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有意識形態屬性，從政府的角度看，擔心一旦放開會出現問題。從高層來講，希望能有深刻地、全麵地、準確地反映這個時代的大作品，人民也需要。問題在於，在操作層麵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譬如在出版行業，作家可以隨便寫，但是出版社不能隨便出。
當然了，你要是一個罵派，說“爛掉吧，爛掉吧”，那也是沒有準確把握時代。所以現在，有一些人在麵兒上，漂浮著的歌功頌德、溜須拍馬的東西多一些。
所以這個問題的產生，並不是時代的原因，像這樣的時代，是應該能出十部二十部在世界文學史上都響當當的作品。
宋揚：今年我們評四年一屆的茅盾文學獎，歐洲那邊也評了一年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一般這個時候我們難免發出疑問：為什麼中國的文學精品在世界文學界沒有市場呢？我想問您，是中西文化視角的差別呢，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
柳建偉：我覺得，所有的評獎都有“屁股決定腦袋”的現象，諾貝爾獎確實像你說的跟咱們有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差異，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們中國那麼大，有十三億潛在的讀者群，我們沒必要非得讓諾貝爾文學獎評價體係給質量認證一下。前麵說了，我們自己還沒把自己的時代弄明白，考慮那個的話意義不太大。
我把一百多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分成三類，一類是真正的大師，一類是以政治等原因莫名其妙得的，還有一類是憑借優秀作品得獎的優秀作家，而且這一類占絕大多數，真正的大師是占少數的。這是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價。
還有一個是我對現在中國文學的評價。我認為現在中國的小說家至少有三十個人達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第三類獲獎者的水準，而且至少是不比高行健差的，也不比大江健三郎差。沒能得獎，有種種原因，不能隨便就說我們跟別人有差距。
此外，中國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對活著的人要嚴苛，對去世的人要寬待。近三十年的當代文學，要比現代文學，就是從五四運動到1949年之間的文學，總體成就要高，特別是長篇小說。我們缺的是短篇小說和雜文方麵，特別是像魯迅這樣的人，他的精神向度和對國民性的整體把握的確很高，表達又那麼有特點，這樣的雜文大師沒有。
我們認可“魯郭茅巴老曹”是大師，問題是很難說現在有這樣的大師。
宋揚：剛才您提到魯迅是雜文大師，但近幾年很多教材都把魯迅的精品文章給刪掉了，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柳建偉：這個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是文化領域的無序化在教材領域中的體現。就拿大學中文係“當代文學史”的課程來說，教材有幾百種版本，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其實教育部應該有一個經典的、權威的、統籌的東西，但現在沒有。
我是一個電影人，還拿電影來舉例子。在“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沒有像我們這個民族那樣對待曆史上的創痛傷疤，這是一個很恥辱、很痛的事件。“南京大屠殺”有三個要素是怎麼都無法回避的：一是國家首都被異國入侵者占領；二是沒做多大抵抗，侵略者大肆屠殺幾十萬人；三是有幾萬同胞姐妹被強奸甚至輪奸。我認為一個民族在正常的、健康的狀態下，誰都不會通過拍電影將這種恥辱再表現出來。隻有將來日本軍國主義複活，他們會將這個事件拍出來，激勵現在的人學習當年祖輩的勇氣和膽量。可是現在我們有很多電影都是以“南京大屠殺”為素材的，而且大家都非常願意看，能看到什麼呢？看也隻是看我們的三十萬同胞被屠殺，看我們的姐妹被強奸。這是一個病態的現象。
你說的刪除魯迅文章的現象，不僅僅是取消魯迅那麼簡單的事兒，它跟“南京大屠殺”電影一樣，本質上反映了文化上的一種趨勢和亂局，問題就在於現在這種趨勢又不能阻止。整個社會的很多領域失去了底線，甚至有些電影家、藝術家也失去了底線，藝術領域最核心的東西被突破了，隻搞一些枝節的東西是不行的，很多電影被改得失去了味道。這種電影我都不去看，我有我自己的準則，票房賣了二十億，我都覺得是民族的悲哀。一個正常的民族，這些事情都不應該發生的。
我們的文化失去了發展旗幟，像交響樂一樣，沒有了主旋律，什麼樣的調子都有，不知道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應該被保護的。所以，取消魯迅的文章，隻是現在文化領域亂局的一個小側麵，一個小問題而已。但我們社會的總的方向是在向前進的，我相信這種局麵會逐漸好轉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執政黨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了“文化強國”的戰略，那文學人怎樣來支持“文化強國”戰略呢？首先要把握方向；其次抓住時機，乘勢而為，寫出好作品、精品來服務社會，服務人民。
2012.3於北京
宋揚，《半月選讀》雜誌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