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出生於一個幹部家庭，十六歲從軍。這一經曆和朱蘇進等人吻合。朱向前另有一段農村生活的體驗，十四歲那年，他被下放到農村，做了兩年每天隻掙七點五個工分的農民。這次下放不同於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完全是一種懲罰。日後。朱向前回憶說：“當我能挑著一百多斤的擔子在山路上行走如飛的時候，我和農民已沒有一點區別，那兩年，從來沒有想到過這輩子還能離開土地。”這種可遇不可求的從小康到困頓的人生跌落，接通了朱向前和大地的血脈聯係，又把他和朱蘇進等人完全區分開來了。
這種在軍旅批評家中獨一無二的經曆，命定了他成為兩類軍旅作家現象的最早發現者，同時也為他長期追蹤研究這兩類作家，提供了雙向都能溝通的可能。
這一發現，實際上是朱向前對文化背景重視的必然結果。同時，朱向前對文化的“敏感”，又是尋根文學思潮和拉美文學大潮雙向磨礪的結果。
朱向前創作小說的“絕筆”是1987年初發表的《地牯的屋·樹·河》。這篇小說打著尋根和魔幻的雙重印記。這篇小說發表後曾被重要的選刊選載，並入圍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評獎篇目，引起小小的轟動。時隔十年，這篇小說的獨特的意義和價值依然存在。但朱向前卻在這個時候突然轉向批評了。從現象上看這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本質上卻是在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雙重擠壓下的突圍。他想站在一個理性的高度，來審視發生在中國的深層的文化的轉型。思想的收獲，已無法用小說來承載，必須借助於理論性的話語加以表達。獨立人格精神的重要，被朱向前感受到了，因此，感知的立場和創作的手段，已經不能傳遞在他體內蕩漾的深層的焦慮。
這種焦慮，究其根源，是對文化本體渴求在東西、古今文化衝突中獲得獨立人格精神的願望。1984到1987年，是中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幾年。以尋根的姿態去尋求與古代輝煌燦爛文化精神的對話因為批判國民性是非價值體係的過猶不及而無以為繼了，《爸爸爸》《遠村》《小鮑莊》《棋王》無法在揭示國民性這條路徑上望《阿Q正傳》的項背，傳統隨之被束之高閣。同時，大批作家開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和拉美，一時間，先鋒派文學、嫁接的拉美文學蔚成風氣。這種顯然失卻了中庸這種文化轉型期的典型的偏激態度，已經預示了文學的深層危機。朱向前的轉入批評，無疑有尋找在文化轉型期所應有的理性姿態的意思。他把相對能夠獨立的軍旅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開始了自己艱難的尋找。
綜觀朱向前的全部批評，感受最強烈的有兩個點：一是對地域性文化背景的細微勾勒，（1994年以前，他的大部分重要文章都是針對軍旅文學相關問題的發言。這些文章涉及軍隊的曆史文化背景、現實社會背景、軍隊的現代化程度的高低、兵員組成板塊結構發生變化對文學的影響、軍旅生活的主旋律以及其變奏等諸多方麵。對這些問題的闡釋都力圖在文化這個層麵上展開。）這一點決定了他的批評的深度；二是對作家的文化背景、個人經曆的特別重視，（從文化背景的角度闡述軍旅兩類青年作家的異同，並“尋找合點”，這是朱向前進入文學的獨特角度。從這個角度進入，最易接近作家的深層文化背景，加上個人經曆的參照，便可以照亮某個作家個體對文化基點尋找的詳盡過程。朱向前對朱蘇進的詳盡剖析，可作參證。）這一點為他的批評帶來了個性。
朱向前對批評的文化視角自覺，有一個循序漸進、由現象到本質的過程。他說：“最初引起我對農民軍人關注的不是農民軍人形象本身，也不是所謂農民軍人的主題，而是農民軍人作家，以李存葆、莫言為代表的這一個作家群，和以朱蘇進、喬良為代表的另一個作家群之間的異同，誘發了我的興趣，但比較研究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切入到了中國軍人心理基礎——農民心理、軍旅文學的文化背景——農業文化等這樣一些較深層麵的課題，並從此確立了我以鄉土中國和農民性作為觀測與考察當代中國軍人和軍旅文學的重要理論視角。”【朱向前：《尋找合點·跋》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 】;
1988年，朱向前在談到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局限時，就從文化的角度指出：“由於過分地強化軍人意識，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農民心理）素質的溶滲，由於過分地突出當代意識，或不善於以曆史眼光來觀照當代軍人，就容易使得軍人家庭青年軍旅作家給他們所鍾情的‘職業軍人’頭上戴上虛幻的理想光圈。再加上欠節製地借鑒外國軍事文學，又漸次滋生了某種‘洋化’的傾向，而把某些表層次的現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當作傳統心理嬗變或觀念更新來大加吹捧。