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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羅家倫，他在民國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位頗為有趣的人物。
羅家倫在現代流傳最廣泛的一個段子，是說他在北大就讀期間，曾經情難自禁地愛上了一位北大的校花。因此，羅家倫便寫了１００封情書去追求她，下筆自然是風情萬千、布局明媚。可是，校花跑去看了羅家倫一眼，覺得這個男人長得太醜陋了，便故意在校刊上公布了自己的三個擇偶條件：留洋博士、大學校長、日後即便成為夫妻外出同行也必須保持一定距離。此公告一出，羅家倫立即在北大校園中成為轟動性人物。羅家倫此番春情萌動，自然成為早春風寒時節的一棵幼苗，無言地萎頓了。
徐誌摩的前妻張幼儀女士，對於羅家倫的鮮明印象是：“一雙好大的手，手上麵毛茸茸的像隻熊。”
此後，羅家倫的政敵想要攻擊他，一時難於在個人品德上找出他的隙縫，便在他的長相上做文章：“羅家倫長得太醜了！”據說，是羅家倫在重慶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有頑劣的學生專門作了一首打油詩攻擊他的大鼻子：“人言鼻子大，惟君大得凶。砂坪打噴嚏，柏溪雨蒙蒙。”這麼醜的人做大學校長怎麼行呢，嚴重影響了中央大學女孩子們的青春期性心理發育嘛。於是，羅家倫的大鼻子，一度便成為陪都重慶，苦度艱難時期的一個解悶話題。
當然，以上不過是一點坊間的，與羅家倫有關的閑聞趣事。
近年來，大陸官方的主流媒體，已經開始關注羅家倫了。有人說，羅家倫在動蕩與希望、啟蒙與救亡並存的“五四”大時代中，是走在最前麵呐喊的一個排頭兵。“五四運動”一詞的發明權，即屬於羅家倫本人。後來，羅家倫遊學於西方歐洲諸國，成為有計劃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第一人。又先參加國民黨的北伐戰事，歸國後又於３１歲的壯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執掌中央大學的校印達１０年之久。這是羅家倫事業上的一個巔峰時期，他致力於中國教育的現代化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抗戰時他積極參與西北地區的經濟考察工作；抗戰勝利後，則代表當時的民國政府出使印度；到台灣後退出政壇，晚年的興趣集中於中國近代史料的收集梳理方麵，且頗有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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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羅家倫而言，幼年的嚴父慈母，對於他後來的事業發展影響莫大。
羅家倫的父親羅傳珍，字沛卿，祖籍浙江紹興，晚清時期來到江西做官，相繼在江西的萬年、都昌、奉新等地出任七品的縣令官職，至羅家倫出生的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羅傳珍調任為進賢縣知縣，因此，羅家倫的出生地便為江西的進賢縣。
羅傳珍國學的底子很好，詩文書畫樣樣都拿得起，這是羅家倫成長的一個有利因素。他對於當時正在輸入的西方文化也有興趣，常托友人到上海、武漢那樣的開放城市，購置一些翻譯的西方書籍回來，供全家閱讀，這對於羅家倫後來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形成，也是有相當影響的一個因素。當年，羅傳珍與上峰江西巡撫馮汝騤私交甚好。羅傳珍與江西境內的新軍、革命黨人多有接觸，因此常勸巡撫馮汝騤在亂世中“多栽花，少插刺”，多個朋友多條路。江西的革命黨人經羅家倫斡旋得以脫案活命者甚多，李烈鈞即為其中的有名人物。
母親周霞裳雖然在羅家倫９歲那年即病逝了。但是留在羅家倫記憶中的印象卻是不可磨滅的。羅家倫晚年，在回憶起溫熱的慈母時，曾經感情充沛地講過這樣一段話：
“三歲時吾母置我於膝上，教以識字並背誦短詩；入家塾後，晚間輒於素油燈前為我溫課。？ ？吾父鈍庵公有時督責稍嚴，母則濟之以寬；餘因頑劣而受侮時，母常戒之以格言，感之以溫淚。晨起猶未早餐，必盤旋父榻之前，或跪榻幾，或坐小凳上，以聽父講授曆史中先民之故事。凡此典故，均由吾父加以選擇，認為有興趣而且富於教育意義者，先於夜間錄入小冊；講授完畢，即以此小冊付餘複習；日恒二三則，如是者數年。當時風氣初開，凡滬上有關新知之課本或畫報，父常盡先托友人購寄，供餘參閱。？ ？母逝後，父憐我失恃，待我如嚴師，亦如慈母。”
進入民國時期，父親羅傳珍不再出來做官，而是寓居於江西的省城南昌。民國建立伊始，李烈鈞主持江西的軍政，曾經親自赴羅府答謝當年的救命之恩，由是，羅傳珍在民國時頗受人尊敬。１９１４年，１８歲的羅家倫至上海的複旦公學求學。該校的創辦人是民國聞人於右任、馬相伯、葉仲裕等人，孫中山出任該校的董事會主席。複旦公學辦學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言論自由。這對於羅家倫的成長是一個極大的便利。此時的羅家倫已經對於政治時事興趣盎然了。黃克強、戴季陶等著名的民國政治活動家到上海時，羅家倫均會興致勃勃地跑去向他們請教新知識、新主義。
