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欺騙敵人是汙點嗎？
一天，顧順章把馮達找去談話。回來後馮達說：“丁玲！過去我犯了錯誤，把家裏地址告訴了別人，雖不是存心，事實上等於出賣了你和梓年，這成了我一生中無法挽回、萬死不贖的罪過，我是沒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著你自殺。本來應該是我死，而你卻去尋短見。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點要活下去的意義，就是想能幫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黨裏去。我以前不願我們分開，現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們命定了要分開的，一定得幫助你回去。我呢？你什麼時候走了，我就什麼時候走。我無別處可走，隻好回廣東老家。隻要你還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邊。我對你沒有要求，我知道你不會再愛我，你對我隻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實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錯誤鑄成的，我隻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適才顧順章找我談了一個問題，如何放你的問題。我簡截地告訴他你的態度。我說你寧可死，決不會接受他們提出的任何條件。你放心，我決不會有什麼事瞞著你。如果我現在還要背著你，同他們一夥對付你，那我成了什麼人！別的不說，我們到底曾經有一年多的夫婦關係。”
我說：“揀重要的說吧。你說他們怎麼說的，我該怎麼做。”
他說：“顧順章還是那麼說，國民黨不想殺你，殺你的確不合算。他們對你同對其他人不一樣。他們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們一邊，替他們做事；你自然不會幹，這他們明白。但他們也不會放你，至少是現在不會放你。他說他個人以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歸隱，歸隱回家養母。實際歸隱也可以說得過去，無害於人嘛，就說在家鄉找一項工作，平平安安過日子。”
馮達又說：“我已經做錯了事，我決不勸你、不拖你下水；你會以我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會地位同我不一樣。國民黨對你同對其他共產黨員也不一樣。徐恩曾說你不是共產黨員，暗示了他不願把事弄僵。這是他給自己留的一個台階，也是給你一個台階。自然這個台階不容易下。隻是，我以為老是想死，在毫無希望中想死也沒有意義。難道就不能想一點點活的路子嗎？隻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斷了。”
我對馮達的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我認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卻抱定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
但我的心卻也不能不有所動。遇到困難，總得想出辦法克服困難。為什麼不利用條件，準備條件，想盡辦法爭取保持清白，活著出去？難道隻有死路一條？我並不怕死，我已經死過一次了。但活著才能繼續革命，表明心跡。天下那樣大，我生得有腳，難道我不會走嗎？如果國民黨真的讓我回家鄉，回湖南，總算比較自由了，難道我就不能再離開湖南，遠走高飛嗎？我既然已經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不會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不會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會在國民黨麵前說什麼“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呀”那一套，我不會講出同誌們的住址，更不會出賣同誌、連累同誌。我說回家養母，有什麼不妥呢？誰無父母，誰不養母？又是孤兒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再離開家嘛！但對國民黨我決不能輕信，我這樣作了，他們也未必就會對我善罷甘休。這樣的戲，他們演得多了。到了晚上，馮達又說：“我想過了，對國民黨為什麼不可以欺騙呢！你寫張簡單的條子，不要給他們留下什麼把柄，有什麼不可以呢？等離開這裏以後，再想別的法子；兵不厭詐嘛！我看，你可以再考慮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慮一下，應當仔細考慮，我反複思索了好幾天。我想，對付殺人如麻、詭計多端的國民黨反動派，革命者為什麼那麼老實，不能欺騙呢？但是敵人比狐狸還狡猾，我用什麼辦法能騙過他們呢？怎樣既能欺騙敵人、同時又不傷害黨、不損害革命利益呢？怎樣才能使自己繼續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應該繼續跟敵人周旋，可以采用新的方法跟敵人周旋。隻是自己的社會經驗太少，能力有限，得千萬小心，要不授人以柄，不能傷害黨、不能連累他人。