這樣就不僅局限了他們筆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寫天地，而且還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減損了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實性。”“我們民族的優根性和劣根性都通過農民軍人相對集中地體現在軍隊中。因此，農民青年軍旅作家們在大力強調發揚革命傳統的同時，如果不能對那些非革命傳統進行批判的揚棄。也就很難承載重建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軍人品格的曆史重負。”【朱向前：《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互參觀照》，《文學評論》1988年3期；\\\" 】;基於對兩類作家局限性的認識，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國農民的心理基礎上，尋找雙方互補結構的思想，並明確指出：“隻有深刻地研究中國農民的命運，理解中國農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國軍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質，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鑒明優劣，在今天心理嬗變、觀念演變和意識更新的大潮中，對其做出深層性的開拓和建設性的揚棄。”【朱向前：《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互參觀照》，《文學評論》1988年3期；\\\" 】;
經過長達六年的追蹤研究，朱向前對中國軍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見一些理論深度的判斷：“宏觀視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無疑是中國真正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它經過長達百年的漸進，終於在本世紀末開始了突破性的‘衝刺’與飛躍。它的深刻性所帶來的‘應激反應’也不能不首先敏銳地體現在中國的‘時空實體’——土地和農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土地從來是農民人生的起點和歸宿，然而隨著十餘年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鬆動與調整，當代青年農民卻紛紛以‘逃離土地’作為他們富於時代感的人生設計和價值取向。其二，農民從來是革命的動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們才真正體驗到，在農民革命勝利之後，恰恰是要以改造農民自身來作為繼續推動社會進程的代價。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風改造’，而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對農民文化或農民性的根本改造。——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立場的反動和對於革命的‘角色互換’的自我意識，恰恰表現出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朱向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文學評論》1994年5期；\\\" 】;在此獨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確地指出了“農民軍人”這一角色所包蘊的豐富的曆史內涵和現實意義，並為如何塑造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農民軍人”形象，提出了操作意義上的建設性意見。他說：“第一，當代農村青年紛紛以應征入伍作為逃離土地的主渠道之一，一大批湧入軍營，成為穿上軍裝的農民。或者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農村的幅員遼闊，當代中國軍隊的主要兵源仍然在於農民。第二，當代軍營作為一座青春之門，一個人生舞台，一個連接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農民與軍人的中間環節，它在不停地吸納與容涵青年農民的同時，又對他們攜帶而來的農民心理、農民意識和農民文化做出‘中和反應’，並盡情展演兩種文明在其間相衝突、相碰撞、相妥協、相轉化的複雜過程。因此，‘農民軍人’就成了一個雙重身份和複雜性格的特殊‘人物’，成為我們觀察中國社會具有雙向視角的絕佳角度——既可以從鄉土和農民的觀點觀照當代軍人並加深其理解與把握，又可以從兵營和軍人的視點返視中國鄉土的深層結構和當代農民的最新方向。”【朱向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文學評論》1994年5期；\\\" 】;
因為這一係列的發言，朱向前的批評理論體係也便漸漸顯示了出來，展示出它可以宏觀把握軍旅文學曆史與現實走向並預測發展方向的力量。