晚年的羅家倫流寓於孤島台灣。這時期，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給兒孫輩回憶自己在大陸年幼時光的情事。他仍然喜歡吃從前大陸期間的一種炒花生的小吃。講到高興的時候，花生皮剝了滿滿的一桌麵。羅家倫就會慢慢地把桌子上的花生皮撥開，給兒孫輩畫出從前江西進賢、南昌諸地的圖形，給大家看。那樣的遠山蒼翠、城郭人家，以及時光悠悠中的一片閑散。老去的羅家倫跟後輩們說：其實，自己仍然是曆曆在目的。有時，說著說著，羅家倫一時怔忡，一副無所事事的迷惘樣子，眼淚卻難以抑製地慢慢地流出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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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７年夏天，羅家倫萌生了北上到北京大學念書的想法。
不過當時，羅家倫的入學成績卻令北大的招生教授們犯難了。人們後來用了八個字來概括當時的羅家倫：“文學天才，數學白癡！”他的作文試卷，因為閱卷老師胡適的激賞得了滿分。可是對於數學一無所知的羅家倫，卻在這科得了一個大鴨蛋。胡適堅持要這個偏科偏得離譜的人才，其他教授寸步不讓。事情鬧到要校長蔡元培出麵來處理。蔡元培看過羅家倫的作文後，立即喜歡上了這個新生的銳意進取。因此，蔡元培開玩笑地跟大家說：羅家倫是有才的，且長了那麼大的一隻招風鼻，鼻子大可招財進寶。日後羅家倫有大出息了，還得感謝在座諸位的慧眼識英雄呢。校長既然這樣說，招生的教授們哄然一笑，羅家倫便算是通過了。
因此，羅家倫回憶自己在北大極其重要的三年求學生涯時，曾經用頗為愉悅的語調說道：“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
我們現在知道，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１８９８年戊戌變法期間，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由光緒帝的師傅、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孫家鼐主持創立。進入民國後，於１９１２年５月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嚴複為首任校長。不過，做教育顯然非嚴複的專長，嚴複的校長僅幹了半年不到即掩麵下台。此後，北大流星雨似的來過三任校長：章士釗、何燏時、胡仁源，俱是風韻氣度頗負時望的人物，卻始終打不開局麵。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接手北大校務，北大校園中仍養著不少的“學生老爺”。這班“學生老爺”幾乎是人手一個聽差伺候的。到了上課的時候，聽差在窗外恭恭敬敬地通報一聲：“老爺上課了！”於是，“學生老爺”們方慢吞吞地從鴉片床上起來洗漱，然後，睡眼惺忪地帶了自己的聽差去聽課。這樣的狀況，從老師到學生自然是毫無一點學術興趣。卻是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逛窯子時，師生中頗出過一些“運動健將”。因此，有娛樂小報幹脆給了八大胡同的妓院一個“兩院一堂”的別稱。所謂的兩院，是指當年北洋政府的參議院、眾議院酒色財氣的議員們；一堂者，即京師大學堂也，其時，京師大學堂雖然進入了國立北京大學時期，但京師大學堂的一切陋習仍因因襲陳，所以，一般的北京市民仍然調侃地稱之為“京師大學堂的老爺師生”。
蔡元培進入北大掌旗，至羅家倫的入學，僅僅經曆了大半年的革新期，蔡公即以其人格的偉大影響，使學校的風氣嶄然一變。當時，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是兼容並包、崇尚自由與科學的。他花重金請來的四個學科帶頭人———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可謂當年辦教育的一時之傑士。其中，尤其是陳獨秀主持的文科，顯得生機勃勃。文科方麵，胡適是喝過洋墨水剛從美國歸國的。國學的教授，則有黃侃、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章太炎的高足撐門麵。另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都是有大學問的。劉半農原本是上海的一個小說家，剛開始到北大做教授的時候，總有點不自在，後來卻慢慢地走上了正軌。另外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則是英文詩教授辜鴻銘。
這是一個百家爭鳴的陽春局麵。經過整頓的北大校園，春暖鳥聲瀏亮，夏季翠色燦然如瀉。整個北大的校園氣氛是和暖、生動且鮮潔潤濕的。蔡元培先生便鼓勵新舊各派的學者精英們，在校園內布道闡述包括哲學、文學、科學等廣泛課題在內的一切學問。當時，北大師生間的那一種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頤和之民主學風，使羅家倫一生均受益無窮。
