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這是作家和社會一起發展成熟的一個例子。
朱：在李存葆這一批散文裏，體現著作家很大的企圖。他希望從文化的切麵進入，重新認識文化和開掘文化，並最終重鑄文化。
柳：他選擇的仍是當下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因子。這和其他的文化散文作者的選擇是有區別的。不管是認識文化、開掘文化，還是重鑄文化，李存葆總是從當代社會出發，然後對中國的某種有悠久曆史的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最後再表達自己的見解。和餘秋雨的文化散文相比，李存葆更重視現實指向性，餘秋雨則更重視對一種曾經輝煌的文化現象進行梳理。《飄逝的絕唱》《祖槐》《東方之神》和《蘇東坡突圍》《抱愧山西》《一個王朝的背景》的最大區別就在這裏。李存葆散文的現實感之所以比餘秋雨諸君更加鮮明，原因仍在於他對時代性的執著追求。
民族性：李存葆散文之魂魄
朱：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來談民族性問題，我想先得澄清幾個概念。首先就是“全球化”，我理解“全球化”隻是“地球村”的另一種表述而已，隨著網絡時代、信息時代的到來，整個地球、整個人類社會相互之間的聯係隻是更加密切、更加便捷而已，並不是一律化、統一化的意思。當然，在這種背景下自然也有趨同的地方，比如說“經濟一體化”，就是在統一的遊戲規則下從事經濟活動，大家都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就得按規則辦事，這是“一體化”，這個“一體化”還可以包括科學技術等內容。但這恐怕不能籠統地包括文化尤其是文學。文化（文學）更需要的應該是多元化，這是由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傳統的曆史積澱、審美習慣等造成的，更多的是由文化（文學）強調個性、突出創新所決定的。越是全球化，就越是需要文化（文學）的多元化，形成互補，才能相映生輝，共存共榮。還是魯迅先生那句老話，“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縱觀20世紀人類發展的曆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凡是以犧牲民族性為代價、以企圖迎合某種潮流的文化努力都是徒勞的。相反，隻有弘揚民族個性的文化堅守，才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同和尊重。20世紀中葉的拉美文學爆炸和近二十年來中國文學的曲折道路都證明了這一點。李存葆在散文創作中對民族性的堅守和追求，恰恰是體現了一個中國作家在當下的曆史方位中的良知與清醒。
柳：李存葆散文的民族性，首先體現在題材選擇上，幾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表現的是中華民族最有特點的東西。《祖槐》寫的是中國人血緣情結，《飄逝的絕唱》寫的是中國式的愛情觀。《沂蒙匪事》寫的是中國特色的匪患。《國蟲》裏展現的是中國的鬥蛐蛐史，在世界上也是獨有的。《東方之神》所揭示出來的關公現象，別的國度也根本不會出現。而且，我們又不能不歎服他對國民性體察的細微和準確，對中國文化精妙之處獨具隻眼的發現。
朱：李存葆關注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化背後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弘揚和重鑄，他既不是獵奇，也不是炫耀，他是一種冷靜深刻的揚棄。其中有發掘和堅守，比如《祖槐》對鄉情血緣關係的詠歎，《飄逝的絕唱》對中華民族古老而堅貞的愛情觀的謳歌，《東方之神》對忠義誠信的呼喚，都是在厚重的曆史感中見出了緊迫的當下意義。其中也有批判和審視，比如《沂蒙匪事》中的匪性和獸性，又比如《國蟲》中的玩性和惰性等。它和民族虛無主義與夜郎自大精神劃清了界限，是文學表現民族性的正音，都強有力地傳達出了中華民族古老而堅韌不變的基本精神特征。
柳：重讀古典典籍讀出了《飄逝的絕唱》，遊曆廟宇拜謁神靈悟出了《東方之神》，研讀野史研究出了中國土匪性格與國民性的關聯，從玩蛐蛐兒現象中指出了中國《國蟲》的存在，李存葆總能從民族文化典籍和物事中找到民族之魂。近年來，傾其心力，用如此規模的篇章來展示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風貌的作家屈指可數。因此，李存葆的努力尤顯珍貴，對於中國作家究竟以什麼樣的姿態和麵貌參與到世界文學的對話與交流，應該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藝術性：李存葆散文之雙翼
朱：大約十年前，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一篇談散文的文章，題目就叫《散文的“散”與“文”》，將散文二字拆開來分而論之，文章最後說：“‘散’而無‘文’則行之不遠，亦不足道哉。”我這裏的“文”說的是“文飾”“文采”，主要是指散文的藝術性，一篇散文如果寫得沒有文采，不講究藝術性，就如一隻鳥折斷了翅膀，飛不高遠。李存葆散文少則萬餘言，多則三四萬言，如果沒有華麗的文采作為強勁的雙翼，它怎麼能夠飛進千千萬萬讀者的閱讀視野乃至心靈的天空？