四
進入90年代後，兩類軍旅作家的變化，可以有力地佐證文化視角研究文學的強勁生命力。朱向前開始操作批評話語的時候，這兩類作家雙峰並立。之後的七八年問，朱向前一直進行著追蹤研究。因此，他對軍旅文學發展前景的估價，因其親曆性和研究的連續性，就顯示出了毋庸置疑的權威性。
自古以來，文學創作都是一次馬拉鬆式的競技，智商（或叫小聰明），隻是在起跑的時候才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技法嫻熟，又對新手法、洋技術十分敏感，前幾公裏賽程會處在領跑的位置上。進入中途，拚的是才華。後半程，比賽的就是內功。這內功就是生命意識的堅固和文化底蘊的豐厚。
進入90年代，兩類軍旅作家無形的馬拉鬆競賽已到了後半程，如果不吃興奮劑，拚的就是內功了。就我們掌握的不太全麵的資料，可以列出幾個表格，對比看一看這兩類作家在90年代前十年的賽況。雙方的選手是：軍門子弟作家：朱蘇進、喬良、海波、劉亞洲、錢鋼、簡嘉；農民出身作家：李存葆、莫言、朱學武、周大新、閻連科、朱秀海。（農民出身作家尚有雷鐸、唐棟可入選參賽，為使雙方人數相當，不列入。因現在尚沒見成型的農民出身女作家，故不讓龐天舒、於勁等上場。）
A．一般賽況
B．1990-1995發表作品情況（隻記中、長篇和散文集，不含外文版、港澳版）
C．1990-1995作品轉載獲獎情況
D．1990-1996年作品題材範圍
[說明：一，因資料不全，數字可能不準；二，因閱讀有限，可能把雙方仍在賽場的選手列入了隱退之列；三，第四表題材分類並不嚴格，我們本不願這麼分，列表看本是為了醒目，將就分了。四，因雙方都沒寫出《紅樓夢》，隻好用數字說明問題；五，因國內無權威中篇獎項，雙方又都無茅盾獎得主，隻好選了行業獎（八一獎）、區域獎（上海獎），還有選刊獎。一般刊物獎不在統計之列，《大家》紅河文學大獎本也是個刊物獎，因其兩年隻獎一人的慎重，故特別列入；六，這種統計是否科學，歡迎批評。]
列入以上幾個表，是想少說些廢話，可以通過這些表直接看出比賽的大概情況。因一部《紅樓夢》足抵中國當代作家的全部勞作，我們對兩隊的作品量不作發言。因作家輟筆並非都意味著江郎才盡，我們也不對此加以評判。在列完這些表後，我們隻想強調兩點。第一，轉載率和出沒出文集，或多或少可以說明作家影響力的大小。（當然，我們也記得《喧嘩與騷動》曾經創過一年隻賣出去一本的記錄，但這隻是極少的特例，何況上述作品還都沒福克納的作品難讀）在這方麵，軍門隊可是大大落伍了。第二，作家涉獵範圍的寬窄，一能說明作家創造力和才情的高下；二能表示作家內功的強弱；三能預示作家最終氣象的大小。第一類作家，除了軍營生活和玄想，手中的筆再也無力伸向別處了。被朱向前譽為“南線戰爭總結之作”的《穿越死亡》，並沒有誕生在第一類作家之手。80年代以來，除了《靈棋》，第一類作家沒為軍旅文學留下一部像樣的戰爭小說，這一現實對這一群或長或短都做過將軍夢的作家不啻是一個尖酸的嘲諷。主將朱蘇進，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達著對戰爭的渴望，寫出來的戰爭小說，不是四千年前的，就是純粹幻想的，都“拒絕他人閱讀”（朱蘇進自述）。莫言、閻連科、周大新進入90年代後，都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曆史和現實之中，其存在的意義早已越出了軍旅。如果把他們這種行為看作是為了在將來更深刻地、更全麵地把握這支軍隊而作的尋根意義上的準備，他們重新回來描繪軍旅之日，朱蘇進、喬良等人還能不能與他們在一個賽場上競技，現在就可表示懷疑。
軍門隊敗象已露。他們敗在先天文化承載的單一和單薄上。大院文化至尊的錯覺，使他們無法與這個世界進行深層的交流。他們的孤自堅守，實際上是一種不得已。父輩的偶然從軍，割斷了他們這一類作家與土地的血肉聯係。他們都自視甚高，篤信“秀才不出門遍知天下事”，後天更是拒絕了解低層，個個像聆聽到“神諭”的智者，準神祗一般高高地飄在半空，用“第三隻眼”朝芸芸眾生“凝眸”。除了借助知識進行玄思，他們的視力很難越過大院的高牆。這樣，他們的文學氣象也就定了——不停地重複製作鑲著思想碎片的作品，供那些片麵深刻的好奇者捧在掌中把玩。
朱向前1988年就發出的“尋找合點”的籲請，並沒有被軍門子弟作家重視。不到十年，實際上隻剩朱蘇進一人在繼續獨扛大旗，這個作家群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
這是一個必須接受，也值得檢討的事實。
五
朱向前對這兩類作家定量定性的分析，著力是不均勻的。這一現象在他1993年以前的研究中格外醒目。
朱向前十四歲至十六歲，是做了兩年地地道道的農民。但這個農民和莫言、閻連科這種命定的農民又有本質的區別。莫言、閻連科出生的過程俗語就叫落地，蹣跚學步便直接融在大自然裏，童年做的活路是放羊或打豬草，玩的是蛐蛐和家裏的看門狗。朱向前的童年和朱蘇進、海波、喬良等人的童年一樣，最起碼有看不完的小人書。十六歲，朱向前又離開了農村，以後的經曆又完全和朱蘇進等人大同小異了。兩年農民的人生體驗，在他沒能出人頭地的漫長歲月裏，恐怕偶爾要以噩夢的形式重現。因為他的當農民，是特定政治、社會對他個人的一種懲罰，和知青們對農村的體驗相差無幾。參軍既然是對懲罰的逃離，回眸時，免不了要取俯視姿態；回憶時，又免不了厭惡情緒的彌漫。
