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拾掇屋子一邊笑著同我說。我便也順著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窯邊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妞，瘦瘦的，不說話，閃著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地紡著。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喂豬喂雞，紡線線，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得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這時全村隻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
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線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著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為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線才能拿一鬥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她們想了辦法：隻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線，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匹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著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把她的線子評低了。向著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線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她們的線，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她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著柳條籃子下山來了。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家裏的老漢替她們背著紡車，像趕廟會一樣的笑著嚷著，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著盛棉花條的小盒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坡上的茆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背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著撚線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一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著一個線錘一拐一拐地走來看熱鬧，她不打算參加比賽，車子讓給她孫兒媳婦了，她孫兒媳婦是同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地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著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字，點香。我們一邊幫他們寫，一邊替她們修理車子，卷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講話了：“……咱們的線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的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她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誌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要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著嗎！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訣竅嗎！”又有誰讚歎著。
“咱們車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嗡嗡起來。
聽到老村長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同轉動起來了。周圍看熱鬧的都退遠了些。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著搖著。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坐一個小凳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占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多，常常幫她漢子掏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著紡著，線又斷了。
茆丕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好紡二斤。他婆姨也參加了比賽。
車子轉動的聲音擾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跳去，喊著媽，哄笑著，鬧成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嗬！看，王升庭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錠子上的線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布香已經熄滅了，才停止下來，輕輕地噓著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線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戥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談）開了，她們笑得好厲害，拿手蒙著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卷的好的線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紡線線有很多門道。大家都爭著留我們到她們家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卷棉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婦女們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閑，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不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不覺地更加惜別了，心裏想著下次一定要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丕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撈飯，王丕禮便很有興趣地說：“走，找茆丕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來。
“?，看你！”他婆姨用責怪的調子向他埋怨著，“才吃完飯麼，煙也沒抽，就拉著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多坐會，多坐會，又沒啥吃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並沒理她，各自跨步到窯外，攔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著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地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窯門也大開，燈光從裏麵透出來，滿窯升騰著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群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縱聲地笑著。
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哪是酸棗的香氣，哪是野玫瑰的香氣和哪是混合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彎，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丕禮便加快了腳步：“喂，走哇！”我們跟著他飛步向一個窯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茆丕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麵還站得有幾個娃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窯的小弄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窯門便和著那道情的十字調而唱起來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了山崗……”
茆丕珍便吹得更有勁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方來。
這幾個青年人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胳膊粗，钁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的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手，腰肢靈活，嗓音洪亮，小夥子們都樂意跟著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加強了興致，也因為他們會偶然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著一種樸質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一個，唱了新編的又唱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嗩呐，隻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隻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說，他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插的旱煙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五更調，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這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茆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采一枝兒戴，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致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麵，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梁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卻接下去唱：“刀尖子上死不了，懸梁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就偷走了吧，大哥哥頭前走，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卻：“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然而歌詞的轉折，情致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雪美人兒消，早知道露水夫妻，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種地上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為了奴的情人曬了奴的臉……十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為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糧，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顧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纓杆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西安省，太原省，毛主席紮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為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隻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卻不能不反而催著他們去睡，因為他們要趕這幾天揭完雜田。茆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組長的兒子說：“快雞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著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著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個輕柔的夢中去。嗬！這舒暢的五月的夜嗬！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著我們的背囊，匆忙地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它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隻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1944年6月寫
田保霖
——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
黃昏的時候，田保霖把兩手抱在胸前，顯出一副迷惑的笑容，把區長送走了之後，便在窯前的空地上踱了起來。他把頭高高地抬起來望著遠處，卻看不見那抹在天際的紅霞；他也曾注視過窯裏，連他婆姨在同他講些什麼也沒有聽見，他心裏充滿了一個新奇的感覺，隻在盤算一個問題：
“怎搞的？一千多張票……咱是不能幹的人嘛，咱又不是他們自己人；沒有個錢，也沒有個勢，頂個球事，要咱幹啥呢？……”
他被選為縣參議員了，這完全是他意外的事。
他是一個愛盤算的人，但也容易下決心，這被選為參議員的事，本沒有什麼困難一類的問題，也不需要下什麼決心，像他曾有過的遭遇那樣，不過他卻被一種奇怪的感覺所糾纏，簡直解不開這個道理。
許多年前他全家經年流浪在碾盤渠、下王渠、沙口一帶，他自己常常替人安莊稼，日子不容易混。後來為著糊口，到教堂裏去工作，學會念經，小心謹慎，慢慢地熬到做了一個小掌櫃，替教堂管了上王渠一村四十四家人，總算他為人公正，農民並不反對他，倒對他很好。後來神父換了，他成天挨罵受氣，他受不了，隻好走了。他走到保安，走到寧夏，走到洛川，流浪著，販著羊，販著豬，販著鹽和糧食。他賺了一點錢，吃了一些，再還一點賬，生活還是沒法搞好，還欠著賬。但他有了經驗，他成為一個有點名氣的買賣人了。本來就打算這樣搞下去，可是石老姚、楊候小來了，搶了東西，吃了胖豬；接著是黃馬隊；接著是來打土匪的二岔搶頭的張團長。百姓被搶得一無所有，人都逃到沙漠中藏了起來，張家畔熱鬧的街市，變得寂無人煙。田保霖也逃到了外縣。然而，這時卻“紅”了。三十軍軍長閻洪彥到了靖邊，接著又來了二十七軍賀晉年，靖邊縣翻了個身，窮人都分了土地。但田保霖卻仍留在城川。有人告訴他，說他是買賣人，他的二叔父是豪紳，帶過民團，最好不回去。於是田保霖不得不好好盤算了：“共產黨打的是富有，咱麼，做點小本買賣，咱無土無地，欠糧欠賬，一條窮人嘛。咱當過掌櫃，可是沒做過壞事，人都說咱好，咱還怕他個啥？殺頭，殺了咱有啥用呢？人都說三十軍好嘛，那麼咱就回去，不怕他。”於是他回去了。抱著一個不出頭不管事的態度，悄悄地回到草山梁，一大片荒地，沒有人住。他有了地，也不必交租子。他欠的賬也跟著舊政權吹了。他沒有負擔和剝削，經過幾年的經營，他有了六七十坰地，有了牛、馬、羊，開了個小油房，日子過得很好。心裏想：“共產黨還不錯，可是，咱就過咱的日子吧，少管閑事。”
不過做了參議員就得同他們搞在一起，這起人究竟是哪一號子人呢？
結果他決定了：“到縣上開會去，還有高吉祥、馮吉山嘛，他們在舊社會比咱還有地位，怕個啥，就去。”
田保霖雖然這麼想了，但他仍沒有懂得為什麼會有一千多人投他的票。他是一個買賣人，曾受過教堂的宣傳，雖說回到了長渠溝，在革命的政權下，生活一天天變好，卻不接近這號子人，也不理解他們。但他的一舉一動，這號子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從長渠溝一帶的老百姓口中都曾說過他的好話，說他是一個平和而誠實的人，是一個正派人。在頭年（1941年）缺糧的時候，政府發起調劑運動，他自動借出了一石多，而且每天到各鄉去借，維持了許多貧苦農民的生活。他對於公益的事熱心奔走，人民對他有好感，他是被他不了解的這號子人所了解的，因此他被選為縣的參議員。
“這是一個新問題，好是好，怕不能成……”當惠中權同誌提出靖邊要發展農業，首先要興修水利的時候，田保霖同別人一樣有著上麵的想法。靖邊土質太薄，不適宜耕種，要修水地和水漫地，實在困難，要築壕、壩，要修“退水”，工程都是很大的，而且在這些地方常有寬到幾百畝的沙灘，而且誰去修呢？這裏是缺乏勞動力的地區；唉，問題可多著呢。再譬如地是地主的，卻要農民去修，修好了地又該是誰家的呢？但這些問題都有了適當的解決。又討論了剝小麻子皮、割秋草的事，好像不重大，算起來利可大呢。又計劃了栽樹的事，都是好事嘛。從前田保霖解不開參議會是個啥名堂，老百姓都說是做官，現在才明白，白天黑夜盡談的怎個為老百姓想辦法啦。田保霖從這次才算開了眼界，漸漸地明白了他們，他們活著不為別的，就隻盤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因為他又被選為常駐議員，經常來縣上開會，他看見楊家畔的石壩修起來了，胡家灣的也修起來了。修水利的農民一天一天地加多，外縣外鄉的人都到這裏來，楊家畔就打了二十多個窯等他們來住。他們在有沙堆的地方修了水道，利用水力，慢慢地不覺地便把那怕人的沙堆衝平。同時農民可以得到十分之八的土地，地主也高興這種坐享其成的分配法。
“唉，這夥人能成，一個勁兒直幹嘛！”
他和參議會的議長，也就是縣委書記惠中權同誌做了朋友。
“你是頂能幹的，為大夥兒做點事吧。咱們把靖邊搞得美美兒的。”惠中權隻要有機會便勸說他。
“咱是沒有占上文化的人，會辦個啥？這話怕不頂真吧？”開始他還這麼想。但慢慢地他覺得這是實話，他們要做的事太多，簡直忙不過來，人心同一起，黃土變成金。他的心活動了，有時甚至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沒意思，人應該像他們一樣活著，做公益事情。
“唉，咱能幹啥呢？咱是買賣人，別的事解不開嘛。”這樣的話他也同惠中權談了。
現在惠中權又勸他辦合作社了。
“你要能辦好一個合作社，你對靖邊就有一個大功勞。你看咱們新城區老百姓要個啥都得到蔣管區的寧條梁去，到寧條梁去人也好，牲口也好，都還要上什麼修城稅，物價又貴，又誤工；而且咱們要買別人東西，別人就抬高物價，你看春上一匹布才賣八百元，秋後就賣八千元，而咱們的麻子從二千四也不過漲到八千元，至於鹽就等於不漲價。你要是在你五鄉能辦好一個合作社，那咱靖邊的合作事業，咱們的經濟就有辦法，你回去鼓吹，咱們盡力幫助你，這個你能成的。”
田保霖便又盤算了，人多不怯力氣重，隻要政府能幫咱，咱就好好地幹出一番事業吧，也不枉在世一場。“對，能行。”他答應了。
於是他踏上了新道路，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靖邊而工作了。他是有意識地要和惠中權一道，和共產黨一道，熱心為人民服務。這是去年二月間的事。
田保霖回到了鄉上，十餘天他收到了七十四萬四百元的股金，有二百四十一戶都把公鹽代金入了股。老百姓四處傳說：“田保霖在做好事了。公鹽事小，誤工可大，現在他替咱們包運，趕快把錢交給他吧，又省事，又賺錢，明年還可不管呢！”大家知道他有能耐，於是趕牲口來入股的也有，拿麻子糧食來入股的也有，人工也打成了份子。他們去辦貨，合作社就成立起來，大家選他做了主任。
六月的時候，他們趕著八個牲口出發了，走了鹽池又走延安，一個牲口馱著一千一百三十一元的鹽，到了延安，這鹽便值二萬塊錢，除去了運費，替合作社賺了一萬餘元。而他們回來的時候，牲口背上又馱了布匹，又賺一萬多。於是他們得不到休歇，把春毛馱上米脂，又把鐵鍋馱回來。牲口總是馱著人們需要的東西，替合作社賺錢，半年的時間賺了九十六萬九千多元。
現在呢，田保霖的運輸隊發展到七十四個牲口了，沒有一個壞牲口。他用的是有經驗的幹部，運輸隊長石有光是好的長腳戶，他懂得喂養牲口，他參加合作社是份子製，所以他更積極負責。
也有些運輸隊賠過錢，為什麼田保霖會賺錢呢？因為他不特製度好，管理好，自帶草料，不特會根據群眾需要來調劑貨物運銷，他最主要的是懂得放青囤鹽，上槽賣鹽。
接著，油房也辦起來了。寧條梁的人都說：“田保霖是個什麼人，為什麼不準麻子出口，現在要去采買也不成，老百姓的麻子都賣給合作社了。他媽的，非揍他不可。”但他們是威嚇不了的，老百姓願意把麻子賣給合作社，合作社出的價錢公道，將來要買油也方便。田保霖的油房一共榨了一百六十四榨，出油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斤，賺了二百三十二萬七千一百六十元。這個生意使靖邊的人都興奮起來了，今年靖邊縣政府擴大種麻三萬坰，能打一萬八千擔麻子、九千擔油，而寧條梁是不產麻子的。
田保霖替人民辦了事，一下便吃開了，他又被選為模範工作者，他出席勞動英雄大會，政府送他匾，老百姓也慰勞他。在會上大家都詢問他為什麼一下便能集那麼多股金。他謙虛地笑著說：“一切替老百姓想，隻要於他們有益，他們就擁護，離了他們是辦不了事的。”他有了新的經驗，人人都說他能行，能辦大事。
這個會也討論到許多生產問題，大家都說靖邊縣吃虧的是布匹；田保霖一盤算，每人每年至少要穿三丈三，全區一萬零九十五個人就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五尺，按市價二百六十元一尺計算，共需八千六百六十一萬五千一百元，這樣大的數目，如何能行呢？可是在鄉上開展婦紡實在不容易，就需要有一個會紡的婦女去教，而且這些婦女很怕羞，要叫她們去學，她們一定會當作奇聞扭轉頭去笑。不過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田保霖下決心要開展這個工作。他一回去，便做了二百四十一架紡車，分配到全區。他找到了一個難民鄒老太婆，她會紡線，田保霖便替她把家安置好，首先請到自己家裏來教紡線。年輕的婆姨們都笑了，原來這並不難，幾天後，大家都學會了。他便又把她請到另一家去教，鄒老太婆騎著一個牲口，帶著一架紡車在五鄉走了這家又那家。鄒老太婆得了獎勵。紡花的工資很大，紡一斤交半斤，於是婦女們便爭著來請鄒老太婆，大家說：“描雲繡花不算能，紡線織布不受窮。”要是聽到誰家的又會了，心裏就焦急：“唉，鄒老太婆還不來咱們村子，看別人都穿上自己的布了。”這樣，在三個月中教會了三十五個。田保霖又要這三十五個再教人。關於鄒老太婆，去年就上了報，也成了有名氣的人。
田保霖聽到張清益在關中辦義倉，成了邊區特等勞動英雄。田保霖說：“咱靖邊跌年成更多，年年防荒早，這是一件大好事，咱合作社也辦了吧。”於是他糾合眾人開了一百一十五畝荒，又租了一百八十五畝，一共有三百畝，每畝收二鬥，便可收六十石，而這個義倉還可推廣，還可發展，要是每鄉都有一個那就不怕天災了。
因為他曾經向神父磕了八年頭，仍然得不到一口飽飯，革命的政權才救了他，所以他格外討厭他莊子上的關巫神，一看見上壇、下地獄、退煞謝神就恨：“這二流子又在騙人的錢。”他想出了一個治巫神的辦法，他找了一個醫生來，開一個藥鋪，四處替人灌羊治病，三個月中治了三百個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來。關巫神說：“田保霖本領大，神神也不敢來了。”
五鄉的合作社一出了名，新城區的合作社便有了師傅。田保霖的合作社又成了總社。他們常來打聽行情，學習方法，也開油房，也跟著栽樹，也跟著賺錢。鄒老太婆也到了六鄉，還要到三鄉去。田保霖合作社在九個月之中，老百姓分到百分之九十的紅利，他們笑著把紅利又入了股，天天念著田主任名字。
現在田保霖到延安來了，參加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他帶著極高的熱情，他要見劉建章，他聽到過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各種方法；他要向劉主任學習，學習到能把合作社辦成老百姓的親人一樣，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經驗告訴別人，讓大家研究。
這個會議馬上要開幕了，它一定會把田保霖更提高一步，他的眼界也就更寬廣，他一定會更堅定，更耐煩，做更多的事而為人民所擁護。
田保霖是一個愛名譽的人，但他牢牢記得惠中權同誌的話：“要好名聲隻有一條路，替老百姓辦好事。”
1944年6月
民間藝人李卜
一
一九二五年，甘肅省平涼、隆德一帶，來了李卜。他是從洛川一個戲班子逃出來到蒲城，現在又逃到甘肅來的。他穿了一件舊單褂，帶了頂舊麥秸帽子，胳肢窩裏夾了一個小包包，走在別人門前或櫃台前邊一坐，把右腿往左膝上一放，像往日在台上那樣，再把一個三岔岔板拿出來一敲，小眼睛一睜一閉，他就唱了起來，唱的是那些討人歡喜的吉慶話：
“一報堆金多吉有，二報夫妻兩雙全，三報三陽增開泰，四報四季大發財……榮華富貴萬萬年。”
人們在他四周圍了攏來。他停了唱，說：
“出門人缺少盤纏，請大家湊合湊合，高抬貴手點幾出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於是他遞上手折，手折上寫著很多戲目。
