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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領導的最痛恨部下的不忠，因為在領導看來，不忠，不僅是使他的權力受到損害，更是對他威嚴的輕蔑，所以，從來沒有一個被領導視為“不忠”的部下，會得到提拔重用的，所以在領導麵前樹立“忠誠”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深諳拍馬之道的勢利小人，盡管他們看中的領導的權勢，而沒有一個是真正忠於領導的，但其所作所為，卻是以“忠誠”的麵目出現的，而大大滿足了領導對“威嚴”的需要，因而得寵。殺人魔王戴笠對上司蔣老頭子的忠誠，在國民黨高官要員中是出了名的，他從不拂逆老頭子的心意，事事處處維護老頭子領袖的尊嚴，而使老頭子歡心不已，以至視戴笠為他的左右臂，戴笠摔死時，老頭子竟然痛哭流涕。可見戴笠在蔣老頭子心目中的地位。
戴笠在發跡前，曾經以冒險攔車送情報的方式來表達對蔣介石的忠誠。他負責軍統局後，更是竭盡全力為蔣盡忠，他在軍統內部發行的《家風》卷首上題著：“秉承領袖意誌，體念領袖苦心。”他常常以此勉勵部屬，教育學生、標榜自己。
戴笠討蔣歡心的辦法很多，連稱呼都用盡了心機。他稱蔣介石為“老頭子”、“校長”、“領袖”、“委座”。但在不同的場合卻使用不同的稱呼，而且很有分寸，決不令人聽了不快。例如，同與自己平行地位的人講話時稱“老頭子”；對清一色的黃埔同學說即稱“校長”；在紀念周的大會上，就稱“領袖”。為了表示對蔣的尊敬和親切，軍統局所有用他的名義送給蔣介石的報告，一律稱蔣為“校座”，而自己稱學生。一些特別重要的情報，再忙也要親自書寫。以示慎重。
複興社成立那年，蔣介石看到一本《墨索裏尼傳記》，自己讀過後，交給賀衷寒、鄭介民、戴笠等人相繼傳看。號稱複興社“十三太保”的戴笠、胡宗南等人，領會到蔣交讀此書，“絕不是事出無因的事”，便集議會商，一致擁護蔣介石為複興社的最高領袖，提出用複興社改造中國國民黨，改造中國。因此，複興社成立特工處時，戴笠被指定為處長。
軍統局成立不久，國民黨臨時全體大會在重慶召開。戴笠被蔣介石定為“中央委員”。當蔣找他談話時，他慌忙報告說：“我連國民黨的黨員都不是，怎麼能當中央委員呢”?蔣一聽非常奇怪：“既是黃埔學生，複興社社員，又在我身邊幹了這麼多年，為何還不是黨員?”
戴笠回答說：“以往一心追隨校長，不怕衣食有缺、前途無限，入黨不入黨，決不是學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祿，非我所求。”
蔣聽了非常高興，立刻揮筆寫了一張紙條：“蔣中正介紹戴雨農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他接過紙條，堅決推辭說：“願終身做無名學生，不當中央委員，中央高位請讓給其他老大哥。隻要校長信得過我，就是莫大的光榮。”後來，國民黨召開六大時，蔣介石又圈定他為中央委員候選人，同時被圈的還有鄭介民、唐縱。他再次堅辭不二，而且親自出麵，大擺宴席，串演京戲堂人，邀請老牌中委，新牌代表，為鄭、唐二人拉選票。鄭介民當選後，對人說：“雨農的鬼把戲，總是討得老頭子的歡心。”
西安事變爆發的那一天，戴笠收到軍統西安站的來電後，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先去見到何應欽和複興社的頭頭，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表示要“冒死”去“救”蔣介石。隨後，找特務專家餘樂醒相商“救策”，他哭喪著臉說：“領袖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劫持了，生死難卜。何部長主張立即討伐；宋院長和夫人則認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決。……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餘樂醒兄想出辦法來。”
餘樂醒流著眼淚說：“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飛簷走壁的人，一時何處去找?我願隨戴先生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鄭介民等人主張打，戴笠說：“打嗎?一打就難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嗎?”