最後，我決定同意，可以寫一張條子給他們，大意說我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出去後居家養母。我想，這樣如果真能騙過敵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後再設法出來，我可以遠走高飛，回到同誌們中間，一時留在湖南，也一樣能繼續革命。我這樣寫無損於一個共產黨員的清白，也沒有斷絕自己繼續革命的道路。顧順章拿來了一張八行信紙那樣大的一張白紙，我就在那上邊寫了“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還加了一句，“未經什麼審訊。”這一句是按馮達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沒有受刑，這張紙條不是刑逼出來的而已。我當時和現在都一直認為我寫給國民黨的這張紙條沒有什麼價值，既不是叛變、自首，也不表示動搖、妥協。對敵人來說，這沒有什麼用處。對我自己，則可能是擺脫敵人的一種手段。因此，我相信，隻要設身處地、客觀地細想一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說我有什麼問題，更不能就此責備我有什麼政治問題。以後無論旁人怎樣說、怎樣論定，怎樣揪住不放，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錯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組織部在為我徹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說：“丁玲同誌這個‘申明書’隻是為了應付敵人，表示對革命消沉態度，沒有誣蔑黨、泄露黨的秘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詞。”一個星期以後，顧順章傳話說，明天可以動身，回湖南去。我趕忙問是不是恢複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顧說：“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並沒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們想把我轉移到湖南，到了內地，不隻是沒有自由，而是在地方軍閥的封建黑暗專製統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馬日事變後的湖南大屠殺，那暗無天日的生活，比地獄還壞，還黑暗，還殘酷。我在南京，是所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國民黨擔心我會揭露他們在外國租界非法綁架的罪行，更顧慮社會上還有人主持正義，進行聲援營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內地軍閥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著脫離魔掌。於是我斥責國民黨的欺騙無信，堅持要在南京就地釋放，堅持讓我自己回湖南，堅決拒絕國民黨派人押送。這樣僵持了幾天，我天天罵國民黨不講信用，顧順章也不再來我這小院了。又過了幾天，他卻又來傳話，希望我能理解他們的難處，他們決定送我和馮達同上莫幹山。我說，天氣都冷了，已經到陽曆十月上旬了，這個時候去莫幹山幹什麼！但這是國民黨單方麵的決定，不是談判，沒有商量的餘地。我賴著不走不行，罵也無用。三四天後隻得動身了。國民黨為了要加緊對我的防範和監視，決定在冬天把我禁錮在與世隔絕的莫幹山上。看來他們對馮達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員中，除了那些看守外，還增加了另一對夫婦。在一個還不亮的清晨，我離開了王公館。影影綽綽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並不輝煌的舊的大門，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昆山花園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館一樣，我被一群人簇擁著塞進一輛轎車，離開了王公館。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隱去，再也沒有露麵了。
十二莫幹山的冬天
汽車圍著太湖繞行，我無心觀看車外的景色，一點也不理會什麼“避暑勝地”。我的欺騙手腕沒有成功，敵人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但他們押送我到湖南的計謀也沒有成功。我們還要較量下去的。現在我從南京一個陰冷的禁錮地轉移到杭州的一個淒涼的禁錮地。我每次被迫坐上這小轎車，就感受到壓迫。轎車就像小時候看過的小說上描寫的囚車。這囚車比古代的囚車更堅固，更靈便，更可恨。古時綠林好漢可以劫法場，打碎囚車救出同夥。而現在要從這車裏劫走“犯人”卻要難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亂想，憤恨難平，不知什麼時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後，我才得知，原來這莫幹山當年便是國民黨藍衣社培訓特務的營地。
那山勢陡峻，上山下山隻有一條路，路口有哨卡。過了哨卡，我換坐一乘軟轎迤邐上山。上得山來，拐進一個小山坳，這裏有幢獨立的小洋樓，樓前一塊小草坪。樓內正房是兩樓兩底。我和馮達住樓上的一間正房，另一間由同來的那一對夫婦住。樓下有一間客室。樓內原來就有廚師、傭人。表麵上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實都是我的“監護人”。這天在客廳後半截吃的晚飯。吃飯時我一言不發，像剛到王公館時那樣消沉。這裏雖然沒有那陰森恐怖的場麵來威脅刺激你，但前途也確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樣，涼颼颼地等著暴風雪的來臨。一切都與我無關、無緣、無情。我對一切便都冷漠視之。