這樣，他掙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廟宇，獨自蜷臥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時代：二十四歲的李卜，包下了安邑縣的一邊城牆和城樓，高高地搭著木架，指揮著幾十個工人和學徒。作為師傅的兄長，從老家運城跑來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發地回家去了。他告訴他們的老父親說：“棒健，行，能放心！”那時，他的確是一個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喜歡唱戲，尤其是郿鄠。在蒲城做工的時候，常常練著那些調兒，邊做邊唱，把木活都做壞了還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夥著一群青年人鬧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許不會到河西來，也許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發現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勵他參加了班子。從那時起，他成為一個名醜了。
他滿意這項職業，因為他喜歡它。可是，在舊社會裏，他老是逃不脫軍閥官僚的壓迫。當時駐紮在延安府的陳連長，把他綁在馬上調來。後來，洛川的隊伍又把他從當地老百姓的班子裏搶去。他厭惡那種狂嫖濫賭的糜爛生活，憤慨那種非打即罵，人壓迫人的專橫。他活動與他同來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個老搭檔因為長得漂亮被師長所喜歡，給收買去了。他獨自逃了出來，成了一個街頭賣唱的無家可歸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帶，誰不知道李卜呢？可是這時他卻常常一個人宿在孤村野廟裏。他恨那些軍閥們，也恨那個小旦。他常常想到自己的前途：三十幾歲了，現在還可以混，可是這樣搞下去，老了又怎麼辦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著這些，忘記了衣襟的單薄和古廟的寂靜，卻更深切地體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淒寂。
日子拉下去了，他沒有辦法跳出這種生活。他老早就抽上了大煙，一個月要幾十兩土。除了唱戲，他也沒有別的興味。於是他流浪著，一個村一個村的。
當時，這一帶種的鴉片比糧食還多。逢到割鴉片的時候，他賣唱的代價便從錢從饃饃變成了煙膏。他抽一些，留一些，慢慢地積攢了七八十兩，才慢慢走回陝北來。他不敢回洛川，便到了安塞。在安塞又有一些唱戲的圍繞他，因為他有那些煙土，他成了班主，帶著一群人又在洛河川一帶唱起來了。日子是一年一年地過去，李班主的班子被人愛著，讚頌著，因為他們的郿鄠戲不隻是技術好，並且很少唱到那些達官貴人，大半是唱著人民的生活。可是李班主仍是兩袖清風，即使能賺到幾個錢，也要被那群流氓戲子吃幹淨的。
好容易討了一個寡婦做老婆，媒人說：“婆姨是好婆姨，勤儉，會過光景，就隻一個‘毛病’，曾是吹鼓手的女人。你一個班主，也許嫌她低了點吧？”李卜說：“吹鼓手就吹鼓手吧，他已經死了，與婆姨有啥關係。我要是將來做了營長，她就是太太。我也是個唱戲的，好人家女子還不給我呢，隻要不化什麼錢，能行。”於是他有了家，那女人還帶了個女娃娃來。
一九三〇年，他賣了箱子，落在家裏做木匠；可是又被軍閥逼去，唱了一年多才放回來。這時，他已經四十一二歲了。他願意結束那浮萍似的生活，落腳在鄜縣的城外，日子雖然窮一點，可是已經有一個正經的家庭生活了。
二
休息了八九年的李卜，在這時期自然仍不免要參加春節耍秧歌。這時，就常有人民的遊擊隊與軍閥軍隊在鄜縣打仗。軍閥軍隊曾有一次說他與遊擊隊通消息而迫害他（他的確幫助過那“打富濟貧”的遊擊隊）。就是到了抗戰時期，曾經住在鄜縣城裏的頑固軍隊，也仍然要四出殺人搶人。李卜對於郿鄠的愛好，仍不減當年，所以一九四〇年民眾劇團在鄜縣演出時，雖然演的是秦腔，但他仍然在寒冷的冬夜，披著白羊皮襖，佇立在台下。觀眾都認得李卜，他們問著他。他說：
“戲是好戲嘛，這是新戲舊演。勸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工把式差次點，沒啥。要是改唱郿鄠就更好，郿鄠吐音清楚，更聽得真嘛。”
圍著他的有好些人，大家都笑了。誰知道這觀眾中有一個張雲，張雲是民眾劇團演胡子的，小時候就看過李卜的戲，就崇拜著他的。現在一見他也在人叢中，歡喜得跳了起來，趕忙幾腳跑回後台，一手拉住了民眾劇團的團長柯仲平同誌，又急又結巴地把這消息報告了，並且懇切地說：“他會的戲可多的太，技術高明，陝北誰也知道李卜呢。這機會可不能失。”
柯仲平同誌很懂得民間藝術，老早就在注意人才，而且也是一個郿鄠戲的向往者。等不到聽完張雲的話，就用力拍著他的肩，大聲說：“走呀！去找他！請他來！”
在人叢中柯仲平同誌就擁抱了他，說：“?，我老早就在訪你呀，今天總算遇到了……”他們到了後台。
李卜看柯仲平同誌像個好老漢，像個見過世麵跑過碼頭的人。他摸著比柯仲平同誌還短的胡子說：“從前的戲也有很多是勸善的，隻是沒有說出一條路。其實嘛，老百姓裏就沒有個什麼壞人。就拿我一個舊戲子來說，抽洋煙，該是壞毛病嘛，可是並不打人訛人。你們這個戲我說是大大的好戲，你們告訴了老百姓一條路。唉，我五十歲了，還是第一次才看到呢！”
他們談到唱工、做派，談到內容、形式，談到郿鄠，於是更投機了。李卜便在散了戲的後台唱了起來。柯仲平同誌欣賞著他諧和的韻調，他覺得：李卜唱得真自然，真有人情。
第二天，李卜又到團上來玩。柯仲平同誌擺了好多菜，請他喝酒，把他介紹給團員們認識。大家都尊敬他，他也喜歡大家。最後他說：“不是不想跟著你們跑。我人老了，難道把本領藏到土裏去？教你們是頂情願的，就是離不開家了，有個老婆和兒子沒人照管。”但在柯仲平同誌給了他一點點安家費之後，他便答應一定同他們去交道，到店頭。
這時間頑固分子派人暗殺八路軍駐軍首長，引起鄜縣事變。在民眾劇團公演時，頑固軍隊的機關槍，便朝著這明亮處掃來。李卜痛恨這種行為。柯仲平同誌同他談了救國的大道理。李卜是一個愛和平的人，向來就喜歡有事大家和平討論。他從此明白了共產黨與抗日的關係，抗日與人民的關係。他很佩服這老團長的見解，他說：“你看，你有那麼多文化，滿肚子都是文章，現在為了教育老百姓，這樣艱苦，咱一個舊戲子，還能不把那綠豆大點的本領拿出來，教教幾個年輕人？”
他對自己的藝術的態度很正確，他說：“我雖然會唱一百多種調門，不過那是老一套。我告訴你們，你們再去編，該修改還要修改，我是沒意見的。”他從不保留他的技術，而且教人都是從訣竅上使人易於掌握。
到了店頭之後，他不說走，於是又留他，他便又隨往關中。到了關中之後，他仍不說走，於是又隨團去隴東與三邊。他不隻教唱，教做，而且有時一個人出台唱全本《張良賣布》，觀眾聽完了還不肯散。
剛來時，他還喝些自己帶著的洋煙。柯仲平同誌知道這個，不願傷他的自尊心，裝做不知道，隻從旁勸說；別的人也給他暗示。他覺得大家都是好人，隻有自己不爭氣，有這種壞毛病，一狠心，難受了幾天，也就熬過去了。幾十年的老煙癮，想不到在他五十一歲的開始，在腰腿不好、牙齒也脫落了的情況下，竟一下子就戒絕了。
在民眾劇團要回延安的時候，他表示不願離開團體了，他覺得這就是他的家。他舍不得向他學戲的那群純潔的娃娃們，舍不得熱情的團長老柯，舍不得這個團體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雖然他的家現在也是邊區了，在家裏也可以生活得平安，可是這裏教育更好，這種集體生活更使他留戀。並且他認識到他現在所做的工作，是為了大家，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這種工作使他年輕，使他真正地覺得是在做人。他決定要參加這個劇團了，當然他很受到了歡迎。從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
他到延安之後，四處看了一些，許多老熟人也見著了。大家光景過得很好，很和平。也見過一些負責人，都待他很好，很平等，和過去舊社會的官長完全不同。他們總是很耐心地解釋一些道理給他聽。他聽得非常高興，他的確受了感動，所以隻要他能做的事，他總是不辭勞苦的。為著民眾劇團買戲箱，他冒著危險到蔣管區去，奔波幾次，終於辦到了。他看見那些壞了的凳子桌子，便自動地拿來修理。看見窯要坍了，也自動去修。他說：“要化那麼多錢，何苦找人，看我李卜來！”
他在劇團裏教唱，教做工，民眾劇團的技術因為他更加提高了。觀眾都說現在的演出更好，有把式，而馬健翎同誌也很善於利用這舊形式，創作了新型的有名的《十二把鐮刀》和《兩親家》。
張魯同誌也到他這裏學郿鄠，把這些東西帶回魯迅藝術學院去。許多年輕的音樂工作者，也來找他。這一兩年來，延安的秧歌有那麼多好聽的郿鄠調，就是從這裏來的。
他的婆姨和兒子在家裏也過得很好。他去看過他們，兒子大了，替別人攬工，老婆紡線線，鄉政府對他們也很有照顧。他還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替兒子娶媳婦呢。
三
這次，他被選為代表，出席邊區文教大會。當他在小組會上聽到有人說舊戲子難於改造的時候，他站起來了。他以他自己簡短的曆史，做了說明。他說舊戲子的確很多有嗜好，有一些壞毛病，但並非不能改。這些人在舊社會裏是受壓迫的，隻要一解開革命道理，頭腦弄通了，改起來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幾十年的煙癮，還不是因為參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絕了麼？過去愛玩，把木匠手藝丟在一邊，寧肯討吃。民眾劇團誰也不知道他會這一套，並沒有人叫他做，還不是因為自覺到公家的東西就是自己的東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這樣盡心盡力地做了麼？他說：“舊戲子對於技術，是保守的，可是我就隻怕教不會別人。我教會了別人，別人可以借它教育老百姓，我的陳貨在他們口裏，變成了新的，我看見了隻有喜歡。我是一個老人了，我要改造自己，也還要改造別人呢。”他又勸大家不要有這種想法，說舊戲子難於改造。舊戲子在陝北還有很多，邊區外邊就更多了，主要是在我們的教育。先要把這些人的腦子弄明白。當然也會有人慢些，但那隻是時間的問題。
他的話得到全場的擁護，大家都愛他。過去五十年來，他本來是一個民間的藝人，被軍閥和各種的勢力逼著，被環境困著，他是一個抽大煙的窮戲子，甚至流落在街頭賣唱，被人瞧不起。現在呢，他是一個革命的群眾藝術家，積極地工作著。他在那麼多的代表麵前，在各處地方做宣傳工作的領導者和藝術家、文學家麵前，提出爭取舊戲子的文藝政策。他是正確的，他就是親身沿著這條路走過來的。
1944年10月20日夜
風雪人間
上卷到北大荒去
一意外的判決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陳明過了一個十分寂寞而淒涼的春節。沒有客人來，沒有酒，也沒有花。孩子們都在莫斯科念書，他們在做什麼？在想什麼？在他們受傷的心頭，該緊貼著可憐的媽媽的相片吧。風暴總算過去了，可是人還在風雨中飄零。受驚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寧；人該從夢中驚醒，但好像還在沒完沒了的噩夢之中。多福巷十六號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隻剩一個王姐【當年作者家裏雇用的保姆。 】還伴著我們，現在這裏離“福”太遠太遠，一切可以令人高興的思緒都已遠遠離去。我和陳明在繁華熱鬧、鞭炮齊鳴的北京城裏，在搖曳的燈光下，度過了一個十分寂寞而淒涼的春節。
春節剛過幾天，文化部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突然來了通知，通知對陳明的判決：撤銷級別，保留廠籍，下放到黑龍江密山農場監督勞動；三天後去東郊雙橋農場報到，候命出發。命令來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的事。在那麵紅耳赤、唾沫四濺、辱罵橫飛亂哄哄的日子裏，原來我們早已下定決心，要到東北伊春林區去，或者到貴陽的深山去，我們作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們都無所畏懼，我們都勇於擔當，我們兩個都在一起。現在怎能把我們倆分開呢？而且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生離呢？我們一時都呆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沉默了許久，陳明才說：“這是不可能的。這種時候我不應該離開你，你不能沒有我，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裏。我要找作家協會，讓他們知道。看他們如何安排。”但我卻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們不向人乞求憐憫。你盡管去黑龍江吧，對我你應該放心！我一定會咬緊牙關，忍受一切。”
在陳明準備出發的三天裏，我們互相規定：“不流眼淚，不唉聲歎氣。振作精神，麵對未來。”這真是“重新做人呀”！讓新的生活早日開始吧，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要頂住，我們能頂住。我們將像青年時代投奔革命那樣，蔑視這時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著為我們設置的荊棘、刀尖，昂首前進。讓他們彈冠相慶吧，我們相許我們將信守共產黨員的信仰道德，開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協力，相扶相助，在祖國北疆凜冽的寒氣下共同呼吸。相愛的人兒啊！我們不忍分離，卻又堅決分離。我們盼望重聚，而且堅信一定重聚。但何時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們在多福巷十六號的大門口分手了，留下了無盡的思念與回憶。我還在恍惚之中，三八節那天，陳明在去黑龍江的前夕，忽然回家來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開大門的，我幾乎暈倒在門邊。這奇跡真是從天上落下來的。我們在暖和的小院裏攜手踱著步子，陽光灑在我們身上。我們又緊緊偎坐在屋裏的長沙發上，翻看新近合拍的一張相片，那是特為紀念這不平常的分離而拍的。我們原不缺少歡樂，可是在這張照片裏我們卻顯得沉默、憂鬱，事情對我們太嚴峻了嗬！我們好像是久別重逢，彼此有說不完的話和藏在這些輕言細語後邊的無限的擔心。但我們都強壓著內心的悲痛，誰也不去觸著那人骨的傷痕。短暫的會晤之後，即刻就又要分離了，何年何時能夠再聚嗬？我們隻希望我們的離情能把時間拉住。
天黑了。陳明要走了，同伴順路來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著這個同伴，想著他美麗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屬”。但有情人卻要無盡期地遠遠分離了。這分離使人斷魂，斷魂處隻有心兒才知道啊。
二寂居
三月過去了，四月來了。院子裏的丁香海棠綻出了綠葉，綠葉中還含著一點深紅深紫。春天來了，春風吹進了小院。天天盼望著陳明的來信，卻是這樣渺茫。他還是經過哈爾濱時從車站來過一封信。現在，他到了什麼地方呢？四月裏的北大荒，該有一點春的氣息吧？我有點想他，卻更擔心他。我想隻要條件允許，他一定會來信的；現實真會殘酷到不隻是山河遠隔，也還要鴻雁不通嗎？我的公務員夏更起離開我更早。他在五七年九、十月間批判會開得熱鬧的時候就被調離回機關去了。他跟隨我們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兒女更親近。我記得風暴剛開始，那天我便對他說：“更起！我們都犯‘錯誤’了。你要相信黨，一切要聽黨的，不要同情我們。生活應該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區農村出來的小孩子，全國解放不久，他到作協機關、派到我這裏。他很單純，聰明，刻苦上進。在我這裏工作，夜間進補習學校，離開我們時，他已經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聽到我們的話，他什麼都不說，隻是一個勁兒哭泣，有兩天眼睛都腫了。我們心裏難受，卻無法安慰他。這年七月祖林【作者的兒子，當時在蘇聯學習。 】從蘇聯回國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參觀造船廠，正當《人民日報》公開報道批鬥我們的驚人新聞，他從南方回北京。我們不忍心他為我們承擔痛苦，便替他買了飛機票，讓他趕快離京飛回蘇聯學校。那時夏更起是多麼的對他充滿同情，陪他去飛機場，同他一道在機場等待起飛。這以後他每天小心陪伴著我們，悄聲地親切地說話。再過一陣，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監視我們的任務，他不得不向組織上報告我們的一些行動。我在大會上聽到了一些對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責：如我因連日聽會頭痛、胸悶、喘不過氣，陳明帶我去遊人較少的北海公園後門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兩天兩夜沒有闔眼，還要支撐著去參加批鬥會，陳明叫更起給我買過一次一錢重的西洋參。我們明白了，我們並不怪他，他得接受這個任務。他怎能拒絕說不呢？但我還是很難受的，因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學院，而不願意去報到入學。我們問他的理由，他說懷疑自己有肺病，學化學不適宜。但我們卻認為這可能隻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經濟問題。因為他去上大學是離職學習，便沒有了收入。如按過去正常情況，我們在經濟上可以幫助他，但現在不行了，他得同我們劃清界限，他不會接受我們的幫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樣能夠接濟他，向他提建議了。這不久，我便向機關提出，我不要公務員了。我並不是怕有人監視我，我們沒有什麼行為是見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務員著想，如果誰還跟著我這個“反黨分子”，那是他的恥辱，他將因此在人前抬不起頭，伸不直腰，甚至洗刷不清自己的。我隻能忍心看著他調回機關，看著他放棄已經考取了的大學專業，而且也模糊地預見到他的前途。這孩子雖然日漸長大了，卻是一個多麼忠厚樸實的年輕人嗬！
現在一個小小的四合院，隻剩下王姐和我，顯得十分空闊。沒有來客，用不著有人聽門。電話機如同虛設，等著機關派人來拆走。剩下幾盆花，寂寂寞寞自個兒開著。太陽雖然仍舊照射，卻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來就長，可是夜晚也不覺得短。用什麼打發這漫長白晝和思緒萬千的長夜呢？人可以煩悶，可以憂鬱，可以憤怒，可以反抗，可以嚶嚶啜泣，可以長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隻癩蛤蟆似地咕咕地叫著自己不願意聽的虛偽的聲音。安徒生寫過一篇童話，說一個公主被妖法製住了，變成一個癩蛤蟆，整天咶咶地叫，隻有到夜晚，才能恢複她原來真真的樣子，一個美麗的公主。我不是美麗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個尊嚴的人，是一個認真的共產黨人，我怎麼能掛著一張癩蛤蟆的皮，日夜咶咶地叫，說著不是我自己心裏的話？我得承認我是“反黨的”，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嗬！我的確沒有反過，從來也沒有反過。但有人咬定這麼說，我就得跟著說，心裏不願，但嘴上得承認。我心裏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認，但我卻不能“頑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麼呢？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我隻有相信黨，我想總有一天黨會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這一天，我應該活著耐心等到這一天。我雖然有過迷茫，但是我想來想去，許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顯現，許多親切的聲音在耳邊回響。我不能相信，我們的黨中央，我們一千二百萬黨員中，億萬人民中，真的就沒有一個人能尊重事實，肯為丁玲說句公道話嗎？我想，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隊，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組成的，我堅決不能相信，創造過空前業績的千萬個黨員和人民群眾竟是那樣盲目輕信，一定要把一個自己的戰友說成是“反黨分子”。我相信總有一天，曆史會作出證明，人民要作出裁決。我應該不必羞慚，我應該無所畏懼，隻能相信群眾，相信自己，掃清迷茫，堅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擔苦難，做一個共產黨員該做的，繼續用自己的言行，譜寫為人民的一生。
三悲傷
陳明走後，我整天埋頭在一些異邦異域的文學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第安人、開發美洲的白種人相處，讓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風俗、和難以理解的道德倫理觀念，充塞我這搖搖欲墜的靈魂。人要習慣在寂寞中、孤獨中、恥辱中熬煉，熬煉出一副鋼鐵的意誌，和一顆對自己也要殘酷無情的鐵石心腸才行嗬！
清明節到了。我去西郊萬安公墓憑吊我的母親。五年了，親愛的媽媽，你離開我們五年了。五年中我經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後悔我對你的照顧不夠。你奮鬥的一生經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們敬重，你經曆的艱難困苦永遠使我痛惜和懷念。你賜予我的母愛，是我的幸福。全國解放以來，我多麼希望你能多活幾年，享受你一生流離中很少得到的平靜的溫暖的晚年。可是現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樹下，低著頭，含著眼淚，深深感到，媽媽，你死得正是時候嗬！你是否預感到船將下沉，便棄我們而去？我常常想你臨終時，我們不在你的身邊，你已經說不出話的時候，你到底在想些什麼？你一定會想到：“冰之現在不在麵前也好。”你總是為我著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有一點點知覺的時候，總還是要想到我，並且一定還為我著想。現在我卻懷疑了，我是否是在想：“我顧不得你們了。我死了也好。”媽媽嗬，母親！你真死得是時候，如果現在你還活著，你將怎樣麵對這殘酷的現實！你再偉大，你決不能承認你的女兒是反黨的。你再堅強，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分擔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團。你的信賴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躪。母親嗬，母親！你看，現在我佇立在你的墓前，卻想到你幸而早死。這是多麼荒謬的邏輯。這是多麼刻骨入髓的苦痛嗬！
《在嚴寒的日子裏》是我朝夕愛撫的寵兒。從一九四七年在阜平鄉下寫《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時，我就開始構思。一九五〇年準備動筆。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文藝界的許多工作，占據了我的時間，到了一九五三年，母親不幸病故，中央文學研究所改組為文學講習所，改由田間同誌等負責，《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先後換人，我才落得無官一身輕。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回到桑幹河，走訪了好幾個村莊。一九五四年我又去桑幹河，見到了許多熟人。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黃山，寫出了開頭的五萬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參加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接著便是文藝界批評《紅樓夢研究》問題，又由此引起了對《文藝報》的批判檢查。山雨欲來風滿樓，文藝界開了幾次大會，牽連到《文藝報》初期的主編我。有人指責《文藝報》是獨立王國，有人批判《文藝報》初期犯了路線錯誤等。那時我一心要寫長篇小說，實在倦於這些過左的和在人事上雜有派性的爭論，最後我勉強寫了一個書麵檢討過關。一九五五年春天，我離開北京，躲到無錫，一心修改並繼續寫作長篇才得八萬字。這時發生了胡風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風刮到了作家協會。先是零敲碎打了幾個同誌之後，接著便來勢洶洶地展開了追查一封寫給黨中央的所謂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牽扯到我。連續的大會、小會，有人點火，有人唱和。到了一九五五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個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舉行了十六次黨組擴大會議後，在九月三十日，以黨組名義，把《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呈報黨中央；十二月底，又把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批轉的這一報告向全國文藝界進行傳達。但這個報告和傳達的內容，作為當事人的丁玲，當時被蒙在鼓裏，毫不知情。一九五六年春，因丁玲的請求，中央成立以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同誌為首的小組，對所謂丁、陳反黨集團的指控，進行了實事求是、認真仔細的核查。複查結果，確認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據此一九五七年夏天，作協黨組再次舉行擴大會議，準備宜布複查的結果。但這時反右運動開始，在反右擴大化中，這一錯案沒有及時糾正，而丁玲的正常申訴被誣為翻案，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和級別，而且株連及一大批好同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九七九年，關於丁玲的這一錯案得到初步糾正，但仍不徹底。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組織部經中央書記處批準，發出《關於為丁玲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的第九號文件指出：一九七九年對丁玲同誌被定為“反黨集團”、“右派”、“叛徒”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但有些問題解決的不夠徹底”。文件說：“對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轉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應予撤銷。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至此，關於丁玲的這一錯案才徹底糾正。 】於是《在嚴寒的日子裏》八萬字的手稿被封閉在抽屜裏，至今兩年多了。稿紙都焦黃了。我為這長篇所構思的人物檔案，地形，村落，房舍，果園，山坡，河流等等的設計草圖，連同一些讀者來信，對一九五六年發表了的小說前八章（約四萬字）的一些意見，都鎖在一個小的鐵皮箱裏，我常把它們取出來反複翻閱。最使我難忘的是那些在我腦子裏翱翔的人物，他們常常對我微笑，對我投來熱烈的目光。“我們在等著咧，怎麼你還不把我們介紹給讀者？”這兩年來，他們眼睛瞪著我，詫異我為什麼不動筆。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呼喚是多麼地緩解了我現在的愁懷。我要壓製眼前的一切煩惱，打掃心情，理出思路，用心地把他們塑造。嗬！親愛的朋友嗬！我知道，人民需要你們。你們一定要在人民中經曆風險，在戰鬥中成長。現在某些人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但是我沒有權力，也不忍心扼殺你們。我將怎樣排除這擠壓著我的千斤重擔，全身心地擁抱你們，把你們捧獻給人民呢？寂寞、愁苦、恥辱，使我的心靈都萎縮了，一點生機，激情都窒息了，枯幹了，失去了顏色。我將從何處再得到滋潤，得到一絲陽光，一縷清新空氣呢？現在隻有你，《在嚴寒的日子裏》還可以治療我心靈的創傷。可是，我將從哪裏得到力量來征服我麵臨的災難性的障礙呢？真是“淚眼睨天，雨來天半”，萬裏長空隻有濛濛的迷霧一片。