1936年12月21日，宋美齡、宋子文乘專機前往西安，隨行者除瑞納德顧問，就隻有戴笠一人。臨行前，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人員，涕淚交流地說，此去凶多吉少，要和委員長共生死，並帶了兩支左輪手槍，上滿了彈。到西安一見到蔣介大石即撲通跪在地上，抱腳痛哭，大罵自己沒有盡到保衛校長之責。不幾天，他從西安回來，便把此行與蔣介石當年於永豐艦護衛孫中山蒙難相比，抬高自己的身價。宋美齡在《西安半月記》一書中，用蔣介石的語氣，表揚了戴笠。他即引為不世之榮，以後一談起此事，就說：冒死而去，呈祥而歸。”
正因為戴笠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在國民黨內部，看不起他的人不少，但對他恨之入骨的人並不多，而且不少國民黨要人還要靠他辦事，不敢得罪他。
點評：
從戴笠的事例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要讓上級成為你的靠山，忠誠是最關鍵的。不怕你是個碌碌無為的庸才，隻要你夠忠誠，不怕別人是才華橫溢的天才，隻要他沒有你忠誠。
2、在輸中贏，留一手讓帝王舒心
賈玄陪宋太宗下圍棋，很不好辦，贏也不是，輸也不是。開棋時，太宗讓賈玄3子，結局時，賈玄輸了19子。
宋太宗知賈玄有意讓自己，就有點不高興，說：“再下一局，你再輸了，就該杖罰了。”
這一局，賈玄用盡了全身的功夫，下了個不輸不贏，下圍棋要做到不輸不贏是很難的，甚至比贏棋還難。
賈玄未輸，自然不能杖責。
宋太宗看賈玄仍不用真本事，就說：“你這一局，仍有假，再下一局，你勝的話，就賞你官做，要是輸了，就把你扔到水裏。”
待到下完了，又是不輸不贏，太宗說：“我讓你先走一子，可是仍下成平局，就是你輸了!”說完，下令把賈玄扔到水裏。
賈玄要被扔到水裏時，他大叫：“我手中還有一枚棋子啊?”說完，他伸開手讓太宗看，這樣賈玄就贏了一子。
宋太宗很為賈玄的機智而開心，哈哈大笑，就封了賈玄官職。
伴君如伴虎，下棋贏也不是，輸也不是，這類官場應酬，實在難以對付，虧得賈玄想出方法。
點評：
帝王是最大的靠山，“伴君如伴虎”，而對靠山，不但要“留一手”而且要留一手。
3、做好小事情，做穩大將軍
張安世是著名酷吏張湯之子，張湯由於執法嚴厲遭人暗算而死，死後身無餘財，漢武帝十分憐惜，便提拔了張安世。他曆經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為人謹慎，勤於政事，參與了廢帝立帝等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決策，是朝廷重臣之一。
大將軍霍光死後，禦史大夫魏相奏請以他為大將軍，他一聽到這個消息，十分憂懼，還未等朝命頒發，便求見漢宣帝，婉辭謝絕道：“臣自量不足以當大將軍這樣的高位，懇請陛下哀憐，保全老臣的性命!”宣帝笑道：“卿太謙讓了，卿而不可，還有誰可呢?”終於未能辭掉。
一般人處於這樣的高位，一定會意得誌滿，攬權估勢，驕奢淫逸，可張安世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越發謹小慎微。每當與皇帝一起商量大政國策作出決定後，他便稱病離朝，等到政令頒布下來，他故作吃驚，還令屬吏去丞相府打聽，訊問詳情，這樣一來，朝臣之中竟沒有人知道他參與了決策。
舉賢薦能，是他的職責之一，但他從來都不讓被舉薦的人知道，有一個郎官，立了大功卻沒有升官，便向張安世自陳其功，張安世說：“足下立了大功，明主自然知道，何必自誇呢?”很快這個郎官便得到升遷，卻不知道是由張安世推薦的。當有的被舉薦者知道了內情之後來向他致謝時，他閉門不納，而且再也不與這個人來往，以免結黨營私之嫌。由於他的守口如瓶，還造成了一些誤會，有一次，他的一個下屬要調走了，他去征詢意見，那個下屬說：“將軍為陛下的心腹大臣，卻不見推薦一個賢才，很多人對此有所不滿。”
張安世也不辯解，隻是說：“賢明的君主在上，誰好誰不好，一目了然，臣下隻要加強自我品德的修養便行了，何必等待別人推薦!”
