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在“主旋律”和“多元化”這兩方麵，大部分一般才華的作家都被弄糊塗了，要麼站“主旋律”這隊，要麼站“多元化”那隊。有清醒認識的人，才能提出懷疑：這個口號是不是提得有些毛病？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意被稱為“主旋律作家”，我認為這種劃分沒有什麼價值。非要加個“主”的話，我願意被稱為“主流作家”，我寫的是主流社會的主體生活，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還有就是，關於“純文學”的提法，我也很反對。“純文學”的概念隻有日本才有，對咱們來說是個舶來品，根本沒必要跟我們的文學概念相對照。《三國演義》很通俗啊，原來是話本，從民間出來的，難道它不是文學嗎？
宋揚：既然“主旋律文學”被誤解了，那現在是不是有所謂“正麵文學”和“負麵文學”的對壘，也就是說，“正麵文學”一味讚揚、歌功頌德，而“負麵文學”則一味批判、揭露社會惡的一麵？
柳建偉：真正有價值的、有生命力的文學一定是能夠全麵地、主導性地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而太幹巴巴地寫東西是不行的。還是回到口號的問題，口號提出後發生偏差的事情經常發生，好比潑洗澡水把孩子也給潑掉了。比如說，“文藝是離不開政治的”，但提成“文藝為政治服務”就是有些偏差的，“文革”時期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後來經過撥亂反正，很多作品裏就沒政治了，就會出很多問題。
政治在我們國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對社會方方麵麵的影響滲透是無所不在的。要是認為凡是政治的東西就不管了，故意避開，是不對的。這樣的話，要想準確把握當下中國社會，是不可能的。我的《英雄時代》能夠得茅盾文學獎，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對中國社會的把握是準確的，並且我對這部作品設計的用意，到現在還存在，而且反映的東西越來越重要了。
文藝界不是有“歌德派”和“缺德派”的爭論嗎，究竟“歌德”怎麼“歌”，“缺德”怎麼“缺”，這又是一個講究。魯迅先生有一篇著名的短文《立論》，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說，你表述的對象一定要有一個立場，但是在情感方麵和作品中人物的道德層麵，作者一定要注意自己對這兩個方麵的掌控。還回到“主旋律”上。對於我來說，這個“主旋律”是個多元化的主旋律，我承認我的這個作品是個“主旋律作品”。我認為，中外文學史上，最厲害的作品，90%以上都是“主旋律作品”，隻有個別作品例外，這些作品隻能算是大河當中的點綴品。所以我覺得現在“主旋律”這個詞用壞了，異化了。
宋揚：我注意到，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有幾部網絡文學作品也參與了評選。
柳建偉：對，我也是本屆評委之一，一共有七部網絡文學作品參選。網絡文學作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作家的作品放到網上的；另外一種是網絡作家直接寫在網絡上的。前80部作品中，我看到有一個叫“菜刀姓李”的作者寫的《遍地狼煙》，這部作品就屬於我們所說的傳統意義上的網絡文學。
作品要是用傳統的出版方式放到紙媒上，它就是傳統文學，放到網上，就成了網絡文學。所以說，網絡文學跟傳統文學隻是文學的不同表示方法，或者說是顯示渠道不同，它們沒有什麼更多的區別，隻有好作品和壞作品之分。
很多優秀的網絡作品都出版成書了，有的甚至拍成了電影，比如說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以及《失戀33天》。所以，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非要涇渭分明，非要給它們分開陣營不可，沒有必要。文學隻有好文學和壞文學之分，就像我前邊說的純文學，哪兒有“純文學”和“不純文學”的分別啊。
文學並不僅僅是工具，甚至也並不總是“作品”，在本質上是一種生存方式、生活態度、生活內涵，是生命賴以支撐的信仰。
宋揚：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其中說“現在的社會根本出不了一部好文學作品”，還有的說現在人們隻追求利益，這個社會被物質異化了，人們不再需要文學中的東西了。那麼您覺得，是這個社會沒有為文學提供一個好的環境，還是看些作家沒有一個敏銳的觸覺？
柳建偉：20世紀初說是“三千年未遇之變局”。我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以及未來三十年比那個變局更深刻。社會變動這麼劇烈，我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變化這麼劇烈，各種社會元素交流交鋒這麼頻繁，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化的這種豐富性，恰恰是文學最願意表達的。
曆史上大文豪所處的時代，比如巴爾紮克時代的法國，屈原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以及杜甫、蘇軾所處的時代，我認為這些時代的內在精神氣質跟現在的中國社會是一致的，都不是頹廢的。雖然現在有那麼多的問題，但整體上社會是有一種健康的東西在往前走，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會這麼判斷。如果說一個作家非要判斷成別的，寫出的東西就把握不住這個時代。
好的作家要能站在這個時代之上，觀察這個社會，能夠超乎其上，而後入乎其裏，從根上拉住中國社會進程的主幹往前走。而有些作家對當代中國的認識不夠，視野窄，胸懷不夠大，學養和準備不是太充分，這就導致對於時代的把握上有些畏首畏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