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可以宏觀地做點比較。依我來看，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能以散文形成重要話題的人並不是很多。李存葆以他創作的一係列少則萬言，多則近四萬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這一時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我為捕虎者說》《鯨殤》《大河遺夢》《祖槐》《沂蒙匪事》《飄逝的絕唱》《國蟲》和新近麵世的《東方之神》，毫無疑問是這一時段中國散文創作最值得珍視的收獲。可惜這一組散文集中發表在世紀之交的數年間，人們對散文的關注程度開始下降，多少有點生不逢時。其實，回過頭來看一看，幾位主要散文高手也不過是靠三兩本（組）散文立住的嘛，比如賈平凹的《商州初錄》《醜石》，周濤的《稀世之鳥》《遊牧長城》，馬麗華的《藏北遊曆》《西行阿裏》《靈魂像風》，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如此而已。
朱：雖然說，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散文熱的大環境已是時過境遷，但是李存葆卻憑著他強悍的個性單打獨鬥，為自己的散文闖出了一方天地，仍然保持了一個熱度不低的小環境，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範圍內創造出了轟動效應。我可以從獲獎、排名、轉載和社會反響等四個方麵舉例來印證。第一，李存葆單篇散文近年來已連續獲得了第一、二屆全國“韓愈杯”散文大賽一等獎和首屆“孔子杯”散文大賽一等獎，以及《十月》文學獎等，《大河遺夢》又剛剛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大獎。第二，在廣有影響的連續四年來的“中國散文年度排行榜”上，李存葆都赫然在列，甚至名列三甲，不久前，《大河遺夢》還被台灣、香港評為近十年來十部最佳華語散文集之一。第三，《鯨殤》《大河遺夢》《祖槐》《沂蒙匪事》《國蟲》《飄逝的絕唱》《東方之神》等平均單篇三萬字左右的大製作基本都在《十月》隆重推出，而且無一例外都被《散文·海外版》在顯著位置轉載，其中部分還被《新華文摘》和《中華文學選刊》轉載，並被收入各種年度選本。尤有意思的是《中篇小說選刊》，為饗讀者，搶占市場，竟然不顧體裁的局限，看中一篇選用一篇，與此相映成趣的是，讀者不僅不對這種明顯“犯規”的行為提出異議，反而熱烈歡迎。經由讀者投票選出的年度最佳中篇小說中，《祖槐》《沂蒙匪事》都以多票當選，編輯部不得不另設“特別獎”來化解這種愉快的尷尬。第四，說到社會反響，我僅舉一例。2000年，《飄逝的絕唱》在《十月》發表後，山西省運城市《運城日報》連載，不經意間造成報紙脫銷，加印不及乃至複現當年《高山下的花環》洛陽紙貴、競相傳閱的盛況。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接踵而至的五一長假，多年來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普救寺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觀光大潮，當地政府在驚喜的被動中看到了文學的力量，對李存葆心存感激，事隔一個月，市長專程赴京聘請李存葆為運城市文化顧問。這是當代文壇的一段佳話，也是李存葆散文創造的一個奇跡。
柳：你從四個方麵的舉例說明，確實很有說服力。也許從某個單項比較，能和李存葆相抗衡者還不乏其人，但這樣從圈裏到圈外，從學者到百姓，從文壇到社會全方位的覆蓋，恐怕還少有人能做到，這種李存葆散文現象確實值得研究。
朱：其實還不僅僅是散文，從80年代的小說《高山下的花環》到90年代初的報告文學《大王魂》《沂蒙九章》，再到今天的散文，李存葆總是一文既出，必有轟動效應，尤其是能把散文寫得雅俗共賞，老少皆宜，其中必有奧妙，我粗略研究的心得是，李存葆散文和他的其他創作一樣至少具有人民性、時代性、民族性這樣幾個特性。
柳：我深表認同，而且認為還需要加上一個藝術性。人民性、時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是李存葆散文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包含了文學的根本精神。
人民性：李存葆散文之基石
朱：文學作品要不要體現人民性，人民性能否構成判斷一部作品的重要標準，確實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問題。自19世紀別林斯基提出文學作品中的人民性這個概念後，對人民性重要性的認識，不同國度的文學，不同民族、不同時期的文學，表現出很大的差異，也直接影響到了文學自身命運的興衰。僅以我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實踐為參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包含的人民性的濃與淡、多與寡，直接關乎到文學的整體性和生命力。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人們在談到文學失去轟動效應，談到純文學與公眾的日漸疏離等問題時，多半是就文學論文學，在技術層麵糾纏不清，而對它的內在精神，比如是否體現了人民性這樣的重大問題都往往視而不見。其實，人民性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裏的逐漸流失與淡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愈演愈烈的結果隻能是加劇文學在圖像時代的頹勢。