當年，北大有兩個場所，是學生們極喜歡的聚首之地。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另一個是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辦公室。這兩個場所不講究師道的尊嚴，隻要上了三個人以上，即可以暢所欲言地開始學術的漫談，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沙龍聚會。其中，二樓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南方人去得比較多，一樓的辦公室因主人李大釗是北方人，到那個圈子中晃悠的北方人相對就多一點。明末清初的一代儒宗顧亭林先生，在批評當時的北方人時用過一句話：“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批評南方人，則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於是，學子們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樓的教員休息室為“群言堂”，一樓的李大釗辦公室為“飽無堂”。有一次，這兩個名稱被文科學長陳獨秀聽去了，並也不生氣，反而覺得這一幫學生很有朝氣。
文科中，最初是六位師長編纂了一份叫枟新青年枠的刊物，率先樹起了“新文學革命”的一麵旗纛。以後，功已立名已遂的羅家倫，回過頭來懷想六位師長的姹紫嫣紅，便幽靜地笑了，做了一個淺淨點評：
“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還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之氣焰因而大盛，這裏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錢玄同的哥哥錢洵，做過意大利公使，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麵一向主張很激烈，然而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沈尹默是一個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枟紅樓夢枠與枟道德經枠）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陶孟和、劉半農二位的資質跟前麵四位相比較，則稍微有點生硬。此外，文章寫得好、人亦樸素的李大釗，以及周樹人、周作人兄弟，都是力挺枟新青年枠雜誌的大將！
當時，以上數位人物，風頭一時無人可及。因此，他們很快便成了當年青年學子崇拜的偶像。
如此，羅家倫每當回憶起這一段靜美的時光，便忍不住快活地跟人家說：“我尤其身受這種好處。即教授之中，如胡適之先生就屢次在公開演講中，盛稱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受到傅斯年、毛子水諸位同學相互討論之益。”其時，傅斯年、毛子水、顧頡剛、段錫朋等人都是羅家倫聲氣相投的同窗，以傅、羅二人的關係相知最深。但是，傅、羅二人的相處，最初卻像一對好鬥的小公雞。這就是羅家倫說的：“當年傅孟真不免有一點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時彼此間不免因爭辯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見麵不講話，可是氣稍微下去一點立刻就好了，因為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知識，以後成為彼此人格間的信任。”傅斯年後來想起羅家倫也是充滿著珍重的友誼的：“誌希和我，因為彼此都有好吵鬧的脾氣，幾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於氣忿忿的不談話了。然而過五六分鍾，仍然一切如常。任憑吵上多少次，我們總是最好不過的朋友。”
羅家倫在北大求學期間，講到一位銘心刻骨不忘記的恩師，自然是蔡元培老先生；一個亦師亦友的知己，則是胡適之先生；一個鐵杆的兄弟，則非傅斯年那個大胖子莫屬。胡、傅、羅三人的深交應該是在胡適之發表枟文學改良芻議枠一文，在學生中聲名大振時。傅斯年聲作鍾聲，羅家倫言多慷慨，胡適之最喜歡微笑著作啟發式的點評。傅、羅起先不過是胡家客廳的不速之客，聊得過癮就升級為登門拜訪的熟客，到最後，胡家客廳幹脆就成了三人肆言無忌長談的好地方。三人一會兒作蕭然自得之狀，一會兒有意氣幹雲的豪邁，一會兒又拊掌而笑、稱美良久。當年的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大抵便是在這樣的切磋細談中，慢慢地成形了。這期間，胡適與羅家倫合作翻譯了易卜生的名劇枟玩偶之家枠，這個作品經枟新青年枠發表之後，在當年的青年知識階層激起了很大的反響。１９１９年，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的美國著名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攜帶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在中國進行了長達兩年的學術訪問。胡適為杜威的最忠實信徒，胡適後來講過一句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成為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經典解答。當年，杜威在北大做過一係列精彩的演講，胡適親自擔任杜威的現場翻譯，羅家倫則被胡適邀請做演說的筆錄。這樣的時候，當年少年氣盛的羅家倫，在夜闌人靜的時分，也會抬頭仰望夜空中銀河的清晰身影，感歎機遇的可貴。