點評：
“高處不勝寒”，仕途險惡，要維持上司對你的信任，保住靠山，可學學張安世。
4、國粹“中庸”
西漢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丞相田千秋受漢昭帝詔命，與禦史大夫桑弘羊一起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士，詢問民間疾苦，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來自社會下層的賢良文士與代表中央政府的桑弘羊及其助手們就漢王朝內外政策進行了激烈辯論。但作為政府首腦及會議主持人的田千秋，儼然是一個袖手旁觀的局外人，全然不為雙方的激烈爭論所動，除了一兩句無關痛癢的簡短發問外、竟然再也沒說什麼話。漢宣帝時，桓寬將此會議的文件加以整理，寫成《鹽鐵論》一書。他對田千秋：“即周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寥寥數筆，活生生地勾畫出了一個屍位素餐、圓潤滑頭的官吏的形象。
其實，田千秋並非無能平庸之輩。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七月，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巫蠱事件”，衛太子敗死。次年九月，時任高寢郎的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對於促使武帝悔悟起到較大作用。田千秋上書，雖然假托“高廟神靈”之名，但在當時他敢於冒“父子之間人所難言”的風險上書，也足以說明其過人之處。為此，武帝任命他為大鴻臚。征和四年(前89)三月，田千秋又建議武帝罷退裝神弄鬼的方士，也是頗有見地的興利除弊之舉。六月，武帝以田千秋為丞相，下“輪台詔”悔過，“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田千秋對此心領神會，針對當時治獄、誅罰甚多，吏民恐懼的時弊，“與卿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弄罰，玩聽音樂，養誌和神，為天下自虞樂”。這種執行政事既安慰皇帝又寬緩天下的做法，更顯示了田千秋的精明老成。《漢書》說他“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自是公允之語。田千秋的變化自昭帝即位始。武帝臨終之際，將國事托付給霍光、金日碑、上官桀等人，田千秋雖然與他們“並受遺詔，輔道少主”，但由於霍光以大將軍之任領尚書事，代表皇帝獨攬大權，而作為百官之長的丞相，卻被排除在權力核心外。田千秋對自己實際地位的變化不乏敏感，為了保全身家性命、秩位爵祿，他隻求在其位，不求謀其政，采取了與世無爭、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尤其是霍光與上官桀分裂，兩派鬥爭相持不下之時，他更是小心謹慎，遇事首鼠兩端，模棱兩可，對雙方都采取了不即不離的態度，力圖避免招來猜疑，陷入是非紛爭，以求在兩派的空隙中生存。霍光為了戰勝政敵，曾極力拉攏田千秋，表麵上對他十分恭敬。據《漢書》記載，“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他唯恐一言不慎，禍從口出。平日處理政務，也是人雲亦雲，沒有自己的主見，“素無所守持”。鹽鐵會議是在霍光的授意之下召開的，來自郡國的賢良文士得到了霍光的支持。田千秋深知這實際上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鬥爭，雖然勉為其難地出席並主持了會議，但不願得罪任何一方，於是便采取沉默的戰術，不作明確表態。正是由於田千秋以圓滑龜縮的庸人哲學來處理政事，他不僅沒有卷入當時兩派矛盾鬥爭的漩渦，反而成為爭鬥雙方共同接受、爭相拉攏的人物。霍光見田千秋甘於庸碌，不會對自己形成威脅，便“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褒賞丞相”。其時，田千秋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霍光使昭帝下令，特許田千秋可以破例“乘小車入宮殿中”，田千秋由此而得了個“車丞相”的雅號。上官桀等人被誅滅後，田千秋的地位曾一度發生動搖，但最終由於他的圓滑而渡過難關，體麵地老死於丞相之任，可謂“因庸得福”。田千秋的一言一行，都不失為一位素餐、圓潤滑頭的官吏，左右逢源的本領使其渡過難關，能夠長時間獲得帝王靠山的信任，老死於丞相之任。
點評：
田千秋像泥鰍，靠身上粘液存世。讓上級抓不住把柄，上級才能成為你的靠山。
5、學得真本事，賣與“帝王家”
蘇秦，字季子，戰國時期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終生所學屬於縱橫家學派，為其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戰國角逐，合縱、連橫的外交鬥爭中，他曾經大顯身手，先後遊說燕、齊、趙、韓、魏和楚各國，使之聯合起來以禦強秦。在東方各國合縱的強大聲勢下，秦國曾一度被迫歸還部分侵占韓、魏的土地，並取消帝號。史稱：“六國縱合而並力焉。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司馬遷在寫完蘇秦的事跡後，亦稱頌說：“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縱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其實，蘇秦這樣一位顯赫一時的傑出外交家和學者，在其年輕時卻曾經遭遇過一段很是坎坷困難的境遇。“(蘇秦)習之於鬼穀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由於蘇秦所學縱橫家，術不精，遊說無成，不為人君所用，回到家裏窮困潦倒，受到全家人的市譏諷挖苦，當時他的心緒是可想而知的!可貴的是，他並沒有就此灰心喪氣而沉淪下去。史載：“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他還總結了過去讀書失敗、不得法的經驗教訓：“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廠轉而走上對書精讀的道路，“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終於，蘇秦成為了縱橫家的大學者，口似懸河，才華橫溢，為後來遊說各國國君，稱縱約長、佩六國相印的事業奠定了基礎。
《陰符》乃薑尚即薑太公所著。其書屬於謀略類。《戰國策》還記載說：蘇秦為了研究《陰符》之謀，不僅“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並且“讀書欲睡，引銀白刺其股，血流至踵”。其攻讀的刻苦程度，真是躍然於紙上。這便是蘇秦讀書“錐刺股”的來曆。
由此看來，對書籍精讀、苦讀，而後有成，繼而把所學的本領作為製造靠山的資本，這走的是一條最實在的靠山之路。
點評：
獲取靠山，靠的是真本事!