四火柴
安徒生寫過一篇童話：《一個賣火柴的小姑娘》。在大雪嚴寒的夜裏，在雪白寂靜的街頭，人們都圍聚在溫暖如春的家裏過聖誕節。這個小姑娘的火柴賣不出去，又冷又餓。她蹲在街頭牆角，劃一根火柴來溫暖一下她的手。火柴給了她熱，也給了她希望，她在火柴的微光中看見了她想望已久，美麗的世界。她得到了勇氣，得到了安慰。……
陳明來信告訴我，說王震同誌到了他們那裏，寶清縣境的八五三農場，去他們那個隊看望大家。他們那個隊都是從北京去的、絕大部分是國務院一些直屬單位的所謂“右派分子”，大約有一百多人。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幹部，有的是黨員，有的是民主人士。還有一些是跟著黨走，在黨的哺育下長大的青年。這些人的年齡大都在三十至四十歲左右，正在有為之年，如今卻背著黑鍋，來到邊疆，在體力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思想。很多人都是強忍悲痛，拋妻別子，還要用種種設想，種種方法，說服自己，打通思想，接受這種處理，到北大荒“監督勞動”。他們大都撤銷了原來的級別，停發原工資，按農場新農工待遇，每月一律隻拿二十八元。不過，人民政府有一條補充規定，這些人的家庭生活如果確有困難，對原來靠其贍養的直係親屬，每月可以按人補足八元錢的生活費。這些人的思想從表麵看，自然不能沒有區別，從內心來說，就更難知深淺了。大家臨時湊在一起，誰對誰在短時期內還能作到彼此同情，互相鼓勵，但是否真正能披心瀝膽，以誠相見？在風暴之後，恐怕誰都會心有餘悸，一切以少說為佳。但有一點，他們絕大部分都肯積極勞動，勤奮學習，遵守紀律，循規蹈矩，不亂說亂動，給農場負責人的最初印象是好的。陳明也許是其中比較最單純的一個。他每封來信都以愉快的心情描述他怎樣參加新的艱苦勞動和嚴格的紀律生活。他根本沒有覺得什麼不自由，他在冰天雪地裏勞動感到無限的樂趣。我很了解，他這樣並不是為了安慰我，而是有其曆史根源的。
他還告訴我一件十分興奮的事。他說王震同誌冒著春寒去到他們那個隊，他們還住在才搭起的馬架子裏。王震同誌對他們大家說：“我是來看你們的，是來和你們交朋友的，你們要不要呀？”“共產黨準許人犯錯誤，人總是會犯錯誤的；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了。”“一個人有時右了，有什麼了不起呢？右了還能左的嘛。我替你們這個新建點取個名字，叫做‘向左村’。好不好？”
這一席話正是寒夜裏的火柴，給在冰天雪地裏的人們以溫暖，給人們以光明，令人從一點微微的溫暖裏感受到人世間的熾熱的感情；從微弱的一線光亮中，看到了偉大的母親，看到了黨；從點滴的希望中，就能積蓄起堅定的無堅不摧的力量。
王震同誌，這火柴是你劃亮的，你這一席話，便是你那一份多情。你自己也許說過就忘了，你沒有在意。可是在那個時候，在那種處境中，你這幾句話，有千斤重，萬斤重啊，你是真正代表了黨嘛，人們都為此整夜不能闔眼。一群踟躕在茫茫愁海中的脆弱的靈魂，就因你這席話，你點燃的一根火柴，而振奮起生命的雙翅，在暴風雪中翱翔，衝破層層烏雲，沐浴在自由的藍天之上。嗬！一根劃亮了的火柴。
陳明用最激動的感情描述了這一次的會見。而且王震同誌向他問起了我。陳明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講了，並且企望得到他的支持。王震同誌一口說：“好嘛。她來，我同意。”火柴！我已經感到你的溫熱了，我一定要飛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五何去何從
邵荃麟同誌，當年作協的黨組書記曾經告訴我：“對你的處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類處理。馮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這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小組會上討論過的。你可以不下去勞動，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從事研究或寫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資；……像雪峰，大概仍將留在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他個人意見，我“也可仍舊留在北京寫作；過一段時間再把陳明從東北調回來。”聽了這些，我的確心動了。如果真像他這樣說，我全心全意從事《在嚴寒的日子裏》的寫作，這一件心事總算可以了結，這正是我多年來一樁沒有完成的心願。可是，他個人的這番好心，能夠獲得另外的權威人士的恩準嗎？我實在不敢有這樣的奢望。同時，我想，我能不能在這熱鬧的城市，而又遠離這裏的一切，孤家寡人，獨自一個人關在房子裏，致力於一本書的寫作呢？自然，為了寫作，一個時期擺脫一些雜務，是需要的。但現在是什麼處境？是在什麼條件下寫作？我是臉上刺得有字，頭上戴有帽子，是走不出大門，見不得人的人。我同一切人、一切生活之間豎立了一堵高牆。我被描繪成一個醜陋的怪物，任人指點，任人笑罵，千夫所指，眾口一詞，這種處境，我怎麼生活下去？怎麼能有心情創作？！怎麼能保持寧靜的心情？！
另外，我們原來曾有過一個想望。在我的書桌上擺著當年從《人民畫報》上剪下來的圖片，和從報紙上剪輯下來的文字資料。這些可愛的風光，和可愛的生活紀錄，都來自我們曾醉心已久的那些原始森林。那裏大樹參天，叢林蔽日。在深邃的綠色世界裏，這裏，那裏透露出幾縷耀眼的陽光。陽光下，小鹿跳躍，溪水低吟，聽婉轉鳥語，看鬆鼠跳躍，聞青草的芬芳，采豔麗的花朵，領略大自然的雄偉，萌發無窮的生命之力。這些全是有關東北小興安嶺、伊春林城的報導。我真願奔赴那雲煙深處，洗滌我內心的煩憂。我願意竭力描寫山林裏伐木人的豪情，那與天地共存、和日月爭輝的新的浪漫豪邁的生活。陳明走後，我曾經把我這些期望向作家協會黨組反映，請求準許我離開這灰暗的環境去另辟一條道路，即使荊棘叢生，山石攔路，我決心要踩出一條小道，或者還會是一條康莊大道。我應該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應該有所作為！但答複是，我獨自一個女人是不能去那個地方的。他們似乎十分關心照顧我，說以我的年齡，我的身體，去那種地方不相宜；但是也說，將再考慮我的要求。
此外，新的一條路也擺在我麵前。陳明已經順利到達北大荒，他依然是那麼樂觀，他總是能發現生活中的美麗，他總是有無窮的力量。他把新的充滿了生氣的宇宙展現在我麵前。他把那四月的飛雪描寫成迷人的畫圖，把他們創建新生活的勞動，在冰天雪地裏伐木，打井，化冰煮飯，平地蓋房，寫得如火如荼。北大荒的廣闊的草原，起伏的山巒是如此誘人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向地球開戰，征服自然。一個共產黨員隨時隨地都是真正的戰士，能上能下，能與人民共患難，同安樂。他把周圍那些人都寫得真正可愛，對生活，對人，都是情意深長。我僅僅讀了他的一些描述，也不覺心懷開朗。他真正了解我，他說：“來吧，我以為你最好是來我這裏。這裏的很多人，都在關心你，他們都說要專為我們營造一間小茅屋。我相信北大荒將在你的筆下留下永久的芬芳。來吧！我們將共同建立新的生活。你是勇敢的，你好像二十年前奔赴抗日前線那樣堅毅果敢。你有力量對付一切暴雨嚴寒。這裏可能也有某些阻礙，但我們一定能跨過去。這裏比北京優越，在新的生活裏，起碼會比較容易忘卻那一幕幕陰森恐怖的、意想不到的襲擊。這裏遠離一些是非和勾心鬥角。我在這裏等著你。我們要在北大荒參加修建宏偉的殿堂。隻有真正舍棄個人的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勞動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幸福……”
不必猶豫了，到北大荒去，到陳明那裏去。兩個人在一起，兩個人的力量加起來，總比一個人的要強些。我相信去北大荒的困難會少些。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了。到暴風雨中去，到人群裏麵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到建設的最前線去。共產黨人是無所畏懼的，衝鋒在前，把一切煩惱遠遠地拋在後邊，把那些不值一顧的魔影全部清除掃光。
六介紹信
我從作家協會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紙簡單的介紹信。這一張窄紙條，幾行字，使我又一次墮入五裏霧中。那上邊清清楚楚地寫著：“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那麼，黨組書記邵荃麟曾經說的，對我與馮雪峰的處理是一樣的，降幾級工資，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還在政協小組會上討論過的現在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取消級別，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誰決定的？沒有人向我解釋。這種決定，這樣處理，為什麼事前沒有一個人通知我，和我談談呢？我在黨內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人對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無情，這樣草率從事的。看來不知道是什麼人，把黨的政策當作兒戲，或者是壓根兒從沒有把黨的政策、組織原則和紀律規定放在眼裏。對馮雪峰的處理是開除黨籍，降三級工資，仍然恩準留在北京工作。江豐呢，這樣一位老黨員，被劃做美術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級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創作，可是，“如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看來，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惡極！試問掌握我的命運大權的那些先生們，照你們用中宣部名義寫的這封介紹信，如果我在下麵果真能夠有條件從事創作，你們誰能批準哪個刊物發表我的作品？！又有誰膽敢觸犯你們的權威，按照常例支付給我稿費呢？我明白了，總有那麼幾個人，不隻是要把我驅逐出黨，趕出文藝界，而且還要趁此奪走我手中的筆，永遠不讓我再提筆寫作。我去北大荒如從事創作，便不給工資，我隻能靠陳明每月二十八元錢生活。黨的一貫政策是，戰犯也給飯吃，關在牢裏的死囚犯也給一碗飯吃嘛！這哪裏是介紹我去北大荒體驗生活，從事創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體力勞動去掙飯吃。我已經五十四歲了，我從二十七歲開始寫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氣從事體力勞動呢？更重要的是我拿著這樣一紙中宣部名義出具的介紹信，基層單位的同誌將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個被摒棄在人民之外，不齒於人民的人！我心裏為此很不安，很憤慨。我要去問他們，黨規定的“給出路”的政策，你們就是這樣執行的嗎？我不相信這樣的決定是通過了中央的。中央某些領導一時聽信不真實的小報告，一筆下來點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難道他就一點也不了解我嗎？我過去那樣信仰他，真誠地以為隻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為對自己絕大的嘲弄嗎？難道敬愛的周總理、王震等中央領導同誌也忍心讓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風嗎？我是決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為隻有那麼幾個人，他們慣於耍弄權術，瞞上欺下，用這樣表麵堂皇，實則冷酷無情的手段，奪走我手中的筆，想置我於絕地。我在這個小院裏，走來走去，壓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嚇壞了王姐，我一定要撞牆，要捶打自己來平息我的憤怒。
王姐把飯端在桌子上，我一眼不看。王姐隻好悄悄地又端回廚房。陳明遠在東北，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我折騰了一整天，到深夜才稍稍定下心來。我想隻有兩條路，一是去找邵荃麟問個究竟；二就是拿這張“通行證”硬著頭皮到北大荒去。如果去問，不論去問誰，一定是問不出結果的。他們可以推；甚至可以說組織上的決定就是這樣。那麼，我仍隻得低頭回來兜著走。我能抗拒這種待遇嗎？我抗拒得了嗎？半年多來，我哪裏還有什麼力量同這夥人糾纏！他們是一幫一夥，他們打著紅旗，什麼違反政策的事都可以幹得出來。我現在是一個孤立無援的人。那麼，走第二條路吧。反正得離開北京，反正要到下麵去。下邊自然是按照上邊的意思辦事。但下邊人多，群眾中就沒有一個頭腦稍稍清醒的？何況我到下麵去，不是去打官司；打官司的結果注定是要更壞的。下去就是過日子，日子總可以比在這裏過得好些。至少有陳明在那裏，他的微弱的力量，對我來說，就是莫大的支持。於是我下決心了。什麼都不說，不問，帶著這張“通行證”，壯膽下去，沉在人民中間去，胼手胝足，臥薪嚐膽，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我不相信，北京我是不可能再回來的，天下決不會就由少數這幾個人長此主宰擺弄。
七輕裝
我一定要把在北京背上的包袱甩在北京，我一定要輕裝上路。不是說要我“重新做人”嗎？是這樣的，我決心真正的從頭做起，把過去的一切都勾銷，現在從零做起。不！不是從零做起，是從零下做起，是從負數做起。因為現在已經不把我算是人了，我沒有資格從人做起，我隻應該從負數做起。既然已經是這樣，關在北京將長此這樣。不能等待，天上不會落下奇跡。因此要鼓起勇氣，走到人群裏邊去。個別人口頭上不希望我去，他們很會裝模作樣，好像同情我，可憐我，實際更願意看到我從此萎靡，一蹶不振，從文壇消失，以此來證明對我的判決和處理是完全正確大公無私的，是他們的不朽功勳。我不能順從他們的心願，我要做出自己的證明。我隻有到群眾中去，找回真理。十多年革命戰爭的生涯教育了我，我深信群眾是通情達理的。自然境遇不可能一下就好起來，不會出現奇跡。我在下麵仍然會遭受白眼，冷眼，我一定還會聽到唾罵和更多的閑言碎語。但有什麼了不起的呢？難道我還沒有遇到過？難道那些誣陷，那些唾罵，那些詛咒，這三年來我聽得還少嗎？我就這樣鼓勵自己，要像戰爭時期那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人民群眾有什麼可怕呢？在北大荒創業勞動的人民有什麼可怕的呢？群眾的眼睛是亮的。群眾是最講究實事求是的。隻要我憑著一顆共產黨員的心，真正的，長期的為人民服務，我一定可以得到群眾的理解，贏得群眾的信任。我將在他們那裏生活得愉快，我將重新獲得一個嶄新的世界。
作一個知名作家，作一個高級幹部，總是常常聽到讚揚，受人捧場，因此自己得時時警惕。但無論如何，不管怎樣，日子過得總是順利舒服的。而成為一個犯罪分子，一個臉上烙下金印，頭上戴著大帽子的人，現在卻要承受一切詛咒、斥責、指點、痛罵，就像一個人，赤身裸體被嚴密包裹在一個滿是鋼針編織的麻包裏，隨時隨地，上下左右，都要碰上許多紮得令人心疼的鋼針。大人先生們嗬！你們幸運，可能是一輩子也不會體味到這種滋味的。你們隻會說大話教訓人：“要知罪，要坦白交待罪行，要深刻反省，要努力改造。改造你們的反動的靈魂！你們要重新做人！……”你們真是仰頭望天，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嗬。好像隻有你們才是一貫正確，從娘肚子裏出來就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家。我清楚地記得，在首都劇場千人參加的作協黨組擴大會的總結會上，一位權威說的話，我是一輩子都不敢忘，而引為教育的。他說：“以後，沒有人會叫你‘同誌’了。你該怎麼想？”說這話時，他那輕鬆、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靈的痛處。我從他的冷語，從他的臉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隻是掛著黨員的招牌，口口聲聲講人道主義，而實際卻往往是沒有絲毫人性的。劉少奇同誌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裏曾經說過：共產黨員要受得起冤枉。我第一次讀到這話時曾經認為，在共產黨內，一個共產黨員會有冤枉可挨嗎？我以為黨決不會冤枉一個黨員。現在看來，我的確太過於天真了！
摔了跤，不管怎麼摔的，總得自己爬起來，總得自己站住。黨籍沒有了；黨籍並不一定能說明一個人的真正好壞。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在《青年近衛軍》中就寫過一段這樣的故事。一個黨的幹部相信了一個有黨證的黨員，後來才知道這個黨員是一個叛變過的壞蛋。他接受這次的教訓，說道：怎麼能憑著這一張小小證書來信任一個人呢？！現在，我的黨籍任人開除了，但一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心卻仍是屬於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我似乎明白了，有黨籍的黨員，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在黨內不長的曆史上，總會有少數那麼幾個想整人的人。但中國共產黨是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謀求人類幸福進步的黨，她的絕大多數黨員是很好的。在漫長、曲折、複雜的航道上，有時她可能會偏離大方向，有時甚至會被某些壞人操縱，但整個黨和黨所追求的理想、事業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黨不是哪幾個人的，不是少數人能篡奪的。總有一天，理想終會要實現的，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艱苦鬥爭。現在我不是一個黨員了，但我應該繼續為黨工作，要比一個黨員工作得更好。我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黨員，在逆境中也應該符合一個黨員的要求。因為我不是糊裏糊塗跑進黨來的，我在黨內受過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我應該用自己的一生，證明我沒有辜負黨的教育和人民的培養，我是一個經得起嚴峻考驗的共產黨員。我也要明白告訴那些人，你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丁玲決不是一打就倒的虛弱的，紙紮的，泥糊的人，她會振作起來的。
八前進
六月下旬，作協總務科代我買了去黑龍江哈爾濱的火車軟席臥鋪票，並且特地選派一位轉業軍人陪我同去。他也坐軟臥，說是要把我一直送到農場，這可真是特殊照顧。隻是我不理解，為什麼車票錢全要我支付呢？按常規說，“犯人”是應該由主管有司出路費，“解差”的旅差費更不應派在我這個“犯人”頭上。我相信在別的單位，大概不會這樣。陳明他們去東北，便是農墾部包的專車，而且三個人有一個臥鋪。是不是因為從五十年代初，我和白朗同誌響應號召，不領工資，依靠稿費自給，這樣，如今下放的旅差費也應該自理？管它呢，隻要我手邊還剩有幾個錢，我是不會計較的。也許這隻是個別辦事人員一次意外的粗心？真是耐人尋味。
車廂外邊，陽光照著遼闊的原野，生氣勃勃，玉米已經長得很高，麥子更見茂盛，遠山近樹，一掠而過。我的心懸在高高的空中，恍恍惚惚。我應該想什麼呢？我不能無所思索，更不能麻木不仁。可是回憶過去，我實在不敢回首，就讓它通通成為過去的吧。想望未來，未來將是怎樣的呢？實在是一個謎。車廂本來不大，對麵又坐著一個素不相識的奉命監視著我的人。他們對我顧慮的是什麼呢？死，他們不會擔心，他們可能知道我是不會輕生的。我不是一個會自殺的人。二十五年前，在國民黨的囚禁中，我自殺過一次，沒有成功。現在我決不自殺。怕我逃跑，也不是。如果我想跑，半年多來我是有時間可以跑的。但是，誰也清楚，我是無處可跑的。那麼就是專門照顧我來的，但絕不會，他不像一個照顧我的人，他不會照顧。他隻是奉命一路監視我。返回北京，他可以把我一路的狼狽相彙報給一些對此感到有趣的人聽。但我還是擺脫這些思想，我裝著什麼都不了解那樣，把他當成一個同誌，一個曾是解放軍的戰士那樣看待，我照顧他吃飯，照顧他休息，同他拉家常，聊天，以解他旅途的寂寞。他對我本來是談不上有什麼恩怨的。他隻不過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有些討厭我，或者對我有戒備，那隻是從他的領導人那裏得來的。這怎能怨他呢？我們總算相處得可以。沿路也沒有認識我的人，沒有什麼幹擾。可以說，我還是比較平穩地過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哈爾濱。
九陝北人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爾濱。車站上很擁擠，全是不認識、不相幹的人。沒有一個來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協會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轉業軍人從擁擠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們往哪裏去呢？隻好拿著作家協會的一紙簡單的介紹信去敲黑龍江省文聯的大門。等了一小會兒，我獨個兒被請到樓上的辦公室。辦公室裏寬敞整潔，陽光充足。我坐在一張軟沙發上，感到很不相稱。我的緊縮的心，和厭煩的情緒，使我希望趕快離開這裏。我想我是不得已才來這裏的，我不求別人什麼，隻需有個人，打個電話，為我們找上臨時落腳的地方，能睡一夜，換張車票就行了。
不多久，從通裏間的那個門口，走出來一個中年人，中等個子，白淨麵孔，看樣子是個負責人。我不認識他，正要站起來，他卻搶在前麵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倉惶地不知道該不該伸出手去。他卻和氣地自我介紹道：“我叫延澤民，曾在延安黨校三部，同陳明在一起學習過，我們不同一個支部，大約他不大會記得我。”
我沒有講話，我該講什麼呢？
延澤民是黑龍江省文聯主席，也是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他問到我這次的去向。我把情況簡單地說了點。延澤民卻嚴肅認真地說道：“陳明在寶清縣，在八五三農場，怎麼能介紹你去湯原農場呢？這是兩個墾區嘛！你先在這裏住幾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誌正在密山農墾局，我打電話去問問。先安心住在這裏吧，有什麼問題盡管說。”
我自然隻能聽他的。他告訴我他是陝北人。其實他不說我也聽得出他的陝北口音。陝北啊！這是我經常用留戀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陝北鄉音是多麼純樸濃厚、情意綿綿嗬！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個碰到的就是陝北人，是我的第二故鄉的親人，這該是一個好兆頭！延澤民向他的秘書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辭出來了。
他們用小汽車送我去哈爾濱最新、也是當時最好的國際飯店。到了那裏，服務人員帶著笑容抱歉地說：對不起，已經住滿了客人，無法接待。這樣我們隻好出來。我心裏明白，他們是不願接納一個“右派”分子，一隻醜小鴨、癩蛤蟆怎能與那裏的國際來賓，和高級幹部住在一起呢？看來還是延澤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書隻好把我送到道裏的馬迪爾旅社去。這家旅館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過十年以後，如今卻顯得陳舊和窄小了。其實住這樣的旅社對我現在的身份還是太過分了。我坦然地隨著秘書走了進去。旅社的負責人把我安排在一間塞滿五個床位的小屋裏，這時住進來的卻隻是我一個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個小窗戶，屋子裏顯得很氣悶。我坐不下去，隻好走出去，在旅館門口透一口氣，我慢慢走向鬆花江的江岸。那位從北京陪送我的轉業軍人無聲地跟著我。我看到一個咖啡店，便進去喝咖啡。當我們回到旅館時，服務員告訴我，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延澤民同誌來過了，並且把我的住房換到一間朝南的頭等房間了。我進去一看，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還像當年一樣的明亮和華麗。事真湊巧，這間房正是一九四九年我出國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途經哈爾濱時住過的那一間。時過境遷，今昔難比，我怎麼能不回想到當年的情景和現在的厄運呢？
十馬迪爾旅社