１９１８年秋季，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數位情真意切的好友萌生了組織一個學生學社，籌辦一個學生刊物的想法。這年的１０月１３日的碰頭會上，確定月刊的名稱為枟新潮枠，辦刊的原則為“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三要素。後來，開會再議，選出的兩個主將是，素有“傅大炮”之稱的傅斯年以及羅家倫。另有毛子水、顧頡剛、馮友蘭、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紹原、李小峰、張申府、高君宇、譚平山、何思源、汪敬熙、吳康、李小峰、郭紹虞、孫伏園、孫春台、楊振聲、劉秉麟、孟壽椿、高承元、潘家洵諸君子為新潮社社員。這些人絕非泛泛庸碌之徒，後來，這些人在民國的學術政治界，大抵蔚然成為一種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壯麗景觀。隻不過，此時，他們都還隻能在一株幼苗似的枟新潮枠刊物中，做一個小小的吹鼓手。
枟新潮枠的人馬雖然招納整齊，可是，其時這一班的學生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不夠，經濟上也大抵不過是兩手空空的窮光蛋。傅斯年、羅家倫這兩位主事的哥們兒，就涎著臉皮去遊說像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這樣的學界大佬，從精神與財力方麵伸出手來拉小弟們一把。當時，傅斯年學的是文科，羅家倫則學的是英文科。
其時，北大文科的學長是陳獨秀，周作人則是傅斯年的國語教師。陳獨秀、周作人等人的枟新青年枠氣勢正如火如荼。枟新潮枠能辦成一份充滿朝氣的青年刊物，陳獨秀也是樂觀其成的。可是，當時傅斯年正投拜於黃侃的門下潛心鑽研國學。
我們現在知道，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所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當時最大的一個學術對立麵是以吳宓、胡先驌、梅光迪、劉伯明、湯用彤、陳寅恪、張蔭麟為代表的“學衡派”。章炳麟、黃侃所提倡的“國粹主義”與“學衡派”聲氣相投，因此，當時陳獨秀懷疑傅斯年、羅家倫可能是“學衡派”派來探營的間諜。為此，晚年的周作人在枟知堂回想錄枠中寫道：“枟新潮枠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隻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擔任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在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１９１８）十二月便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枟新青年枠，卻不自信有這樣大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隻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
如此，陳獨秀、李大釗對於傅斯年，羅家倫二人的疑竇方消。校長蔡元培是主張兼容並蓄之自由學風的，他批準由北大經費中撥３０００元給枟新潮枠作為開辦的經費，並且校方代為發行。李大釗則很幹脆地騰出了自己的圖書館辦公室，作為枟新潮枠編輯部以及聚會的一個地點。
１９１９年元旦，枟新潮枠雜誌發行了自己的創刊號。當時，傅斯年為創刊號撰寫了十篇文章。羅家倫亦有“今日之世界新潮”、“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今日中國之新聞界”三篇文章貢獻。
這裏，必須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絕對是一位風雷激蕩的思想重鎮人物。當年，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等一幫激情澎湃的年輕人，在讀過周作人寫下的枟人的文學枠、枟平民的文學枠等作品之後，周作人便繼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後，成為這些年輕人一個頗為重要的精神領袖。
後來，傅、羅等人相繼出國留學，周作人竟成為新潮社最後的留守人員。這就是枟新潮枠第二卷第五號卷末枟本社紀事枠中所記載的：“適值社員徐子俊、張申甫（即徐彥之、張崧年）兩君將有歐洲之行，周作人君新加入本社，於是在京全體會員假中央公園開會，歡送張徐兩君，歡迎周君，並開選舉票。結果周作人君當選為主任編輯，孟壽椿君當選為主任幹事。嗣由周君推定編輯四人，孟君推定幹事六人。”張菊香、張鐵榮所作的枟周作人年譜枠中，對這段曆史做過紮實的考證。周作人擔任主任編輯大約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他所接下的擔子正是傅斯年出國留學後所遺留下來的。
總之，當年北大的學生刊物枟新潮枠，它的精神麵貌是清新活潑的。枟新潮枠在枟新青年枠之後，迅速成長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很有影響的刊物。對此，羅家倫自己有一個回顧性的總結：
