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內容都被後人收錄到了《禮記》的《禮運》篇中。
孔子致力於複興周禮，曾經多方學禮。例如，去周天子所在的洛陽王畿出差時，拜訪了守藏室之史老子。老子雖然學問精深且熟悉周禮，但對孔子熱衷於禮的態度不以為然。
老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他的意思是：孔子所問的“禮”，已經過時了，如今禮崩樂壞已成定局，倡導周禮的前人與他們的骨頭一樣都腐爛了，隻剩下他們的言論還傳世。況且，君子應當順應時勢，假如有時運的話，就駕著車入朝做官；倘若生不逢時，則像蓬草一樣隨風而行。總之，老子認為複古周禮毫無必要，孔子不應該將已經被社會各界都拋棄的周禮當成放之四海皆準的大經大法。這件事表明了道家學派與儒家學派在禮學問題上存在嚴重的分歧。
孔子稱讚老子的學問與為人像龍一樣深不可測，卻對其治國主張持保留態度。在他看來，禮依然應該是國家社會的大經大法。孔子認為，禮是對天地之道的效法，能夠參驗於鬼神。主宰萬事萬物的天地之道，是通過喪禮、祭禮、射禮、鄉飲酒禮、冠禮、婚禮、覷禮、聘禮等禮儀來貫徹的。按照禮儀去生活，就能耳濡目染地學習天地之道，成為對社會有用的得到君子。因此，曆代聖人都以禮昭示天下，這樣才能使得世界步入正軌。
禮失求諸野。為了鑽研禮學，孔子曾去杞國（姒姓諸侯，夏後裔）尋找關於夏禮的資料，去宋國（子姓諸侯，殷商後裔）搜集關於商禮的資料，可惜得到的信息很少。他考察周禮時發現，周禮早已在周幽王、周厲王時期的動亂中遭到嚴重破壞。唯有魯國（姬姓諸侯，與周天子同宗）保存的禮差強人意。
但是，追求完美的孔子依然對此不滿。他今天悶悶不樂，就是因為發現在蠟祭中的郊天諦祖儀式並不符合周禮的規定。
孔子生氣有另一個因素。禮樂文明是周公旦創建的。而魯國恰恰是周公的封國，根紅苗正的禮儀之邦。按照當時的規矩，隻有曆朝天子的嫡係後裔，才具備奉行郊諦的資格。例如，杞君作為夏禹的嫡係後裔，宋君作為商契的嫡係後裔，都能郊天諦租。按照周禮，隻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諸侯隻能祭祀社神與稷神。如今，魯君居然也這般數典忘祖，可見周禮真的衰敗了。
魯君到底哪裏不符合周禮呢？孔子指出了至少五處問題。
第一，祭祀的祝詞和報詞，應該收藏在宗廟，可現在卻交由宗伯太祝和巫官史官來保管。此舉不合周禮，說明其中有鬼，孔子稱之為陰謀。
第二，醆斝是用於獻屍的酒器，隻有周天子才有資格用。如今魯君作為諸侯也敢用，這叫作僭越。
第三，冕弁兵革分別是國君的禮服與武備，如今卻收藏在卿大夫之家，這難道不是大臣威脅國君嗎？
第四，卿大夫竟然也在封邑內設置百官，私造祭器，聲樂齊備。這種不合禮法的國家就是混亂之國。
第五，給國君效力叫作“臣”，在卿大夫家當差叫作“仆”。臣仆若是遇到喪事或新婚，主君至少在一年內不該派遣他們做事。可現在有的人在服喪期間帶孝辦公，或是與家仆雜居在一起，貴賤不分。孔子將這種情況稱之為君與臣同享國家。
那麼規範的君臣之禮又是怎樣的呢？
按照周朝分封製度，天子將自己的土地分封給其子孫做諸侯，諸侯將自己的土地分封給其子孫做大夫，大夫有采邑養活其子孫。這才是叫周禮規定的王製。因此，當周天子到某個諸侯國視察時，必定要住進諸侯的宗廟。但是，天子一定要注意舉止符合禮儀，否則就是天子帶頭壞法亂紀。而諸侯如果不是有探病吊喪之類的原因，也不應該隨便進入臣子的家，否則就是君臣互相戲謔。
無論是周王室還是諸侯，無論是主君還是臣仆，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周禮的規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
在孔子看來，隻有這樣，君臣才能各司其職，根據禮儀背後蘊含的天地之道與德政精神來治理國家。隻有君臣明禮，才能明察秋毫，妥善侍奉鬼神，製定合理的製度，做到公平賞罰。為政措施得當，君主的權威就能得以維護。反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人都不以禮為準繩，君權就會動搖。緊接著，大臣反叛，小臣竊取國家利益。
到時候，就算用嚴刑峻法，也隻會亂上加亂，讓士人不能正常做事，百姓無法安心生產。因此，不遵守禮的國家，都是孔子眼中的有疵病之國。
