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小小的缺憾，並沒有減弱朱向前理性的成熟所帶來的對創作的深層把握力。他因在不長的時間裏發表了這三篇文章，而獲得了審視研究對象的超越性的高度。閻連科的出現，有力地支持了朱向前的批評，形成了當代文壇難得一見的創作和批評共時互補的景觀。
閻連科以近十年辛勤的勞作，已經成為農民出身軍旅作家麵對軍隊這一描述對象的首席發言人。他在軍旅作家群中的位置（單說他描繪軍隊的作品），已經和朱蘇進同樣醒豁和重要。他描寫前軍人和低層軍人的中篇小說有：《小村小河》《祠堂》《鄉難》《瑤溝人的夢》《瑤溝的日頭》《婚幻》《中士還鄉》《晶瑩十二歲》《往返在塬梁》《自由落體祭》《從軍行》《尋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戰》《在和平的日子裏》《和平殤》《四號禁區》等十九部。其中“瑤溝係列”和“和平係列”都引起過文壇廣泛注意。把他的這些作品和朱蘇進的作品進行比較研究，是個專門課題，此不贅述。
閻連科以十九部中篇、百萬餘字，完成了一次對軍隊的主體——農民軍人金字塔底部（從前軍人到尚無獲得帶家屬資格連級幹部）從社會心理到文化心理、從靜態到動態、從常態到異態、從個體到群體等全方位的真實描述，為認識當代中國軍隊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長卷，為軍旅文學的下一步發展和繁榮打上了不易被時間磨去的文化底色，為後來者定下了不會導致歧路的出發點。這些作品的文化基點即是：“鄉土中國和農民軍隊。”
閻連科1994年秋和朱向前就農民軍人問題進行了一次對話。閻連科坦率地說：“就像你的理論角度的別無選擇一樣，我這也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我隻能寫這些和這樣寫。你還記得1991年夏天我從文學係畢業前夕咱們之間的那次長談嗎？那次你就跟我大談農民軍人問題，並具體分析了我與李存葆、莫言相比較的優劣勢，其實那次談話正對我胃口，也可叫作正中下懷，對我起到了鼓舞和打氣的作用，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正在琢磨著求一點變化，求一次轉移，求一個突破。”【朱向前、閻連科《關於農民軍人的對話》，《作家報》1994年。\\\" 】;
能得到一個作家這樣的反饋，真值得朱向前喝二兩小酒消受消受。這種作家和批評家心有靈犀的感受，真稱得上是雙方的幸福。
這種幸福對朱向前絕對不是空前絕後的。
1995年，朱秀海的長篇小說《穿越死亡》出版了。這部小說，從人物關係的設置到具體場景下人物心態的細微表述，都可視作朱向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農民意識和軍人意識”、“尋找合點”等理論的具象化表述。主人公江濤是將門之子，副團長劉宗魁是農民之子，以下營、連、排人物的設置，也都這麼錯落地安排，然後，作者把他們都放在戰爭狀態下試煉，讓他們相互碰撞，碰爛了衣服，碰破了肉體，再放出靈魂相互審視，最終在國家意誌和民族利益的層麵上達成和解。這部作品雖然可批評處甚多，但因對這支部隊的認識有理性的高度，因而成為描寫南線戰爭的階段性總結之作。
朱秀海創作這部書之前，是否重讀過朱向前的文章，並不重要。我們認為，創作和批評出現的這種契合彌足珍貴。
六
朱向前的批評顯然屬於作家型批評。20世紀文學和19世紀文學相比較，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現在內省精神的照耀下對人的意識的充分表達和充分個人化的各式各樣的實驗。在這種大背景下，作家型批評的影響越來越顯著。新近出版的《20世紀世界小說理論經典》【呂同六主編，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 】;一書，收入重要文章七十篇，其中四十八篇出自作家之手。純粹理論家的文章，隨著二戰的結束，其影響力日益衰微。進入60年代，隨著拉美文學的爆炸，在小說理論上出現的最響亮的聲音，幾乎全是由作家發出的。這是一個很值得中國文學界注意的現實。