一九四九年的馬迪爾旅社，真可算是冠蓋雲集。從北京來準備去巴黎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的代表們，大部分都住在這裏。我和畫家古元同誌是從沈陽來的。我於一九四八年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去匈牙利參加世界婦女大會，回國後沒有去北京，就留在沈陽寫作，寫了《十萬火炬》，寫了《法捷耶夫訪問記》等篇，興趣正濃。這時北京來電讓我去哈爾濱與“和大”的代表團彙合同行。代表團團員大都是知名人士，有來自解放區的，有來自國統區的。在舉國歡慶革命勝利的時候，這群天之驕子都要傾吐久別重逢的衷曲，抒發彼此因山水阻隔，未能會晤的渴望心情。代表團裏有風流倜儻、不可一世的老詩人、名家郭沫若，有誠懇待人的長者馬寅初，曆史學家翦伯讚，大畫家徐悲鴻，著名青衣、有一口好嗓音的程硯秋，還有老練深沉的劉寧一和熱情才子、劇界先驅田漢、洪深，以及其他一些文學家，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真正是濟濟一堂。我常跟在老熟人鄭振鐸、曹靖華的後邊。他們關心地詢問我這十多年戰爭中的生活情況。我理解他們，我感謝他們。在一九三一年胡也頻被捕犧牲後，鄭振鐸曾冒著風險熱心照顧我，他以東方雜誌社的名義，預支給我二百元稿費，使我能把孩子送回湖南家鄉。曹靖華一九三六年在北平，我找到他時，他熱情地款待我。他知道我急於找黨要逃離南京時，他從心裏高興，並且滿口答應協助我。果然他為此輾轉寫信給魯迅先生。這些人幾十年來都是名實相符的正人君子，都是對革命、對革命者滿懷激情的人。鄭振鐸在一九五七年作協黨組擴大會上（批判我的大會上），在高壓的氣氛下，作過一次很可憐的發言。他說他每次聽到有人揭發我的材料時，他都大吃一驚，以為大約就止於此，不會再有什麼了，已經到頭了；但所謂揭發竟然連續不斷，勢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無是處的惡棍。他真痛心難受，覺得自己可能太書生氣、太不理解這個世界了。當時我了解他，他的確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忠厚長者。我不知道批判大會以後，有朝一日他清醒過來時他將作何思考呢。曹靖華在大會上沒有發言，但後來他不得不寫了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令旁人滿意的內容，他隻不過是說一些空話，說我和馮雪峰是開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這些人一定得表態，否則，有人將把他看成是站在我的一邊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魯迅、秋白的友誼，這時對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這時，我的孩子蔣祖林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他八歲到延安，是黨把他培養長大的，準備派去蘇聯學習，現還在待命。那年他正當十八九歲，秉性淳樸大方，深情卻不窄狹，懂事明理，沒有一些幹部子弟的壞習氣，不驕傲，有禮貌。在這樣眾多人麵前，我覺得有這個兒子是很幸福的。我從來都希望他快快長大，長大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成為可以同我談心的朋友。一九五三年他去蘇聯學習潛艇製造，學期較長，一九五八年還沒有回國。他現在該怎樣了呢？他一定為我們傷心透了。我最難過的就是我使他們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沒有能力幫助他們。我的一對可愛的孩子，我隻希望他們堅強。他們怎樣理解媽媽都可以，我隻希望他們切莫悲哀，切莫喪失希望信心。但怎麼能夠呢？一想到他們當前的處境，我的心就比什麼都亂，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樣才能挽回這悲慘局麵呢！
馬迪爾旅社，屋宇內部，的確仍是光亮華麗，可是九年後的我，舊地重臨，隻能勾起無限感傷。我在這靜靜的屋裏徘徊，我實在希望能早日去到北大荒，到達目的地，能看見陳明固然好，即使一時見不著，也總能安定下來，在世界上重新占著一席之地，從零開始吧。
十一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淩晨四點鍾，我到了密山。這是黑龍江省東南角上的一個小縣城，離興凱湖不遠，在未開發前，可能是隻有十七八戶人家和兩三個留人小店的一個邊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為著軍事上的需要，也為著經濟侵略的需要，在這裏修建了大營房，組織開拓團，開發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當地人民的反對和抵製，他們沒有搞好久。東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軍在北大營舊址創辦了第一所航空學院。我的兒子蔣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著從河北建屏領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幾個同學，千裏跋涉，來到這個學校學了幾個月。這個地方真正興旺熱鬧起來卻是近幾年的事。建國以後，王震同誌出任中央農墾部長，大批鐵道兵部隊的官兵，每年綿綿不斷地湧入完達山脈，虎、饒地區，烏蘇裏江沿岸及興凱湖畔，安營紮寨、屯墾戍邊，大批長期鏖戰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和鴨綠江邊、大同江畔的英雄健兒們，放下槍枝，拿起鋤頭，使這千裏莽林荒原，迸發出青春的火光。在邊境線上，幾十個軍墾農場興建起來了。密山，便成了這些農場的指揮樞紐和後勤基地。城鎮雖小，卻充滿了新生的氣象。
東方升上來的太陽，照著我的身影。在密山，一個熟人也沒有，我還隻是孤身隻影。車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車站也不一樣。上下旅客不擁擠，也不會有來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見這裏人同人都是笑容滿麵，都是高興地走過來互相說幾句話，好像是老友重逢。開始，我不免有點擔心：“該不會有人認出我來吧？”但他們彼此之間也都是這樣，看來，誰都不認識我。
怎麼？是不是我臉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沒有人想追究我是誰，隻要是到這裏來的，就都是農墾戰士，各個農場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們一視同仁，把我當成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因為到得太早，密山農墾局的大門還關著，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鋪也沒開門，路上隻有很少幾個行人。一間賣豆腐腦的小店門口擠了不少剛下火車的人。我們去買了兩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樹下吃了起來。幾隻早起的母雞在我身邊啄食。我們又走向山坡，望見四麵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個農場的路。我想，我將走向哪裏？看來，這裏就是我今後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點了。幸好，我可以放心，這裏的人還是很和氣的。但是，一旦他們知道了我帶來的那份不光榮的介紹信，他們讀過報，（怎能不讀報呢？）開過會，（怎麼能不開反右的會呢？）那他們將如何看待我呢？離京前，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勸我下來改一個名字，想來是有道理的。隻是，我如果老是騙著人，騙取人家對我的信任、對我的好感，我心裏可能會更加不安。兩相比較，我想還是應該老實地對待群眾，老實地對待自己，即使十分難堪，也屬“罪”有應得，也是隻有咽下去的。我反複想來想去，這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八點鍾時，我再去農墾局，王震同誌還沒來，我們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來往的幹部，這裏的空氣似乎比外邊世界嚴酷多了。我總是一個人獨自坐在我的小房裏看書。為了躲避人們審查似的問話或眼光，我又總是到外邊散步，像幽靈似地在這個小鎮上、在鎮子的周圍徘徊著。
密山，我是喜歡你的。你容納了那麼多豪情滿懷的墾荒者，他們把這塊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發源地，是向地球開戰的前沿司令部。當年威震湘鄂，後來又揚名南泥灣的礦工出身的王震將軍，就常駐節在這裏，指揮千軍萬馬，向大自然挑戰，勒令土地獻米納糧，把有名的北大荒變成富饒的北大倉。這樣一場與大自然鬥爭、與人們的好逸惡勞思想鬥爭的運動，怎能不激發我的戰鬥熱情，堅決勇敢地投入偉大的建設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嚴寒中的小草，隨時都可能被一陣風雪淹沒。我惱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堅強，我也不能衝破我與世隔絕的那堵高牆，我被劃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過去曾深深憎惡那些敵對階級的犯罪分子，現在，怎能設想別人不憎惡我呢？我曾以為隻要我離開了北京多福巷，隻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裏邊，我的處境就可以一天天變得好起來，現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們對我不壞，我對密山的印象也很好。隻是，那是因為人們還不知道我是誰，我在裝成一個好人，一個心裏無事的普通人的樣子，才能得到這份平等對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頭上的標簽，我還能這樣安靜無事嗎？我就像發寒熱病似地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過了一天，兩天，……
十二見司令員
我在極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準備著與王震同誌的會麵。記得遠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隨紅軍前方總政治部楊尚昆同誌從保安到了定邊的紹溝沿，前方的指揮員都集中到這裏，研究怎樣同胡宗南打最後的一仗。我在這裏見到肖克，見到陳賡，後來又有一個穿狐皮領子大衣的軍人走進窯洞，用湖南腔大聲嚷道：“啊！聽說來了一個女作家，在哪裏呀？”當時，我很慚愧，沒有說話。他似乎是在對我說：“歡迎！歡迎！我們這裏都是武將，沒有文人。我們非常需要作家，是嗎？”他又轉向別的同誌，然後高聲笑著，走出去了。別人告訴我，他就是王震。以後大約我們還見過麵，點過頭。一九四三年，中央黨校秧歌隊去南泥灣慰問三五九旅，我跟著去了，但是沒見到旅長王震同誌。全國解放後，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散會時，我擠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著說道：“你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讀過了，寫得很好。”我驚詫了，而且臉紅了。我沒有想到像他那樣的武將，政務繁忙，會有時間讀我的小說？而且還那麼直截了當來了一個評價。我倉促間不知該怎麼回答他，隻是感激地對他笑了一笑。這以後我們沒見麵了。自然，像他這樣的紅軍將領，我很早就聽到過許多對於他的讚揚，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這個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現在，我要到他的治下來接受勞動改造，現在要去見他，我將以什麼態度，用什麼心情，來同我向來崇敬的人談話呢？自然，我現在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過他讚許的同誌了，現在我成了革命的敵人，我是階下囚，我將怎樣開始我們的談話呢？我能否繼續把他當作一個最能使我敞開胸懷，掏出一顆受折磨的、虔誠的、破碎的心的同誌呢？我能在他的麵前為自己申辯哪怕隻是短短的幾句話幾個字嗎？難道我隻能把他也看成是一個神聖的法官，將要在他麵前又一次地認罪嗎？……我在農墾局的會客室裏等了一會兒，後來被領到樓上局長的辦公室。局長還沒來，有兩個像是秘書的人陪我坐著，彼此都不說話，我等著那最緊張，最重要的一刻。
我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夾雜著高聲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來，沒有低頭，望著前方，一群人走進了屋。我張眼望去，王震同誌正站在我對麵，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來了。我不知該說什麼，也不知該作什麼，默默地把眼睛望到遠處，是一副漠然的樣子。他剛剛在門外還笑來著，現在，他不笑了，靜靜地，可能是正看著我吧。他用一種什麼心情、什麼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個負責人的態度在對待我，他這時不會對我個人表示什麼感情。我想，他過去並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會聽到過許多對於我的這樣那樣的誹謗，盡管他讀過我的一篇小說。在漫長的經曆中，他看見過的人，偉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無功無罪的都太多了。他經曆過無數次的戰鬥，在戰場上同敵人肉搏，他愛同誌，他對人民對戰士都非常熱情，但他也處治過人，他是革命將軍。我也不是毫無閱曆的，也算是會觀察人的，不是一點不懂在什麼時候最好怎麼說、怎麼作。可惜我就是不願說違心的話，作違心的事。一個人起碼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聲不響，什麼也不說，等著他發話。
屋子裏靜極了，這時，沒有旁人說話的地步，大家都看著部長，等他說話。
王震同誌自然沒有過去那樣對我的笑容了，但也不過分嚴肅。他隻說：“思想問題嘛！我以為你下來幾年，埋頭工作，默默無聞，對你是有好處的。”這幾句話我永遠記得，而且的確對我很有好處。但這時，我隻想：這些話也對，但並沒有說到要害，很難怪他嗬！王震同誌接著說：“我已經叫他們打電話給八五三農場，調陳明來，同你一道去湯原農場。那裏在鐵道線上，交通方便些，離佳木斯近，住處條件較好些，讓他們給你們一棟宿舍。”
我仍然沒有說話，他便又說下去了：“你這個人我看還是很開朗、很不在乎的。過兩年摘了帽子，給你條件，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你願意去哪裏就可以去哪裏。這裏的天下很大，我們在這裏搞共產主義啊！”
他不再說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躊躇了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說，想什麼都不說，可是我突然說了：“契訶夫隻活得四十年，他還當醫生，身體也不好，看來他寫作的時間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歲，再活二十年大約是可以的，現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歲，以前什麼都不算……”說著說著，我發現自己在這時還說這些大話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約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扯起契訶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們之間還是隔有一座高山，這一點也不怪他，他是個好同誌，在這種時候，對我們這種人，肯伸出手來，即便是共產黨員也是很少的，是極難得的。他真是一個有魄力、有勇氣的同誌，我感謝他，將永遠感謝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則談何容易啊！後來，他每年到墾區視察工作，還對我講過許多話，給過我許多幫助，這都將在以後再說。
他給了我一封寫給佳木斯合江農墾局局長張林池同誌的信，最後說了一句，“安心等陳明，他一兩天就要到了。”我告辭走了出來，孤單單地獨自一人站在街頭，無處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著伸向遠方的公路。陳明！陳明啊！你將從哪條路走來咧？
十三相會
第三天，吃過中飯，我正躺在床上看書，門呀地一聲開了，走進來一個人。我認識他，但又覺得不是他了。這是怎麼的？我一下跳下床，陳明猛地撲過來，把我擋住了。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們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我們分開才三個多月，他又黑、又瘦，顯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憐惜地說：“隻要在一起，什麼都好，是嗎？”於是我們並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講他是何時得到通知的，他是怎麼來的，他舍不得離開八五三農場，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築房、平地起家、共過艱苦的戰友。我摸著他的手，又粗又硬，簡直不像他的手，這是他嗎？就是他。還是幾個月前我們分手時那樣的知心，那樣的體貼，我隻能從他舊有的輪廓來印證他外形的變化。陳明發現了我的詫異，深沉地說：“我現在是一個農工，一個農業工人。常在風裏雨裏，太陽曬，怎會沒有變化呢？不過，我的心是不會變的。共產黨員，能上能下，什麼事不能幹？在多福巷的時候，我們就說過，今後要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存在，改變自己和社會的聯係，改變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記簿上填寫成分時，我寫的是農工，我感到自豪。我現在拿我的雙手為社會主義服務，還用我的雙手照顧你，我隻希望你快樂些。你應該快樂地活下去，而且寫文章。我們不背包袱，白手起家，從零做起，從負數做起，我們要在這裏共同走出一條路來。”
陳明和我總不是完全一樣的，他有些想法比較簡單，而且從好處想得多。他也曾痛苦過，我永遠記得，他在被開除黨籍那天流的眼淚，一個從來不流淚的人，忽然流淚了，而且，淚水是那樣止不住地湧出來。我無法安慰他，隻能陪著他哭，我懂得他，為他的那顆心而哭。但他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個黨員那樣堅強地生活。他總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來安慰我，支持我，鼓勵我。我有時會覺得他太簡單了，他可能還不全懂得我；但他卻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麼會不懂得我？正因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這樣的。他把一切憂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個人身上，而把樂觀卻捧給我，讓我能過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確因為他，因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響顯得更堅強些。假如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或者消極悲觀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將是一潭死水，毫無生氣，終會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體貼他，而也振奮起來呢？
今天是七月一日，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寫著通知，黨員同誌都開會去了。我裝著好像不知道這回事，陳明也不說話，我們表麵上都很平靜，可是我們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裏。我們淒然地在大街上，在村邊，在沒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著過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協山頭上開“七一”紀念會，李又然、吳伯簫，因申請入黨未得批準，他們痛苦地離開大家，獨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現在我們卻是被無辜地開除黨籍，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離開了戰友、同誌，無親無故，兩個人形影相對，在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個下午，我們在密山尋找可走的地方。我們去火車站，買了車票，我們是從這裏來的，明天將從這裏出發。
車站像一座農具倉庫，路邊排滿了農業機械，許多人在這裏觀看、撫摸。我們又走上山坡，陳明指點我，哪些路通往哪個農場，他是從哪條路來的。我們走向附近的停車場，上百部十輪卡車，停放在這裏，是從各個農場來這裏運輸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天黑了，我們不願回招待所，便去小飯館吃飯，在這裏聽到從農場來的人的談話。這些談話的內容，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們對生活的向往和熱愛，可以排愁解優。陳明很像一個農墾戰士，人們都樂意問他點什麼，他無所顧忌地講故事給他們聽，有時又加點幽默。人家歡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覺得輕鬆了許多。密山！我是喜歡你的，可是我們得離開你了，我們前麵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
七月二日，我們兩個人便乘火車去佳木斯了。
十四李主任
到佳木斯後，我們自己找了一個住處，佳木斯第二招待所。這是一排臨街的小屋，街上很熱鬧。這裏我們沒有熟人，走在街上可以不顧慮有人認出我們。佳木斯是黑龍江省的一個比較熱鬧的城市。
我們雇了一輛馬車，蹄聲得得，掠街而過。陳明說笑道：“難道這不像一駕英國皇家的馬車嗎？”馬車一路行去，走過幾條街，便到了農墾局的政治部。我們棄車漫步，走進那已經顯得陳舊的小樓房。在一間屋子裏，找到政治部的李主任。這人個子不高，看起來很樸實，也很平和，講著南方人的北方話，請我們就座，問了幾句話，就打開了我從北京帶來的那封介紹信。他看後，頓了一頓，問我：“怎麼不給工資，那你吃什麼呢？”
我惶惑地、結結巴巴地答道：“沒有關係，我還有一點存款，我還有公債券……”好像這封介紹信是我自己寫的，因為寫得不好而抱歉，要請他諒解似的。
他更遲疑地用不理解的眼光看著我。並且說：“不能這麼辦。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問問。”
我趕緊又說：“我還有錢。陳明還有工資。”他便又問陳明每月多少工資。陳明說：“在八五三農場時，每月二十八元。”他說：“來到這裏，每月三十元吧，有意見嗎？”陳明說：“由組織決定，沒有意見。”隔了一會兒，他又猶疑地問我：“這體驗生活，你怎樣去體驗呢？”說老實話，我對這一點是沒有仔細考慮過的。這時候臨時來想，要答複他實在答不出所以然，但很容易一下使我意識到我現在的身份與從前不一樣了。我說，自然不是輕輕鬆鬆地到處走走，看看，訪問，調查了。接著他就問起我的曆史，問我是什麼地方人，說在延安他見過我，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他說長征時，他自己是照顧徐老的衛生員。我這時一聽便完全放心了，覺得又遇上了一個好人。他是長征幹部，長征過來的同誌都是受過大苦大難，很懂人情的人。這大約是一個好同誌。因為他沒有把我當作敵人，而還是把我當一個同誌。就這一點使我心裏暖融融的，我一直感激他。他在我腦子裏留下了一個好的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五年初，我和陳明調到寶泉嶺農場，那時李主任也下放到這裏勞動。我們都曾住在招待所，進進出出，常常碰見。據說他近年在生活上犯了一點點錯誤。我有點同情他。我看到我們有些農民出身的幹部，從小參加革命，戎馬半生，為黨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苦勞，也有功勞，人是好人，是誠實、正派人，也並非都由於腐化，卻常常在糊裏糊塗中，在生活上碰點釘子，跌個跤子。我以為這主要是因為一個人的文化低，限製了他。這些同誌對共產主義革命是有認識，有理想的，但可能理想卻又不夠高。他們能吃大苦，但他們在感情上卻常常處於較低級的狀態。他們結婚，隻以為是一樁本能該做的事，符合一般世俗的條件就可以了。他們有了孩子，就照例當爸爸或當媽媽。以至生活上，或者生理上忽然碰到一點點能引起一種希望的時候，又不能克製自己，結果鑄成了錯誤。這本不是什麼大錯，但或因我們社會傳統上對這類事情有時有過於苛刻的一麵，便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引起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我常常為這樣一些同誌惋惜。
李主任這時天天下地勞動。我看他表現很正常，很自然，既不發牢騷，也無什麼怨尤，更沒有什麼自卑。農場的一些負責人，過去是他的下級，現在對他也不像以前那樣尊敬。我們下工，有時遇見了，常常不深不淺地聊聊天。我們很懂得我們的地位和處境，既不能幫助誰，還擔心怕牽連人，隻不過覺得仍然應該表示對他的尊重而已。“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該收秋了，他還把他自留地裏的早熟毛豆，刈了一大捆送給我們嚐新。“文化大革命”中對他隻是冷落，好像衝擊不大，因為他早已不是那個單位的領導，算不上是什麼“走資派”了。
一九六八年我關在牛棚時，從窗戶中常常看見他在大院裏，站在許多人後邊，用笨拙的手勢，搖晃著跳忠字舞。
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冤案初步得到平反。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再去北大荒，一到佳木斯，當晚他就來看我。還是過去那副樣子，隻是顯得老了，頭發花白了，但精神體力都還健康。距離一九五八年我們第一次相見，已經過去二十三年了。一問，他按政策規定已經離休，妻子還在工作。農墾局對他這樣的老紅軍、老農墾，照顧還算不錯。他並不打算回江西，老家也沒有什麼親人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四歲時參加紅軍的，離家整整五十年。現在就在這寒冷的北國落戶了。他一九五六年調來佳木斯工作，這裏是他居住最久的地方，算是第二故鄉。他勤勤懇懇工作了五十年，一生沒有害過人，就算荒唐過一次。我看見他對現在的生活，也還滿意。