柳：人民性的缺失的確是個嚴重的問題。這麼多年來，我們確實有意無意地回避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這個根本的問題。“二為”方向倒是每天在講，但它的約束力，特別是對作家內心的約束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作家在這個根本性問題上迷失了自己？大概沒有人能回答。所以，我非常看重李存葆作品中一貫表現出來的濃烈的人民性。二十多年來，他一直關注著中國社會的主體部分，不管是以前寫小說、報告文學，還是今天寫散文，他的目光從來沒有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關注的事情上離開。一個作家隻有長期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他才可能與人民群眾患難與共、休戚相關，也才可能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因此，他的作品才可能永遠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關注和喜愛，獲得那個時代的轟動效應。
朱：“轟動效應”這個名詞進入90年代後，在中國文學的批評語境裏，身份似乎有點尷尬，有時候甚至帶些貶意了。當然，這是人們對那種“政治大於文學”的轟動效應的一種反撥或反思。對這種現象，我也曾提出過一個“公式”，即轟動的廣度與震動的深度成反比。所謂震動的深度，指的是對時間或曆史的穿透。但是，李存葆的作品不在此列。即便是有著濃厚政治色彩的“花環”，雖然趟“政治雷區”是引爆轟動效應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但它深深感動過億萬讀者和觀眾並且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梁三喜、靳開來、韓玉秀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命運，以及像“欠賬單”這樣能傳達出“人民——上帝”的作家心聲的經典細節。那麼，今天李存葆散文引發人們強烈興趣的又靠的是什麼呢？
柳：首先，是題材的選擇，李存葆總是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些和人民大眾易於溝通的題材，無論是黃河斷流（《大河遺夢》），還是山西的大槐樹（《祖槐》）；無論是鬧土匪（《沂蒙匪事》），還是鬥蛐蛐（《國蟲》）；無論是“西廂記”（《飄逝的絕唱》），還是關雲長（《東方之神》），這都是中國百姓耳熟能詳，或極為關切或頗感興趣的人物或故事。這一點就保證了它的受眾麵的廣大。其次，作家在這裏或以小見大，或借古喻今，總是適時地說出了人民群眾想說而又說不出的心裏話，從而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共鳴。
朱：正是因為如此，李存葆才在當下散文界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定位，並以此區別了那些衝淡平和的閑適派，那些博學古雅的學者型，他以他的人民性為自己的散文創作奠定了一塊堅實的基石，贏得了廣闊的覆蓋麵。我想，無論持何種文學觀的作家，總不會反對有更多的讀者來閱讀並且喜愛自己的作品吧。但要做到這一點，恰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這方麵，李存葆散文的成功給了同時代作家非常有意義的啟示。
時代性：李存葆散文之風貌
柳：在任何時候，時代性都可以說是文學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時隔二十年，當我們重溫《高山下的花環》時，還能感到撲麵而來的時代氣息，那些新舊時代相交時的社會現狀，那些還沒有瓦解掉的舊觀念的桎梏，以及它在新時代造成的種種羈絆和悲劇，都在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高山下的花環》，是後人認識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要實證之一。
朱：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回避《高山下的花環》和它同時代的許多轟動一時的作品，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關係太過親密這一事實。李存葆由小說而轉向散文的創作，顯然包含了對自己過往小說的某種反思，也包含了對當下文學性與政治性或時代性關係的新的認識。
柳：但我們在他的散文創作中，看到的是強烈的入世精神，濃墨重彩書寫時代變化的指向，並沒有因此而有所削弱，甚至還加強了，因為作者閱曆、視野的改變而加強了。
朱：宏觀而言，在二十年的文學實踐中，李存葆是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求變。不變的是指他始終堅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場和追求時代性的精神特征；變的是從“政治爆破”轉向了文化關照，從對當下中國現實問題的緊密跟蹤轉向了對人類未來生存困境的終極關懷。或從鯨群自殺（《鯨殤》）開始，或從黃河斷流著眼（《大河遺夢》），或從吟詠崔張之戀出發（《飄逝的絕唱》），或從解析“東方之神”的成因切入（《東方之神》），關注的是後工業社會中的環保問題和人類社會的生存危機，抓住的是現代文明進程中人的異化的普遍焦慮，表達了一種大憂患和大思考，比“花環”中所傳達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與眼界更加闊大，比“墳塋”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與社會批判更見深邃。因此，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說獲得了更為廣闊的自由度、表現空間和思想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