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斶的這番“王不貴，士貴”的理論，並不是說君王的身份真的不如士人尊貴，而是強調“得士人者得天下，失士人者失天下”的道理。
君王雖然尊貴，但離開了士人的輔佐，就會在國際競爭中落敗，國家破滅，王位不保。
盡管齊宣王毛病多多，卻也不是昏君，自然掂量得出此中輕重。
他感歎道：“唉！君子怎麼能隨便侮辱呢？寡人真是自討沒趣啊！今天聽到君子一席話，寡人才真正明白不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為。希望先生能接受我這個學生。如果先生能與寡人交往，必定能吃到豬、牛、羊俱全的上等宴席，外出時必備駟馬高車，妻室兒女必定能穿著華貴的服飾。”
然而，顏斶辭謝道：“璞玉生在深山中，經過玉匠破璞而取玉，其價值雖然寶貴，卻已經失去本來的麵貌了。士人在鄉野生活，一經推舉被任用為官，享有爵位俸祿，地位並非不尊貴顯赫，可是他的精神已受到傷害。所以，希望大王能讓我回到鄉裏，遲一些吃飯權當吃肉，悠閑散步權當乘車，不犯王法權當富貴。過著清靜純正的日子，自得其樂。如今做出裁決的是大王您；盡忠直諫的是顏斶我。我想說的話都已經說到了。希望大王您允許我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鄉的小屋。”
齊宣王挽留不成，隻好大度地放手。顏斶向他恭敬地拜了兩拜，然後離開王宮。
《禮記·曲禮下》記錄了許多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其中有一條是“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這句話的大意是：做臣子的禮節，即勸諫人君的過錯時，要注意方式方法與具體場合，不將人君的過錯張揚在外，令其顏麵受損。假如反複諫言仍然無法說服人君，臣子就可以離開這種昏君了。身為人子而侍奉父親，假如父親犯了過錯，兒子反複勸諫也不聽，就應當以號泣來打動父親，讓他幡然醒悟而改正之。
在最講究君臣尊卑禮數的《禮記》中，居然有這種提倡臣子不絕對服從君父的話。這看起來似乎有些奇怪，但仔細想想，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雖是封建社會的大經大法，但此處的君與父是一個泛指的抽象符號。或者說，指的是哲學意義上的“君權”
與“父家長權”，而不是具體的某個君主或父家長。
“君”與“父”都是人，是人就有善惡良莠，既能主持公道，也可能會犯錯。由於君父分別在“國”與“家”的層次占據著支配地位，在組織內擁有最高決定權，所以他們一旦出現錯誤，就可能讓全國和全家都受到嚴重的損害。因此，為人臣者與為人子者不能不出於維護整體利益的考慮而再三勸諫。例如，上述案例中，顏斶批評齊宣王不懂得尊重士人，並非是挑戰“君為臣綱”的基本原則，而是履行“匡君”（即匡正君主言行）的“為人臣之禮”。
總之，“三綱五常”的禮教是為了維護形而上的君主權威、父家長權威、丈夫權威。這些東西是封建社會不可動搖的大經大法，但古人也沒死板到完全不顧實際情況的地步。所以，在古人的禮教中，“君為臣綱”
與“為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是並行不悖的。
5. 為什麼古人常把“禮樂”並稱？
秦穆公在接見西戎使者由餘時，曾經問道：“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在秦穆公看來，中原諸侯是以“詩書禮樂法度”治國的先進文明，戎夷則是不讀詩書不懂禮樂的落後文明。中原諸侯有先進文明打底照樣時不時發生動亂，戎夷沒有禮樂文明，更加難以治理。從這句話來看，秦穆公與其他諸侯一樣有著與生俱來的文明優越感。最令他們驕傲的就是區分華夏與四夷的禮樂文明。
無獨有偶，孔夫子曾經感歎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這話說的是，天下太平時，周天子掌握著禮樂征伐的主導權；而在禮崩樂壞（無道）的春秋時代，諸侯紛紛架空了周天子，僭越了周天子的禮樂征伐大權。其中，“征伐”指的是發動戰爭，“禮樂”指的是用於治國理民的周公禮樂。