柳：李存葆散文的覆蓋麵已經充分證明了它在藝術上的成功，而且是中國散文傳統藝術承傳成功，但是業內人士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比如說對其篇幅的超長，對其詞藻的鋪張，對其思辨和史料的大劑量摻入等，是否遮蔽了作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否反而遠離了散文的本質和規律，諸如此類。我想，這恐怕涉及一個散文的觀念問題，需要做一點細化的深入的學理上的辨析，您是否結合中國散文傳統對此談談您的看法。
朱：說得對，這裏確實涉及散文觀念和如何全麵理解中國散文傳統的兩個問題。由於對長期以來“文以載道”、過分強調宣傳教育功能的共性大而個性少的“宏大敘事”的一種反彈，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們普遍更願意接受一種重性情、重情趣、重意境的“閑適”“散淡”之散文。比如重讀新文學中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諸君成為一時之風尚，尤其是新時期以後，則以孫犁、汪曾祺、賈平凹一路至情至性文章為高標。當然，此一路往上追溯，比較典型的應該說是明清兩朝的“性靈派”和小品文，它們之間多有一脈相承之處。李存葆不屬於這一派。那麼李存葆師承的又是什麼傳統呢？在我看來，他師承的是中國散文中的正音。從明清再往上推，一直推到兩漢六朝，推到先秦，推到賈誼、楊雄、司馬相如的大賦長文那裏。當然，後至唐宋，也還有王勃的《滕王閣序》、範仲淹的《嶽陽樓記》、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等。這都是一些大散文，是登高望遠、縱橫古今、憂國憂民之作，多寫大主題、大題材、大感情，是散文中的黃鍾大呂之音。而且，它們在形式上追求氣勢磅礴和文辭華麗，講究對仗排比和音韻節奏，讀來抑揚頓挫，讓人在吟哦俯仰間感受到一種雍容華貴、富麗堂皇的正大之美。
柳：這種散文的正大之美，實際上也反映了一種漢唐氣像，一種盛世之風，這也就是國運和文運的關係。不過，我還有一點疑問，那就是這種比較重視“做”的散文和我們前麵談到的“性情派”相比較，是否會顯得不太親切、隨和與自然呢？
朱：這屬於兩種風格。就像人的講話，朋友之間的聊天是一種——圍爐夜話、促膝談心、娓娓道來、隨意放鬆，猶如潤物春雨，這就好比散文中的“性情派”。而在大庭廣眾之前的演講和朗誦又是另一種。它講求表情、姿態和造型，更注意吐字發音，抑揚頓挫，鏗鏘有力。這需要技巧，有表演性，也更有難度。但你不能說朗誦就沒有真情實感，相反，沒有激情的投入，朗誦一般是會失敗的。如此比較，賈平凹的散文就是談心，是聊天；而李存葆的散文就是演講，是朗誦；餘秋雨嘛，介於兩者之間，是溫文爾雅的講課。
柳：您打的這個比方很有意思也很貼切。但是其中恐怕還有個性的問題，還是套用你的比方來說，朗誦固然有表演性，需要技巧，但一旦表演過火了，也會產生太“做”和不自然之感。從這個角度看，李存葆散文是不是也存在某些“做”的問題，比如過分追求排比句，追求對仗的工整，乃至追求詞彙量，在遣詞造句上用力太過；再比如用字過僻過險，亦有擬古之嫌。很不好意思，因為古文訓練不夠，我讀李存葆散文，常常還需要借助詞典，感覺上比讀餘秋雨就要費勁得多，這裏還是有個“度”的問題。黃庭堅學杜詩，專學其生僻奇險，頗遭後人詬病，也算是一個前車之鑒吧。另外，用字太偏和擬古太重，似乎又與我們前麵談到的人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相抵牾，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文章的廣為傳誦。白居易也算是一個人民詩人。他用詞用字要求能讓老嫗聽懂也算是一個美談。
朱：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概括李存葆散文的特征時，一時難以措辭，就用了“新駢體”這種說法，主要依據就是它和漢賦、駢體文在修辭手法上的承傳性。弘揚民族散文無疑是一條正道，但如何與時俱進應對現代性恐怕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柳：你要說到文體，我認為李存葆也算是跨文體或者叫“破體”，它們在結構和敘事上，確實體現出了論文、政論文乃至小說的許多重要特征，譬如重視史料的考證和描述對象的前史，譬如追求形象的多側麵描寫和完整性表述等。《飄逝的絕唱》《國蟲》和《東方之神》都是這一類佳構，關公作為形象，已經具有了小說人物的豐富性和完整性。
朱：總體說來，人民性、時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是李存葆大文化散文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有力地支持了李存葆由一個傑出的小說家向傑出的散文家的轉型，我們今天隻是圍繞這四性來作一個初步的拋磚引玉的探討和梳理，更係統更全麵的研究還要有待方家，有待將來。
2003.2於北京
朱向前，著名批評家，解放軍藝術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