因為朱向前的身份本質上屬於朱蘇進一類，加上他還有一點唯美主義，麵對朱蘇進製作的一個個貼著玄想的思想碎片的精製的小玩意就有點愛不釋手，忘情地加以讚美，寫出“舍朱蘇進其誰”這樣顯然不太明智的語言。（關於朱向前對朱蘇進研究的得失，涉及批評家和研究對象的表層和深層對位關係的大問題，我們準備專文論述。）自1988年到1993年，朱向前關於朱蘇進一人的發言，總字數超過五萬，可見他的偏愛程度。他似乎對朱蘇進的創作一直在消解他的批評體係這一事實，缺乏必要的警惕。
相比之下，朱向前對農民出身軍旅作家和作品的定量性研讀，就少得可憐，所持的態度和視角，又略感淡泊和苛刻。
盡管朱向前是莫言的最早評介者之一，但他的發言多半停留在對文學特色的品頭論足上，精到的形而上的穿透和疏理比較少見。對於李存葆和他的作品，朱向前隻是在一些現象綜論式文章裏，本著文學史式的評介而適當提及。
朱向前對李存葆、莫言這一類軍旅作家定量解剖分析文章的缺少，多少延宕了他通過兩類軍旅作家劃分的研究可能確立的批評體係的建構。這一延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朱向前略帶點藝術至上味道的感悟型批評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證明了一個批評家建構一個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批評體係的艱難。
感悟型批評方式，一般先把目光盯在“活兒”做得精不精細上。朱蘇進的細活兒做得相對漂亮，沒多少“漏湯”的地方，自然就把朱向前的目光引去了。和朱蘇進同時引起文壇關注的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80年代中期確實也沒有做出有點藝術至上味道的軍旅文學精品，感悟型的定量分析也就無法進行。
然而，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在別的方麵也有很多可圈點的地方。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和《山中，那19座墳塋》之所以能獲得巨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所表現出的與時代脈搏的同頻率跳動性，與人民的歡樂和苦難的血肉相連所顯示出的巨大認識價值導致的。它們在藝術上或許略嫌粗糙甚至有那麼一點模式化而顯得缺少點天才的創造性，但它們都曾經以超乎尋常的力量擊中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中國這樣一個“言誌”“載道”文學傳統深厚的國家，曆史不會忘記《高山下的花環》這類根植於民族文化的作品。時間甚至會讓後人忽略掉它在藝術上的諸多不盡人意，而特別珍視它對軍隊根植文化土壤的深刻揭櫫。作為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作品，《花環》完全經得住比較苛刻的定量分析。《花環》裏高揚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軍人的品格，決不是什麼商品經濟大潮三五十年能磨損掉的。《花環》和朱蘇進《射天狼》同獲1982年全國中篇小說獎，同樣都被改編成電影。時隔十四年之久，可以站在1996年的立場上重新來看一眼這兩部作品。梁三喜和袁翰到底誰更能血肉豐滿地展示80年代初的時代精神？梁三喜和袁翰相比，在性格特征和人性深度方麵到底誰更鮮明更深邃一些呢？這兩部作品都基於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那麼在細節的真實和耐磨上，在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到底哪一部作品更具可圈點性呢？（《射天狼》還是朱蘇進早期作品中唯一一篇不帶將軍情結的。）
文化背景的是否真實、典型、深厚，是決定作品壽命長短的最主要因素。餘下的諸如做工等問題，隻能在同一個文化背景下才能加以討論。如果作品的文化背景是虛幻的，是出於個人冥思苦想的，時間很快會讓這些作品在藝術操作上一再貶值，直到徹底被人遺忘。這似乎也是一個成熟批評家需要熱切關注的課題。
進入90年代，新一代農民出身的軍旅作家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他們在語言嫻熟程度和具體操作的熟練程度上，已不比軍門子弟身份的作家差什麼了。朱向前敏銳地捕捉到了軍旅作家群體發生的重大變化，對這類作家的關注日漸多了起來，並及時地撰文提出“農家軍歌”“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等問題，並對農民出身的作家將徹底占領軍旅文學創作領域的前景作了頗有啟發意義的預測。進入90年代以來，朱向前對這類作家寫了《艱難行進中的農家軍歌》《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農民之子與農民軍人》三篇重要文章。這三篇文章一篇是現象論，一篇是理論探討，一篇是作家論。這標誌著朱向前研究側重點的重大轉移，也顯示出了朱向前作為一個批評家在理性上的成熟。
隻是，讓我們感到困惑和惋惜的是，迄今為止，朱向前還是沒有為這類作家寫出《半部傑作的詠歎》這種定量分析的文章。他寫的《農民之子與農民軍人》，主要是為閻連科在軍旅文學創作進行定位，用閻連科的創作印證他對軍旅文學走向的判斷，並沒有詳細闡明閻連科的出現對他理論體係確立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