朱向前不是科班出身的批評家。科班出身的批評家，或多或少都有職業上別無選擇的不自由。自從踏進中文係的文藝理論專業的門檻，他們未來的批評家道路已經前定了。為了將來能把這碗飯吃出點滋味，吃出來個長久，他們不得不在老師的影響下，選擇出一個很可能不適合自己口味的已成體係的理論，作為自己的方向。出了校門麵對文學世界，他們的門派觀念已顯現出來。80年代中期以前，這類批評家品種單一，絕大多數都操作社會曆史派的話語。進入90年代，俄蘇批評觀念一統的局麵打破了，進入了一個批評理論背景競賽的戰國時期。這類批評家大都供職在名牌大學和國家權威文學研究機構，為了使自己的批評能很快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話語和體係，“拿來主義”甚至“搬來主義”就成了終南捷徑。這類批評家的貢獻在於詮釋西方20世紀的批評成果，欠缺在於個性的缺席。同時，朱向前也不同於那些立誌成為批評家的批評家。這類批評家的一切知識準備都為著成為批評家這唯一的目的。為了在批評界安身立命，他們廣泛地涉足每一個文學門類，不停地變換著批評話語，這類批評家的貢獻在於提高公眾的鑒賞水準，欠缺在於自我的時常迷失。
朱向前成為一個批評家，可以說沒有一點前定的因素。他半路出家，並不是因為看到作家修行道路難成正果的黯淡後的改弦更張，而是好奇和興趣引發了用批評話語進行傾訴的欲望，“寫了幾篇後就一發不可收了”。因此，他的批評開始時並沒有刻意尋找理論背景，也不在任何一個主義的大旗下麵，麵對的是一個個問題，並想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選擇作家傳記型批評方法作為自己批評的切入點，又可以說是個命定的選擇。對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現象的發現和追蹤研究，用的就是傳記批評策略。作家的血緣和童少年時期所處的特定文化背景，被朱向前特別加以強調了。他認為，這些無法割舍掉的因素，決定著作家生命的底色，決定著他的哲學觀念的確立，決定著他麵對世界的目光，決定著他的文學世界將以什麼方式呈現。
對軍旅文學現象，譬如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存在，譬如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上作戰，譬如第三代軍旅作家群，朱向前采用的是對文化背景的異同的分析來進行定位。對於軍旅作家的重點個案研究，除了強調大的文化背景外，朱向前更多地用作家個人經曆的獨特來論證作家文學世界的主要特征。
這種特別強調作家個人化特征的批評方法，無疑屬於聖伯夫、弗洛伊德、榮格這一路大師形成批評傳統。它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半部傑作的詠歎》，是朱向前在重點個案研究中，主要采用傳記心理批評方法的成功的嚐試。不管這篇文章對朱蘇進的全麵評價有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它對朱蘇進“將軍情結”的揭櫫，並以此論證出朱蘇進筆下隻能產生大大小小蘇子昂的結論，無疑是二十年來文學批評的一次值得珍視的收獲。這種手法，好比是把衣冠楚楚的作家剝成個赤條條，公開了他股上長的牛皮癬或胎記。在現今中國流行的所有批評方法中，這是最費工夫、最顯功力，同時也最富勇氣的一種。
顯而易見，朱向前的批評的個性視角的切入把他與其他批評家區別開了。發表於1993年的《新軍旅作家“三劍客”》，集中地體現了這種批評方法的可能性風景。麵對三個作家，朱向前采用了四個切入點。對莫言的切入點有一個半，即童年經驗和半個尷尬的婚姻：對朱蘇進的切入點是“將軍情結”和半個病曆研究；對周濤的切入點是雜交文化背景。對這三個作家的研究，最有見識力的仍是對朱蘇進的發言。參照一份殘缺的病曆後，朱向前的筆已經觸到了朱蘇進極端個人主義和玄想式理想主義產生的深層土壤。因為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國文化人的特有的文化人格，使得作家的隱私疆域無限擴展，這無疑為個性視角批評設置了諸多雷區。因此，中國批評界一向鮮有探險者。朱向前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就更顯可貴。《半部傑作的詠歎》和《新軍旅作家“三劍客”》兩篇長文發表後產生的良好影響，已有力地證明了個性視角批評發展前景的廣闊。隨著創作主體在文學中的地位的越發醒目，作家型批評所體現出的“內行看門道特征”、“美文特征”，無疑會把文學批評帶入一番新天地。