要做到這點，國君就要以身作則，起到帶頭作用，否則上行下效，必然會進一步讓情況惡化。這就是孔子對魯君的行為感到悶悶不樂，在齊景公問政時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根本原因。
3.《禮記》中的“小康大同”指的是什麼？
在上世紀70 年代末，中國高層將世紀末的發展目標定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小康社會”。現代意義上的“小康社會”概念出現得晚，但“小康”一詞早已出現。在《禮記·禮運》中，“小康”與“大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這既是孔子對上古曆史的總結，也包含了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有一回，孔子參加完魯國的蠟祭後，與其弟子言堰談了許多關於禮儀的內容。
他的開場白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按照孔子的說法，上古時代是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人們都推舉賢能之人執政，做人講究誠信，彼此關係和睦。人們不隻關愛自己的親人與子女，也以同等的仁愛之心對待他人。全天下的老者都能安享晚年，壯者有事業可做，孩子都能健康成長，鰥夫、寡婦、孤兒、殘疾人、有病的人，都能得到全社會的照料。
每個男人都安守自己的本分，恪盡其職，而每位女子都能嫁入好家庭，獲得幸福。那個時候的人們並不貪財好利，他們不認為財物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中，隻是不希望讓財物白白扔在地上。他們隻是擔心氣力不是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隻為自己的事賣力。因此，人們沒有必要用詭譎的謀略來鉤心鬥角，盜竊作亂的人也銷聲匿跡。社會治安狀況極好，所以，人們隻需把門戶從外麵帶上，而無需特意上鎖。這種理想世界就叫作“大同”。
那這種大同世界在春秋時代還存在嗎？孔子對此給予了否定的答案。
他繼續說道：“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僅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孔子的這段話，常被認為是對夏啟開啟的“家天下”時代的描述。
按照儒家的傳統觀念，上古五帝采取的是禪讓製，當時是“公天下”
階段，是高度理想化的大同世界。而後來君主從禪讓變成了世襲，於是“家天下”的時代開始了。而原先“天下為公”的精神，也隨著大同世界的結束而沉淪。
孔子不無惋惜地指出，如今天下已經歸一家所有（按照當時的觀念，東周王朝依然是姬姓家族的天下），所有人都隻為自己家的事情考慮，隻親近自己的雙親，隻愛護自己的子女，財富都想讓自己占得，力氣也隻用於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天子、諸侯、卿大夫也將傳位於子子孫孫視為最根本的禮法。
為了維護這種“家天下”的秩序，人們建造了城郭與護城河作為屏障，以禮義道德為綱紀，以此來規範君臣的尊卑等級，來使父子的親情變得更親密，使得兄弟和睦友愛，夫婦相敬如賓。禮義是大經大法，被人們用來設立社會製度，確立田產與住宅的歸屬，褒獎那些智勇出眾的賢能之人，把功勳記入自己的檔案。如此一來，社會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鉤心鬥角的事也愈演愈烈，陰謀詭計與幹戈兵戎屢見不鮮。
那麼在“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年代，就沒有什麼閃光點了嗎？
當然有。孔子一口氣列舉了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六位聖人君子。其中，前五人都是現代聖王，周公旦雖然沒有稱王，但曾經代理天子行使攝政大權。在孔子看來，他們六人就是大同世界結束後所產生的偉大人物。因為這六人無不是將“禮”視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他們在“禮”的指導下伸張正義，考察辦事是否有誠信，指明人們有何過錯，充滿仁愛精神，言行講究禮讓。他們的事跡向民眾展示，一切都是有禮可循的。若是有不遵循禮義辦事者，在位者要被趕下台，老百姓會將他當成禍害。這就是小康時代的世界。