6、有曠世的才華，還得有“識貨”的老板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縣人。元惠宗至正二十年(1360年)身應聘於朱元璋，開始政治上的通達時期。朱元璋認為他是漢朝的張良，三國時的諸葛亮。
劉基14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少年。他父親為他請了幾位老師，都因為自己覺得無力教授劉基而辭職。最後江南飽學名儒鄭複初應聘，也深感劉基非同尋常。一次鄭複初與學生們探討孔子如何周遊列國，宣傳道化，劉基突然說：“孔子雖然品德高尚，但是身為魯國人，國敗而難保，飽學而無用，豈不是一介沒有作為的書生?大丈夫不應如此！”鄭複初大驚失色，對劉基的父親說：“這可不是一個一般的孩子，以後一定會成為國家的棟梁!”
果然，元至順四年(1333年)，年僅23歲的劉基以其卓越的文才進士及第，衣錦還鄉，做了高安縣丞。
少年得誌的劉基，頗想為元朝盡忠，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當時正處於元朝末期，官場腐敗，吏漢貪亂，整個社會統治已是大廈將傾。但劉基並沒有感到獨木難支。他一方麵以身作則，為政清正，一方麵與那些貪官汙吏做鬥爭。可是，劉基碰了個灰鼻子灰臉。上任不久，即因受人嫉恨排擠到別處，又不久，因上文彈劾監察禦史失職得罪上司，被排擠回家。
官場的第一次失意並沒有使年青的劉基灰心喪氣。回鄉隱居的日子裏，他刻苦鑽研易經八卦，兵書戰策，並廣交賓朋，擴大自己的影響，隨時準備東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樹，不愁沒鳳凰。果然，劉基的名聲越來越大，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才幹足可以與諸葛亮相比，很多人於是紛紛登門求教。劉基覺得，他出頭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適值元朝末年，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黃岩人方國珍因被誣告通寇，殺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寇數千騷擾江浙，朝廷幾次派兵都沒剿滅，連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兒都被其活捉，於是朝廷決定許以高官厚祿招降方國珍。但方國珍幾降幾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終於想到了劉基，舉薦他為元帥府都事。
深居簡出十幾年的劉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現了光明。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嚴剿方國珍，認為方氏兄弟首先倡亂，不顧朝廷恩恤，“不誅無以懲後”，並且定下了剿除方案。方國珍早已聽說劉基的才幹，十分害怕，急忙派人以大量金銀財寶向他行賄，劉基拒絕不受。方國珍無計可施，隻好又派人賄賂京中權貴，結果元朝廷決定再次招撫方國珍，授以重要官職。劉基做夢也沒想到，正布置出兵呢，朝廷令下，說他擅作威福，奪去兵權不算，還把他羈管在紹興。劉基一氣之下，頭發都白了一半，棄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隱居。
這次官場失意對劉基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年近四十的他，本以才自恃，頗為自負，總想通過效忠元朝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可是每每乘興而去，卻落個灰溜溜的歸來，根本沒有人重視他的才能。一年以後，又有一次機會，可是執政權貴怕得罪方國珍，連軍隊都不讓劉基沾邊兒。劉基隻好隱居山林，寫詩做賦，抒發他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抑鬱心情。