由此可見，在古人眼中“禮”和“樂”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據曆史學家考證，禮樂的起源都一樣，是上古時期祭神活動的產物。
禮是祭祀神靈的儀式，而樂是祭祀者在儀式中用到的歌舞。這是最原始的禮樂。古人也將禮的產生上溯到了遙遠的上古時代，稱：“自伏犧（即伏羲）以來，五禮（指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鹹備。”至於音樂，也被古人賦予了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例如，《禮記·郊特牲》記載：“伊耆氏始為蠟。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蠟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
這段話的大意是：蠟祭這個禮俗是從伊耆氏開始的。所謂“蠟”，就是“索”的意思。周曆的十二月（臘月）是一年農事完結，人們應該講所有相關的萬物與神靈都找來祭祀一番，以表示報恩。蠟祭的祝詞是這樣說的：“但願堤防穩固，水流回歸溝壑；蟲災不要發生，草木長在澤邊而不要生於良田。”
這種饗百神的蠟祭活動中，古人邊演奏音樂邊吟唱祝詞，將音樂視為巫術的一部分。
《禮記·樂記》曰：“故禮以道其誌，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在古代治國思想中，禮樂刑政是一體的，禮可以用於引導民眾的意誌，音樂則用於調和民眾的性情，政令用於統一全社會的行動，刑罰用於杜絕民眾為非作歹。盡管這四種治國手段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教化民心，從而實現天下大治。
有趣的是，古人基於這個觀點，常以音樂來判斷某國的國運。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維護周公禮樂正統的儒家，將鄭國與衛國的流行音（鄭衛之音，也稱樂桑間濮上之音）視為亡國之音。理由是這種音樂很輕佻，不莊重，從而反映出其國政混亂，人民流離失所，大臣欺君罔上而以權謀私。可見，該國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
當然，在今人看來，這其實是周禮樂文明衛道士的一種偏見。無論他們如何抨擊，發端於民間的鄭衛之音還是在各諸侯國流行了起來。鄭國與衛國的確在很長時間內都存在內部動蕩。但這與音樂關係不大，而是其社會經濟矛盾所致。
不過凡事無絕對。在各諸侯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的背景下，一國的音樂風格，往往能直接反映該國的社會風氣。在一定程度上，國風民俗是否有利於國家發展壯大，是可以判斷出來的。因為民風生政道，政道又反過來促進民風。春秋時代有一位擅長音樂鑒賞的有道君子，而有趣的是，他並非出身於中原諸侯，而是來自東南的吳越地區。孔夫子編纂《詩經》時，采了十五國風，包括僻處西陲的秦國，卻不收楚吳越。
其中吳國是姬姓諸侯，按照禮製，周天子要稱吳王為“伯父”。他就是吳王壽夢的四兒子季劄，因其封地在延陵，人稱延陵季子。
公元前544 年，延陵季子代表吳國到魯國聘問，他表示希望能欣賞一下正宗的周朝音樂。因為魯國是西周大功臣周公旦的封國，被周成王特許享有完整的王室禮樂。於是魯國樂工為他演奏了許多《詩經》中出現的曲目。延陵季子一邊聽還一邊點評。
最開始奏唱的是西周王室音樂《周南》和《召南》。延陵季子點評道：“這段音樂很優美，從中可以感受到周朝基業已奠定，但尚未成功，整首曲子流露出辛苦卻沒有怨言的情緒。”
接下來是《邶風》《鄘風》和《衛風》。延陵季子點評道：“這些曲子優美而深沉，聽起來有一種曆經坎坷但不頹唐的精神。”他甚至認為，《衛風》體現了衛康叔和衛武公兩位君主的德行。這個評價與當時對鄭衛之音的看法有所不同。
下一首是西周的《王風》。延陵季子點評道：“這首曲子有憂傷之情卻又不畏縮，應該是周平王東遷後的曲子吧？”
輪到《鄭風》時，延陵季子搖搖頭說：“這首曲子反映出鄭國的政令苛細，讓國人難以忍受，恐怕鄭國在未來會率先滅亡。”後來鄭國在進入戰國後不久就被韓國所滅。
聽到《齊風》時，延陵季子讚歎道：“《齊風》的意境宏大深遠，真乃大國氣象，堪為東海之濱的表率，這就是太公望的遺風吧？齊國的前途無可限量！”齊國一直是春秋大國，進入戰國後依然是一流強國。
