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記載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項活動，涉及政治、教育、哲學、倫理等學說和思想，在儒家的經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孟子》記錄了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大體來說包括這些方麵：在人性方麵，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麵，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而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同時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在價值觀方麵，孟子強調舍身取義，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個人的一言一行。
孟子本人和孔子的經曆差不多，都是通過周遊列國，去宣傳自己的思想。而且，在思想上，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仁、義、善的主張，力主政治上施行“仁政”。他是孔子之後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所以，後世將他尊稱為繼孔子大成至聖之後的亞聖，並把他們的思想主張合稱為“孔孟之道”。
1. 為什麼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出自《孟子·盡心章句下》第十四節。其意思是說，民眾最為寶貴，土神和穀神次要，君王為輕。這裏麵的涉及方分別是民眾、國家（後人用社稷來指代國家）和君王，所體現的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施仁政，行天道。
任何社會中，都是先有廣大的民眾，然後在這些民眾的基礎上建立國家，而有了國家，才需要有人出來管理這個國家。“君”隻是其中的最高管理者。所以，這裏的程序很清楚，國家由民眾建立，君王從民眾中來。
民眾，是社會成分中的絕大多數，按社會分工來說，屬社會財富的最直接的創造者。人在社會中，往往不是獨立存在的，財富的創造通常要靠齊心協作才能完成。這其中，牽涉到個人的能力、精力、體力等諸方麵。每個人的情況不同，一方麵讓社會出現多樣性，另一方麵也讓人的付出和需求變得複雜起來。這時，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就會由點到麵地形成社會矛盾。當矛盾激化時，就會演變成動亂，進而成為災難。
這些矛盾既有個體間的，也有群體間的；既有個體差異性質的，也有糾紛性質的。而人心是向往安定的，及時化解和消除矛盾就成為人心所向。這時，就需要有人出麵來協調解決。如何解決？必須有依據。於是各種規定、製度就建了起來。規定和製度由人來製定，也得由人來執行。隨著民眾的範圍和數量的擴大，就得由人來專門負責。這時，專門的部門就建立起來了。當部門多起來時，就出現了管理這些部門的部門。
這時，就需要對這些部門進行統一部署和協調，於是就有了權責的範圍，國家就誕生了。
按照上麵的思路，國家，本就是一個協調社會關係和處理社會矛盾的組織。根據儒家天命在民心的思想，國家對內的職能應是執行民意，處理各種矛盾的手段是協調，對外職能應是修睦，處理外部糾紛的手段可以由對話到對抗，但其目的都應是保護內部民眾。國家的內外職能都需要由人來運作，在這個基礎上，君王就出現了。
同樣，根據儒家天命在人心的思想，君王也就隻能是民眾的推薦者，民意的執行者。所以，從法理上來講，君王是民眾中的一員，來自於民；從天理上來講，君王隻有修身到聖人的階段，才能通達天命，在人間行天道。
民為貴，這是一種從社會構成的本質上得出的結論。天下本就是廣大民眾的天下，民眾所生產出的糧食，製造出的器具，都是民眾心血和智慧的結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要求君王行王道，並且把民生與王道緊密相連。民為貴，就是要讓君王重視民生。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把民生與土地、政事一樣當作諸侯統治的首要任務。“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他認為，生民之道，在於“製民之產”與“取民有製”，也就是一方麵要讓民眾休養生息，另一方麵要防止民賦過重，導致民力減退，出現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
社稷次之，即社稷的重要性在民眾之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穀神，畜牧禽養，五穀物產，都是民眾生活和國家得以維係的物質基礎，當然十分重要。到了後來，社稷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國家除了直接滿足生存的物質外，還有維護各階層秩序的法律製度。但是，這些終究還是來自民眾的意願，也是為民眾服務的，所以，社稷的地位自然要低於民眾。也可以這樣說，物質服從於人的需要，個人的需要服從於大眾的需要。
君為輕，指的是君王的地位居於民和社稷之下。君王這一職位的由來，本是根據民眾的需要而產生的，誰來做君王，也就該由民眾來決定，如果民眾不滿意，就可以換人。這，也就是古人說的“載舟覆舟”的由來：“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也就是孟子民為貴思想的源起。孟子認為，君王如有大過，臣下可以諫言他改正；如果他聽不進諫言，就可以剝奪他的權位；至於像桀、紂那樣的暴君，民眾可以直接起來誅滅他們。這種思想，與君權神授觀念有點格格不入，也與“仁”的理念背道而馳。但是，從反麵來看，恰恰又是最合理的用解釋。君王有大過，是他們本身就沒行天道，傳天命的資格，他們不過是爬上聖人之位的冒充者。民眾推翻他們，是緣於他們背離天道、不仁在先。
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對後世以及中國的曆史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不但深入民心，連身居皇位的君王也認同。明朝的崇禎皇帝可以說是身體力行地演繹了一回什麼叫民貴君輕。