“枟新潮枠的政治色彩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與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複位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固有的文化，分別的重新估價。？ ？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
所以，提到自己在北大意氣風發的那一段歲月，羅家倫自己用了一段俏皮話一言以概括之：“如果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那麼，我與傅斯年都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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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爆發，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１９１９年４月的巴黎和會上，國際列強悍然把德國在青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無視享有主權的中國。這裏麵固然包藏了北洋軍閥與日本軍政府的私下交易，也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介入戰爭的程度，以及巴黎和會上中國盟友的態度、種種國際力量間的糾葛平穩，這才扭曲出來那樣古怪的一個結果。這中國現代大曆史走過時所留下的頗為暗淡的一頁，卻催生了中國新型革命力量的萌芽。五四運動即成為中國新型革命力量興起的一個重要的標誌點。
當時，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回北京後，北京高校中一些有影響的學生團體，諸如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工學社、同言社、共學社等社團，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應變事宜。北京社會上一些有影響的政治團體與社會團體，對於這一事態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晚上，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康白情、高君宇、許德珩等人，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禮堂開會。新潮社與國民雜誌社是本次學潮中的活躍學生社團，段錫朋是國民雜誌社的負責人。邵飄萍在當晚的高校聯合會議上，介紹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經過，會議推選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等人為各高校的總代表。當時，與會的學生代表均傾向於舉行和平的遊行示威，最後議定於５月４日至天安門廣場集合遊行。
次日上午１０時左右，同學狄君武到北京大學新潮社找到羅家倫。狄君武告訴羅家倫：“今天的運動，不可沒有宣言。”其時，距離預定的遊行時間已近，羅家倫是八校公選的總代表之一，義不容辭。於是，羅家倫便站定在一個長桌旁邊，略微思忖了一下，當即濡筆揮毫寫下了１８０字的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並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請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末了數句，家國之感尤為流溢於筆端，極富感染力。
５月４日這天是星期天，各高校的學生均無課。大約下午１點左右，各高校學生３０００餘人，即彙聚在了天安門城樓下。這天，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代表、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二人，不知從什麼地方聽到了風聲，二人便眼巴巴跑到了廣場，試圖勸阻學生的集會遊行。李長泰當日的行頭是一身舊式天鵝絨織花馬褂，儼然一副微服私訪的裝扮。吳炳湘這人更有意思，他看了一眼天安門廣場上群情振奮的人潮，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一會兒天氣就要見熱了，大家不如早點回去睡午覺吧。羅家倫瞟了吳炳湘一眼，回答更俏皮：大人您一把年紀了，也要注意身體哦。吳炳湘立即頷首應答：客氣客氣。李長泰、吳湘均二人也不敢貿然以武力阻止學生們的集會，遊行活動便如期進行了。
這樣，當天的遊行示威便出現了頗為幽默的一麵。八高校學生在道路的中間，一邊走，一邊高喊口號，吳炳湘統轄的警察部隊則規規矩矩地跟隨在隊伍的兩側。據著名紅色作家王統照的回憶：“在大隊左右，縱長約計隔開十來個人的距離，就有穿了黑灰軍服的軍警持槍隨行。”預定的遊行路線很快便走完了，羅家倫等人就領著大家，到東交民巷的美、英、法、意諸國公使館遞交請願書。可是，這天是星期天，各公使館的主事並不在館中，這令羅家倫等人有點意猶未盡。
於是，有同學再提議：不如大家在使館區遊行一圈吧，長長咱中國人的誌氣！但是，學生們的要求，卻令現場警戒的巡捕房警察們大為躊躇。因為，當年的東交民巷享有法外治權，普通的中國人除非經大總統徐世昌特批，一般是不得隨意穿行使館區的。學生們站在東交民巷西口焦灼地等待了近兩個小時，巡捕房仍然得不到大總統徐世昌的具體指示，參與遊行學生們心底裏的一把無名之火便熊熊燃燒了。