從總體上講，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對應著三皇五帝時代，而“小康世界”則是夏、商、周三代，春秋比西周小康社會更加混亂不堪。
其實，他的看法並不符合曆史事實。
五帝時代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人口少，社會結構簡單，生產力水平低，所以治理方式比較粗放。而進入夏朝時，人口已經變多，原有的社會管理模式不足以解決生存矛盾，於是組織效率更高的君主製出現了。
隨著科技與生產力的進步，人類後來又從農業文明進入了工業文明，人口規模空前擴大，君主專製模式完全無法滿足發展需求，故而又被現代民主製度所取代。
也就是說，曆史雖然有時候會倒退，但總體上一直在發展。而孔子與儒家的徒子徒孫卻認為曆史是在倒退發展。上古時期優於三代，三代優於春秋戰國。總之，今不如古，是古非今，源於儒家學派的一個基本觀點——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失王的道德標準為規範，構建一個理想化的發達的上古禮治社會——大同世界，就是這種曆史觀的衍生物。
在還沒脫離原始社會的上古時代，部族之間的殺戮與奴役其實非常嚴重，社會物資極為匱乏，人們的平均壽命也很低。而周公製禮作樂的條件，恰恰是生產力得到了極大飛躍，社會財富達到了新的水平。若非如此，華麗而奢靡的禮樂文化，也不可能在各諸侯國建立起來。若要維持煩瑣冗長的周禮，必然要花費大量的財物。“禮不下庶人”的根本原因，就是平民百姓無法承受這筆沉重的經濟負擔。孔子所謂的“禮”，實際上是以周禮為現實原型。盡管上古時代可能存在相對簡單的“禮法”
觀念，但真正“鬱鬱乎文哉”的禮治社會直到西周時才建立。而且隨著西周的滅亡，天下從此進入了禮崩樂壞的時代。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境界遠低於“大同世界”的“小康世界”。
其實，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古鑒今。他精通詩書禮樂，熟讀曆史典故。對比魯國的現實，先代聖王所在的世界更令他向往。孔子相信周禮曾經讓天下和諧安寧，隻要每個人能克己複禮，能做個文質彬彬的仁義君子，就能讓動亂的天下重歸安寧。
他說：“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孔子的意思是：“ 禮” 是“ 義” 的實體。用“ 義” 的準繩來衡量“禮”的條文，沒有哪個不符合的。雖然有些東西先王並沒製定相應的禮儀，但我們依然可以根據“義”的主旨因時製宜。義是辨別是非的標準，衡量仁德的尺度。符合這種標準，就能變得強大。仁是義的根本，又是順應天理人情的體現。誰能保持仁德，就會受眾人尊敬。因此，不用禮儀來治理國家，就好比不用農具耕田。製定禮儀時不以仁義為指導思想，猶如耕田而不下種子。
在他看來，邦國滅亡，家業破敗，個人遭遇不良下場，都是因為拋開了“禮”，走上了歪路。假如能遵守禮義的話，個人、家庭、諸侯國、天下都將受益。
以禮義修身養性，就能讓四體健全，肌肉與皮膚飽滿，個人的生命狀態就強健。以禮義持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家庭的發展狀況就良好。以禮義治國，大臣恪守法紀，小臣廉潔奉公，文武百官各盡其職、同心同德，君臣之間能相互指正對方的過失、相互勉勵，國家就能興旺發達。天子以道德為駿馬高車，將音樂當作禦手，諸侯禮尚往來，各國卿大夫遵照法度辦事，士人互相考察信義，民眾以睦鄰之心友好相處，這就是全天下的繁榮康寧。
將這四者合在一起叫作“大順”，也就是說能營造一個無限接近“大同”的理想社會。雖然在古代這個夢想沒有真正實現，但孔子提出的“大同”與“小康”，對後來的中國人卻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仍然激勵著國人不斷奮鬥。
4.“三綱五常”講的是什麼樣的倫理？
一提到古代封建社會，很多人可能會第一時間想到“三綱五常”。
所謂“三綱”指的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它確立了封建等級秩序中的基本道德觀念， 即臣、子、妻要絕對服從於君、父、夫。