《新軍旅作家“三劍客”》就是一篇可以賞析的作家型批評文章。
小標題的命名就很夠味道。“朱蘇進：在綠色王國裏金雞獨唱”，“周濤：神山中放飛的稀世之鳥”，“莫言：爆炸在1985”，每句話都能勾勒出一副靈動的形象，每句話都包容著對一段文學掌故的理性總結。
這裏我們忍不住想引用一段可作人物素描來讀的文字。
“三劍客”中，或如朱蘇進以“耐力”見長，起步穩健，均速前進，占據前鋒位置就當仁不讓；或像周濤以“後勁”取勝，逐漸加速，後發製人，後來者居上；或者幹脆就像莫言以“爆發力”而得逞，突如其來有似天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絕塵讓人難望其項背。如果說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熱鬧，越熱鬧越刺激越來勁，於百舸爭流大潮奔湧中水漲而“船”高的話，那麼朱、周的方式則是耐得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著，在幾經潮漲潮落之後水落而石出。
下麵這一段可以看作上好的夾敘夾議描述。
莫言不是在高粱叢中采花釀蜜的蝶和蜂，也不是高粱地裏孵過一兩窩蛋的候鳥；他就是一棵高粱，是從那塊地中長出來的，他就是一塊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為一起。或者幹脆說，他就是受孕於那塊高粱地的日精月華風霜雨露孕育成的一個精靈、一縷遊魂。他生長於斯，飄蕩於斯，吟唱於斯。對於發生在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魚得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歌唱就是這塊土地全部的苦難、光榮與夢想。
再看下麵這一段，是不是可以讀出果戈理《欽差大臣》式的諷刺味道？
為什麼一定要他們“投降”呢？（這是不是有點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認定那是一個刀槍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為什麼又對它耿耿於懷呢？說穿了，其實內心裏仍然渴望得到那個“界”的承認，在豪語、激憤和不屑一顧狀的另一端恰恰泄露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作強悍其外、脆弱其裏吧。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麼都管用，何必計較一“城”一時的褒貶呢？好文章總是有知音的，終究不會被埋沒的，正所謂“甘苦寸心知”“江河萬古流”罷。
這是批評，這又是創作。作為批評，它體現批評家鮮明的理論支點，表達著批評家對作家的理性把握與判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作家局限性地依存的心理基礎，披露了一般讀者難以企及的作家內心的陰影和遮蔽物；作為創作，它描述了研究對象的相貌、經曆，提供了研究對象成長過程的主要情節和典型細節，揭示了研究對象的豐富的內心世界，再現了研究對象一個階段的主要人生旅程。這種形式的文學批評，把文學批評的內涵和外延都拓展了。批評家可以看其操作方略，作家可以看其實力，讀者可以得到作家和作品渾然一體的整體形象。
七