於是，學生們議論的焦點便七嘴八舌地集中到了參與向日本大借款、亦是“二十一條”談判的交涉者，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製局總裁陸宗輿三人身上。這三人的親日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中是比較出名的。學生中不知誰大聲地喊了一句：“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於是，遊行隊伍的注意力便轉移到了曹汝霖居住的趙家樓。
趙家樓名字聽上去似乎像巍峨峭壁的城堡建築，實際上不過是分為東、西二組的平房結構。西院的格局為中式的，東院則為仿西式平房建築。當年的曹汝霖在北京城有三個安樂窩，錫拉胡同與西觀音寺的寓所住著後娶的兩房小姨太，趙家樓公館住著的是正房大太太以及曹汝霖的父親曹老太爺。
實際上，５月４日這天，徐世昌在總統府有一個工作午宴，內閣總理錢能訓以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角兒均在場飲宴。警察總監吳炳湘見學生示威的矛頭轉向了曹汝霖的趙家樓住宅，內心有點不安，便打電話給總統府，說天安門外有學生手執白旗標語，為巴黎和會失敗，攻擊曹、章、陸諸位，請諸位暫留公府，不要回家。隻是，曹、章二人當時對於學生的示威活動並未介意。下午３時許，曹、章二人同車回到趙家樓曹宅，吳炳湘聞訊後立即加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守衛。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與一個叫中江醜吉的日本記者也到了趙家樓。
回到家中的曹汝霖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失策。曹汝霖後來在台灣回憶說：“（警察）隊長向我請示，怎樣保護法？我說這是你們的事，怎麼反來問我？隊長說，上頭命令‘文明對待’，故連警棍都沒有帶，怎麼好呢？我苦笑道，你們看怎麼好，即怎麼辦得咧！警察即找木板石塊之類去堵大門。我家向無警衛，牆不高，門又不堅。正在這時，丁問槎（士源）大踏步而進？ ？他見警察在堵門，他說堵門有何用處？我說，他們奉的命令，是文明對待，故連警棍都沒帶。問槎聽了大笑道，好個文明對待！”
現場警察沒有警察總監吳炳湘的親自指令，無人敢動手鎮壓學生。這樣，到了下午４點半左右，情緒激動的學生們便衝進了曹宅，人人口中高喊著“賣國賊！賣國賊！”曹汝霖倉促間躲進了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之中。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記者中江醜吉三人則在仆人的引導下走避到地下的鍋爐房。
混亂中，學生們沒有找到曹、章二人。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便取出了隨身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段錫朋被匡互生的舉動嚇了一跳，便阻止匡說：“我負不了責任！”這個時候，羅家倫、段錫朋等人顯然已經控製不了局麵了。匡互生堅決地回答：“誰要你負責！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匡互生仍然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
章宗祥等三人在下麵鍋爐房，聽到上麵有人縱火，就再也存不住身了。三人跑上來，朝向後門亂跑。章宗祥身穿一身禮服，在人群中十分顯眼，有學生認定他便是曹汝霖，就一擁而上，將章宗祥群毆了一頓。打到一半，人群中有人講了一句：“這不是曹汝霖，打錯了。”大家哄然散去。中江醜吉與曹家傭人，趁機把章宗祥抬到外麵的一間雜貨店去躲避。但是，後麵有學生洶洶然追上來說，“這也是一個賣國賊，剛才並沒有打錯！”結果，章宗祥又重新被學生們拖回到曹宅挨打。
事情鬧大了。有關這件事情的結局，枟北洋軍閥史話枠一書介紹說：“由於曹宅起火，曹宅外麵的軍警便一麵向天空發槍，一麵撲救火焰。這時步軍統領李長泰率領大批軍隊趕到，警察總監吳炳湘也召來大批警察，驅散了學生，同時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許德珩等３２位學生。”
趙家樓被點燃後，曹汝霖宅邸相鄰的１１間房被燒毀，東院也基本上被焚毀。
章宗祥被送往同仁醫院急救，此後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學生們開始擔心章宗祥會因此死去，倘使北洋政府一意要學生們以命抵命，這事該如何了局呢？
這時，恰巧有一位叫郭欽光的北大學生死去了，這人原本患有嚴重的肺病，遊行那天，又喊口號，又亂蹦亂跳，回到宿舍的當晚即舊病發作，很快即吐血身亡了。因此，羅家倫說：“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硬說郭欽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犧牲的烈士，受到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當然，這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它絲毫不能動搖五四運動在曆史上的定位。