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軍隊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上吊之前在藍色袍服上大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崇禎皇帝貴為天子，卻自殺身亡，而他的遺言中卻希望“逆賊”不要傷害老百姓一人。這不就是現身說法地告訴人們君輕民貴。
從王朝更替的性質上來看，中國曆朝曆代出現的農民起義，似乎都是在為孟子的民本思想做宣傳、為他的民本思想的正確性做注腳。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盡心章句下》第十四節的整體意思是，民最為寶貴，土神和穀神次要，君主為輕。因此，得到廣大民眾的承認者就可以成為天子，得到天子承認的就可以成為諸侯，得到諸侯承認的就可以成為大夫。諸侯危害社稷國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經長成，用作祭祀的糧食已經潔淨，就按時祭祀，但仍發生旱災水災，那麼就另外改換土神和穀神。根據這整體的意思，有人就認為，孟子的這些話，並不是針對整個國家來說的，而是針對當時的諸侯國來說的。
如果這樣來理解的的話，也就表明孟子的國家觀念中，並未脫離君權神授的觀念，他的民本思想還是建立在皇權永固層麵上的。正因如此，才有了“君子者，道法之總要也”和“天子之位也，是為治統”的觀點。
統覽孟子的學說，說孟子的思想並未脫離皇權正統，應該是較為公允的。
但不管怎麼說，曆史是在前進的。民本思想合乎人類發展的進程，合乎天下大多數人的要求。把孟子的民貴君輕的主張與民本思想牽連上，無疑對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2. 如何理解孟子所說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夫仁政者，必自經界始”的說法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節。其中的“經界”，指的是土地或疆域的分界。該節講述的是，滕國的國君滕文公向孟子詢問有關國家治理的問題。其中，有滕文公派畢戰來詢問有關井田製的問題。“夫仁政者，必自經界始”就出自孟子對畢戰的回答。孟子回答的大意如下。
滕文公將要實行愛民的政策（仁政），特意選派你來，你一定要努力！所謂愛民政策（仁政），必須從分清田土的經緯之界著手。經緯之界不正，井田就不會平均，作租稅的俸祿就不會公平。所以，殘暴的國君和貪官汙吏必然是不重視田土的經緯之界。田土的經緯之界一旦劃分正確，怎樣分配田土和俸祿就可以坐下來議定了。
孟子認為，對滕國來說，雖然土地狹小，但一樣要有官員，一樣要有在田地裏耕種的農民。沒有官員，就沒有辦法管理農民；沒有農民，也就沒有辦法養活做官員的君子。所以他希望滕國在田地上實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助法，即通過互助的方式來耕種公田，以作為稅賦，是相對於以固定不變的方式來說的如貢法等），在都城中實行十分抽一的稅法讓人們自行交納。國卿以下的官員必須要有供祭祀用的田土，這些人用作祭祀用的田土為五十畝。家中其餘家族成員每人給田土二十五畝，死葬和搬遷都不離開本鄉範圍。鄉裏的田都要同樣實行井田製，人們出入勞作時相互伴隨，抵禦盜寇時互相幫助，有疾病事故時互相照顧，這樣百姓就友愛和睦了。方圓一裏為一個井田，一個井田為九百畝，中間一塊田土為公田，八家各以一百畝為私田，但要共同料理好公田。把公田的事辦完了，然後才能做私事，這就是區別農民的辦法。這隻是一個大概情況，至於怎樣更健全和完善，主要就靠國君和具體經辦的官員了。
孟子針對井田製的講解十分細致，就如同是在分解“經濟責任製”
上的內容，而實質上是在明確利益分配。怎樣分配呢？首先要做到劃清田土的界限，這樣做就可以在分配田土時做到產權明晰，從而避免產生糾紛，官員們也就能因職責明確而享受到相應的待遇了。
孟子在回答滕文公有關治國問題之後，陳述了自己的上述見解。孟子的思想是承自孔子的“仁”，進而把“仁”和“義”作為自己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在國家治理方麵，他把“仁”上升為治理國家的道德基礎，要求國君實行仁政。他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四處推介自己的學說，於是就有了向滕文公介紹仁治的內容。
在向滕文公介紹治理國家的問題時，孟子重點講述了他的仁治思想。
他指出沒有固定產業的人就沒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如果沒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就會放蕩任性，胡作非為，無惡不作。等到陷入罪網，然後對他們施以刑罰，這等於是設下網羅陷害民眾。所以賢明的君主必須謙恭儉樸，禮賢下士。國家在向百姓征稅時，必須有製度。從曆史上來看，助法比貢法好，隻有實行助法才會有公田，周朝也是實行助法的。另外，還要開辦庠、序、學、校以教育人民。所謂庠，意思是培養；所謂校，意思是教導；所謂序，意思是有秩序地陳述。夏朝時叫校，殷商朝時叫序，周朝時叫庠。這個“學”是三代共同都有的，都是教育人民懂得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為上層所懂得，小民百姓則能親和於下層。如果有賢明的君王興起，必然會來學取這個法，因為這是為王者所效法的。你努力實行這些，也可以使你的國家煥然一新。
如何施行仁政？孟子要求滕文公做到：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讓老百姓擁有“恒產”。在老百姓都擁有“恒產”，物質上得到滿足後，就要興辦學校，教育老百姓懂得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所以，孟子要求滕國施行仁政的具體措施就是：以井田製養民；以學校教民。人民得到休養受到教育，社會秩序也就有了保障，國君的統治地位也就鞏固了。
如何做到這些呢？首先從田土劃分著手。
按常理，將田土的界限劃分明晰十分容易。從手法上來說，相當簡單，無非丈量標記和分配。可是，從孟子極其重視的口氣中能夠感知到，它並不像想象中那麼容易，而且似乎很難做到。那麼，難在哪裏呢？這可從孟子“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的話中窺出些時代背景。