元末農民起義如燎原之火，規模越來越大。劉基卻沉浸在哀愁之中，看不見自己的出路。他作為元朝的知識分子，本能地想維護元朝的統治，但是20多年宦海沉浮又使他對元朝蒙古貴族的統治產生了強烈的不滿。他羨慕愛國軍事家諸葛亮以身事漢，崇敬嶽飛精忠報國，一絲一縷的反抗異族壓迫的火焰開始在心中燃燒起來。正在這時，朱元璋領導的一支紅巾軍先後占領了諸暨、衢州和處州，隨後又次第拔除了東南一帶元軍的一些孤立據點，占領了浙東大部分地區，並極力搜求各地知識分子、知名人士，希望他們出來支持自己的事業，在浙東早已頗負盛名的劉基，自然被列入了邀請的名單。
此時的劉基已年近50，他以為此生鬱鬱，再也撈不上什麼靠山了，一身的才會也就要付之東流，加之對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願意出山。經過朋友再三勸告，又考慮到身家性命，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劉基才決定去應天府(今南京)，觀察朱元璋的作為和對自己的態度。
劉基到應天之後，心情仍然很抑鬱。朱元璋召見他那天，他懶懶散散地來到朱元璋的帥府，見朱元璋隻略略一拜。當朱元璋問到關於如何建立功業時，劉基隨機想出了治國十八策，說得朱元璋點頭稱是，親自為劉基斟茶，繼續向他征求有關創業的各方麵的意見。這使劉基那顆已經冷漠的心得到了溫暖。
朱元璋為了籠絡像劉基這樣的文人，專門修了一所禮賢館，對文人們給予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聽到他們有什麼高明的見解，立刻予以采納。劉基感到終於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隨朱元璋，他決心利用自己的軍事才能，為朱元璋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
劉基的才能逐漸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一天，朱元璋在自己房中設酒席款待劉基，征求他對天下時局的看法。當時，各路起義軍占領了元朝大部分地盤，其中勢力最強盛的是西北的陳友諒和東南的張土誠。這兩個人為了擴充地盤，經常騷擾朱元璋所占的領地。朱元璋把大部分精力用於防備這兩個人的掠奪上，弄得手忙腳亂。劉基聽完朱元璋的述說，微微一笑。他撫摸著酒杯，款款地向朱元璋發問道：“您可知道山中猛虎的故事?”．朱元璋被問得—：愣：“先生說的是什麼意思?’’劉基笑道：“從前有一隻猛虎，整天在山林裏覓食，有隻狼也想貪些便宜，便和它爭食。猛虎追那隻狼，這隻狼就來吃它的東西，再追這隻狼，那隻狼又吃它的東西。猛虎白白獵獲了很多美食，最後竟餓死在山中。現在您就好像那隻猛虎，而陳張二人就好像那兩隻狼。如果您想安安靜靜地獨坐天下，該怎麼辦呢?金陵地勢險要，但也不過是一隻肥兔；天下之大，才是可逐之鹿，若想雄震天下，必先除去二狼，再北定中原，那時，您就可以麵南背北了。”朱元璋聽言，默然良久，對劉基說：“恐我不是猛虎，而張、陳乃猛虎耳。”劉基聽罷，頓杯而起，朗聲道：“主公此言差矣!張土誠齷齪，胸無大誌，隻求自保，不求進取，哪裏有英雄氣概?可以姑且不予理睬。陳友諒野心大，欲望高，擁精兵數10萬，巨艦幾百艘，處我上遊，時常虎視眈眈，總欲吞沒我們，確有猛虎之勢，應該認真對付。然而他為人倨傲，自以為是，乃一勇之夫，做大將衝鋒陷陣可以，卻不是成大事的材料。主公雖然如今尚弱，但胸懷大誌，如能立誌起兵，應先滅陳友諒，次取張土誠，則如虎豹突起，聞者震撼，得天下何難!”一番話說得朱元璋熱血沸騰，豪興大發，他說：“若不是先生教我，我終不過餓死之虎耳!此為天意，使先生助我!”