這天夜晚，我沒有想我自己的事，我為他五十年來的革命生涯引起了許多思考，幾乎一夜沒有睡著。我總覺得我對他，或者是我們對他，都負有咎責似的。這樣一群純樸的農村子弟，從農村出來參加革命的年輕人，為什麼過去不給他們更多一些學習的機會？自然，在戰爭環境下是很困難的，但至少在建國以後，我們就應該大批大批組織這些同誌，進中學，進技術專科學校，進大學，教會他們一些新知識，提高他們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這樣他們現在就可能是一群我們國家的頂梁柱，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工作，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不至於隻是忙點小事家事。甚或不少人在史無前例的動亂中，被批鬥，整人害己，傷心寒心，而抑鬱終生。多可惜的這樣一代人嗬！多麼沉痛深刻的教訓啊！
十五新的家
三天後，我們從佳木斯乘火車到了湯原農場，住進了一間約二十多平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隻是牆上滿是像孩子們塗的亂七八糟的圖畫和不成字體的字，還沾有許多幹了的雞糞，有兩扇窗戶，當西曬，空氣充足。屋子裏放了兩張木板床，兩張小桌子，兩把凳子，我們忙著清理打掃，沒有什麼別的物質的欲望，我們十分滿意。陳明忙著找到農場的郵局，訂了報紙雜誌，他覺得從此我們看不到文件了，我們又不能離開社會，明知道以後看報的時間很少，便更要多訂幾種。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產隊參加勞動了。我被準許休息兩天。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裏，在這新安的家裏，整理一下簡單的行李，繼續擦洗清掃那滿是灰塵、雞糞的家具和滿是雞糞的地麵。屋裏很空蕩，我有心讓自己想些高興的事情，但總是有點不得安寧。這幾天所經曆的生活，和遇見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點膽怯的一群人，就像走馬燈似的在我腦子中來回轉動。我想來想去，實在沒有什麼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說生活還是平靜的。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總是忐忐忑忑不安。有時嫌自己太無所謂了；有時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計較了。我原來不是這樣的人，我是一個比較豁達，比較自由舒展，無所顧慮的人。現在為什麼對人熱情不夠？我又想，要熱情幹什麼？現在誰也不需要你熱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農墾部的副部長兼農墾局局長張林池同誌看到我帶給他的王震同誌的親筆信後，便向我們介紹合江墾區的整個情況和規劃，還提出我們可以改換一個地方，不必到湯原農場而去新興的星火集體農莊。他說得很坦白，星火農莊比湯原農場好。可是我隻說：“去湯原農場是王部長的意思，是否就按王部長的決定辦吧。而且，湯原農場也一定要變好的。在這一變革中，我們更可以學習到東西。”他提議我們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幾天，看看佳木斯的工業以及其他方麵的建設。我也隻說：“還是先去農場報到，參觀以後還會有機會的吧。”我簡直成了一個膽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現在為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複和保持我原有的灑脫和對新鮮事物的熱情。
湯原農場杜場長是準備就要調離的，他給我的印象，像是一個沒有什麼準則，又沒有什麼作為的老同誌，是團級幹部，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他對我很謙虛，可能過分謙虛了，使我疑心。他過去可能聽到過我的名字，但對最近像雪片那樣批判謾罵我的文章卻漫不經心，所以還保持原來對我的印象。我自然應該感謝他。看得出他是有革命經曆的。但我還沒有看出他的老練、熱情，他好像還沒有學會為人處世。他隻用幾句簡單話就把我交給養雞隊一個年輕的薑支書。薑支書又簡單地說，為了照顧我上班少走路，就在雞舍院內指定給我們一間小屋，隻有現在住的這間屋的一半。後來他到我們屋裏來，看到東西擠得滿滿的，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他就讓我們搬進現在這間大屋子的。陳明的班長何富有，下工後隨陳明一起來到新居，一看就說，怎麼，一把椅子也沒有？這麼大年紀了，我去想辦法。果然，不一會兒，不知道他從哪裏搬來了一把木頭椅子。王震同誌的親筆信上要農場給我們一棟房子，就算煙消雲散。反正我們已經知足了，自然不會再提。這間房子的走廊上，院子裏全是亂飛亂跑的雞群和遍地的雞糞、垃圾。正是熱天，那些氣味總要送進屋裏來的。家是有了一個，我們在這裏擦擦洗洗，一時很難安定下來嗬！
湯原農場場部的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初期，鐵道兵轉業到東北時修建的營房，全是瓦頂、紅色磚牆，質量很高。營房中間一個大院，南北兩邊是戰士的集體宿舍，住一個連隊。我們靠西麵這一排過去是連部辦公室、俱樂部、圖書室，和夜晚值班幹部的休息室。東麵一排是連隊的夥房和食堂。現在一個連隊住的院子除了我住的一間較大的和另外四個養雞姑娘住的兩小間外，其餘所有的房子都是住的萊亨雞，約有兩千五六百隻。院子很大，是雞的運動場，白天，所有的雞都在這裏運動，或喂食。雞舍每天打掃，但這運動場卻經常不打掃。人要有事出入，要通過運動場，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雞糞。我是新來乍到，最使我擔心的是雞，特別是那些大公雞竟都欺生。當我走過，總有幾隻雞猛然向我撲來，我躲也躲不及，我越躲，它就越凶，我壯著膽子，向它們揮手，它們撲過來的就更多了。陳明如果不在家，我隻得盡可能躲在屋子裏，連去廚房附近（廚房的門朝著院外）打水，或去廁所都很不方便。我真有點犯愁，過兩天我要去雞隊上工，得給它們喂水喂食，我能怕它們撲，怕它們啄嗎？不行，我不能讓人家看出我的膽小，我得硬著頭皮，還能怕雞嗎？我要勞動，怎麼能怕雞呢？太陽已經偏西，正曬在我屋子，這個家真熱，熱得人心裏煩躁。為什麼杜場長、薑支書不另外給我們一棟房子，硬要我們把家安在養雞的院子裏？這裏到底是我的家，還是雞的家呢？
十六展覽
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指點我們去食堂吃飯。昨天和今天上午我們隻馬馬虎虎打了一點開水，就著幾片餅幹就過去了。我明知食堂裏人多，但不能不去，遲早總是要去的。食堂離我們住處有一段距離，要橫穿馬路，走過場部辦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進一個同我們住的一樣大的大院。我一走進這個院子，聽到一陣轟轟轟的人聲，心裏一跳，我預感到是否將有一場風暴，而且是我沒有理解到的那麼一場大風暴。我想退回去，但已經走進院子，出去也不行了。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不由得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進那些比針還尖，比冰還冷的鄙夷的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已經展覽過多次，也示眾過，像舊社會那些被處決的犯人，在行刑前插著木標遊街示眾一樣！在那些指指點點，罵罵咧咧，得意洋洋的嘲弄聲中，畏畏縮縮地躲閃著，心比一片片被人絞殺著更難過地那樣戰栗著。我曾以為隻要離開北京，到農場來，可以悄悄地勞動，胼手胝足，艱苦地為自己“贖罪”。現在看樣子，食堂裏的人多著咧，一層一層端著飯碗，好像排著隊在那裏，而且有許多人擁到門口來了！擁到門口看大右派，看我來了。兩邊房子裏也擁出人來站在門口傻望。我記得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作家協會批鬥我的會未完全結束，又命令我到政協禮堂去參加全國的婦女代表大會，要我交代。我真是膽戰心驚。我心裏想，要槍斃也可以，何苦又要我示眾呢？我攥著陳明的手哭了起來，好像求他似的，好像他能保護我似的：“我不敢去呀！我怕，我怕嗬！”陳明擁著我，安慰我道：“你又不是沒有經過風雨的，你一向都是堅強的。死都不怕，還怕什麼示眾。你盡管去，他們能把你怎樣。人家願意多看幾眼，就讓人看算了。”現在，我真有點懵了。陳明不等我清醒過來，搶先走在前邊，我隻得隨後跟著，我們走進了食堂，立刻就又淹沒在人群裏邊了。人像牆似地圍繞著我們，還跟著我們移動，隻在我們四周，留著一點距離。陳明若無其事，到廚房窗口，買了一碗甲菜，一碗丙菜，我拿著碗去盛飯。我們走到靠牆角落的一張桌邊，這裏人少些，隻有兩三個人在附近吃飯。沒有凳子，全都站著，那幾個人冷冷地望著走到桌邊去的我們。我自然不吭聲。陳明裝著坦然的樣子跟我說話，我什麼也聽不清，心裏怪他吃飯太慢，還要講話，為什麼不三口兩口吃完了早回去，難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感到自在嗎？後來食堂裏的人慢慢少些了，我才抬頭，看見那些人大半是轉業軍人，有的還穿著軍衣。軍人還是見過一點世麵的，慢慢地他們自己說話，也不屑於老看著我了，我才稍微鬆一口氣。廚房的菜還是做得可以的。我感到剛才自己的可笑和討厭的脆弱。等到我們快吃完時，忽然幾個年輕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我們桌前，很有興致地圍著我們的飯桌走了一圈。我望了她們一眼，覺得她們沒有什麼壞意。其中一個長得非常漂亮，有很分明的眉眼，和嫩紅的雙頰的姑娘憨憨地對我微笑了。陳明便對她們招呼說道：“你們笑，笑我們吃飯狼吞虎咽是嗎？誰能都像你們，如同家雀啄食，老鼠偷油，沾上一點點就行了？”她們一群都大笑起來，好像她們忍了半天，沒忍住，就一下大笑了。後來我們一道走出食堂。原來她們就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那四個女飼養員，都才十八九歲，初中畢業，剛從牡丹江種雞場學了半年養雞，學習結束後分配到湯原農場來當飼養員的。看樣子她們什麼都還不懂。右派，自然右派不是好人，隻是她們沒見過。現在忽然有兩個從北京來的大右派在她們身邊，她們就得好生看看，看看和普通人有什麼不同，她們完全出於一種好奇，如同在動物園觀看關在鐵籠裏的老虎一樣，對被看的我們有點害怕，也有點憐憫。
十七青年詩人
從食堂隨我們一道走回來的，還有一個畜牧獸醫技術員，名叫汪金寶。我們剛到農場搬家過來的那天，他跟著薑支書，推著一輛手推車來幫忙運行李，隻是沒說什麼話。現在好像是飯後無事，順便找我們聊聊。我們已經習慣沒有朋友，習慣不同人聊天，隻有批判、責問、檢討，以為答話越簡單越好，免得被別人找到岔子，節外生枝又來一頓猝不及防的劈頭蓋臉的批判、鬥爭。我不隻怕一大群人，也怕個別的人。但汪金寶十足像一個愣小夥，我不太擔心他對我會有惡意，或無端地來找我生事。但我怕他不夠謹慎，不懂得利害，亂講亂吹，或者把我的話加上“調料”再傳出去。
汪金寶隨我們到家，進屋便坐下來了。他徑直地對陳明說道：“你給我的印象太好了。在食堂裏，我一直注意你，那麼多人，帶著各種心情，眼瞪得大大地看著你們。你卻像沒事人一樣，一點不在乎，不趾高氣揚，也不低三下四，真是不卑不亢，還談笑自若咧。要是我處在你們的位置，我真不敢想象，我將怎樣，可能掉頭就跑，跳到河裏，一個猛子紮下去。”原來我適才對他的估計是錯了，他不特不愣，還有心眼，在人多的地方，冷眼旁觀，卻有見地。我聽了，又高興，又慚愧。高興的是剛到農場，就遇到一個有心眼又善良的年輕人。慚愧的是我在食堂裏為什麼那樣尷尬可笑……還是因為自己拋不掉一個“我”字，一個麵子。有了這個“我”字，就什麼都使自己拘束，就很不自然了。
汪金寶不等我們答話，便又問道：“現在艾青在哪裏？”
陳明說，“聽說在八五二農場。”他沉默了一會兒，像是自語地對我們說道：“我喜歡艾青的詩。你們和他一定是很熟的。現在，你們以為我能給他寫信嗎？”
我們不敢鼓勵他，也不便阻止他。他便又說：“我喜歡寫詩，找不到方法，真想找一個老師，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客氣，常常指導我。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你們做的，告訴我好了。薑支書對我也這樣說過的。”
到湯原農場，這是闖進我們生活的第一個“朋友”。我大膽地把他當一個“朋友”，我們從他簡短的言詞和淳樸的態度中，得到一絲溫暖。我覺得他是我們在漂流中向我們漂過來的一根木頭。他自然不能援救我們，但他給我們一絲希望，人世中還有好人。萍水相逢，我們還戴著一頂高帽子，有的人躲我們都躲不及，他卻對我們以心相見，坦率無間。汪金寶嗬！你在我們“重新做人”的起點上，給我們增加的勇氣，這種作用你當時是不會懂得的。但我當時已是一個變得有點謹小慎微的人，我隻謙虛地推辭了一下，實際我也真的不懂詩，在寫詩方麵，我不能幫他。陳明大概由於對方的熱情，不好一下推辭，便問了一些他的經曆。他是穆陵人，二十歲，初中畢業後進獸醫專科學校，不久前，分配來農場畜牧科當技術員，治馬，治牛也治豬，但主要是負責治豬。聽他說話，總覺得他有東北人特有的爽朗，熱情，略嫌簡單。他走的時候，給我們留下了幾頁剪報，是佳木斯農墾局出版的《農墾報》，約有五六頁，上麵刊有他寫的詩，署名柯紅。這些詩，也正如當時許多報紙上刊在尾版上的詩一樣。分行寫，有一點韻節，有一點風光，講一點心情，敘一段小故事，讀得下去，卻不一定能留在心上，或引起遐想，讀完就過去了。沒有作者自己的發現，沒有自己的感受，一般化，可怕的一般化。汪金寶還年輕，原隻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中專時，可能專學獸醫這行，他沒有可能讀過很多詩，也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這些隻是中學生的語文習作。但我千萬不能挫傷他的興趣，隻要他能保持他純真和善良，刻苦用功，多讀點好詩，將來也可以寫出好詩來的。還是應該先養成詩人的氣質，具有詩人的品德，然後再談寫詩的技巧吧。
十八揀蛋
畜牧隊的薑支書是一九四八年參加革命部隊的，出身好，在連隊當兵，沒打什麼大仗，就隨軍集體轉業了。他有初中畢業程度，待人有年輕人的熱情、隨便，對我主動提出要參加雞隊勞動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對我說，杜場長囑咐過，說我過去做文化工作，沒有勞動習慣，現在年齡五十四歲，介紹信上說是來體驗生活，沒有說要勞動。因此對我的勞動，不做硬性規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參加一點勞動，也是可以的。薑支書不知道該怎樣具體安排，便先把雞隊的工作仔細地向我介紹，把隊長、排長、班長、飼養員的情況也都毫不見外地告訴我，態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帶領我在雞隊參觀，介紹我認識隊長、班組長。後來他又征求我自己對工作的意見，他以為最好按雞隊的生產順序到每個車間都實習一陣。這樣，他先把我帶到孵化組，把我交代給組長鄧明春，又再三叮囑我，如果我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強，不要長久留在孵化的暗室；這裏溫度太高，濕度也大。聽到這些，我暗自高興，我又碰到了一個好人，我應該虛心向他和他們學習。
孵化組組長鄧明春是黨員，一九五〇年參軍入伍，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在連隊裏當文書；一九五七年轉業到牡丹江種畜場學習孵化，一九五八年才調來湯原農場不久。這人個子矮小，精明機靈，會察言觀色，能說會道。他一邊招呼我，一邊向我介紹情況。他把孵化的櫃子打開，指給我看那層層排列在裏麵的種蛋，他轉動孵化櫃的圓架，另外一個青年女工，一個青年男工也跟著他幹。他把我當作一個初來乍到的學生，仔細講解孵化的過程和操作方法。這樣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一個農村中的高小畢業生，現在在人煙稀少的北大荒被培養成了一個精明強幹、懂得一定的業務技術，又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基層幹部。我從這裏看到黨的光輝，我非常高興。忘記了我現在的身份，把他當一個自己晚輩那樣欣賞、愉悅。
我就要求開始工作，鄧明春分配我和另外一個姑娘一起選蛋，他說這是比較容易，也是比較簡單的輕勞動。我就到另一間堆滿了雞蛋的屋子裏，從一箱一箱的雞蛋裏，一個個拿出來分別挑選，把好的，合格的，能夠孵化的留在一邊。那一個同我一道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個蛋，我隻能一個一個拿，最多能拿兩個，而且動作很慢。我怎麼也趕不上她，心裏很慌。原以為這是輕勞動，但半個鍾頭下來，我的腰疼了，手指也發僵，我開始坐不住了。我原來就患脊椎骨質增生，常常腰疼。一九五二年曾到大連、鞍山湯崗子治療，後來又請中醫針灸，疼痛稍有減輕，但一直是一個不治的痼疾。開始我為什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我總以為最好參加一點勞動，卻沒有向農墾局、農場或薑支書講清楚。現在剛坐下來選種蛋，輕勞動，才揀了半個鍾頭，怎好就不堅持，就對年輕組長說我不幹，要回家去呢？我心裏越嘀咕，腰越疼，手越僵，都急得出汗了。我心裏想，是否先站起來，活動活動走幾圈吧。並不是我不願勞動，是身體有病嘛。可是我又命令自己，再堅持半個鍾頭，哪能幹一會兒就停手？又過一陣，我眼花，頭暈，要倒下去。幸好，這時走來了張振輝。他是飼料室的組長，一個由河北農村來支援邊疆建設的青年，他是到孵化室來看熱鬧，看“大右派”的。他走進門，一眼就看出我的不行了，忙說：“我說丁玲是啥樣子，原來是一個老太婆。嗬！看，滿頭大汗，滿臉通紅，快歇息一會吧。不要以為揀蛋不費力，從沒有幹過嘛。”他走過來拉住我的手，我就勢扶著他才勉強站了起來，連腿也是硬的。鄧明春忙從孵化室裏走出來，抱歉似地說：“你回家休息去吧，身體好些了再來，不要勉強。”張振輝把我扶到院子裏，一陣風悠然吹過，我心裏有點迷迷糊糊，覺得不該走，卻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顧不上同他們告別，連交代一聲也沒有。這第一次上勞動課就這樣下陣，我心裏好懊惱嗬！
十九遠方來信
喂完了最後一趟料，天色黑下來了。畜牧隊打夜班的老王頭正在各個雞舍裏巡視，看有沒有沒關好的窗戶，有沒有沒關好的小門洞、看火牆的爐火燒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著凍實了的雞糞和嵌著白色羽毛的硬邦邦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麵的路上，路邊都是積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隻有太陽剛下去的那方還顯著一抹微微帶紫或暗紅的顏色；但這也不會長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個的灰濛濛裏去的。我走在這裏隻是為著望望這灰色的寥廓的天，望望路邊幾株掉完了葉子的枯枝。路上沒有人，即使在大白天，這裏也是少有人走的，這不是大路。一點風也沒有，是不是隨著天，隨著地都凍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風總是會移動的，天的那邊還有人嘛！那邊，那邊不遠不是有房子嗎？那兒是農場場部，是我們農場辦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後邊，不是滿滿住得有一個院子的雞嗎？那幾個養雞姑娘不就是搬到那個院子裏住的嗎？原來她們和我住一個院，就住在我間壁，每天晚上她們都到我屋子裏來玩一陣，是一群天真樸實的姑娘。後來農場領導為了要孤立我，要她們與我劃清界限，就命令她們搬走了。每天晚上就隻我孤淒一人獨自在這條路上徘徊。一個人也好，我就一個人占領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個人在這裏走來走去，沒有人注意我，沒有人窺視我，直說就是沒有人監視我，我可以安靜一會兒，讓思想自由飛翔吧。在西北邊，越過遼闊的耕地，越過一些小村屯，有一個熱鬧的小城，煤城。因為有煤就一年年興旺起來。聽說已經是一個有四十萬人的城市了。這個城叫鶴崗。在鶴崗北邊，臨近黑龍江江邊還有好些小城鎮和許多農場。這樣，鶴崗就顯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躍進的年代，從佳木斯到鶴崗的火車線路要建複線，在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時刻，搶農活冬閑季節正好趕修這條線路的土方工程。陳明就跟著他所在的生產二隊去到那裏。這樣我們剛到北大荒兩個多月就又分開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現在又快兩個月了。這兩個月的日落黃昏，都是我一個人在這越來越冷的路邊，踽踽獨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難舍的戀情每天托付這灰暗的浮雲寄了過去。他這會兒在做什麼呢？他肩上壓起的紅腫塊，消了嗎？在窩棚裏同同誌們一塊兒在燙腳嗎？他會不會也走出窩棚看看天望望從東南方向遊來的黑色的雲煙呢？不，雲煙是走不到那裏的。雲煙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會不會從飄去的微風中嗅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那裏將含著薄薄的一縷馨香吧，一點點愛情的馨香吧。唉，太遠了，什麼都不能捎一點兒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經帶去了，帶去了所有的溫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這裏邊，他不會忘去的。而且一定會帶回來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會帶回來的，把他的關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體貼就都帶回來了。啊！星期六，實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嗬！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來的時候。修路工人將滿身帶著雪花、冰屑和寒氣走進屋子裏來，不敲門就進來了。他會舉起網兜，把鋁飯盒拿出來，裏麵裝著一些新鮮的菜肴，是從工地附近那熱氣蒸騰的小飯館、小茅屋裏買出來的；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病、沒有傷，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時算是好勞力，有時還挑雙筐和小夥子競賽。有人說：“他是右派，好像不應該受表揚，不過我還是要表揚他。”於是屋子裏亮堂堂的，熱呼呼的。燈底下的語言是無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但都會小心舊有的那些“傷口”，誰也不去碰它，讓那些惡言惡語，那些喪心病狂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真的就是這樣自足自樂。我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公主，蛻去了一身又汙穢又恥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複了美麗的原形。我是一個天真無邪的人，是一個革命戰士，是黨的兒女，我享受著純潔的愛情，我簡直不懂得憂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個浪漫的夢，是一首美麗的詩，是一段百讀不厭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幾呢？一天，兩天，三天……還早得很呢。
西邊、再西邊，遙遠的異國，我還有一對兒女咧。多可愛的兒女呀！他們都是在延安長大的。他們都有過父親，可是我從來不忍心同他們談到他們的父親。讓他們把黨當成父親好了。他們真的就是這樣，都早早入了黨，是正式黨員。他們跟著黨，過了多年的艱苦生活，在童年沒有享受家庭的溫暖，隻有集體的歡欣；但他們有母親。為了讓他們健康成長，希望他們鍛煉得堅強，母親從沒有對他們有一點嬌生慣養。我的母親曾怎樣對待我的，現在我就怎樣對待他們。我小時，從來沒享受一點作為愛嬌的閨女的幸福，沒聽到過一聲心肝寶貝的親昵的呼喚；我也拒絕了一個作為母親的滿飲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賞我對自己母親的了解。我們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貼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兒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當他們很小，我懷抱著他們的時候我就盼著他們長大。我感到有許多話要向他們說，滿心希望他們成為媽媽的知己，是能同媽媽談心，能無所不談的，是最談得來的。現在，風暴之後，能談什麼呢？能談心裏話嗎？我隻能違心地告訴他們，你們的媽媽是一個壞人。你們要相信黨。去年，一九五七年，報上發表文藝界粉碎了反黨集團的報導後，祖慧【祖慧是作者的女兒。 】從莫斯科打來長途電話，在電話裏泣不成聲，反複地說：“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沒有勇氣接電話，不敢聽她的哭聲，我坐在電話機旁，眼淚像泉水一樣在我臉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裏流過。我無法和她對話，我能說什麼呢？陳明在電話裏隻能說：“你聽黨的話。不要管我們的事。你要堅強起來。要熬過去，自己好好學習、生活吧。”慘白的燈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獄似的陰慘慘的。陳明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我們互相望著，為天真無邪的受傷的孩子難過。祖林正好在國內，在北京，他也親受了那沉重的打擊。整天整天不說話，也不吃，隻是躺在小屋裏流眼淚。我寧願自己受責備，挨罰，下地獄，上刀山，也不願意看見他無言地在那裏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不能應承、也不能解釋。一切辱罵，一切諷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隻有匍匐流涕，椎心泣血，低頭認“罪”。我的一切都被毀滅了。我還能在兒女麵前要求得到什麼呢？他們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們如果還相信媽媽，他們就太慘了，他們也會挨打的。他們如果不再相信媽媽，他們將更苦。他們不隻要承受失去媽媽的痛苦，還要承受從媽媽那裏得來的恥辱。他們抬不起頭，怕人家看見他們想起他們可恥的媽媽。他們臉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誰誰的兒子。他們不敢見媽媽的熟人，也不敢見自己的熟人，他們變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惡臉，也怕人家的好臉；怕刺激，也怕同情。什麼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對可憐的兒女。