“五四”天安門學生遊行結束之後，這一群原本在曆史中名氣不大的學生，便有了在曆史上崛起的機會。本文的主角羅家倫因此榮膺了一個“五四幹將”的光榮稱號，這是名垂青史的一種榮譽。另一個大齡青年２９歲的許德珩，後來則成了有名的民主人士，為九三學社的發起人之一。１７歲的劉仁靜年紀最小，最容易衝動，集會時此君一度激動得欲揮刀自盡，後來他一度列席於“中共一大”的代表。擔任過代理北大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在“五四”中的表現有點可惜。我們知道，５月３日夜晚，傅斯年還是一個熱心的策劃者。可是，到了“五四”這天的上午，八校學生的代表已經推選傅斯年為遊行的副主席了，但是，當時傅胖子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個同學一拳，一怒之下便不幹了。這一年傅斯年２３歲，比羅家倫大１歲，後來，每次在朋友間提起五四運動，傅斯年便沒有羅家倫的風頭。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羅家倫以“毅”為筆名，在枟每周評論枠第２３期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枟五四運動的精神枠，第一次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概念。羅家倫當時熱情洋溢地說：“學生是運動的先驅，是最先覺悟，最早奮起的力量。他們無所倚傍，赤手空拳，為國家、為民族的命運奮鬥。這顯然是極可貴的犧牲精神。”由是，“五四事件”被現代的史家正式確定為“五四運動”。
美國哲學大師杜威先生是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踏上中國國土的。他有幸見證了五四運動從發生到發展的整個過程。當時，杜威在寫給美國友人的信中，談到了自己對於這場“科學”與“民主”啟蒙運動的感想：“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隻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裏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幌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又說：“順便說一下，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裏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哄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並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遊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１４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為此，杜威仍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的枟亞洲枠雜誌上，撰文盛讚五四運動為“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一年之後，杜威在枟中國的新文化枠一文中，再次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5
這個時期，“主義與學潮”對於年輕的羅家倫來說，仍然是一件絕妙時物。可是，這卻不妨礙羅家倫那一顆年輕而強壯的心，為一份猝不及防的愛情所奇異地擊中。
扣響羅家倫愛情長跑發令槍者，是一位秀氣到令人生憐的南方女孩，叫張維楨。她的父親張鈞丞先生，在當年的上海灘也算得上是一位海上聞人。她自己也是高學曆的知性女人，後來修業於滬江大學政治係，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以張維楨當年的身世背景，即便是把她跟民國時風靡於一時的林徽因等才女放在一處，相信也是毫不遜色的。隻是張維楨這女子的本事，太令人驚奇了。她居然令五四運動的風頭健將羅家倫先生，一見之下，大為傾心。此後，羅家倫竟沿著張維楨所劃定的愛情軌跡，無怨無悔地長跑了整整八年的黃金歲月。這就令後人在驚異於他們的一份曉風白蓮的愛情之時，反而忽略了張維楨的“庭深春草綠，高門曉露寒”的才能。
後來，羅家倫在回憶起與張維楨的初次相見時，就說：
五四運動原本是告了一個段落的。可是，到了１９１９年年底之時，因為北京各高校的學生，要逼迫當年的北洋政府取消一個屈辱的軍事協議，學生與政府間便又掀起了軒然大波。“當時，政府有命令通緝我和方豪等幾個人，我當時住在嵩祝寺八號。到吃飯的時候，忽而來了八個馬隊，把我前門圍住了。我從後門走到黃振玉的家裏，由他家裏帶了一副黑眼鏡和一頂風帽，逃到北大一院。因為他們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張國燾一同去（上海）。”於是，羅家倫與張國燾兩個人便直接沿著火車軌道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天津的豐台。然後，他們便在那裏登車，南下去了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羅家倫在上海盤桓了月餘，一直到北京的風聲過去，這才又重新返回北京。