從此，朱元璋把劉基當成心腹謀土，事無大小，都要同劉基商量。朱元璋稱呼劉基，隻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別人談起也常把劉基比做漢初的張良。這就更加增強了劉基報答知遇之恩的願望。
點評：
讓上級成為你的靠山的第一步是：選擇上級。
7、商鞅勇於炒老板魷魚，投奔國外靠山
商鞅，本姓公孫，生於公元前390年前後，因後來在秦為政有功被封於商，世稱商鞅，又叫公孫鞅或衛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衛國。衛國在春秋時期還有一定的實力，後因大國爭霸，越來越衰弱，到戰國時已淪為魏國的附庸了。公孫鞅就出生這樣一個日漸衰敗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長子，隻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與衛人的夾牆裏。國運的衰微與家道的淪落使他在少年時代更胸懷大誌而發憤讀書。他日夜研讀《法經》，反複揣摩法家理論的要旨，並投到魏相公叔座的門下，任中庶子，為公叔座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抱負顯露才能的機會。
公叔座對手下的這位公子並非沒有留心，他見公孫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條，心中自然多了幾分器重，商鞅對一些問題的見解及露出來的抱負，也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向惠王推薦這位年輕的公子，讓他有一展才能的機會。不幸的是，這樣的機會還沒有到來，公叔座便身染重病臥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親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座，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氣息奄奄，惠王不免為日後丞相人選問題憂慮。一段安慰的話語之後，他問道：“丞相的身體萬一有了不測，將有誰可以輔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座聽了這話，回答說：“臣的手下有一年輕人叫公孫鞅，雖年少卻有奇才，軍國大事可以委任於他，願大王能重用他。”惠王聽了，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就在惠王即將返宮時，公叔座屏退手下的人對惠王說：“既然大王不願舉用他那麼請殺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國去。”這次惠王倒是答應了他。眾人走後，公叔座派人把公孫鞅召來，把剛才和惠王交談的情形說了一遍，並勸他趕快躲開免遭殺身之禍。公孫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肓還念念不忘國家，不覺感慨萬端，他說：“既然大王不願聽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麼會聽您之言來殺我呢?”公叔座聽了，沒有再說什麼。
公孫鞅的判斷是對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來。不久，公叔座逝去了。惠王把他的薦言當作病重時的胡言亂語，沒有采納，而公孫鞅也覺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離去了，空懷一腔熱血而無所用，便感到心頭是那樣沉重，一股懷才不遇的悵惘時時侵上他的眉梢，他開始冷靜地分析時局，考慮自己的去處了。既然在魏國得不到重用，為什麼不到他國投靠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剛巧，這時他聽說西邊的秦國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圖謀大業的雄心，正在四處求賢，招攬智能之士。那裏也許是一顯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元前361年，在魏國久未見擢的公孫鞅，離開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桑梓之邦，帶著經常研讀的《法經》，赴秦國去了。此時的秦國，獻公剛剛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輕氣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權貴終日聲色犬馬無所事事，自己的父親嚐試著進行了一次變革，雖有效果但沒能徹底改變貧窮積弱的狀況，而魏、趙、楚等國又一個個虎視眈眈。自己的先祖不曾立過撼世的霸業嗎?今日的秦國為什麼不能恢複到穆公時期那種稱霸西戎一匡諸侯的氣勢呢？這位新即位的國君，感到再也不能坐視這種局麵繼續下去了。人才，乃強國之要。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賢令，廣招天下的賢士英才。公孫鞅也是在這種形勢下來到秦國的。
通過這幾次的會見、交談，孝公決定起用公孫鞅，把振興秦國富國強兵的重任委托於他。公孫鞅在分析了秦國的形勢後，準備推行法家的治國之術來整飭秦國的朝綱，嚴明法紀，改變當前貧窮積弱的局麵。要做到這些，首先必須改變秦國舊有的法令製度、陳規陋習。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孫鞅製定變法律令，向全國頒布了第一道新法——《墾草令》，並由此拉開了一場大規模變法的序幕。
魏國未能重用商鞅，痛失良機。商鞅改投明主，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大展宏圖，秦國也因此而雄霸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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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上級的關鍵標準：你在那裏有沒有發展?8、先任勞任怨，再任官任職
乾隆二十七年(1762)，當河南巡撫胡寶病危的消息傳進京城之後，乾隆皇帝極為關切，“屢賜慰問，頒參藥食品，兩遣侍衛偕太醫來視”。作為國君的乾隆皇帝之所以對這位大臣如此厚愛，那是因為胡寶任官三十年來一直是勤勤懇懇，“不辭勞瘁”，甚至在病危之際，仍念念不忘他在河南任上負責的水利工程，上疏乾隆帝，提出最後的寶貴意見，致使乾隆帝深為感動。
胡寶泉(1695—1763)，字泰舒，號飴齋，晚號瓶巷，江南歙縣(今屬安徽)人。雍正元年(1723)中舉人，乾隆二年(1737)考授內閣，幼承家學，學識淵博，他自登仕之日起就以勤政自勉，把平時所學用於實踐。很快，他的辦事“勤敏”便被當時的軍機大臣鄂爾泰所賞識。鄂爾泰對他的評價是：“省中隱埋一老名士，大能任事。”於是，調任軍機章京。軍機章京負責協助軍機大臣處理一應事務，由於胡寶泉勤苦自勵，很快便熟諳了軍機處的工作，而且“有問則應，據經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職官、兵製、因革利弊，言之鑿鑿”