在任何時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勞動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我都念念不忘他們，擔心他們。麵對這嚴酷的現實，他們將怎樣向組織交代，怎樣向他們的朋友，他們未婚的愛人表明心跡……，他們都是極憨直單純的人，麵對這樣尖銳複雜嚴重的事態，他們將怎樣生活下去？而這一切都是被愛他們的人連累的，是一個母親加害於自己的兒女的。母親不好受，但她畢竟是從幾十年艱難險阻中走過來的人，在這邊遠的北大荒，即使親人離散，但她是一個老黨員，她相信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過去。可是孩子們像剛出土的嫩苗，怎能經受住這樣苦澀的風霜！一朵剛放苞的鮮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條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對這一對無辜的孩子我卻一絲一毫也不能幫助他們。這種壓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斷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難得平靜。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才能說得上是得到解脫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是不是天要變，明天又將下一場大雪？場部辦公室裏還有幾點豆似的閃爍的燈光，我的雙腳凍得站不住了，渾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進我的房間，打開電燈，走近火爐。爐火快滅了，我圍著爐子打轉，扔進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塊，火畢畢剝剝燃燒起來。屋裏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熱氣。我喝了一杯熱開水，就走到小桌子邊去讀報。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項，報紙每天傍晚來，有時我自己到場部收發室去取，有時打夜班的老王頭順便捎來。老王頭是四川人，跟著當連長的兒子轉業來農場的。現在兒子換了地方，他一個孤老頭子就留在這畜牧隊當工人，幹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從我搬到這四周全是雞舍的院子後，夜晚他偶爾主動來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開水，抽半支煙，說一兩句話：“白天職工開小組會，有人說你好。”或者是：“隊長在部隊是營級幹部，談到你時他說哪個廟裏沒有屈死鬼。”或者又說：“指導員麵前你要小心。”他並不要聽我的回答，說幾句就走了。我明知道這老頭不壞，卻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歡聽小話，更不願意連累人；不過他總三四天來轉一次，像到雞舍看窗戶關好沒有一樣；今天的報紙就是他捎來的。
我翻報紙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後我很少收到來信，我們是被遺棄了的人，哪裏會有人給我們來信？即使還有掛念我們的人，我們相信有幾個人會為我們惋惜，隻是他們怎麼敢給我們寫信呢？！我們也曾暗暗企求哪天會從天外飛來一隻鴻雁，讓我們知道一點人世的消息，聽到一曲短短的美麗的音樂。可是我們又希望誰也不要給我們來信，我們最怕聽到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熟人因我們而落到像我們一樣的境地。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們雖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經與我們有過關係的親人、朋友，但我們不敢，不願和他們再有什麼聯係。現在竟然收到一封來信，立刻像有千萬個電子射向我腦子並且四散傳播，擠撞。這是誰的來信？有什麼樣的消息？是禍、是福，……說不清有多少個人的形象在眼前轉動，有多少個聲音在耳邊響動。信封上的字跡使我馬上明白了，這不是兒子的來信嗎？是從遙遠的列寧格勒寄來的嗬！我還是七月間剛到這裏時給他去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們已經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說了許多使人愉快的話、讓人放心的話，我也說過相信他們、放心他們，反複叮囑他們要聽黨的話，我還違心地告訴他，我確有錯誤。我心裏多麼想得到一封回信，讓我知道他的情況，但我又擔心他因此得禍，不希望他給我來信。他沒有給我回信，我又高興，又失望。怎麼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麼事嗎？這是一個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輕黨員，但他能頂得住嗎？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太大了。
我急於要看來信，等不及撕開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頭上的到底是什麼，我心跳，手顫，盼望這是我承受得了的。終於，我畏畏縮縮地展開信紙，一行行，一字字地讀了下去。
嗬！多好啊！開頭寫得多麼平靜。他一點不動感情。述說了他的生活照舊，告訴我他的畢業論文已經寫完，老師同學都非常滿意。他不久可以領到畢業文憑；但年底還不能回國，將去潛水艦艇實習幾個月，計劃明年夏天可以回來。他詢問了我們的生活，希望我們在勞動改造中有收獲，有進步……看到這裏，心裏滋生了許多說不清的滋味！後麵的述說仍然是冷靜的，他告訴我，近幾個月來，受到一些同學的批評，也得到一些同學的同情。他經過仔細思考，決定在一個時期裏不同我們發生任何關係和任何聯係。……這裏沒有更多地說明，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流露出一點感情。這種冷靜使我怔住了。難道這是真的嗎？這會是最愛我的兒子此刻寫給我的判決書嗎？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謹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壩，隻要有一絲縫隙，水就會潛流進來。隻要有一條細流，就會洪水奔湧，就會泛濫成災，就能淹沒一切，淹沒我自己。我所有蓄積起來的，我們精心培育起來的，細心修補起來的，那道維持我活下來的，薄薄的堤壩是經不起再受衝擊的。可是，我該怎樣想，怎樣辦呢？我呆了。
我該死心了。我該支持他的理智的決定。我該鼓勵他。但在支持他的裏麵，我自己將不能支持自己。我該為他的冷靜處理感到高興，他隻能這樣，他隻是為了怕我動感情才克製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將被他的冷靜凍僵。兒子啊！你也許不會想到從此你媽媽將被送上絞架，送到天國、送到地獄、送到永遠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過來想，他可能從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減刑，他還可能爭取保持住自己學習的專業。這在他是至高無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親愛的兒子嗬！你知道嗎？媽媽已經軟弱得不能再經受一絲風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堅持活下去的一點支柱是搖搖欲墜的。她現在更需要的是愛，是溫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剝掉強加在身上的那件恥辱的外衣，是挖去蓋在罪犯臉上的金印，是要對未來重新確立信心，是要迎著暴風雨屹立在浪濤中的力量，是要堅定，是要堅強。可是，現在我能忍心說這封來信是對我又一次的致命打擊嗎？這能怪你嗎？不能，不能！你是對的，你早就應該這樣做。你隻是過了很久，為了不使我傷心才等待著、等到這時才下的決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靜隻是為了使我冷靜。我很理解兒子的處境、心情和為此而經曆著的痛苦與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老王頭站在桌邊，他茫然地望著我，又滿屋搜索。半天，他才說：“出什麼事了？我一直看見你屋裏燈光不滅，唉！陳明不在家，要多照顧自己嗬！”我仍然不能動，不能說，隻是呆呆地。他給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爐子裏加了木柴，加了煤塊。最後他扶我到床上，他為我關了電燈，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壞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隻聽見屋外風吼，天果然變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組長來看過我，間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聽到門“呀”地響了一聲，走進來一看，真真嚇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來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從來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樂的聖誕節日來臨了。
一股涼氣侵襲到我臉上，但全身卻暖過來了。嚴嚴實實壓在心底的熱淚，湧滿眼眶，忍不住流了下來。陳明說：“隊上有人一早趕來看我，說老王頭告訴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請假趕回來了。你到底怎麼了？你是一個堅強的人，你已經承受了一切，還準備著承受一切，我們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臉上的淚痕。飄浮在海洋中將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軀忽然被一雙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掙紮著，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達到彼岸，踏上新大陸。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寧格勒，說：“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決定，你是對的；放心媽媽好了。”
下卷牛棚小品
一造反派的威風
我年輕的時候，不太懂事，好像有點孤高自傲，不大容易喜歡人，特別是對一些妄自尊大，飛揚浮躁的女人。除非她是非常聰明、非常漂亮、非常會做人的人，才會引起我給以注意或喜愛。我總是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這是一種很不好的脾氣。以後年事稍長，閱世稍深，這脾氣才逐漸改變。到後來就更改變而成為一種偏愛，凡看到年輕姑娘，就如看見新鮮美麗的花朵，總是愛著她們，愛親近她們，愛關注她們；即使發現她們的缺點，能夠理解，給以原諒，而且也忘記了自己的老和醜。雖然我已經不能再吸引她們，但還是可以和平相處，甚至也有人仍然欣喜接受我的愛撫。可是在十年動亂中，我才忽然感到怎麼這樣難於和她們接近。無論我怎樣盡心竭力，也難於獲得她們的絲毫同情。我曾和那麼一群革命女將相處大半年，可算是朝夕與共，至今想來，仍覺得那種相處是多麼的別扭啊！可是我至今還仍然想著她們，她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過什麼生活？她們對社會有什麼認識？對過去有什麼看法？對現在抱什麼態度？她們一定也變了，是怎麼變的呢？變好了呢還是壞了呢？我很想她們。她們會想到我嗎？
我第一次見到這群革命女將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九月間。那時我在寶泉嶺農場水利大樓的一間牛棚裏已經住了快三個月，牛棚裏還隻關著我一個人，四個造反派的家屬日夜輪班看管我。她們對我都還算不錯，常常問寒問暖，問我的家世，問我的遭遇。有時看見我吃得太少，打飯時，便給我買一個稍好的菜。她們的出發點可能是，這是一個六十四歲的老人了。盡管有時因為照顧我她們遭到旁人的責問，但還沒有引起太大的麻煩。這時我雖然很痛苦，思想受煎熬，但隻要不搞突然襲擊，來什麼批鬥，日子總還是可以挨得過去。一天我正坐在炕上。看放在炕桌上的一張舊報紙；報紙是陳明隔幾天送一次來。屋子裏很黑，窗戶下層的兩塊玻璃都塗有墨水，隻剩上邊一塊透進微弱的光亮。這時房門忽然砰的一聲推開了，進來一群年輕人，我不敢抬頭看她們（如果我抬頭看看，她們就會嚷嚷，“看，她那仇恨的眼光”！），習慣地低著頭無聲地坐著，就聽到好幾個人齊聲咆哮道：“你是什麼東西！還坐在那裏不動彈。”接著更多的聲音亂嚷道：“還不快站起！跪下跪下！”而且有人撲近來，有的拉，有的推，有的動拳頭，有的用腳踢。我就跪在炕邊了。我來不及理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接著拳腳像暴風雨般落到我的身上。我聽見有人斥罵：“大右派！大特務！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個少一個！……”我實在又緊張、又麻木，一下醒悟不過來，不明白我又犯了什麼大罪，該挨如此這般的暴打，我隻得任她們打罵，任她們發泄。值班看守我的那兩個家屬也不知怎麼一回事，被擠得站到一邊去了，不敢保護我。我躬身彎腰縮頭縮腦跪在炕邊，任她們暴打了一陣。她們又翻了一下我看的報紙，把壓在我枕下的幾件換洗衣服抖落出來，扔在地上，好像我犯了滔天罪行，又像是得罪了她們，她們跑來痛痛快快地找我出氣，報複一番。然後一陣風、一股浪似地湧著擠出小門走了。
我慢慢站起來，收拾地上、炕上，然後又低著頭就著微弱的亮光看報，好像任何事都沒有發生那樣。其實我渾身都像掉在火裏，火燒火辣的，一顆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個小頭頭，造反派指揮部的人蹺著二郎腿坐在炕那頭冷靜地對看守我的家屬解釋道：“這是剛從北京來的學生。看她們的造反精神，她們真革命！”這次暴打留給我的腰眼疼痛，加重了我原來的腰痛病，一直到現在還經常要犯。
北京的學生，我見過很多。“五四”時代的，“一二九”時代的，抗日戰爭時代的，這些都不說，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我也見過不少。像我的好友羅蘭同誌的女兒寧寧，在北京大學學考古，謙遜有禮，她同我談讀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的感想，顯得多麼有思想，有修養。我也見過一些學科學的少男少女，他們孜孜不倦地在鬥室裏勤奮學習，力求上進。六三年底我請假到北京治病，兩個大學生親戚常來看我，我和他們互相都能接近，了解，融洽，很談得來。六四年我們調到寶泉嶺農場，遇到幾個北京來的知識青年，他們屬於社會青年，是在社會上曾經犯過一點大大小小錯誤的人，我們同這些年輕人也處得很好。因為我們尊重他們，他們過去犯的那些錯誤，算不了什麼，他們都太年輕，他們都還有遠大的未來。現在的環境對他們的未來將起重大的影響；我們盡可能去理解他們。我們本著自己對黨的政策的理解，我們不冷淡他們，注意發現和重視他們的長處，有機會，有條件時還向領導建議，吸收他們參加工會組織的烏蘭牧騎式的文藝小分隊。他們在工作中都表現得很好，有很大的進步。現在我聽說，他們中還有人留在縣的文藝團裏，成了台柱咧。“文化大革命”開始，在批鬥我們的時候，他們還有人無所顧慮地對我們表示公正，不給我們為難。而現在，同樣是來自首都北京的這批革命小將卻為什麼這樣盲目、橫暴，初見麵就不分緣由，給一個龍鍾老人一頓暴打，來一個下馬威？他們在首都受到革命造反的洗禮，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嗎？那麼以後又將怎樣呢？我心中不免升起一陣憂慮。這憂慮並不是為我自己的膽小、痛苦，我隻是想到這批年輕人的未來，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
二“牛棚”窗後
一九六八年九月底，農場的牛棚更加擴大了。水利大樓樓下一層的半邊，走廊兩旁的大小房間，都住滿了從場部、生產隊揪出來的“牛鬼蛇神”。陳明這時也進來了。他就住在和我鄰近的一個大間裏，共一條過道，進進出出總有我們碰麵的機會。而且有時吃中飯，陳明還端著飯盒，借口送點鹹菜、辣椒，跑到我這間小屋和我一塊吃。後來不久，特別是北京軍管會派人來漏夜審訊之後，就吩咐下來，嚴格禁止我們再往來。盡管彼此十分相思，但咫尺天涯，被無情隔離，不能會麵。
清晨，尖銳的哨聲從過道這頭震響到那頭，從過道裏響徹到窗外的廣場。這刺耳的聲音劃破了黑暗，藍色的霧似的曙光悄悄走進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電燈泡，顯得更黃了。看守我的陶芸推開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門帶緊，扣嚴了門上的搭袢。我仔細諦聽，一陣低沉的嘈雜的腳步聲，從我門外傳來。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個很輕很輕而往往是快速的腳步聲，或者能聽到一聲輕微的咳嗽和低聲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們在這過道的盡頭拿什麼呢？嗬！他們是在拿笤帚，要大掃除，還要掃窗外的廣場。”如同一顆石子投入了沉靜的潭水，我的心躍動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來回走著。我在等陶芸，等她回來，也許能準許我出去掃地。即使隻準我在大門內、樓梯邊、走廊裏打掃也好。嗬！即使隻能在這些地方灑掃，不到廣場上去，即使我會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們都在一同勞動，一同在勞動中彼此懷想，而且……嗬！多麼奢侈的想望嗬！當你們一群人掃完廣場回來，而我仍在門廊之中，我們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視，互相送過無限的思念之情。你會露出純淨而摯熱的、旁人誰也看不出來的微笑。我也將像三十年前那樣，從那充滿了像朝陽一樣新鮮的眼光中，得到無限的鼓舞，那種對未來滿懷信心，滿懷希望，那種健康的樂觀，無視任何艱難險阻的力量……。可是，現在我更是多麼渴望這種無聲的、充滿了活力的支持。而這個支持，在我現在隨時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嗬！
沒有希望了！陶芸沒有回來。我靈機一動，猛然一躍，跳上了炕，我戰戰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後。一件從窗欞上懸掛著的舊製服，遮掩著我的麵孔。我悄悄地從一條窄窄的縫隙中，向四麵搜索，在一群掃著廣場的人影中仔細認辨。這兒，那兒，前邊，窗下，一片，兩片……。我看見了，在清晨的，微微布滿薄霜的廣場上，在移動的人群中，在我窗戶正中的遠處，我找到了那個穿著棉衣也顯得瘦小的身軀，在厚重的毛皮帽子下，露出來兩顆大而有神的眼睛。我輕輕挪開一點窗口掛著的製服，一縷晨光照在我的臉上。我注視著的那個影兒嗬，舉起了竹紮的大條帚，他看見我了。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掃著身邊的塵土，直奔了過來，昂著頭，注視著窗裏微露的熟識的麵孔。他張著口，好像要說什麼，又好像在說什麼。他，他多大膽嗬！我的心急遽地跳著，趕忙把製服遮蓋了起來，又挪開了一條大縫。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讓我更清晰地看一看：你是瘦了，老了，還是胖了的更紅潤了的臉龐。我沒有發現有沒有人在跟蹤他，有沒有人發現了我……。可是，忽然我聽到我的門扣在響，陶芸要進來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將對我如何發怒和咆哮。但，真能這樣嗎？我不能讓她知道，我必須保守秘密，這個幸福的秘密。否則，他們一定要把這上邊一層的兩塊玻璃也塗上厚厚的石灰水，將使我同那明亮的藍天，白雪覆蓋的原野，常常有鴉鵲棲息的濃密的樹枝，和富有生氣的、人來人往的外間世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縷縷無聲的話語，無限深情的眼波，從此告別，於是我比一隻貓的動作還輕還快，一下就滑坐在炕頭，好像隻是剛從深睡中醒來不久，雖然已經穿上了衣服，卻仍然戀戀於夢寐的樣子。她開門進來了，果然毫無感覺，隻是說：“起來！起來洗臉，捅爐子，打掃屋子！”
於是一場虛驚過去了，而心仍舊怦怦怦地跳著。我不能再找尋那失去的影兒了。哨音又在呼嘯，表示清晨的勞動已經過去。他們又將回到他們的那間大屋，準備從事旁的勞動了。
這個玻璃窗後的冒險行為，還使我在一天三次集體打飯的行進中，來獲得幾秒鍾的、一閃眼就過去的快樂。每次開飯，他們必定要集體排隊，念念有詞，鞠躬請罪，然後挨次從我的窗下走過，到大食堂打飯。打飯後，再排隊挨次返回大“牛棚”。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飯走後（我是無權自己去打飯的，大約是怕我看見了誰，或者怕誰看見了我吧），就躲在窗後等待，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夥看守走在他們隊伍的後邊。因此，他們來去，我都可以站在那個被製服遮住的窗後，悄悄將製服挪開，露出臉麵，一瞬之後，再深藏在製服後邊。這樣，那個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惡的所謂“造反戰士”，始終也沒能奪去我一天幾次、每次幾秒鍾的神往的享受。這些微的享受，卻是怎樣支持了我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和這歲月中的多少心煩意亂的白天和不眠的長夜，是多麼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誌嗬！
三短簡
陶芸原來對我還是有幾分同情的。在批鬥會上，在遊鬥或勞動時，她都曾用各種方式對我給予某些保護，還常常違反眾意替我買點好菜飯，勸我多吃一些。我常常為她的這些好意所感動。可是自從打著軍管會的招牌從北京來的幾個人，對我日日夜夜審訊了一個月以後，陶芸對我就表現出一種深仇大恨，整天把我反鎖在小屋子裏嚴加看管，上廁所也緊緊跟著。她識不得幾個字，卻要把我寫的片紙隻字，翻來撿去，還叫我念給她聽。後來，她索性把我寫的一些紙張和一支圓珠筆都沒收了，而且動不動就惡聲相向，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麵孔了。
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張報紙，屋子裏除了她以外，甚至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隻能像一個啞巴似的呆呆坐著，或者在小屋中踱步。這悠悠白天和耿耿長夜叫我如何挨得過？因此像我們原來住的那間小茅屋，一間坐落在家屬區的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間曾被反複抄查幾十次，甚至在那間屋裏飽受淩辱、毆打，那曾經是我度過多少擔心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現在回想起來，都成了一個輝煌的、使人留戀的小小天堂！盡管那時承受著狂風暴雨，但卻是兩個人嗬！那是我們的家嗬！是兩個人默默守在那個小炕上，是兩個人圍著那張小炕桌就餐，是兩個人會意地交換著眼色，是兩個人的手緊緊攥著、心緊緊連著，共同應付那些窮凶極惡的打砸搶分子的深夜光臨……。多麼珍貴的黃昏與暗夜嗬！我們彼此支持，彼此汲取力量，排解疑團，堅定信心，在困難中求生存，在絕境中找活路。而現在，我離開了這一切，隻有險惡侵入我寂寞的靈魂，死一樣的孤獨窒息著我僅有的一絲呼吸！什麼時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滿麵春風的容顏？什麼時候我能再聽到你深沉有力的語言？現在我即使有衝天的雙翅，也衝不出這緊關著的牢籠！即使有火熱的希望，也無法擁抱一線陽光！我隻能低吟著我們曾經愛唱的地下鬥爭中流傳的一首詩：“囚徒，時代的囚徒，我們並不犯罪。我們都從那火線上撲來，從那階級鬥爭的火線上撲來。憑它怎麼樣壓迫，熱血依然在沸騰……”
一天，我正在過道裏捅火牆的爐子，一陣哨音呼嘯，從我間壁的大屋子裏湧出一群“牛鬼蛇神”，他們急速地朝大門走去。我暗暗抬頭觀望，隻見一群背上釘著白布的人的背影，他們全不掉頭看望，過道又很暗，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誰是誰，我沒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可是，忽然，我感覺到有一個東西，輕到無以再輕地落到我的腳邊。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腳下，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多好的機會嗬，陶芸不在。我趕忙伸手去摸，原來是一個指頭大的紙團。我來不及細想，急忙把它揣入懷裏，踅進小屋，塞在鋪蓋底下。然後我安定地又去過道捅完了火爐，把該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穩穩地躺在鋪上。其實，我那時的心啊，真像火燒一樣，那個小紙團就在我的身底下烙著我，烤著我，表麵的安寧，並不能掩飾我心中的興奮和淩亂。“啊呀！你怎麼會想到，知道我這一時期的心情？你真大膽！你知不知道這是犯法的嗬！我真高興，我歡迎你大膽！什麼狗屁王法，我們就要違反！我們隻能這樣，我們應該這樣……”
不久，陶芸進來了。她板著臉，一言不發，滿屋巡視一番，屋子裏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沒有引起她絲毫的懷疑。她看見我一副疲倦的樣子，吼道：“又頭痛了？”我嗯了一聲，她不再望我了，返身出去，扣上了門扣。我照舊躺著。屋子裏靜極了，窗子上邊的那層玻璃，透進兩片陽光，落在炕前那塊灰色的泥地上。陶芸嗬！你不必從那門上的小洞洞裏窺視了，我不會讓你看到什麼的，我懂得你。
當我確信無疑屋子裏真真隻剩我一個人的時候，才展開那個小紙團。那是一片花花綠綠的紙煙封皮。在那被揉得皺皺巴巴的雪白的反麵，密密麻麻排著一群螞蟻似的陣式，隻有細看，才能認出字來！你也是在“牛棚”裏，在眾目睽睽下生活，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嗬！
上麵寫著：“你要堅定地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自己、相信時間。曆史會作出最後的結論。要活下去！高瞻遠矚，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活，為我們的孩子們而活，為我們的未來而活！永遠愛你的。”
