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想像作者在拍“跑步”那段戲的時候，突然有個又唱又跳的歌舞班子“闖入”，現場的工作人員原本試圖“驅趕”他們，但作者靈機一動，不僅不趕他們，反請他們“插入”畫麵，使電影更貼近我們眼睛所看到的“真實”。
情緒的變化使電影有了張弛感。男演員剛在街上沾染上一身歡樂，回到家中就被一通電話潑了一盆冷水：兒子的校長用頗為嚴肅的語調叫他到學校來一趟，“現在？”他問。“對，就現在。”校長的語氣是肯定的。原來，學校科學實驗室的一塊化石不見了。兒子被人告發，可能拿了那塊化石。
電影看到這裏，我以為《兒子的房間》會纏進一段令人厭煩的家庭糾紛裏，什麼“兒子叛逆”啦，“夫妻不和”啦，我對這類流水賬式的現實主義一向是沒好臉色的，寫小說時總是避之惟恐不及。在我的小說（如《有毒的婚姻》）中，我們生活的城市已見不到“現實”的影子，我所書寫的城市被評論家稱之為“獨特的魔幻城市”，因為對“現實主義”的厭惡，我必須在現實之上開拓出另外一層空間來，使我小說中的人物與空間自成體係，從而使“趙凝小說”就像這位意大利導演南尼？莫瑞蒂一樣，作品帶有鮮明的“個人標簽”。
但在這部電影裏，我錯誤地估計了故事的走向。故事並沒有陷入庸常的家庭糾紛之中，而是展現了一幅溫暖、和諧的家庭生活畫卷：一家四口，兒子、女兒都很可愛，丈夫是心理醫生，妻子是圖書出版商，生活穩定舒適，沒有代溝隔膜。如果要不是後來兒子出海潛水出事，電影給我們展現的家庭生活簡直堪稱“樣板”，令人向往。
在電影《兒子的房間》裏，“心理戲”占了很大的戲份。那些敲敲門就進來的病人，在身體進來的同時，也攜帶著千奇百怪的“念頭”進入父親的房間，那些難以遏製的怪想法，他每天都得麵對。
“我還是想自殺。”
冷不丁地，一個病人嘴裏就會冒出這樣一句。
另一個病人則喜歡敘述一條船，“我上了一條船，船上到處都是屍體……”
我眼前立刻出現了那艘外表漆得極漂亮的紅色大船——漂亮的外表裏往往隱藏著什麼陰暗的東西。電影中那些病人的敘述，猶如一段段日常生活的“橫截麵”，又如鏡子，讓觀者窺見其內心。這在小說中很容易做到，而在電影中，要想展現大段的心理獨白，往往費勁而又別扭。
兒子與父親跑步的鏡頭，在電影中反複出現。
我喜歡那些富有層次的、反複出現的跑步鏡頭。特別是在電影中的那個兒子出事之後，父親的自責心理使他不斷地想到“假如那天我不去病人家裏……”每次出現這種“假如”，電影裏就會出現父親和兒子一起跑步的鏡頭，那個17歲少年身上總是穿著一件鮮紅的運動衫，就像那艘紅色的船，在銀幕上那樣耀眼。
但是，這“耀眼”的感覺隻不過是一種幻覺，紅色運動衫回到了男孩的衣櫃，它是那麼安靜地呆著，沒有人來穿它。母親打開衣櫃，拉出紅色運動衫的一角，輕輕摸著，然後，無聲地慟哭。
“在您這兒，我感到自己還活著。在您這兒，我終於可以哭了……”
這是父親的一個病人在影片的前半段對父親說的話，而在孩子出事之後，父親在聽一個病人說話的時候，病人提到“孩子”兩個字，作為心理醫生的父親，突然用手捂著臉，哭了起來。
如果不是“作者電影”，我想任何導演不會同意這樣的安排：
父親在極度悲傷的時候，竟然去了熱熱鬧鬧的遊樂場。
他坐在那個上下翻騰的“車”裏，整個臉都綠了。他的傷痛不是“說”出來的，而是“演”出來的。“遊樂場”這場戲是全劇的點睛之筆，一個傷心的、失魂落魄的男人，被周圍人造的歡樂包圍著，強烈的氛圍對比使看的人和身臨其境的人都快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