乾隆六年(1741)以後，胡寶泉幾次被派遣外出辦事，如到東北清查黑龍江、吉林開墾荒地，到直隸賑濟災民，他都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十三年(1748)，又奉命從大學士傅恒征金川，他“日馳常三百餘裏，遇險則徒步，躡危崖斷棧，從者多不相及”，有時竟“三晝夜一食”。金川告捷，雖由傅恒指揮，但“讚畫機宜”，胡寶泉“勞績最著”。凱旋之後乾隆皇帝“親斟金卮賜公酒，海內榮之”。
乾隆十七年(1752)以後，胡寶泉始放外任。先是任山西巡撫，他“撫饑民，理冤獄，劾貪吏，整關隘堤防，諸政並舉”。後又調湖南、江西，清理兩地礦政，亦頗見成效。二十二年(1757)，胡寶泉調任河南巡撫。當時黃河屢屢決口，河南、山東、安徽被澇者六十餘州縣。朝廷派侍郎裘日修與胡寶泉共同調查治理水患。胡寶泉一到河南，就把治水當作己任。他奔波於全省各地，詳細了解情況，經常是“自忘其勞，每行部必躬曆田間，問民疾苦。或境內有事輒夜半即行，途間買餅餌而食，所過傳舍不知有供億之煩也”。經過多方調查研究，他與裘日修上了治理黃河疏，建議將河南境內四條幹河疏浚加寬加深，輔之以“截沙灣，塞決口，拓舊堤”，“分要工、次工、緩工，次第興修”。乾隆帝讚揚說：“寶蹤不辭勞瘁，能體朕意，盡力調劑，以蘇窮民，甚可嘉也。”次年，諸工皆竣，乾隆帝親製《中州治河碑》，褒獎胡寶泉與裘日修“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
胡寶泉蹤深知，治理水患，絕無一勞永逸之事，因此在取得初步成效後，繼續專心防患，他“督令州縣經理溝洫，每一州縣中開溝自十數道至百數十道，長自裏許至數十裏，寬自數尺至數丈，皆以足資蓄泄為度”。“自是連歲大稔”。二十五年(1760)，他又建議對已建堤壩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準。這年冬天，胡寶泉被調往江西。次年七月，黃河又於河南境內決口，乾隆帝再次將他調回河南。這時的胡寶泉嫋已68歲，但他不顧體弱多病，仍以治水為己任，全心撲在治河上。他上疏建議將逼近決口處的賈魯、惠濟兩河增築堤堰，兩岸多挑渠港，同時建滾水壩，以導黃河水入兩河。乾隆帝稱讚他的辦法是事半功倍。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在胡寶泉專心治水的時候，由於長年奔波，積勞成疾，他終於病倒了，而且病情相當嚴重。乾隆帝聞訊，派專人去探望。這時，胡寶泉請來人向皇帝轉呈他的一個奏折。這是處於病危之際的胡寶泉上的最後一個奏折，這裏既沒有談自己的病，又沒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個人要求，通篇所談，仍舊是他念念不忘的治水問題。他彙報了自二十三年河工告竣之後的各項水利工程，其中談到各州縣所開溝渠，應“每歲或春融，或農隙，隨時加浚寬深”。乾隆皇帝看到胡寶泉的病危建言，大為感動，他敬佩這位老臣鞠躬盡瘁的精神，因此，急速賜藥派太醫，爭取搶救胡寶泉，同時，又將胡寶泉在河南各州縣開溝渠的做法令直隸總督仿行。
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十八日，胡寶泉病故。乾隆帝“深珍惜”，特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賜祭葬。胡寶泉的去世，使黎庶“悲思”，士友“追念”，時人“隕涕”，人們為“朝廷失一公忠任事之賢臣”而惋惜。這一切，正是對胡寶泉的最好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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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上級成為靠山，也要靠自己積累“政治資本”
9、至勤至忠，讓靠山欲“罷”不能
房玄齡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終，尤為難得。
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時，房玄齡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陽)尉。李淵派其子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帶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區，房玄齡經過分析比較，認為隋朝滅亡隻是遲早的事，而在諸支起義軍中，唯有李唐政權深明大義，極得民心，又能禮賢下士，將來必定能據有天下，於是，他就毅然拋棄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當時，李世民距他有八百裏之遙，他“杖策謁於軍門”，拜見了李世民。一談之下，大為投機，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記室參軍的重要職務，把他當作重要謀士看待。從此，李世民與房玄齡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後的三十多年中，兩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為一代明君，房玄齡也成為一代名相。
李世民因赫赫戰功而被封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設的“天策上將”，勢力很大。李世民還極其善於招攬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謂的“十八學土”，房玄齡、杜如晦多謀善斷，陸德明、孔穎達精通經學，姚思廉擅長文史，虞世南以書法名世，其餘十數人也是當時的人傑才俊。在這“十八學士”當中，房玄齡據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為秦王李世民招納。人才，是房玄齡的重要任務之一。