聽到《豳風》時，延陵季子說：“這首曲子寬宏而坦蕩，音調歡快卻不過分，應該是周公東征的音樂吧？”
接下來是《秦風》。延陵季子點評道：“這就是所謂的‘夏聲’。夏即大，大到極點，秦國應該能達到西周當初創業的程度。”果然，秦國後來如他所預言，在戰國崛起並最終一統天下。
接下來是《魏風》。延陵季子指出：“這種曲調宏闊而又寬和，樸實又平易。以這些音樂推行政教，再輔以道德教化，足以讓國君成為明主。”此時魏氏還是晉國卿大夫，後來在三家分晉時獨立。此事也標誌著戰國時代的到來。魏國最先變法，率先成為戰國頭號強國，成就了兩代半的霸業。
緊接著是《唐風》。延陵季子點評道：“這些旋律包含著深遠的思慮，如同陶唐氏（既堯帝）的流風遺韻。若不是具有如此美德之人的後裔，又怎麼會能達到這種水平！”
聽到《陳風》時，延陵季子歎氣道：“這個國家沒有明君，又如何能長久呢？”他在聽《鄶風》以下的國風時，沒再作評論。直到聽《小雅》《大雅》《頌》時才重新進行點評。他還觀看了樂工表演的《象箾》《南龠》《大武》《韶濩》《大夏》《招箾》等樂舞，並一一給出了鑒賞意見。
延陵季子最奇特之處，就是對齊、秦、魏等國命運做出了準確的預言。從表麵上看，他是穿鑿附會，但實際上也有其理論依據。
《禮記·樂記》有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音”是對人心的反映。情感由心而發，就體現為“聲”。將這些“聲”編排為旋律就是“音”。太平治世的音樂，其旋律安詳而歡樂，體現出當時政通人和的背景。而動蕩亂世的音樂，其旋律夾雜著怨恨與憤怒，揭示了當時政局的動蕩不安。至於國破家亡時的音樂，其旋律哀傷而深沉，表現出人民的痛苦。可見音樂與政治是相通的，政局什麼樣，音樂也有什麼樣的風格。
因此，在儒家思想占主流的封建社會，禮樂常常被看作是一體化的政教工具。沒有樂的禮是不完整的禮，脫離禮的樂就是所謂的靡靡之音。
煩瑣的禮儀與悅耳的音樂相結合，才是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本來麵貌。
而今天的音樂已經擺脫了禮法色彩，完全成為一種娛樂藝術。可以說，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6.《禮記》為何要收入“以時係事”的《月令》？
古代農耕社會的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然經濟可以說是靠天吃飯，對自然界的依賴性非常大。為了更好地組織生產生活，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個龐大而駁雜的體係。其基本內涵是順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運轉周期。無論是神神叨叨的陰陽五行八卦，還是實用的二十四節氣與農曆，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產物。進入先秦時代以後，人們把各種各樣的傳統習俗製定為係統化標準化的“禮”，並且將不同季節及月份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也編成了《月令》，以指導具體的政治活動與社會生產。
目前最完整的《月令》被收錄在《禮記·月令》篇。該篇包括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個月的政令。由命名方式可知，《月令》實際上是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條自然規律的細化運用。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複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禮記·月令》）
這是典型的月令體文章，不僅將天文地理物候知識熔於一爐，還將人間的政事與生產與之接軌。
第一部分是說天文星象。仲秋八月時，太陽運行到了角宿（二十八星宿之一）；黃昏時分，牽牛星出現在南天正中位置；拂曉時分，觜宿（二十八星宿之一）位於南天正中位置。八月的吉日是庚辛日，在五行中屬金，祭祀的帝王是少昊，主神是蓐收。
