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我寫出了三十二萬字的《大煉獄》。寫完後，我喜憂參半。喜的是自己一出手寫長篇小說，就能寫出三四十個人物，就能搭出一個自我感覺還不錯的長篇小說骨架；憂的是書中根本無緣見到當年整治父親的那些個人，取的是魯迅先生塑造阿Q的手法寫李金堂等人，沒有寫出我所希望的對李金堂的恨，反倒有點喜歡李金堂這個我已經無法控製的“惡人”了。我把稿子寄給了我所敬重的海波審閱。半個月後，海波來了一封長達八頁的信，批評我這種一口想吃個胖子的做法，要求我再寫十年中短篇小說後，才可以碰長篇小說這種大型體裁。對海波的意見，我是又服又不服。服的是他點出我在具體操作上的缺失，不服的是他對此書的根本上的顛覆。我固執地認為：這部書的骨架是可以的，幾個重要人物的設置也是站得住的。
1991年秋，我在朱向前老師的遊說下，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讀書，行李中就夾著《大煉獄》的初稿。第二學年上學期，我已經徹底恢複了自信，就把這個初稿交給張誌忠老師，請他給打個分。張老師匆匆讀完後，表達了這樣的意見：書可以出版，達到了中平水準，技術上的問題也需要認真處理。我不想出一本中平水準的長篇處女作，因為這時對此書的結構和人物更加自信了。按照我當時的判斷：中國社會正在進行的大轉型，與大革命後的法國和廢除農奴製後俄國的社會轉型，有著驚人的相似，在今後的十幾年內，中國文學中的長篇小說，必將出現師法巴爾紮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批重要作品。我自信《大煉獄》走的是正路。這條路或許比師法20世紀世界文學大家，如喬伊斯、福克納、博爾赫斯，更能走得遠一些。我所缺少的，仍是紮實的內功和對現實社會、對曆史真實的個人化的深入研究。對中國近代、現代以及當代重要曆史事件進行重讀後，我又進了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研究生班繼續讀書。在這幾年間，我單獨或與同學合作了《紅太陽白太陽》《縱橫天下》《日出東方》等紀實作品。又為賈平凹的《廢都》寫了一部名叫《虛城》的續書，又和何啟治先生合作了一部反映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命運的長篇小說《當代往事》。這後兩部長篇小說因著作權、大形勢等諸多原因，至今未能麵世。
1995年夏天，已成為我忘年交的何啟治老師找我長談兩次，說以他對我的了解，已斷定我可以寫出較為成熟的長篇小說了，希望我集中精力主攻長篇小說。何啟治先生是當代最有影響的長篇小說編輯家之一，曾在新時期長篇小說兩大巨峰《古船》和《白鹿原》的成書過程中起過關鍵性作用。他說我能寫出較為成熟的長篇小說，對我的激勵作用非同小可。在魯迅文學院313室，我用三個多小時向他談了三個長篇小說的構思。他當時就說：“這三個構思都不錯。你先寫描寫故鄉現實生活的這一部。”
1995年秋，我把《大煉獄》作為一個詳細提綱，開始寫《北方城郭》。這時，我的生活步入中年的多事之秋。畢業在即，我的工作尚無著落，讓我憂心如焚的是母親已被確診為乳腺癌，我隨時都會遭受叫聲親娘無人答應的人生最大苦痛。在那個漫長的秋冬裏，每日裏我伴著兩包劣質香煙，手握母親送給我的已寫出兩百萬言的極其普通的永生牌鋼筆，在稿紙上重現故鄉的曆史和現實場景。因心緒紛雜，加上時常掛念母親病情，我對在成都家裏寫出的四十五萬字初稿不是特別滿意，但我還是希望它能盡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因為母親酷愛讀長篇小說，我希望她能讀到兒子散發著油墨淡香的第一部獨創性的長篇作品。
1996年元月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三審意見出來了：可以出版，在本社所出長篇小說中可算二流偏上水平。我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失望。何啟治和高賢均老師都希望我能仔細修改一稿。高賢均老師說：“隻要改得好，一百萬字也不嫌長。”我從北京帶著稿子回到鎮平家裏，母親已被癌細胞折磨得變了人形。當我表達出不再改稿子的意見時，母親說話了：“改吧，好好改，我還能等。”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在家裏改稿，刪掉八萬字，增寫了十八萬字。這期間，我對人生無常的體味最為深切。母親病重三次，報病危兩次。每次她從死亡線上掙紮回來，對我說的隻有一句話：“改你的稿子吧，我有你爸他們照顧就行了。要把稿子改好。”這期間，我對故鄉的世態炎涼體味最深。母親1995年到了退休年齡，在病中辦了退休手續。在這近一年裏，學校和官方連禮節性的探視都取消了。每天晚上，我去和母親說話，她都要講學校裏美好的往事，卻總以歎息結尾。這期間，我真切地體會到人確實是有善惡之分的，真切地體會到什麼叫作不平等，什麼叫作遺棄、謊言。母親作為一名弟子三千、病倒在講台上、有三十七年教齡的老教師，看病基本上都是自費。我在改稿的間隙，不止一次去城關鎮黨委書記的辦公室，懇請組織能幫助一下做出重大貢獻的老教師，然而聽到的隻有哭窮的聲音。第二年春天，這位黨委書記因貪汙、受賄被捕入獄，他和其他官員挪用教育等經費建豪華辦公樓、買高級轎車的內幕才得以昭示天下。對這樣的故鄉的真實，我能說點什麼呢？有批評家在評獎會上批評《北方城郭》“色調灰暗”“洪洞縣裏沒好人”，是很有見地的。但在那種特定的時空中，我隻能遵循良知，寫下這種真實的文字。我相信隻有這樣的文字才能久長地穿越時間的隧道，觸摸到永恒的裙裾。
五月裏，責編陶良華告訴我說：“你再改一稿，壓掉五六萬字，它就是一部精品了。”可我確實不能再改了，我對此書唯一的希求，便是母親生前能讀一讀它。於是，它隻能以現在的樣子麵世了。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北方城郭》沒有在合同期限內麵世。母親在1997年1月31日夜彌留之際，對《北方城郭》說了這樣一句話：“是不是你沒有改好，人家不出了？唉，我看不到它了，看不到了。”說完這句話約二十分鍾，年僅五十八歲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成為基督徒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老教師，踏上了去往天堂的路。1997年9月初，我在北京看到《北方城郭》的樣書時，母親已去世七個多月了！
這一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讓我麵對我的長篇處女作時，總是默默無言，總是欲哭無淚。我的心理年齡的蒼涼，大約是經了太多這類打擊的緣故吧。1997年9月中旬，我帶著《北方城郭》的一本樣書，來到了母親的墳頭。黃土堆中，零星的青綠已有寸長。七百五十八頁的《北方城郭》，在母親的墳頭整整燒了四十分鍾。我想讓母親把每一頁都看個仔細。
這篇短文，還是用母親送給我的這支淡灰色的筆寫成的。它在母親病故後，又幫我寫出了《突出重圍》和《英雄時代》。一支1993年隻賣兩元三角的普通鋼筆，竟能寫出三百五十幾萬個方塊字，我把它看作一個奇跡。這個奇跡昭示著偉大的母愛的強有力存在，充分表達著靈魂不死的真實。願母親在天之靈與我同在，用這支筆指引我寫出恒遠而富有神性的文字。阿門！
2002.2.1於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