《舊唐書·杜如晦傳》記載，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參軍，其職責是幫助訓練士兵，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位。後來，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來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調到外地去。房玄齡聽說了，趕忙跑去對李世民說：“王府中的英俊才傑被調出的越來越多了，別的人我都不覺得可惜，隻有杜如晦不能調走，他是個其智能識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人才，您如果還想經營四方，取得天下的話，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聽了以後，十分感激地說：“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點失去了這個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銷了調令，重用杜如晦。以後以多年的實踐證明，房玄齡的認識是正確的，杜如晦在評斷大事上，極有見地，以致有了“房謀杜斷”這一說法，意思是說房玄齡善建嘉謀、杜如晦能正確決斷。二人密切配合，為唐代的安定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後來，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淵的支持下與齊王李元吉聯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圖除掉他，以免將來生亂。一次，李建成請李世民赴宴，於酒中置毒，李世民飲後腹中暴痛，被送回家裏，嘔血數升才保住了性命。還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獵的名義，特意為李世民準備了一匹烈馬，等到李世民騎馬追逐一頭麋鹿時，烈馬狂性發作，把李世民用出了一丈多遠，差點摔死。後來，李建成又與李元吉密謀，準備在替李元吉出征餞行的宴會上殺死李世民。兄弟相殘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齡極力主張當斷則斷，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齡等人的極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玄武門埋伏兵馬，趁李建成上朝之機殺死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殺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當了太子，不久又當了皇帝。
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後的第四年，房玄齡被提升為尚書左仆射，行宰相之職
在任相職期間，房玄齡可謂至忠至勤，而且成績卓著，堪稱能相。史書上這樣稱讚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中的各個衙門)，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謹慎虔誠地處理各類問題)，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不讓一件事辦不妥當)。”
在選拔人才方麵，房玄齡十分謹慎。唐太宗曾經說過：“選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輕心的事，用一君子，則許多君子就會慕名而來；若用一小人，許多小人也就會鑽營而來。”在這一點上，房玄齡對唐太宗極其讚賞。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薦合適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衛率(主管太子的保衛)，名叫李大亮，房玄齡很看重他，說他為人耿直，有西漢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房玄齡在用人方麵，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責備，能夠揚其長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也寧缺毋濫，決不做濫竽充數之舉。如管理財政申報開支的部門，很長時間沒有人選，但房玄齡認為這個部門關係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係”的地方，“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他這樣做，有時會招致別人說閑話，評論他在授權方麵十分吝嗇。但他為了國家的利益，對於個人的聲譽，從不計較。
對於朝廷上的一些煩事，他幾乎事無巨細，一概過問，不僅定期審查吏治、司治的得失優劣，甚至連宮室的營選、武庫裏的存儲數目，他都要一一過問。史書說他“事無巨細，鹹當留意”，其認真負責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
在對李世民的進諫方麵，他也做得很突出，雖未能像魏征那樣屢屢犯顏直諫，也能坦陳己意。其實，魏征對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經說過，在事必躬親、言無不盡方麵，自己不如房玄齡。一次，唐太宗忽然問周圍的大臣說：自古以來，草創開國的皇帝，把皇位傳給了子孫，多出敗亂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齡直言不諱地說：那都是因為皇上寵愛子孫，而子孫生長深宮，自幼享慣富貴，不識人間情偽，不懂國家安危，不能磨練才幹的緣故。
唐太宗也有過不少荒唐之舉，如對高麗發動戰爭，不僅給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本國人民帶來慘重的損失，在多年的戰爭中，僅戰馬一項，損失了十之七八，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麗，當時房玄齡已重病臥床，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給太宗上書，並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不安靜，各得其所，唯有東征高麗，必會成為國家的大患。我雖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覽表以後，十分感動地說：“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是難得啊!”
房玄齡心地一片赤誠，為人胸懷寬廣，善於團結同僚，容易與人共事，並且注意發揮別人的長處。如經他推薦的杜如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史書上稱他，“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就注意發揮他善於決斷的長處，每和太宗有所謀劃，都要等杜如晦前來定斷，用房玄齡的話來說，就是“非如晦莫能籌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與房玄齡不謀而合。“房謀杜斷”，相得益彰，他們兩人的密切工作，與勾心鬥角的官場習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流傳不絕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