第二部分是說物候。中秋八月開始刮大風，大雁從北飛來，燕子飛往南方，鳥類紛紛儲藏食物過冬。
第三部分是說天子應遵守的禮儀。天子在八月住在西向明堂的正室，乘坐白色戰車，駕車的是白馬，車上安裝著有白龍圖案的旗幟，身著白衣，佩白玉，主食是麻籽和狗肉，使用外麵有棱角且內部深邃的生活器具。
第四部分是說關於敬老的惠政。官府在這個月要慰問和贍養老人，賜給他們幾案與手杖以及粥食。
第五部分是說這個月可以大興土木，修建城郭，建設新的都邑。
第六部分是說八月應當減少關稅，開放市場以招攬外商，進口各種貨物用品，以便利人們的生活。
第七部分是說仲秋八月的政令禁忌。假如做了春季才能做的政事，就會導致秋雨不按時降落，應該結果的草木又重新開花，國內發生讓人們恐慌的禍事。假如推行夏季的政令，國內會發生旱災，蟄蟲不肯按季節規律入洞穴藏身，各種農作物莫名其妙地重新生長。假如推行冬季的政令，風災就會頻頻發生，雷聲也會提前消失，草木還沒到冬季就過早地枯死。
以上僅僅是部分節選，並非完整的仲秋八月的月令。這就是“月令體”的大概格式。我們從中不難體會到祖先們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
為什麼《禮記》要收入《月令》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月令”也是廣義的“禮”的一部分。
古人的“禮”並不僅僅是若幹場合下的基本禮儀，而是涵蓋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風俗與典章製度。甚至可以說，古代中國的法律有很大一部分是與“禮”重合的。春秋禮崩樂壞，戰國以法代禮。但戰國法律有很多內容，其實是來自於古老的禮儀風俗。例如，秦國《田律》有一條古老的環境保護法，大致內容是春二月開始“時禁”，不得進山林砍伐樹木，不得下河捕捉小魚小鱉，不得狩獵幼獸，直到夏七月才解除“時禁”。這條規定就是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強製確立古老的“時禁”傳統。而類似的內容，我們在《月令》中也能找到。
《禮記· 月令》：“（ 仲春二月） 是月也， 安萌芽， 養幼少， 存諸孤……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也就是說，在仲春二月，應該保護草木的萌芽，養育幼童和少年，撫恤孤兒。不要把川澤的水資源耗盡，不要讓池塘幹涸，不要焚燒山林。這條月令與《田律》一樣，都在貫徹“春生”的天地之道。
先秦各諸侯國通用《月令》，所以很容易觀察出該國的社會狀況如何。例如，周定王派單襄公出使宋國，單襄公完成使命後，又借陳國的道路南下楚國。他回朝後向周定王彙報說，就算陳靈公沒遭遇劫數，陳國也肯定要滅亡。
周定王問緣故，單襄公分析道：“先王遺訓有言：‘雨季一結束就應該修整道路，水流幹枯時就順勢建造橋梁，草木凋謝時就應該開始儲藏糧食，霜降來臨時就應該開始準備冬衣，寒風刮起時就表示該修整座城池了。’故而《夏令》說：‘九月修路，十月架橋。’按照《月令》的提示，當人們做完場院的農活時，就應開始準備土箕與扁擔。看見營室之星出現在中天時，正式開始營造工作。在大火星剛出現時，大家就去官府那裏集合。所以，先王辦事不浪費財力，惠及百姓。”
他頓了頓，又說：“陳國卻不然。早晨都能看見大火星了，但陳國的道路雜草叢生，鄉裏的穀場被廢棄，不在湖澤上修築堤壩，河流上也沒有舟橋。這種荒廢先王政教的做法，當然不會有好結果。”
果然，周定王八年時，陳靈公被陳國大臣夏征舒殺害。次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趁亂攻滅了陳國。單襄公的預言一一應驗。
作為古典社會的大經大法，《禮記》不僅包含了許多禮儀風俗，還收錄了對農耕生產生活具有極強指導意義的《月令》。可以說，不懂《月令》就難以體察農業文明的基本運行規律。用古人的話說，就是“不知道”。隨著時代變遷，後世王朝的禮樂典章已經與西周春秋時的禮樂文明相去甚遠，政令也各不相同。但《月令》中蘊含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依然在中國人的血液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