恩怨中的那個站在故事背後的上海。老上海為故事撒了那麼一層神秘陳舊的金粉，是迷人的。
電影裏之俊終於明白，歸宿就是自己，自己才三十四歲。女兒獨自墮胎回來，跟之俊喊出：“我是你不得已生下來的。”之俊告訴她，她們一直相依為命。母親抱著之俊，告訴她，葉家父子，不過是兩個男人。電影結尾，開著紅車的葉台生跟著開著白車的之俊。路還在前行。
我較喜歡小說的結尾。之俊去挑化妝品，買了三盒胭脂。家裏有三個需要胭脂的女人呢。這是三個女人的故事。女人最大的敵人不過是自己，最大的依靠還是自己。三個女人的關係和諧了，故事結束了，男人的死活，無關緊要。就像《欲望城市》女角上台領獎的發言，深得我心：“男人來了又去了，留下來的還是女人！”
我知道電影的改動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有太多枝枝丫丫是一個劇本不需要的。但就是這些，本來最吸引我。有很多關關節節是編劇增添的，要給出一個眉目清楚的交代。但這些，讓我覺得失去了那種惘然的韻味，那片不可填滿的留白。
文字是我心愛，電影也是。但從文字走向電影的這條路，有太多不得已和變數，妥協和設計。文字是私人的，電影是公眾的。文字是自娛，電影需要去娛人。我希望自己能享受這個過程，將一切工程當做魔法，將讀者變做觀眾，將紙片變做膠片。並且，一直快樂。
夢是唯一的真實
1993年10月31日13點20分。費裏尼死在羅馬。
午夜裏，一個睡夢中的孩子，依稀聽見馬戲團的歡快音樂，孩子爬起來，在瑞米尼的石頭街道上奔跑，光著腳奔向馬戲團。雜耍和狂歡、詩歌，那是他的天堂。那是費裏尼。
我至愛費裏尼。私人的原因，是他與我同生日。費裏尼是我私人情感的一部分，無法割舍。初看費裏尼，是最年輕氣盛的時候。費裏尼屬於青春，《八又二分之一》使我們目不暇接，《甜蜜生活》使我們著迷，我們因《我記得想當年》而大笑，我們膜拜《愛情神話》。我們不厭其煩地討論夢，費裏尼的夢，我們的夢，電影的夢中的夢。他不像一些大師那麼不可接近、沉悶、哲學。費裏尼敞開自己。他永遠要給一個好看的故事，他的對白永遠高亢激烈，演員永遠表演誇張，畫麵永遠如同萬花筒，興高采烈。如同夢境，光怪陸離。
費裏尼說，永遠不要談論電影，電影不可言說。或者，費裏尼也是不可談論的，隻能領會。費裏尼如同他為自己拍攝的一張照片，半張臉平常冷峻，半張畫成惡魔。他是個真實的說謊者。
經常有人指責他太隨心所欲。哪怕就連他的經曆，也有許多信口開河的成分，而無法考據。費裏尼毫不在意。費裏尼與英格瑪·伯格曼、塔科夫斯基並稱為現代世界藝術電影的“聖三位一體”。他不夠嚴謹，也不沉靜。他喜歡幻想、飛翔，在夢境與現實中自由穿梭，而不喜歡體係、概念、理論這類宏大敘事。對他而言，稱一位藝術家具有“邊緣性”，恰是界定他的最好方式，也是對他的由衷讚美。他說，藝術家與現實的對話的位置必然是偏居一隅。在他的心靈廣大空間裏，隻為此留空一個小小角落，其餘的都屬於他自己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