這一帶的小洋房都是單獨的一小幢一小幢。從我們住的屋裏可以望見遠處那些隱約在樹叢後邊的紅色的綠色的小樓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說，在這裏避暑的遊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條最熱鬧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賣冷飲的、賣食品的、賣手工藝品的、賣百貨的全都關了門，門上一把鎖。太陽雖然有，但因兩邊都是山，太陽很晚才出來，很早就下去了。看房子的還告訴我，再過一個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斷了。他們正忙著從山下買菜，在山上運柴；還在樓下客廳裏安上了一個鐵桶似的爐子，再過幾天就要用木柴燒起爐子取暖了。在這裏，白天我隻能呆呆地坐在院子裏，遙望那煙霧朦朧的遠山和那由綠變黃的山穀，癡癡地追蹤那翱翔盤旋的蒼鷹。許久許久，從被捕以來強忍著未曾流出的苦澀的淚水，常常潸然掛滿一臉。上山後才穿的一件趕製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裏子，每天被淚水濕透了一層又一層，深灰的布麵上全是一團一片的褪了色的漬印，好像是一塊染壞了的舊布。我一生的淒苦生涯，我的艱難困危的掙紮都一起湧上心頭。我整天坐在這初冬的寂靜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萬物皆自由，惟獨我被困在這離地麵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臘神話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滾油在沸騰、在熬煎，但我卻隻能沉默無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衝擊！但又什麼都不能，隻能讓淚水像涓涓的苦泉，一個勁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裏，到夜晚就又把枕頭、被頭浸濕。
來到這裏，我曾幾次抗議把我囚禁在這寒冷的高山，還禁止我出門。最使我心煩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著那位增派來監視我的、使人厭惡的從蘇聯回來的叛徒。後來他們才允許我能在山上各處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邊遊逛。先是那從蘇聯回來的叛徒緊緊跟在後邊；後來我與馮達常常不等他們，不顧他們，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須走多遠，總會有一位傭人忽然從那個竹叢裏鑽出來，笑嘻嘻地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顧疲勞地上上下下，卻總也找不到一點機會。盡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設有關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著出去了，也會在公路上被抓回來。這裏山上山下，四麵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電話線路，我能走到什麼地方？能躲到什麼地方？
天氣慢慢冷起來，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時候，也常常是雲霧彌漫。我隻有一件薄棉袍，白天隻能擁被而坐，喝點白開水，翻翻舊報紙。樓下客廳裏的火爐燒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願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來的那群看守雖然粗野、無知，但還可以以人視之；這位高等看守，雖然吃過麵包、讀書識字，也能談點政治時事，如當時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說軼聞，但實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靈魂太醜惡，令人難受，聽了他的一些言詞就像吃了蒼蠅似的隻想嘔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樓上屋裏床上，以淚洗麵。
馮達曾是我的愛人，但近幾個月來，我都把他當仇人似的看待。現在，我被隔離在這陰森的高山上，寒冷不隻凍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絹、杯裏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靈。我實在需要一點熱，哪怕一點點。一點點熱就可以使我凍得發僵的腳暖和過來，一點點熱，也可以把我凍得死去的心暖活過來。這時我根本沒有什麼愛、什麼喜悅，我整個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間還有一點點熱，就讓它把我暖過來吧。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到底也還是一個人，總還留有那麼一點點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裏，一個冰冷的全無生機的小宇宙裏，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凍僵了的心，緩解了我對馮達的仇恨。在這山上，除了他還有什麼人呢？而他這時隻表現出對他自己的悔恨，對我的憐憫、同情。我隻能責備我的心腸的確還不夠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應該恨之入骨的人所伸過來的手。誰知就由於我這一時的軟弱，麻木，當時、以後竟長時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責與辱罵，因為我終於懷了一個孩子。我沒有權利把她殺死在肚子裏，我更不願把這個女孩留給馮達，或者隨便扔給什麼人，或者丟到孤兒院、育嬰堂。我要挽救這條小生命，要千方百計讓她和所有的兒童一樣，正常地生活和獲得美麗光明的前途，我願為她承擔不應承擔的所有罪責，一定要把她帶在身邊，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隊伍裏。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良心。