朱向前頗為自得地認為《新軍旅作家“三劍客”》是他個人的階段性總結之作。的確，朱向前寫下這篇長文後，便有了他和他的研究對象一起形成的十幾年軍旅文學的主要精神脈絡，再加上他的其他重要論述，便形成了十幾年軍旅文學的基礎骨骼和框架。放眼全國的批評家，沒有哪一個的重要文章集合一起，就能較為準確描述出一個品類文學十幾年的總體流程。我們強調朱向前批評的這一特征，絕對沒有把朱向前當作什麼全能冠軍發個金牌的意思。因為朱向前自己也清楚，軍旅文學在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並不十分重要，沒有出現可代表一個時期文學最高成就的像《古船》《白鹿原》一樣已顯出一些經典意味的長篇小說；我們看重的是朱向前的研究方法和務實精神。在我們這個做什麼都有等不及的浮躁的年代裏，對一個用十年精力追蹤一個研究對象，並研究出有“這一個”意義成果的人，我們難道不該向他表達一些必要的尊敬嗎？再下蹲一點說，朱向前在軍旅文學這個“小國”卓有成效的實績，對那些“大國”的發言人該有一點啟示吧？據朱向前披露，關於“三劍客”的文章發表後，批評界的同行讀到後曾感歎：你要是把朱蘇進和周濤換成王蒙和賈平凹該多好！這一“內參”是不是可以看作批評界對朱向前這種批評的同行式的肯定呢？
朱向前是達到了一個巔峰。巔峰的意義一方麵在於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回眸攀登的足跡，為自己舉行一個沒有缺憾的慶典；另一方麵在於需要朝更高更闊的地方眺望，選擇適合自己體力和耐力的下一個攀登目標。稍有不慎，巔峰就是下坡路的起點，便是顛覆史的首頁。
朱向前力求開先河式的進入角度，擒賊先擒王的批評方略，縝密而規範的批評態勢，靚麗而又氣勢闊大的美文話語，使他的批評獲得了尖銳、鮮豔、明晰的特點。同時因過分突出個性帶來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造成的疏漏、殘缺，因要清晰體現作家型批評的風骨，顯出似是形而上思考不夠深入而引起的深度打擊力不夠；因要明晰地畫出自己的疆域導致判斷式、結論式語句太多而凝結出淡淡的縱橫家之氣。這些缺憾其實都與他的守江山的心理有關，與他對朱蘇進這樣曾給他的批評帶來過各種利益的作家的過分偏愛有關。求全和守成心理，使他在有些時候放棄了對自己批評體係權威性的維護。
《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文把軍旅文學三位作家放在一勺燴，就是求全守成心理的表現。這種作法利弊各半。利在能在一篇文章看出軍旅文學疆域的主要風景。弊在定位、雜糅之難。莫言和另外兩個作家，顯然不在一個層麵上。周濤的主要成就又在多與軍旅文學不搭界的散文上麵。朱蘇進的創作觀念又與朱向前的理論支點背道而馳。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好用一把尺子。於是，在一篇文章裏，一邊要揠苗助長，一邊又要削足適履了。這可能就是同行們讓朱向前把周濤和朱蘇進換成賈平凹和王蒙的原因。周濤可以把自己的散文稱作神品，可以說“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寫這本書的，我簡直不能自己——我操，這樣精彩的語言是我寫出來的嗎”【朱向前：《新軍旅作掌“三創客”》，《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9期。\\\" 】;這樣的話，本已用不著批評家再對他發什麼言了。也許我們孤陋寡聞，至今沒見過有誰去評論《聖經》的是非得失的。對周濤的“神品”，讚美詩唱得沒到高音C，他也會定你個褻瀆神聖。
因為這篇文章要把三個劍客都推出來，不得已就用了“患不均”的方略。朱向前在這篇文章裏采用的傳記心理批評方法，也在這“患不均”的方略下，產生了部分傾斜。為了讓力量平均，朱向前不惜靠揣摩而大談朱蘇進童年的一場病，不惜靠索引法來論證周濤原來是“自然之子”，這種方法用在周朱身上是否有效，這裏不作討論。關鍵的一點是，朱向前為了這個均勻放棄了對莫言依照個性視角的研究辦法可能產生的更深層的掘進。