正是在這一段時間，羅家倫意外結識了從浙江湖州女校，來到上海聲援學生運動的張維楨。
羅家倫人很醜，可是，這時他的名氣很大。羅家倫自北京來到上海之後，便被上海的男女學生們簇擁著，作為一個英雄看待。羅家倫每天都要參加好幾場情緒激昂的報告會。來自湖州的女教員張維楨，便是眾多羅家倫欽佩者中的一員。
當時，張維楨手拿著一本黑皮軟抄的筆記本，總是坐在第一排，她低頭把羅家倫報告的要點，認真地記在筆記本上。張維楨寫得一手娟秀的楷體蠅頭小字，這引起了羅家倫的注意。他格外地多看了張維楨幾眼。當時的張維楨，穿著一件鏽紅的燈芯絨長袖夾袍；一頭瀑布般的烏黑頭發，僅用了一根烏絨發帶鬆鬆地挽住；臉色白淨，施了一層淡淡的脂粉；額前飄逸的幾綹劉海，流動了當年民國女子的一種特別韻味。
羅家倫一時發怔，侃侃而談的語氣，竟因此噎住了。
緊接著，羅家倫所做出的反應，卻跟自己信誓旦旦的“羅氏愛情定律”撞了車。不久前，羅家倫曾經在自己主辦的枟新潮枠雜誌上，發表了枟婦女解放枠一文，當時，他瀟灑寫道：“婚姻是一種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雙方人格上的了解。中國舊式的婚姻牽兩個素不相識的男女結合，不必說了，就是現在根據‘一麵愛’或者‘照片愛’的所謂的‘自由結婚’，難道有人格上的了解嗎？”
這一次，羅家倫跟張維楨相見恨晚。他們之間隻有一個短暫的接觸，１９２０年初，羅家倫返回北京後，即忙不迭地給張維楨寄了兩張風景明信片。接著是兩張小型風景照片。意猶未盡的羅家倫，後來幹脆又給張維楨寄出了一封長長的個人簡曆。
羅家倫的意思，張維楨懂得。張維楨莞爾一笑，就回贈了羅家倫一張小小的玉女單人照。這樣的浪漫相當古典。後來，張維楨取笑羅家倫的表白，其實已經類似於舊時的才子佳人們，互贈扇子手絹式的魚素傳情了。
五四運動過後，著名實業家穆藕初捐出了五萬銀元，給北京大學獎勵優秀的學子，資助北大把最好的學生選送到西方發達國家去學習。周炳林、段錫朋、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五人，有幸成為享受這獎學金的第一批人。這件事情，在當年的北京教育界一度引起過很大的轟動。學界戲稱羅家倫等人的留洋，為北京大學的“五大臣出使西洋”。
於是，到了１９２０年８月，羅家倫等一行人便來到了上海，準備從這裏搭乘海輪，遠渡美國留學。
起先，有關這一趟的滬上停留，羅家倫原本有一個跟張維楨再見的設想。可是，一場突發的疾病，卻打破了羅家倫的如意算盤。後來，羅家倫向張維楨寫信抱怨，“來滬七日，大燒凡四十二小時”。張維楨最初並不知曉羅家倫的苦痛。這個時期，正是國內各中小學的暑假期。張維楨按照信中的約定，特意從附近的城市趕到上海。她見羅家倫爽約，便離開上海做自己的事情去了。這令事後的羅家倫大呼鬱悶。
不久，羅家倫的病好了，羅家倫自己遠涉重洋的時間也到了。汽笛鳴響，羅家倫眼望著郵輪在無限的蒼茫中，駛離了波浪起伏的上海碼頭。羅家倫心底的思緒，怎一個愁字了得！如此，大病初逾的羅家倫仍哆嗦著握筆的手，給張維楨寫道：“來滬未能一見，心中很難過。玉影已收到，謝謝。不及多書，將離國，此心何堪，餘容途中續書。”羅家倫在寫這段話的時候，不慎將一滴淡墨掉在了潔淨的紙上。他望著在信紙上靜靜洇散的墨痕，盡量克製心中的落寞。
這時，張維楨仍在浙江湖州的湖郡女校教學。八月的湖州，秋風送爽，黛山在雲層間隱約。張維楨最要好的兩個閨中女伴是毛彥文與餘雅琴。前者沾惹上中國比較文學鼻祖吳宓的毫光，後來名噪於整個民國時代。但是，毛彥文最終下嫁的，卻是民國的老人熊希齡。餘雅琴則與現代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先生結成了連理。當時的毛彥文與餘雅琴，對於發生於張維楨與羅家倫之間的書信傳情，了然於胸。毛彥文、餘雅琴對羅家倫這個“五四健將”的聲名也是如雷貫耳。毛彥文、餘雅琴聽到羅家倫即將到來上海，出於一種好奇的心理，仍竭力攛唆張維楨上海一見，兩人表示願意陪同張維楨上海一行，隻可惜與羅家倫失之交臂。
郵輪駛入公海之後，心情惡劣的羅家倫，翻出了傅斯年不久前寫給自己的信件來消遣。當時，傅斯年也是從上海吳淞碼頭，乘郵輪到英美留學的。當年，素有“民國第一牛人”稱號的傅斯年，僅僅不過從上海的四馬路一帶匆匆一過，可他卻在寫給羅家倫的信件中，對於上海的市容市貌大加討伐：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暫，沒得什麼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裏，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最初，羅家倫讀罷傅胖子的妙論，曾經對於傅斯年的幼稚嗤之以鼻。可是，此時心境不佳的羅家倫，卻對傅斯年的妙論心有靈犀。於是，郵輪剛剛抵達彼岸，羅家倫即急不可耐地拉起了傅斯年的手，跟傅胖子聲討起了上海的世俗！
傅斯年大笑。
6
羅家倫在美國住下之後，起先選擇的是一所叫“普林斯頓大學院”的美國大學。該大學雖然戴了一頂“大學院”的高帽子，求讀的學生卻不算多，隻有１３０名學生。可是人家實行的是真正的精英式教育。全校有１００名大學教授，師生的比例幾近於一比一，一律要求大學教授們零距離地貼近學生，實施的是一種新型的快樂教育法。羅家倫最初的感覺，簡直是爽透了。師生“一同寄宿，一同吃飯，一同談天，一同討論，一同遊戲？ ？”，隻布置很少的作業，這仍近似於當年北大師生間的一種對坐論證的學習風氣。
於是，羅家倫倏忽又想起了留在國內的，江南三月寒林如畫之間的張維楨。他的心，伊始流動著一種溫潤的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