哪裏知道後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竟成了一條“罪狀”，永遠烙在我的身上，永遠得不到原諒，永遠被指責。甚至有時還要加罪於這個無辜的女孩身上，讓她從小到大，在心上始終劃上一道刀口，好像她應該低人一等，她應該忍受一些人對她的冷眼和歧視。我有時不得不長歎“這人世實在太殘酷了，怎麼四處都像那個寒冷的凍僵人的冰冷的莫幹山的世界呢？”自然，我這樣說也許是過分了的。當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對陳雲同誌、任弼時同誌、周恩來同誌先後陳述這段曆史時，他們是諒解的。恩來同誌還說，你要幫助那些不熟悉白區情形的同誌了解情況，你們原來是夫妻；那時實際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經曆過國民黨的恐怖統治、在我們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誌們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他們都曾為此黯然良久。他們說：“這是很難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著這些同誌的名字。
那一對和我們一同上山，派來監視我們的夫婦當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頹唐、沉默，而更可能是他們也熬不過這嚴寒的日子。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壓倒，橫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難，那吃過蘇聯黑麵包的家夥原來有肺病，以為監護我上莫幹山他自己可以撈到療養的機會，誰知時令不對，他天天嘮嘮叨叨，說咳嗽加劇了。這以後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啟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準備停當，人伕轎子，護送人員……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這個行列一步一步踩著一尺多深的積雪走下山去。
是快過陽曆年的時候了，我擺脫了那著名的避暑勝地。
十三該讓母親來南京嗎？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還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滿地潮濕泥濘。我又冷又倦，縮在轎子裏，蜷在車子裏，任它顛顛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為我生病了，以為我快死了。過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裏的一戶人家，一戶普通的住宅。介紹我認識房主人時，說是姓曹，稱曹先生，高高個兒，像一個買賣人，很穩重的樣子。他客氣地對我說：“委屈你暫時在我這裏住幾天，房淺屋窄，照顧不周，有什麼需要，告訴我們一聲，我太太會替你辦。”我這才看見在他身後還站著一個微微有點發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說道：“這院子裏你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隻是不好出大門。嘿嘿，這我們有責任，我們擔不起。這條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難的。”我心裏明白了，這裏仍舊是監禁，隻不過稍稍換了一點形式。這時，押送我們回來的那夥人好像已經把物件都移交給屋主人似的就走了。這一對曹姓夫婦便把我們引進一間房子，一間新的牢房。
這間睡房是這家院宅倒廳的側屋。通廳子的門從外邊鎖上了，進進出出得走廂房。廂房沒有住人，就成了過道。廂房有一個門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婦住的。門上掛著門簾，我從來沒有窺探過。也許這個門從那邊鎖著的，根本也走不過去。廂房外是天井，上邊一小塊天。天井前邊是倒廳，走過倒廳是屏門，再走過屏門就該是大門了。在平常這是多麼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後邊是堂屋，堂屋後邊的後院，大約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樣，後房囉、廚房囉、下房囉、後天井囉，這都在我的視線以外，我也無心去走訪。
那個曹太太好像很能幹，她自己到我房中來端飯送水，掃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見她家娘姨把飯菜送到堂屋，再由她親自給我送來。她家還有一個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親還是嶽母，她整天不說話，隻坐在堂屋裏守望著。還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好像很安於寂寞，放學回來就獨自一人在堂屋裏或天井裏玩耍，偶爾站在廂房通到我房間來的那門邊，好奇地看著我們，像看動物園裏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頭就跑。
