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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世紀十年來，伴隨著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正在呈現出日新月異的變化。2010年底，舉世矚目的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勝利閉幕，這次總投資達450億人民幣，總參觀人數超7000萬人次的盛會，創造了世博會曆史上最大的規模記錄，並贏得了世人的讚歎。而其“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大會宣言，也再一次將城市與現代性想象這一百年來的曆史主題呈現在我們的麵前。
對於現代文明來說，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德國學者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曾指出：“人類所有的偉大文化都是由城市產生的。……如果我們不認識到城市由於逐漸地脫離了鄉村並最後使得鄉村破產，成為高級曆史的進程與意義所一般地依從的決定性的形式，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政治與經濟的曆史。”因此，在他看來，“世界的曆史就是城市的曆史”。【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齊世榮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206頁。在這個意義上，城市無疑是一個國家最具現代性特征的文化景觀。
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發布首部《宏觀經濟藍皮書》。藍皮書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正處於加速發展階段。按照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的城市化率約為36%，而到了2010年的第六次普查，這一數據上升到了49.68%，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新世紀最初的十年，是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十年。而按照國務院最近發布的現有常住人口數據測算，直到2013年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時，這一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過程才會逐漸趨緩。因此，在這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中來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並重新審視新世紀十年的中國城市文學，則無疑有著別樣的意義。
二
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曆史悠久的農業大國，城市及其城市文學在現代以來的中國一直處於尷尬的境地。正如李歐梵先生在談及中國現代小說時所說的：“城市從來沒有為中國現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喬依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學體係，從來沒有像支配西方現代派文學那樣支配中國文學的想象力。”【美】李歐梵：《論中國現代小說》，鄧卓譯，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3期。也正是這個意義上，“跟城市現實這隻巨大相框本身相比，現有的城市文學創作其實遠談不上豐富，餘地很大，還有很多空白等待填補。”李潔非：《城市相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頁。相對於鄉土文學的長盛不衰，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城市文學的發展之路極為坎坷，而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尤其如此。在相當多的研究者看來，建國以後一直到八十年代，這足足三十年間的文學中幾乎看不到什麼優秀的城市作品。直到改革開放的深入，在市場經濟的“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之下，這種城市文學的尷尬情勢才得到一定緩和。從80年代池莉、劉震雲等人的“新寫實”小說，到劉心武、鄧友梅等“市井文學”的重新興起，再到“痞子”王朔的橫空出世，都給城市文學乃至整個當代文學創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1988年，劉毅然的《搖滾青年》風行一時，這部小說所折射的流行歌廳舞廳文化，正是當時城市文化的最新景觀。而從《搖滾青年》到《大上海沉沒》，現代意義上的都市終於原形畢露。以此創作的實績，再配合當時評論界有關城市與現代生活的詩意想象，城市文學在一種“呼喚現代性”的時代訴求中闊步向前。到了90年代，城市日常生活的突顯，使得都市文學在現代都市文明的背景下波瀾起伏。城市已然成為文學中津津樂道的主題。以邱華棟、何頓、朱文、衛慧、棉棉、周潔茹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創作活動，較為集中地顯示了90年代以來都市文學的發展狀況。而在評論者看來，這些城市文學的新穎之處在於，它們不再隻是題材意義上表現城市生活狀況的文學，而體現出相應的現代意識和都市精神，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流向和價值觀念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