朱向前寫道：“事實上，莫言無歡少愛的童年記憶和深重的婚姻情感曆程，就像兩個巨大的能量源，不僅催發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噴湧，而且以它淒迷而憂傷的美麗光暈籠罩並照亮了它們。把握住了這兩點，也就掌握了解讀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兩把鑰匙。”這顯然是很見功夫和眼光的立論。可是，朱向前又在文中加一注“由於多方麵的原因，關於莫言的婚姻和他創作之間的聯係目前仍是個敏感話題，不便深究”。確實不能深究，一深究，對朱蘇進病史的研究就更顯得寡淡了。
莫言的碩士論文便是寫童年經驗和他的創作關係的。僅靠這把鑰匙，朱向前自然可以把這個劍客武裝起來。可是，如果再用上婚姻這把鑰匙，莫言這個劍客手中就有兩把劍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把莫言突出出來，三劍客在文章中的平衡格局便不複存在。朱向前故意折斷莫言的一條翅膀，好讓三劍客能一同在地上行走。在《新軍旅“三劍客”》這篇文章裏，朱向前割舍了下麵一段對莫言的分析。
童年已是往夕，回憶起來雖有些淒迷和憂傷，卻因時間的間離而生出美。然而，沒能（或是無法也無力）掙脫的深重的婚姻，卻是飯桌上的三餐，無法回避。莫言爆炸式成名後，也便同時喪失了對個人自由的幾多機斷處置權。同時，作為一個孝子，一個人父，不得已要在每個炎炎夏日回鄉參加麥收。不幸的童年和沉重的婚姻，便形成了遠的輕、近的重的雙重擠壓。這種擠壓，一方麵促使他的感覺無節製釋放，另一方麵又迫使他在一個知名作家的起點上對生與死、困頓與逃離、存在與虛無等悖反問題進行根植高密東北鄉文化背景上的形而上的思考。這個思考過程，伴著《歡樂》《十三步》《食草家族》和《酒國》。最近，莫言結束了夫妻長達十餘年麥田相會的日月。這種距離的消失，也必將縮小莫言的自由空間。他的內心的矛盾，撕裂般喊出的雙聲語也將更加尖利。莫言能否在更加淒厲的精神磨礪和越發沉重的現實中，來一次自我的形而上的全麵超越，顯然是他能否走進文學大家行列的關鍵。
八
盡管朱向前的批評仍在豐富、發展、完善的進程中，但他確已形成了獨特的“這一個”。十年間，他完成了一個軍旅文學批評家的形象塑造，和韓瑞亭、周政保、範詠戈、黃國柱、丁臨一、張誌忠、陸文虎、汪守德等人一起，承擔了評判、解析軍事文學的任務，並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發言人。他借助對軍旅文學的全麵研究，確立了自己獨特而卓有成效的文學研究方法，和基本顯出輪廓的批評體係。這個方法就是“不做高頭講章，也不做隔靴搔癢”的貼近創作的批評方法。這個體係是以文學作品的文化底蘊作背景，以作家的文化承載、個人經曆為切入角度，在時代精神的照耀下進行研究，簡言之就是：文化背景、個性視角、時代精神。
進入90年代中期後，中國市場經濟的真正啟動，引發了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這種文化深層意義上的變化，必將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全麵反映。在農業文明向前工業文明迅猛過渡時，鄉村中國的本相也會變得越發難以把握，文學的迷失可能性也隨之增大。在這樣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正是朱向前這種感性和理性都發達的批評家大顯身手的好時機。軍旅文學的疆域是朱向前的“鑄劍爐”，軍旅作家是朱向前的“洗劍池”。十年來，朱向前已鑄磨成了“文化背景、個性視角、時代精神”這把利劍。他完全可以充滿信心地仗劍走出軍旅文學的疆域遠行。《我為什麼反對“下海”》《中國文學：在世紀末的判斷與沉思》等一係列劍鋒指向整個文壇的文章，便是這次遠行的起點。
我們深信：在不遠的將來，朱向前注定先屬於中國文壇，然後再屬於軍旅文學。可以套用朱向前《新軍旅作家“三劍客”》的結語給這篇長文作結了——不管本文對朱向前的批評的分析批評有多少失當和謬誤，也不管對朱向前麵對的作家們的解析和重讀有多少偏激的失準，我們都希望他把它們當成是一聲加油的呐喊。我們並且希望今後一旦有機會再來評說朱向前時，就不僅僅是在軍旅的範圍進行，而是在更深遠廣闊的背景上展開。
1996.10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