我終日坐在屋子裏，從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從窗簾後看著堂屋裏。這一家人，兩夫婦、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禮貌的人。他們不來盤查我的來曆，我也無須了解他們的底細。每天碰幾次麵，點點頭，疏疏落落，客客氣氣，倒也安靜。陽曆年過去了，我們是年前到的他們家。陰曆年又過去了。大約因為家裏住了我這樣的客人，他們家過年過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掛小鞭炮，年三十他們隻吃四盤菜，也給我們分了一些。他們自己不出門，也不見一個親戚客人來賀年。我心裏明白，要從這裏出走是困難的。他們還閃閃爍爍告訴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這絕不是假話，不是為著嚇唬我才說的。這時，半年多來，受種種折磨刺激，我的確病倒了，天天晚上發燒、失眠，像感冒，也像瘧疾。馮達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燒。這年三月間，在被捕之前，他已經發現患有肺結核，原打算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從良友圖書出版公司要來的二百元稿費，就是為他治療肺病準備的，可是現在我們誰也不願說。我們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對方的身體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說又有什麼用？我隻能默默地承受著、熬著、等著。
靜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動，我不免總還要做著沒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為國民黨曾幾次改變監禁我的地點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還會有所變動。如果我能走出大門，如果我能夠發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爭取到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點的同情，對我生點惻隱之心，或者我能爭取他家雇傭的娘姨替我跑一兩次腿，不是很好嗎？
我耐心設法主動地同他們接近一點。當曹太太到我房中來時，我留她坐一坐；當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門口時，我也逗逗他，問問他的學業成績；我有時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訕幾句。但不行，一切嚐試、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的這些雇傭人員都是經過選擇，是愚頑可靠的人。他們對我守口如瓶，不露一點口風。那個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來也隻關在他們自己屋子裏。我知道同他談什麼都是沒有用的。他無非是國民黨調查科下的一個小走狗，一個忠實的奴仆爪牙。他既無權、又無能，也沒有膽量為我做一點小事，哪怕是給我通一點風、報一個信。他現在不糾纏我，不在我麵前裝腔演戲，就算夠好的了。我在這裏比在王公館時安靜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經判決的無期徒刑的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氣洋洋地走到我們房裏，笑眯眯地說：“徐科長吩咐我們替你們收拾房子，說要給你們自由，你們自己過日子。他們還說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們老太太接來。要是老太太能來，那就最好了。”他還問了一些關於我母親的年齡、生活現狀等等，語氣中都表示他個人對我和我母親的同情。這是兩個多月來從他那裏得來的惟一的一點消息。
這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說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見到久別的母親，我可以從母親那裏知道一點外界朋友的情況，我還可以借助母親，設法同外邊的朋友、同誌聯係，把我的真實情況透露出去。但也可能這是壞消息，就是國民黨把我母親也抓來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親當成人質。我一個人如果要跑離南京是比較容易的，但我怎麼能背負著老母親一同逃跑呢？何況還有四歲的麟兒。麟兒生下來兩個多月爸爸便被國民黨逮捕，不滿一百天，爸爸便被慘殺。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給我母親撫養。現在我母親如果隻身來南京看我，那麟兒將寄養在哪裏？我們在家鄉，早已沒有一個親人了。母親如果把麟兒也帶來身邊，我怎能忍心把也頻的親骨肉留在屠殺也頻的國民黨劊子手們的魔掌裏！母親無論怎樣是不能來的！他們可以餓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隻要他們不死，或者會有那麼一天，我的同誌們會有人去幫助他們、救濟他們。我輾轉反側，坐立不安。最後，我認為我母親不是一個普通的母親，不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來，就一定也有能耐離開。她在家鄉多少能了解外邊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夠理智地權衡得失、利弊。我為什麼不相信她呢？她是經受過大災大難的，她受過生活的嚴峻考驗，她是堅韌不拔的。我應該相信她，我應該以有這樣患難中可以依賴的母親而自豪。我應該相信她。
過了幾天曹先生又來打問我的意見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輕鬆地說道：“你們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麵了吧。老太太總會十分思念你的。她會很希望來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開始了各種揣測。到底要不要母親來一趟呢？若說國民黨想就此把我母親拘留起來，那是沒有絲毫理由的。但是，母親真若來了，國民黨是要把她作為“人質”的。我同意讓母親來作為我取得某種自由的“人質”，那未免太自私、太殘酷了。何況國民黨至今沒有肯定地說放我，完全恢複我的自由，隻含混地說是可以自由居住，仍隻限定在南京。我何時才能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親啊！你在苦難中的女兒是多麼想念你嗬！我到底應該何所適從呢？