這封短信裏的心裏話，幾乎全是過去向我說過又說過的。可是我好像還是第一次聽到，還是那麼新鮮，那麼有力量。這是冒著大風險送來的！在現在的情況底下，還能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呢？……我一定要依照這些話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隻是……我到底能做什麼呢？我除了整天在這不明亮的鬥室中冥思苦想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隻有等著，等著……，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爐子，出爐灰，等著再發現一個紙團，等著再有一個紙團落在我的身邊。
果然，我會有時在爐邊發現一葉枯幹了的苞米葉子，一張廢報紙的一角，或者找到一個破火柴盒子。這些聰明的發明，給了我多大的愉快嗬！這是我惟一的精神食糧，它代替了報紙，代替了書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給我以安慰，給我以鼓勵，給我以希望。我要把它們留著，永遠的留著，這是詩，是小說，是永遠的紀念。我常常在準確地知道沒有人監視我的時候，我就拿出來撫摸，收拾，拿出來低低地反複吟誦，或者就放在胸懷深處，讓它像火一般貼在心上。下邊就是這些千叮囑、萬叮囑，千遍背誦、萬遍回憶的詩句：
“他們能奪去你身體的健康，卻不能搶走你健康的胸懷。你是海洋上遠去的白帆，希望在與波濤搏鬥。我注視著你嗬！人們也同我一起祈求。”
“關在小屋也好，可以少聽到無恥的謊言；沒有人來打攪，沉醉在自己的回憶裏：那些曾給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賦予他們以生命的英雄；他們將因你的創作而得名，你將因他們而永生。他們將在你的回憶裏豐富、成長，而你將得到無限愉快。”
“忘記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緊那些在你困難時伸過來的手。不要把豺狼當人，也不必為人類有了他們而失望。要看到遠遠的朝霞，總有一天會燦爛光明。”
“永遠不祈求憐憫，是你的孤傲；但總有許多人要關懷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會隻有我獨自沉吟，你是屬於人民的，千萬珍重！”
“黑夜過去，曙光來臨。嚴寒將化為春風，狂風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況是挺拔的大樹！你的一切，不是哪個人恩賜的，也不可能被橫暴的黑爪扼殺、滅絕。挺起胸來，無所畏懼地生存下去！”
“我們不是孤獨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難受罪。我們隻是滄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積蓄精力，為將來的大好時機而有所作為吧。千萬不能悲觀！”
“……”
這些短短的書簡，可以集成一個小冊子，一本小書。我把它紮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間。它將伴著我走遍人間，走盡我的一生。
可惜嗬！那天，當我帶上手銬的那天，當我脫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這惟一的財產，我珍藏著的這些詩篇，全被當作廢紙而毀棄了。盡管我一再懇求，說這是我的“罪證”，務必留著，也沒有用。別了，這些比珍寶還貴重的詩篇，這些同我一起受盡折磨的紙片，竟永遠離開了我。但這些書簡，卻永遠埋在我心間，留在我記憶裏。
四別離
春風吹綠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節，春播已經開始了。我們住在這幾間大屋子、小屋子裏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聽說，有的已經回了家，回到原單位；有的也分配到生產隊勞動去了。每個人心中都將產生一個新的希望。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吃過早飯，一個穿軍裝的人，來到了我的房間，我意識到我的命運將有一個新的開始。我多麼熱切地希望回到我們原來住的那間小屋，那間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個溫暖的家。我幻想我們將再過那種可憐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對勤勞貧苦的農民的生活嗬！
我客氣地坐到炕的一頭去，讓來人在炕中間坐了下來。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後問：“你今年多大年紀？”
我說：“六十五歲了。”
他又說：“看來你身體還可以，能勞動嗎？”
“我一直都在勞動。”我答道。
他又說：“我們準備讓你去勞動，以為這樣對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麼，我沒有回答。
“讓你去二十一隊勞動，是由革命群眾專政，懂嗎？”
我的心跳了一下。二十一隊，我理解，去二十一隊是沒有什麼好受的。這個隊的一些人我領教過。這個隊裏就曾經有過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過我家，什麼事都幹過。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裏都會有壞家夥，也一定會有好人，而且好人總是占多數。我隻問：“什麼時候去？”
“就走。”
“我要清點一些夏天的換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嗎？”我又想到我的那間屋子了，我離開那間小屋已經快十個月了，聽說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開窗戶進去過，誰知道那間空屋現在成了什麼樣子？
“我們派人替你去取，送到二十一隊去。”他站了起來，想要走的樣子。
我急忙說：“我要求同陳明見一麵，我們必須談一些事情，我們有我們的家務。”
我說著也站了起來，走到門邊去，好像他如不答應，我就不會讓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應了。然後，我讓他走了，他關上了門。
難道現在還不能讓我們回家嗎？為什麼還不準許我們在一道？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自從去年七月把我從養雞隊（我正在那裏勞動），揪到這裏關起來，打也打了，鬥也鬥了，審也審了。現在農場的兩派不是已經聯合起來了嗎？據說要走上正軌了，為什麼對我們還是這樣沒完沒了？真讓人不能理解！
實際我同他分別是從去年七月就開始了的。從那時起我就獨自一人被關在這裏。到十月間才把這變相的牢房擴大，新湧進來了一大批人，他也就住在我間壁的大“牛棚”裏了。盡管不準我們見麵，碰麵了也不準說話，但我們總算住在一個屋頂之下，而且總還可以在偶然的場合見麵。我們有時還可以隔著窗戶瞭望，何況在最近幾個月內我還收到他非法投來的短短的書簡。現在看來，我們這種苦苦地彼此依戀的生活，也隻能成為供留戀的好景和回憶時的甜蜜了。我將一個人到二十一隊去，到一個老虎隊去，去接受“革命群眾專政”的生涯了。他又將到何處去呢？我們何時才能再見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關切、安慰、點滴的光明，將要一刀兩斷了。隻有痛苦，隻有勞累，隻有憤怒，隻有相思，隻有失望……。我將同這些可惡的魔鬼搏鬥……，我決不能投降，不能沉淪下去。死是比較容易的，而生卻很難；死是比較舒服的，而生卻是多麼痛苦嗬！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盡管我已於一九五七年底被開除了黨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這樣認識，這樣要求自己和對待一切的），我隻能繼續走這條沒有盡頭的艱險的道路，我總得從死裏求生嗬！
門呀然一聲開了。他走進來。整個世界變樣了。陽光充滿了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時間的珍貴，我搶上去抓住了那兩隻伸過來的堅定的手，審視著那副好像幾十年沒有見到的麵孔，那副表情非常複雜的麵孔。他高興，見到了我；他痛苦，即將與我別離，他要鼓舞我去經受更大的考驗，他為我兩鬢白霜、容顏憔悴而擔憂；他要溫存，卻不敢以柔情來消融那僅有的一點勇氣；他要熱烈擁抱，卻深怕觸動那不易克製的激情。我們相對無語，無語相對，都忍不住讓熱淚悄悄爬上了眼瞼。可是隨即都搖了搖頭，勉強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點了點頭，低聲說：“我知道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我悄然問他。
“還不知道。”他搖了搖頭。
他從口袋裏拿出來一張鈔票，輕輕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費裏的剩餘，僅有的五元錢。但我也隻得留下，我口袋裏隻剩一元多錢了。
他說：“你盡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壞，不能讓身體垮了。以後，以後我還要設法……”
我說我想回家取點衣服。
他黯然說道：“那間小屋別人住下了，那家，就別管它了。東西麼，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撿出來，給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給你寫信。你還要什麼，我會為你設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說的話，強忍住了。他最想說的話，我也隻能從他的眼睛裏看到。我們的手，緊緊攥著；我們的眼睛，盯得牢牢地，誰也不能離開。我們馬上就要分別了。我們原也沒有團聚，可是又要別離了。這別離，這別離是生離呢，還是死別呢？這又有誰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門被一隻穿著翻毛皮鞋的腳踢開了。一個年輕小夥瞪著眼看著屋裏。
我問：“幹什麼？”
他道：“幹什麼！時間不早了，帶上東西走吧！”
我明白這是二十一隊派來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還是薛霸，反正得開步走，到草料場勞動去。
於是，陳明幫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戰勝利時在張家口華北局發給的一床灰布褥子，還有幾件換洗衣服。為了便於走路，他把它們分捆成兩個小卷，讓我一前一後地那麼背著。
這時他遲疑了一會，才果斷地說：“我走了。你注意身體。心境要平靜，遇事不要激動。即使聽到什麼壞消息，如同……沒有什麼，總之，隨時要做兩種準備，特別是壞的準備。反正，不要怕，我們已經到了現在這種地步，還有什麼可怕的呢？我擔心你……”
我一下給他嚇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瞞著我什麼。他現在不得不讓我在思想上有點準備。唉，你究竟還有什麼更壞的消息瞞著我呢？
他見到我呆呆發直、含著眼淚的兩眼，便又寬慰我道：“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時為意外的事而激動不寧。總之，事情總會有結局的。我們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隻限於我們兩個人。也許不需要很久，整個情況會有改變。我們得準備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過苦難，卻經不住歡樂。”他想用樂觀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經笑不出來了。我的心，已為這沒有好兆頭的別離壓碎了。
他比我先離開屋子。等我把什麼都收拾好，同那個“解差”離開這間小屋走到廣場時，春風拂過我的身上。我看見遠處槐樹下的井台上，站著一個向我揮手的影子，他正在為鍋爐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舉起，好像正在無憂地、歡樂地、熱烈地遙送他遠行的友人。
五希望在陽光下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關在“牛棚”裏的人將近發落完了時，才一聲令下，放我離開“牛棚”，去二十一隊勞動，在群眾專政監督下勞動。我含著滿腹的悲憤和辛酸告別了陳明。陳明將發落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的命運前途如何呢？離開我，沒有我，他將怎樣生活呢？而我沒有了他，我隻能勉勵自己，全力支撐自己，使自己不倒下去，也許將來還能再見一麵吧。我恨透了這間“牛棚”，卻又難舍難離這“牛棚”。我無奈地走出了水利大樓，我在這棟樓下孤獨地住了十個月，十個月中經常想到何時能回家，回到八委的隻有七平方米的那間溫暖的小茅屋去。現在已經明明白白回不去了。從陳明進牛棚不久，那間小屋，連同我們過日子的鍋盆碗盞都全部借給一個轉業來的軍人家屬去用了。現在不能想它了，現在隻能想念這個曾經把我禁閉了十個月的水利大樓了。盡管這間小屋記下了賜與我的許多汙辱，許多痛苦，但這間小屋的鄰室曾住著與我同命運的人，住著有了解我、關心我、愛我、疼我的親人，有將我同這世界聯結起來的人。現在把我打發到哪裏去呢？二十一隊，這個在多次武鬥中出名凶狠的隊，是一個老虎隊。二十一隊裏有打過我的人，有侮辱過我的人，這幫人三五結伴，經常在三更半夜到我們家來，名為抄四舊，實則打砸搶。他們拿走我們的衣物、鞋、襪、筆記本、稿件，和日常的生活用品。我現在正是被押到他們那裏去，在這幫凶神惡煞的眼底下過日子，我隻能用顫抖的心靈去迎接更加殘酷，更加黑暗悲慘的日子。但我卻又揣想著，安慰自己，可能這裏還會有一線的希望。不是別的，我隻以為，不管怎麼樣，我可以不再關在黑屋子裏，我可以見到太陽了。我可以在陽光底下勞動了。勞動是累人的，是苦的，但在勞動中我是可以得到樂趣的。而且是在太陽下，我是多麼的長時期的渴望陽光啊！一九五八年我決心離開北京來東北勞動，在勞動中還是得到過樂趣的。現在重又下來勞動，我真願意。我以為人與人在共同勞動中是可以產生共同感情的。這可以打退人為的隔閡而溝通彼此的心曲。這我是願意的。盡管我背負著創傷和恐懼，但我仍然鼓起我生命中僅有的力量，一邊免不了戰戰兢兢想到我將遭遇的種種災難，但還是打開一絲心扉，向著陽光，迎接陽光。
當我們走到一條岔道邊時，推著自行車走在我後邊的那名“解差”忽然命令道：“轉彎走。”就是說要我走一條去二十一隊的小道。我有點遲疑了。走大道路上碰見的人多，常常碰見一群群小孩，在幾個大一點的學生的唆使慫恿下，他們會跟在我身後起哄，邊跑邊叫，當著好玩，“打倒丁玲！打倒大右派！”有時還會飛過來幾塊小石頭子。造反派以此得意，他們彼此笑著：“看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動員得多麼廣泛深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嘛。”但我更怕走少有人走的小道。如果在這裏遇到一兩個壞人，一看前後左右沒有行人，他們更會耍盡威風，有時用拳，有時用棍，有時還會用手中的鋤頭、鐮刀朝你砍來。我真怕，我得拚命快跑，有時得挨一兩下，有時便狠狠地被飽打一頓。想到這裏，我不願拐彎。但“解差”用自行車橫撞過來，我退到路邊，他又擠過來，接著嚷道：“叫你拐彎嘛！”我隻好聽命拐彎，走進果園苗圃裏一條小道。這裏行人很少。我有點心悸。但那位“解差”卻一變剛才的凶相，很平和地說道：“把行李放到車架上。”我一下不能理解他的話，回頭望望他。他一板正經地又重複了一遍，看來不是開玩笑。我才放心，並且暗暗歡喜，因為我已經被肩上的那四件小行李壓得喘不過氣，戰爭時期經常行軍，我也沒有背過這樣多的東西。這幾件行李並不十分重，我是勉強拿得動的，隻是又要走路，還要快步走路。他可能看出我的狼狽樣子，才發了善心。我用發抖的手把網兜放在地下，又從肩上卸下那兩小卷鋪蓋，一床薄被子，一條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車架上，還可以放上一個網兜。我一身感到輕鬆，用衣袖擦了一下臉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一個網兜，而且稍稍放慢點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幾眼那個“解差”，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裏卻充滿了對他的感激之情，為又碰到一個通情的人而高興，把適才的擔心，愁苦都放開一邊了。
六曬肥場上的遐想
走了一大段路，才走出果園，轉到一條上坡的大道，不遠便到了二十一隊。再走過幾個小坡，便看見坡下場院裏滿是人群，正在那裏勞動。“解差”命令道：“你也去那裏幹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他拿過我手裏的網兜，就一個勁上坡向隊部宿舍那個方向去了。
我放眼一看，啊！真熱鬧啊！滿場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攏去。一個中年人，留有絡腮胡子，遠遠看見了我，板著臉，惡狠狠走近來，拋給我一個釘耙，厲聲道：“就在這裏翻曬肥料。老老實實，不準耍滑偷懶！”我接過釘耙，就在這滿場院鋪曬拌了藥的土疙瘩當中走開了，邊走邊推，把這些肥料翻鬆扒開來承受陽光。啊！我自己也該盡情地承受這久別的陽光。
但我不敢昂頭，我悄悄看到有一群青年，興致很好，在這大場院裏來回走著，他們、她們大聲吆喝，說著，笑笑鬧鬧。好在他們誰也不看我，不屑於看我。我開始的緊張，慢慢鬆弛一些。我好像感到，也可能是我有意去想，記得“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麥收時，我主動要求下隊勞動，也曾在七隊的攤滿麥粒的場院裏用耙子來回走著、推著，翻曬新麥。雖然那時七隊的指導員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對我表現親切，職工們也似乎有了一點點隔閡，但他們還是讓我們去為他們布置農忙時節的俱樂部，設計、畫光榮榜等。每天都客氣地把農忙時特地加添的一頓下午飯，炸油條或是兩個熱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們手上。還有幾個曾經接近過我們的工人和家屬、北京青年，不時地和我們說幾句話。而最使我能比較坦然地在那裏勞動和生活的，是鄧婉榮【鄧婉榮同誌是當年墾區著名的標兵。丁玲複出後的第一篇散文《杜晚香》便是以鄧婉榮的事跡為標本的。 】也在七隊參加勞動。她同我們一道從場部下來，還時時照顧我。而她在七隊，誰對她都熟悉，都友好。她的墾區標兵的榮譽稱號，就是在七隊每年評比中，公認選舉出來的。在表麵上她在七隊是一個普通工人，但她在隊上享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在七隊她是一個權威人士。那個時候隻要我跟著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隊的老職工們是不會給我一點點難堪的。而且她在場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會因為她感到勞動的愉快。現在時過境遷，我被揪到二十一隊，情景大不一樣了，但那種過去的淡淡的回憶仍使我微微動情，我會稍稍忘記眼前的艱難險峻。難道這群年輕人不可愛嗎？他們從北京來，從上海來，從哈爾濱來，他們離開城市，離開父母，離開優越的生活來到這荒蕪的邊疆，她們、他們自然多少會有遠大的理想和勞動熱情，我應該把他們當著老師，像過去我對鄧婉榮那樣。我願意相信他們。我幾乎以為一切都會很快地變好起來。雖然心裏還填滿了剛剛離別陳明的影子。
七“你還配睡午覺！”
中午收工時，那位“解差”又來了，他把我引到一間集體宿舍裏，指著靠房門的一張小木床道：“你就睡在這裏。把東西收拾好，再到食堂去買飯票。馬上就開飯了。”這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南邊窗戶下有一鋪大炕，可以睡八九個人。炕上鋪著花花綠綠的床單，折放著幾床厚厚的棉被。東邊也是一鋪大炕，可以睡四五個人。我的床緊靠西牆，床的兩頭都有一點點空地方。南頭碼著一摞大小不同、顏色各異的箱子。北頭靠門的三尺來寬的空地方，放著水桶、掃帚之類的雜物。屋子中間是一堵一米半高的火牆，從北到南約有三米長的樣子，火牆南頭留了一條小道。這道火牆把我和東邊的炕隔開了，我隻能聽見他們的聲音，卻看不見人影。但睡在那邊炕上的人進進出出都要繞過火牆，走過我的床前。順著火牆一溜支著一個窄長的木架子，住在這間屋裏的人所有的臉盆漱口缸，鏡子等塞滿了這個架子。我稍稍整理一下床鋪，我已沒有多餘的東西，隻是把換洗衣服和臉盆、牙缸都塞在枕頭底下和床鋪底下。
我趕緊到食堂去買飯票。食堂裏已經擠滿了人。我遠遠站在後麵。等所有人都打過了飯菜，我才走到窗口伸手遞過五元錢買飯票。廚房裏邊那個同誌似乎是一個知青，伸出頭來望我一眼，又轉過頭去朝裏邊人喊道：“是那個大右派。”然後才轉過來從抽屜裏點了幾張食堂的糧票菜票給我，還問：“怎麼隻買五塊錢的？”我說：“以後再買吧。現在隻有這點錢。”他又向裏麵的同夥說：“是一個窮右派，裝窮！幾十萬塊錢，都藏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又對我說：“乙菜賣完了，隻有甲菜，五毛錢一個。以後開飯早點來。你不能頓頓吃甲菜。”我心裏有點高興，甲菜就甲菜吧，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嚐到肉味了。今天剛來，第一天就吃頓好的吧。我把菜和飯端到屋外空地裏，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好在人們都在屋裏、宿舍裏吃飯，沒有人來這裏打擾。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夠讓我默默地好像沒有我這個人那樣，像一條牛、一匹馬那樣無聲地勞動著，那樣我才會感到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還有一個我。我可以從那樣一個安寧的小世界裏找到一點點存在的樂趣。吃完飯的人都回宿舍休息去了，食堂內外慢慢人少了，我也吃完了飯。我想，我也該休息一會兒了。我該點燃一支煙解解乏，鬆弛鬆弛繃得緊緊的神經。我須要一支煙，一張床，哪怕很短很短的時間，一會兒也好。於是我踽踽慢步走向那間讓我棲身的大宿舍去。
同屋的人早回來了，全是二十歲上下的活潑、健康的女孩子，全是我平日十分喜愛的姑娘們。但是，現在，現在她們是神聖的革命女將，造反派的戰友。她們沒有我在麵前時，大概都是天真無邪的少女，嬉戲打鬧。可是隻要我一出現在她們麵前，她們就都鴉雀無聲，變成了威嚴的羅刹。為了不驚擾她們，我的動作很輕，甚至呼吸也很輕。我悄悄進了屋，坐在自己的木床上，想等她們睡了覺我便也睡一會兒。
我輕輕地從懷裏拿出一包大眾牌香煙，我還沒有打開煙包，就聽到一個姑娘失聲大叫道：“煙！香煙！還抽煙，你們看，她還抽煙呢！”跟著就有人衝過來，站在我床邊，叱道：“什麼東西！不準抽煙！”我冷冷地看著她，看著她那一副傻相，想罵她兩句，但不知為什麼，一股可憐的心情壓過了一切憎惡的感情，“唉！她怎麼會變得這樣蠢，真像一隻野貓。”我拍拍灰，把煙包塞在枕頭底下。這可能是由於已成為我逐漸習慣了的順從，可以少挨些打；同時也夾雜有無理可說，對牛彈琴，懶得周旋的情緒。
我正想睡下去，到農場以後，我早就沒有了睡午覺的習慣，但實在太累。可是我還沒有倒下身去，又聽到火牆那邊有人叫了起來：“她怎麼也敢睡覺？！她怎麼能和我們一樣？我們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們休息，她也休息，那怎麼成呢？”另一個人也說：“對，總得有點區別。”於是好幾個人都嚷起來：“對！對，不能一樣！”好幾個從那邊走了過來，逼著我說：“出去，出去！下地幹活去！你還配睡午覺！”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腦子膨脹得厲害，心想：怎能這樣不講道理！
八禁煙
屋外太陽很暖和。風微微地掃過我的全身，也好像掃去了壓在我心頭的憤懣。我往哪裏去呢？我慢步向場院走去。小路兩旁是剛剛耘過的鬆土，等著去種植，有些地方已經冒出各種各樣的嫩菜，有韭菜，有小蔥，還有很小的白菜葉子，或是豆芽。嗬！萬物都在這和煦而溫柔的春天萌芽生長。一種愛念湧上我的心頭，我真想擁抱什麼。我的步伐輕了，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走到這條小路的盡頭，又橫拐過去。我遙遙望著坡上的那一排房子，那大約是隊部。我過去來過一次，它的東邊是機車房，看得見裏邊還停得有兩部機車。再過去大約是宿舍吧。廚房好像鎖了門，一個人影都沒有。我盡情呼吸著新鮮空氣。我還是去年夏天在畜牧隊勞動時呼吸過這樣的空氣；也曾在沒有人影的大自然中獨自徘徊。多舒暢嗬！
我走到一間放農具器材的保管室。房門上一把大鎖，靜悄悄的。我找了一塊陰涼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來，抬頭四顧，不覺把手伸進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煙來。我真高興，還有這一包，現在該我享受一會兒了。我正要劃火柴，猛然從我背後伸過來一隻手，手裏拿著打火機，哢嚓一響，火燃了。我吃驚地轉身抬頭去看，原來是我住在八委的一個鄰居，這個老李太好了。他低聲地說：“我碰見老陳了。他回家取換洗衣服。他要我告訴你，他被分到一隊，過一兩天他會把你要用的東西送來，讓你放心。還叫我照顧你。你需要什麼，有什麼話，告訴我好了。我會告訴老陳。”他說完，轉身就朝庫房後邊的一條路走了，走得很快，一會兒就看不見他了。老李，你真好嗬！足足有十個月沒有見到你了。以前許多夜晚，你常在我們危難中出現在我們的小屋，給過我們許多可能的幫助，我一直感謝你。現在你在二十一隊，在我困難中又伸出手來，我是多麼為你的出現所震動嗬！
我再去抽煙，原來煙並沒有點燃。然而遠處來了人。我拿著煙躊躇著。難道我就成天躲著偷偷地抽煙嗎？我想著那滿屋的年輕姑娘，她們都不抽煙。即使她們不幹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應該一個人把那間充滿了年輕人的歡樂的宿舍弄得烏煙瘴氣。何況我又隻能抽大眾牌。陳明雖說給我買了比較好的煙，可是隻有幾包，抽完了也難以為繼嗬！我們在牛棚裏住著，偶然還能見麵說話時，陳明幾次勸我，無論如何，不要再抽那大眾牌的白包紙煙了，那裏麵的雜土雜物太多。我也曾下決心想戒掉它。那麼，現在就下決心戒了它。這同那些麵臨著我的政治上的難題，兩相比較，真是輕如鴻毛。戒煙有什麼了不得為難呢？第二天，我把幾包好煙悄悄地送給一位種菜的王老頭了。
九魚肝油丸