中國從夏朝啟的時候起，從理論上就將天下歸為皇帝個人的私有財產，私有製就由此延續和生存下來，並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形態。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成為了諸侯的私有財產，土地私有一方麵得到快速發展，另一方麵則經曆了大的混亂。到了戰國時期，天下就成了諸侯們和大夫們的天下。這個時候，人人都想擁有自己私有的恒產，以便能讓自己個人的生活有保障。孟子在這個時候提出的“恒產論”，應該說是一種適應社會變化發展的進步思想，對安定社會秩序具有很大作用。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們隻要擁有了自己的私有財產後，首先希望的就是社會安定，能讓自己的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可是，如何讓民眾得到和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呢？孟子就提出了實行井田製的建議。但是，當時存在的一個現象是，“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也就是說殘暴的國君和貪官汙吏不重視田土的經緯界限，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巧取豪奪實現土地兼並，從而多占有和獲得私人的田產。這就是推行井田製的難處和阻力所在。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以德治國的思想，並將它發展為仁政學說。孟子認為，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就能夠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推行虐政，就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就會被老百姓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而推行井田製，就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治國安民的措施。
通過讓老百姓擁有“恒產”，安居樂業，他們就不會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當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後，再去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老百姓人性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戰國時期井田製已遭到徹底破壞，很多農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他把土地問題看作是仁政的首要問題。所以，孟子的“井田製”在當時是一種理想的經濟方案，它如果能夠得到切實推行的話，就能夠限製土地兼並，緩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並且能夠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要推行井田製，在技術方法上，首先就是要做到丈量土地，明確土地邊界範圍。這是基礎中的基礎工作，是實行仁政的起步階段。正因如此，所以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3. 如何理解“誠者，天之道也”中的人與天？
“誠者，天之道也”，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第十二節：“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該節文字除最後兩句外，其餘的幾乎與孔子《中庸》第二十章中的幾節文字完全相同，而所強調的還是誠的問題。所以，《孟子》這是在複述《中庸》裏的話。但是，現代有的學者分析後認為，應該是《孟子》在先。孔孟之道本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此處不糾結於此，而是從《孟子》的角度來理解其中的“人”與“天”。首先來闡釋一下孟子所說的話的意思。
職位低下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是不能得到民的支持的，也就不能治理百姓。要獲得上司的信任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獲得上司的信任。取信於朋友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侍奉父母而不能博得父母的歡心，也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博得父母的歡心也有一定的道，如果反躬自問而不誠實，也就不能博得父母的歡心。要想誠實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不明白什麼是善，也就不能做到誠實。因此，所謂的誠實，是天的道路；追求誠實，是人類的道路。有了至誠的心意而沒有感動別人，是沒用的。不誠實，要感動別人也是不可能的。
孟子生活的時代，與孔子生活的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社會矛盾突出，社會持續秩序混亂，諸侯國間的紛爭也已經升級，當時的一些諸侯國就想通過強力來征服天下，統一天下。所以，孔子的德治天下和德化天下的理想距離現實是越來越遠的。孟子繼承和豐富了孔子的思想，將道德規範概括為大家熟悉的四個方麵：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成分，不是從外界獲得的。如何實現德治天下和德化天下的目的，孟子同孔子的想法一致，就是首先從自身做起，修身養性，提高道德素質，塑造完美的人格。如何塑造，要塑造到什麼程度，這其間的衡量標準就是“誠”。誠的最高境界是至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