過了兩天，在極度矛盾中，我寫了一封短信，給我的母親。信中大約是這樣說：“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現在有一個機會，你如能來南京一趟，我們或可相見。但這裏能否適應，請您仔細定奪。”命運究竟如何，小船將怎樣航行，將遇到什麼風浪，我一點把握都沒有。我隻是輕率地把選擇留給我母親。但我實在無從考慮，這有多大風險，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麼算盤。但我抱著一個堅定的信念：“隻要我不死，我一定得爭取自由，爭取脫離南京。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路途也會迂回曲折，但我的決心決不改變，我的願望一定要實現。”
十四母親嗬，我感謝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熱鬧起來了。他家門口停了兩部馬車，進來了兩個人，說是來接我們的，曹先生也陪著。等我上了馬車，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輕輕告訴我：“現在我們去輪船碼頭，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輪船快到了。”
我真沒有想到她來得這樣快，雖然我曾經寫過一紙短簡，但事情的確來得太快，我思想上還沒有一點準備。母親真的來了，我將對她說些什麼呢？她總該有點精神準備吧，她將對我說些什麼呢？我真有點昏頭昏腦，我坐在馬車裏胡思亂想，又像什麼都沒想。我什麼時候到的碼頭，我怎樣走上了一隻擁擠的船，我幾乎是毫無知覺的。終於我被引進一間船艙，我看見了一個老婦人，一個十分蒼老憔悴的老婦人。嗬！這就是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嗎？
老婦人一下撲在我懷裏，兩手緊緊把我抱著，眼淚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掛滿一臉。但我怎麼也感覺不到這便是我那慈祥、嚴肅、可親的母親。但這絕對不是旁人。細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樣蒼老也還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麼長大了些，有了很大的變化，我一眼還認得出那就是麟兒，是我的兒子。他依舊帶著那麼一副總是用一對小眼睛審慎地看著周圍一切的神情。這不是他們，還能是誰呢？我迷茫地癡癡地跟著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後邊，在人流中湧著，擠出了碼頭，擠進了馬車。馬蹄得得，微風吹著車輪碾過後揚起的塵土。我失神地盯著坐在我對麵的那個老婦人和那個小男孩，另外還有一個陪著我母親來的中年婦女。我沒有流淚，沒有悲傷，我也沒有歡喜。我不知該怎麼說，說些什麼。我應該安慰她們，可是我能用什麼來慰藉她們？我遍身都是傷痕，我心頭積滿著憤怒，我能讓孱弱的老母和孤兒來分擔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嗎？
這一夜，我們一家擠在曹先生的那間倒廳的側屋裏，母親拉著我的手，我懷裏擁著我的兒子。我聽老人家述說這一路來的情景。原來半個月前就有人冒稱是我的朋友去看過她。她一看見信，認出是我的筆跡，就毫不猶豫地決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著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帶著麟兒，還設法帶了一個老傭人。為了要見惟一的女兒一麵，她準備承擔一切風險。她反複申說，要把孩子交給我。因為她已經到了風燭殘年，加上戰爭風雲，鄉下也不太平。她過去能勉強撫養我，現在她再也無力撫養這個十分可愛的伶仃孤兒了！
我心裏透明了，也涼透了。母親的確已經衰老了。我不應該再加重她的負擔，現在她隻得依靠惟一的我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現在我應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處理目前的這一切呢？
關於我自己這些年的遭遇，我決定什麼也不告訴她。也頻慘死的惡訊，過去我瞞著她，一直沒有對她講。現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麼，或者不知道什麼，隻得仍然瞞著她。我不讓她知道我的處境，我的艱難，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預謀。就讓她暫時把曹先生當成我的好朋友，把馮達當成我的好丈夫吧，讓她以為我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切傳說謠言都過去了，一切艱難危險也過去了。我實在不忍心再讓她擔驚受怕，至少是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撫摸著她枯幹的手，冷靜地說：“先住下來，等以後慢慢再說。你為我和也頻把麟兒帶得這麼大，你在困難中替我盡了當母親的責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才好。曹先生說已經給我們收拾了幾間屋子，明天我們就搬過去。我們先暫時住幾天，其餘的事以後再說吧。”