關於“五常”有幾種說法。按照第一種說法，“五常”是五種做君子的準則，分別是“仁、義、禮、智、信”。唐朝學者孔穎達在注疏中說：“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還有一種解釋認為，五常就是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人倫關係。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封建社會裏，三綱五常一直是封建禮教的核心內容。盡管每個時代的禮儀風俗各有差異，但本質上都沒脫離這個範疇。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三綱五常雖貴為儒家倫理道德的大經大法，但在現實中也不是絕對的。例如，“君為臣綱”一條，強調的是君主對臣子的絕對支配。可是儒家士子同時懷有另一個理念——“從道不從君”。
儒家推崇的上古聖王，如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是一等一的明君雄主。他們得到眾人擁戴，並不是靠向臣民灌輸“君為臣綱”的思想。相反，他們尊重能才、禮賢下士，故而能讓天下士民歸心。所以，當君王不敬賢的時候，士子們就不會死板地執行“君為臣綱”的教條，而是以五花八門的方式進諫君主。
在戰國時代，齊宣王曾經召見隱士顏斶。他趾高氣揚地說：“顏斶，你上我前麵來！”
不料，顏斶卻對齊宣王招手說：“大王，你上我前麵來！”見到君王不行大禮，真是無法無天。而齊宣王因此生起一肚子火。
左右近臣紛紛勸顏斶道：“大王是一國之君，你是臣子。你要求大王上前來，這樣不合君臣之禮的事，可以做嗎？”
顏斶卻答道：“我上前去就是趨炎附勢，而大王上前來則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趨炎附勢，不如讓大王留下禮賢下士的美名。”
齊宣王一聽這話就怒了，氣咻咻地問：“你說是君王身份尊貴，還是士人身份尊貴？”
顏斶正色道：“當然是士人身份尊貴，君王並不尊貴。”
這話顯然違背了“君為臣綱”的精神。齊宣王不解地問：“有何說法？”
顏斶又說：“昔日秦國攻打齊國，秦王下令說：‘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內砍柴的人，罪死不赦。’又下令說：‘誰能得到齊王的人頭，封邑萬戶，賜金二萬兩。’由此看來，活君王的人頭，還不如死去的士人的墓值錢。”聽了顏斶的反詰，齊宣王沉著臉一聲不吭。
其他大臣都過來跟顏斶爭論：“八方的仁人都來齊國投奔大王，四海的謀士也紛紛為大王效力。大王想要的東西無不齊備，百姓無不擁護，列國諸侯莫敢不從。而那些世人所謂高尚之士，不過稱是鄙賤的匹夫罷了。他們坐不起車，靠種田為生。更下等的則在邊遠裏巷當看門人。士人真是太卑賤了。”
顏斶反駁道：“不對。我聽說禹帝那時有萬邦諸侯，這是因為禹帝掌握了治國正道並獲得士人支持。舜帝出身卑微，發跡於窮鄉僻壤，最終成為聖王。商湯那時的也有三千諸侯。可如今隻剩下不過二十四個國家。
由此看來，‘得士’和‘失士’有天淵之別。假如國家因失去士人支持而滅亡，那君王想要做個裏巷的看門人，又怎麼可能呢？
“堯帝有九佐，舜帝有七友，禹帝有五丞，商湯王有三輔。自古以來，沒有哪個缺少士人輔佐的君王能建功立業。因此，國君不應以向他人請教為恥，不應以向他人學習為羞。堯、舜、禹、湯、周文王等上古聖王就是因為懂得這個道理，才能功成名就的。”
這些聖王的事跡都在《尚書》等典籍中有所提及。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禮賢下士，不因自己身份高貴而對士民擺架子。而這恰恰是齊宣王沒做到的地方。在古典社會裏，君為臣綱是個基本原則，但這並不等於君主可以不拿臣當人看。
顏斶又說：“《老子》說：‘貴必以賤為根本，高必以下為基礎。’由此可見，君王自稱孤、寡、不穀，這不正是這番道理嗎？所謂孤、寡原本是人們最困賤的處境。但是侯王卻以此自稱，難道不是謙居人下、尊敬士人的證明嗎？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人都說他們是偉大的聖王。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他們明白士人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