從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後，頭兩個多月陳明還能常常托人給我捎點錢和東西，還有輪流看管我的那四個家屬對我也還算寬待，我的夥食還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間，支左部隊介入農場，農場的造反派兩派都喊大聯合，打砸搶之風表現上減少了，可是揪進“牛棚”被專政的人卻更多了。所謂牛鬼蛇神們的正常工資，合法存款都被凍結。這時陳明也被勒令進了牛棚。他平日對經濟錢財太不經心，兩個人過冬的烤火費也沒有領，兩手空空就進來了。負責看管我們的人宣布，關在“牛棚”裏的人，工人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家屬發八元。他們告訴陳明，我隻有八元，因為我到農場後，從來不領工資，因此隻能按家屬待遇。這對我確實是無法生活下去的。陳明向他們百般解釋，說明，全都不聽。最後總算找到一條理由，陳明說，丁玲在農場一直享受公費醫療，這證明她是職工，不是家屬。造反派查證屬實，這才答應每月也發我十五元。但從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陳明在“牛棚”得參加重體力勞動，飯量比我要大些，我幾乎每月都留給他一兩元錢的飯票，這樣，就得對自己卡得緊些。飯吃得少了，還仗著我素來體質較好，沒有什麼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隻吃一點鹹菜，以為沒有什麼關係。到二十一隊以後，離陳明遠了，更不敢花錢。剛到的第一天，吃了一個甲菜，以後就再沒有吃過甲菜，隻吃鹹菜時多。後來食堂夥食改為包夥，十二元錢一個月，錢花得多一點，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去為同屋的革命小將們提洗腳水，隻覺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來是平展展的一條平路，但腳底下卻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一塊石頭，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潑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燙，我身上腿上都漬滿了水，總算沒有燙著，我摸著爬起來，又去水爐邊打水，走在路上感覺仍是那樣。我提著水桶，每桶隻有少半桶水，便一步一挨，總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麵打看，亮處都還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覺得眼前有兩團黑紅黑紅的雲。我又試著外出，仍隻覺得腳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沒有吭氣。第二天我再試驗，白天看什麼都一樣，就隻到了晚上又像頭天晚上那樣。我又試了一天，還是那樣。我心裏明白了，我有點害怕，如果長久如此，或者更發展下去，我將怎麼辦呢？這大概就是夜盲症！
這天上工時，我請假到隊上的醫務室看眼。我找到了醫生，醫生看了看沒說什麼，在藥櫃子裏拿了一小瓶藥給我。我問：“什麼藥？”醫生說：“維生素A。”我又問：“管事嗎？”他說：“管事。隻有這半瓶了，每頓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問醫生：“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嗎？還會更壞嗎？”他一邊叫另一個人看病，一邊冷冷地說：“你以後要吃得好一點，是營養問題。”醫生不理我了，我隻得退了出來，兢兢業業緊握著那半瓶藥。瓶簽上寫的“魚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頓兩粒，醫生囑咐我一頓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點，大約是集中火力打殲滅戰吧。可是同時我心裏真涼透了。這幾粒藥能管用嗎？我真希望這是靈丹妙藥。可是萬一不好，怎麼辦呀？我的眼睛千萬不能瞎嗬！
連吃了三天藥以後，我的視力有了變化，明顯好轉了一些；五天以後，我的視覺已經恢複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認出路的高低。眼前那兩團黑雲逐漸淡了，甚至好像沒有了。一個星期後，我確實好了。藥也吃完了，我再到醫生那裏去，想再拿點“寶藥”，鞏固療效，還想悄悄留下幾粒，萬一眼病再發，處境更壞時，我可以不找醫生，有備無患呀。但醫生說，魚肝油精丸已經用完了，要等下次進藥時才會有。他總算非常好，又給了我一瓶多種維他命，我真感謝他；一直到現在想起這事，我還打心眼裏感謝他。盡管他後來也對我不好，寒冬臘月，我患感冒，他還叫我做雜事，夜晚去醫務室看爐子。我覺得這有點過分。我心裏曾不免為此難過，覺得他是醫生，也參加到欺負我的行列，他不應該。不過，他的確給了我半瓶魚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雙眼。後來我一有機會就宣傳這件事，既是宣傳魚肝油精丸的靈驗，也是對這位醫生表示感謝。
十任人差使
生產隊的勞動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時的“天天讀”後，由隊長宣布，然後分別由組長帶著到各個指定地點去勞動。每天的勞動不一樣，地點也不同，有時分散，有時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準參加“天天讀”學習，也沒有資格參加集體勞動。我是一個被幹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臨時勒令差遣去幹活的“犯人”。開始的時候，隊上多是派我到馬房，跟另外兩個“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馬房內堆積得很厚的糞泥。這兩個掛著“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個是五十年代初建場就來的起義的或是俘虜來的國民黨軍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黃。這種人在這個農場很多。時間長了，經過教育、改造，有的成了農場的中、下層骨幹。這些人的處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較一致，精神上都屬於一派。“文化大革命”一來，因為各人站隊的造反派觀點不同，中間就有了分歧，有了親疏。老黃這人還是很機靈的，他不屬於哪一派，隻因為他女兒是另一派的一個活動分子，使他受了連累，在這一派勢力的控製下，暫時便處於被專政的地位。但是看起來，他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他在我們三個人裏的地位顯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離開了我們，到水爐專門燒開水去了。
另一個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稅務所的所長，剛解放時偷偷進關，繼續販賣毒品，被抓捕歸案，判刑二十年。三年困難時期，各地生活實行低標準，他請求監外執行，就遷來農場，依靠兒子生活，農忙時做臨時工，當雜工，賺點工錢；隊上人都叫他老李頭。他的兒子不在這個隊，可是同這裏大多數人是一派。老李頭貌似愚蠢，其實是比較會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後他當然躲不過，被專政勞動，但仍可以拿到工資，隻是稍微少點。在造反派眼裏，他自然也比我高一點。他們都可以住在自己家裏，每天按時來上工；而且還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們一同勞動，得聽他們差遣。我更不願說話，也不看他們眼色，不拍他們馬屁。他們也不找我麻煩，隻稍稍同我劃清點界限，這樣倒好。
麥收時節，我也下大田，手拿鐮刀參加勞動。有時為收割機打道，有時在小塊地麵人工收割。我手腳笨，一直缺少勞動鍛煉，割得慢；打靿捆麥也慢，常常遭受女將們的斥罵。夏天在大田鋤草也是這樣，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雖汗如雨下，總還落在一群人的後邊。隻好在別人小休時我不休息，緊趕慢趕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質增生，曾在大連醫治療養過。自從一九五八年到農場參加勞動，雖然病勢更加發展，但我覺得，經過鍛煉，痛感似乎輕了一些。不過像現在這樣從早到晚，彎腰出力，勞動過頭，我實在支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願說，也無處說。我咬著牙，強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後邊幹。我認為我是可以戰勝這些困難的。
一天我正收拾鋤頭準備下地，給廚房種菜地的老王頭把我喊住了，他讓我去菜地拔蔥。我猶豫地望著他，他肯定地說：“已經給隊上說過了，你往後就在菜地勞動，去吧。菜都長起來了，夥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時和幾個老頭一起，有時就單獨一個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夥房去。這幾個老頭們都好，有比我小幾歲的，也有比我大幾歲的。他們都是職工家屬。他們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們不問我過去，也不管我現在。他們把我當一個人，不討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頭是這個菜組的頭兒，他就是我第一天到這裏來同我說過話，並帶領我上食堂買飯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煙就是給了他的。我給他煙隻是為了我決心戒煙，而在這四顧無親的環境裏，隻有他同我說過話，我是什麼別的想頭也沒有的。他叫我來，可能他們缺少一個專門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麼好人看到我在大田裏的狼狽樣子，發了善心，講了幾句什麼話。不管怎樣，我在菜地裏幹活兒要輕鬆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於有一點點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無垠的田野，欣賞著蒸騰的嫋嫋上升的霧氣，望著那變幻無窮的雲團，想著國家的未來，想著我個人的未來，我的希望真小嗬！甚至小到隻要能再見到陳明一次也好。這幾個老人，老好人，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
他們有一間小辦公室，是靠牆搭起的半間茅屋。房間不大，放一張破桌子，有兩條長板凳。靠牆根一鋪木板床，床上鋪了破草席。雖然牆歪了，屋頂露光，可是可以坐幾個人休息。他們按時上工，先到這裏拿工具。他們的鋤頭鐮刀都掛在牆上，種子用報紙包著放在抽屜裏，還有吃飯的飯盒。他們吃飯，喝水都在這間屋裏。他們也不參加“天天讀”，幾個人碰碰頭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王頭指派。他從不計較我幹了多少，隻要我在地裏就行。工時長，工作還是累的，不過再沒有人罵我。當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時候，我還可以在這間小屋裏坐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十一立竿見影的勞動
我幾乎整整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都和這幾個老頭一起勞動。這年夏秋之間，有一陣天天下雨。這裏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漲，茅坑裏就更明顯。廁所裏每天上聚下滲，人人都以去廁所為苦。還是年輕學生聰敏，主意多。他們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掃廁所，不特要把板架上麵打掃幹淨，撒上石灰；把去廁所的路麵墊渣墊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裏的糞水淘幹。我要求領導請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一個鐵瓢，綁在長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廁所後麵的坑邊上，向下舀糞湯。這是全隊的公用廁所，裏邊有牆隔開，一頭是男同誌用，有七八個坑；一頭是女同誌用，也有四五個坑。糞坑足有十一二米長，三米多闊，兩米深。夏天糞便隨地下水上漲，離坑麵隻剩不到一尺，就要溢出坑外，因此上廁所時人人叫苦。我從坑邊挖了一條溝，順著坡勢，把舀出來的糞水順溝流到附近的一塊韭菜地裏去。糞坑的麵積大，我舀得很慢，一天從早到晚，舀五六千瓢，糞水才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滲得很快，過一夜又會漲起來四五寸。我不由想到希臘神話裏被神處罰的那個人，他每天從井裏淘水，白天把水淘幹了，一夜又漲滿了。好像我也將永世這樣幹下去一樣。但我還是有點高興，因為我看著我的勞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樣，糞水每天都淺下去一截，廁所上麵也打掃得幹幹淨淨。每個人能氣昂昂走進廁所，舒舒服服走出廁所。我心裏還笑咧：“真是立竿見影哪！”秋天來了，天氣也好了，廁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一直度過冬天，到明年開春。我好像做完了一件偉大的工程那樣舒坦。
十二把心鍛煉出厚厚的繭子
在雨季裏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沒有水靴，連一雙解放牌的膠底鞋都沒有。陳明曾給我捎來過三十元錢。但造反英雄不讓我買，農場的百貨商店又沒有適合我穿的。我隻能穿一雙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裏打滑，踩在水裏雙腳給泡著。每天黃昏後，我就躲在這幾個老頭辦公的半間茅屋裏，用熱水泡一泡，洗一洗。當時是熬過去了，一到秋涼，我一雙腳全裂口了。收藏的一點膠布也全用完了，腳疼得連地也不能下。去找醫生，醫生說：“這不是膠布能貼好的。”他給了我一小盒凡士林，讓我每天洗腳，每天搽油，叫我用塊布把腳包起來，穿得暖和些。我隻得把一雙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當雨鞋，這樣裂口還是慢慢好了起來。好在冬天，陳明又給我捎來一雙棉鞋。第二年春天（一九七〇年），還給我捎來一雙解放鞋，我坐牢時穿進了監獄，一九七五年我出牢時，還給了我，我帶到山西，一九七九年我又帶到北京，現在還在我身邊。
秋天沒有過完，菜地裏的活少些了。給食堂喂豬的一個老頭同食堂管理員商量，讓我幫他喂豬。這個老頭已經七十五歲，比我大十歲。我從心眼裏同情他，搶著幫他幹。我們兩個人一共喂六十來頭肥豬。我力氣小，卻常常搶著拌豬食。我隻在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製的小水桶（一桶約盛二十斤）挑過水，現在卻是用大桶，一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裝得淺一點，路也不遠，每天三頓，每頓十幾挑。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見我勤快，能吃苦，就讓我挑得多一點，特別是去廚房挑泔水，那都是我的事。我隻會用右肩，不能換肩，這樣右肩腫起來一塊，每晚火燒火燎地痛極了。我回想一九五八年我們剛到農場不久，陳明去修鐵路，十天半月趕夜晚攀裝煤的貨車回家看我。每次回來，我都要看看他的紅腫了的右肩；後來就有一大塊繭子似的厚皮，他鍛煉出來了。我悄悄鼓勵自己，我大約也可以鍛煉出來的。我不隻要在肩膀上磨練出一塊厚厚的繭子，來承擔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塊厚厚的繭子，來承擔無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這路究竟還有多遠嗬！
十三醫治我的不治之症
來二十一隊後，白天勞動雖然累一點，還是能熬下去。後來在食堂的菜地幹活，由於那幾個老頭對我的照顧，勞動不算重，有時還可以坐在地頭休息一下。隻是一到晚上，我的魔星就來了，我瞌睡得厲害。同屋的十來個革命女將卻精神抖擻，興致正旺。她們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兩小時；加之她們年輕，精力旺盛。她們是些快樂的人，每晚她們都要舉行一個娛樂晚會，唱語錄歌，唱樣板戲，唱她們各自家鄉的小調。她們之中，也可能產生未來的聲樂家，有個別人的確唱得不錯。她們隻是為了炫耀她們無盡的幸福，她們需要大聲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獨自坐在小木床上，作為一個觀眾，默默地欣賞她們的天真。隻是我的眼皮即使在這樣哄鬧的響聲之中也要慢慢地闔下來。我也覺得我如果睡覺了，或是表現要瞌睡了，都是極不禮貌的。我總是熬著，拿張舊報紙好像在看，用來遮掩我的疲憊，但仍是支持不住。盡管我自己以為我是在專心聽唱歌，但我會在報紙後邊發出鼾聲。這真不像樣，真對不起那群正在興高采烈地表演著的歌手。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驕子似的姑娘們。這時總有人跑到我床邊用力搖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一聲，拿起順手抓著的一件任何東西，一把笤帚，或者是一個小缸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一下被驚醒了，我張皇四顧，發現了我的疏忽，我怎會睡著了呢，而且還發出鼾聲。我使勁地大睜著眼，故意讓自己想一點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著了；於是又被驚醒。就是等她們大家都安靜地躺下來了，我去熄了燈，我放心地躺了下來，以為沒事了，可我還是會很快入睡，等不到她們都睡著，我又先發出了鼾聲。別人討厭我睡覺打呼，我更討厭自己打呼。以後，她們勒令我寫一張保證不打鼾的誓言貼在床頭。我實在沒法，隻得跑到那個好心的醫生那裏求救，請他能給我一點不打鼾的藥。他說我胡鬧，說這是生理現象，是無藥可治的。可是我能說別人是胡鬧嗎？我還得自己去想方設法醫治我的這個不治之症。
記得剛來二十一隊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隊上的倉庫保管員曾經把我叫到倉庫縫補麻袋。後來又把我叫去搓麻繩。這時我便想到搓麻繩了，我以為這樣或可把我的瞌睡蟲引走。於是我找到那位保管員，領來一些麻，晚上當她們大家開晚會熱鬧的時候，我就搓麻繩。開始搓得比較慢，一晚能搓五六米；後來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簡直搓出味道來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競賽，總要和頭一晚的成績比一比，如果不超過就不罷休。隊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繩，常常有私人要用，跑來向我要，保管員也不問，隻要我報告一聲就行了。我這個小小生意還很興旺，我好像是一個工廠老板似的，為我的勞動，為我的產品的銷路而感到很滿足。直到秋涼以後，才發現我粗糙的手心裂了許多小口子，長時間不好，這搓麻繩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不想到那些以搓麻繩為職業的人將如何應付他們這一生的艱難。我希望這些人千萬搞一個機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這樣，如果把手搓出硬皮來，讓整個手心都長上一層硬繭皮以後，大約還是可以適應下去的吧。【作者於1979年3月寫《牛棚小品》後，斷續寫作《初到密山》等篇，後由陳明先生於1987年整理編定《風雪人間》。 】
橄欖球賽
州外的一個大學的球隊要來愛荷華，同愛荷華大學的球隊比賽橄欖球，這是每年都要舉行的州際球賽之一。這個消息在愛荷華是頭等消息，已經飛翔好些天了，甚至也驚動了從來對球賽毫不熱心的我。在這場球賽的前幾天，保羅就好幾次興奮地告訴我，已經為我們買好了門票，非請我們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輕時也是橄欖球的愛好者。據我觀察，好像極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橄欖球迷，都是橄欖球運動的愛好者。比賽當天，從八點鍾開始，我們公寓樓前的大街上，汽車就一輛接著一輛，兩三部車並排從飛機場那個方向駛來，就像幾條巨龍從高坡上安靜地快速地連綿不斷地下滑，經過我們窗下的街道朝一個方向，馳向愛荷華區的大球場。這些球迷有的是從芝加哥，或更遠的地方乘飛機到愛荷華，在機場轉乘汽車來的，也有是從鄰近的那些州的城鄉來的，東南西北，各條路上都有汽車趕來。一早，城市就不安寧了，四麵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車，都朝這裏擁來。聽說球場能容納十萬人，就是這個城市人口的兩倍，我還有點懷疑。在北京天安門，有五十萬人或一百萬人集會，我會覺得平常，但在愛荷華這麼一個幽靜、美麗、風景如畫的小城，怎麼能吸引十萬觀眾來參觀球賽呢？然而當我們——保羅、匈牙利作家Gyorgy Somlyo夫婦，印度作家Sunil Gangonadhyay夫婦乘汽車將要接近賽球場時，我們相信了。
在賽場的外圍，我們還在車裏就看見車輛擁擠，像波浪一樣向一個方向推進，而且聽到了賽場內傳來的號聲、鼓聲、人聲，真是金鼓齊鳴。這嘈雜轟動的音樂，是在鼓舞運動員們向前、拚搏。賽場四周的馬路停車場，都密密麻麻擺滿了汽車，汽車無法開到門口，我們就被迫下車了。我們緊張地跟隨人群走入球場。周圍都是人，我沒有時間顧盼，也來不及細聽，匆匆忙忙從人堆中，人縫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們的座位，實際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過美國人還是講秩序、講禮貌的，很快給我們騰出一小截地方，我們將將就就擠進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強強坐了下來。球賽已經開始一會了。秋陽下，四麵看台上擠得層層疊疊，萬頭攢動。我的周圍全是紅男綠女，老老少少，個個都用熱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場上。他們一點不注意我們，周圍誰也不管誰，好像忘記了現實世界，隻是關注球賽的進程，不斷地叫嘯，揮拳，搖頭，頓腳，歎氣，哈哈大笑，坐立不安。為了什麼呢？就為了球場中的那個球。可是我極目去看、去找，球在哪裏呢？隻看見那些運動員，個個膀粗腰圓，身體高大，都戴著防護麵罩，穿著護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現了，一個人撲上去，其餘的人也全撲過去，壓上去，兩隊球員成群的在那裏相撲，爭奪，球不見了，球又忽然從人縫裏飛了出來，人們飛速地散開，朝著球衝去、撲去，人又堆在一塊了，摔了，倒了……於是四周的看台上喊聲不止，打口哨的，叫罵的，振臂狂呼的，隻要有了一個球的勝負，看台上的啦啦隊，球場四周的鼓樂隊，鼓號齊鳴，歡聲四起。這樣熱鬧的場麵，一會又重複一次，一次比一次強烈，狂熱。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賽場和那群奔跑拚搶的彪形大漢，我怎樣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聽不清混為一體的人潮轟鳴，我隻覺得自己像滄海一粟，在海濤衝擊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騰，人山在崩裂，我好像離他們很遠，不了解他們，不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我癡癡地看看我周圍的這個那個。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nna Somlyo）端莊地坐在我旁邊，她真美麗，年輕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膚下隱隱流動，她總是能吸引許多作家、許多人注意她的，可是這時，在擠滿人群的看台上，誰也沒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個小巧玲瓏、端麗如觀世音菩薩的東方美人，擠在放聲呼號的上了年紀的高大的女觀眾麵前，隻顯得像一株纖弱的蘆葦，隨時都可被風吹倒，壓碎的樣子。我用同樣的眼光看她們，他們回報我一個無可奈何的親切的微笑。而保羅呢？這位老詩人，一個美國的老運動員，一向就很健康，灑脫，這時一麵評論和介紹著球場上的形勢和運動員的技巧，一麵也不忘記跟觀眾一起為運動員們叫好，為他們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輕時代去了。球賽能使人年輕，使年輕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憶，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愛自己的丈夫，這種運動有益無害，觀眾緊張愉快。我能替別人著想，為別人的歡樂而歡樂，雖然我對球藝可說是文盲，是一無所知的。
比賽場內真是波瀾壯闊，場地四周排列著穿製服的樂隊、舞蹈隊。球賽休息的時候，勇士們馳騁的戰場，變成了演奏音樂的大樂池。愛荷華大學的音樂愛好者組成的一二百人的龐大樂隊，穿著整齊的製服，奏著樂器，整隊進入球場，隨著樂曲的旋律，組成各種隊形，間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時樂聲飛揚，彩旗漫卷，賽場空氣由緊張熱烈轉入輕鬆愉快。我們好似被軟風吹拂，頓覺清新，幾個人相繼走下看台，站在樓下一個進口處的小賣店旁邊。保羅搶先擠進買飲料的隊伍，等了好一會，遞給我們每人一杯可口可樂，涼颼颼的冰水，沁人心胸。原來擁擠在看台上的人，這時集在小賣部附近，三三兩兩，走來走去，我們總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打量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種樂趣中的人們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問：“有趣嗎？”我也望望他說：“很難說。我以為是好的，不過是美國的。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小球。”我用手比劃著，意思是乒乓球。我說：“容國團，西多，約尼爾……”他懷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說：“西多、西多，你們的；容國團、容國團，我們的。”他明白了，大笑，一邊點頭，一邊說：“西多、西多，約尼爾……”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連連點頭，兩人都說：“乒乓，乒乓好。”
我們沒有等球賽結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賽場的人聲、樂聲，時遠時近，仍在腦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場。那種強烈，那種歡騰，那種狂熱，實在表現了美國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獅，執著如蒼鷹。在這樣傾城空巷，熱烈競爭的賽場上，秩序井然，鬧而不亂，也表現了美國人民的文化修養，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雖然不懂橄欖球藝，但我能夠懂得那些為球藝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滿足。他們樂觀和健康。他們很會生活。
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