第二天，曹先生親自把我們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親送我到大門邊。那個平日不愛說話的娘姨遠遠站在堂屋裏望著。我們就這樣離開了曹公館，離開了這個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麼地方，他們一家是幹什麼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與姚蓬子為鄰
離開了曹家，我們先後住在明瓦廊與螺絲轉彎，這兩個住處，每個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後來才搬到螺絲轉彎，在這兩處一共住了四個多月。這兩處房子都比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進前院或側麵院子，都住有同我們不相幹、實在又大有關係的一些不認識的人。不言而喻，我們還是陷在國民黨調查科為我們布設的羅網裏。我在這裏，表麵上可以說是獨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實際是明鬆暗緊，僅僅是換了另一個方式的繼續監視而已。在這裏先後發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憑我的回憶，我把它們記在這裏。
回想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氣還冷的時候，沈從文和我一同從上海去鬆江，參加施蟄存先生的結婚典禮。他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同學。在施先生那裏，我們認識了姚蓬子。回上海後，姚就常來我家做客。他那時住在法國租界馬浪路，我們住在薩坡賽路，相距很近，又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籌備成立左聯，蓬子常常把左聯的消息帶來；他自己是否參加了籌備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談魯迅、講左聯的一些籌備人，馮乃超囉，馮雪峰囉，柔石囉等等，他們似乎很接近。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時獨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後來我去了濟南，不久又和胡也頻從濟南回到上海。我們決定參加左聯，便是潘漢年和他一起來我們家裏和我們談話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組織委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協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麵、跑出版所，負責印刷及校對。因此他和我就經常有聯係。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編《文學月報》。隻兩期，便被文委負責人馮雪峰把他免職，他就離開左聯，到潘漢年負責的互濟會做地下工作去了。從此，我許久都未再見他的麵。
我一搬進明瓦廊，忽然看見他和他的妻子、兒子已經先住在這裏了，我不免大吃一驚，腦子裏都來不及轉一下，就覺得欣喜非常。這是在上海認識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誌嗬！我一下跳到他們麵前，大聲叫喚，我有許多話要對他們講，有許多事要告訴他們。他們是我最親的人，是我夢寐以求的人。可是他們，卻顯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頭走進裏屋，他的妻子敷衍著我。我一點不理解，我想問他們，我有一連串的事要問他們。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裏來的？他們怎麼落到這般田地？他們有什麼打算？他們好像很沉悶，看樣子，他們不會告訴我什麼。我隻好頹喪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間房子裏。
第二天，馮達拿來一張當天的報紙，我一翻，一條觸目的啟事赫然射入眼簾：《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我趕忙讀下去，當時引起我的憤怒、驚異、慨歎和鄙視，真難以形容。開始，我幾乎不相信這是他寫的。後來我不得不相信這是他寫的。這一紙宣言引起我聯想到他過去的許多言論和表現。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貫的思想感情。現在想來，說實在的，他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在黨內呆的時間不短（他什麼時候入黨的，是在參加左聯之前還是在左聯成立之後，我記不清楚了。），我以為他不過跑進共產黨來混了一陣，就像他興致高時去跑一次賭場那樣混過一段時間而已。他平日是一個懶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虛。有時高興，他哇啦哇啦發一通議論，再呢，就是沉默不語。現在看到他的啟事，我很為他難受。如果你對共產黨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了，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趁這個時候向人民發“宣言”。何況在“宣言”中說了明顯的謊話，說什麼把希望放在國民黨、放在三民主義上麵。我根本不相信他對國民黨、對他們的假三民主義會有什麼好感。他無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國民黨網開一麵，饒他一命而已。蓬子！我們過去雖然曾是朋友，一同戰鬥過，但現在，我們是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
大約有一個月之久，我們雖然住在一幢堂屋裏，我們的房門對著房門，但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清晨，不知他什麼時候起床，起床後就出門去了。夜晚總在我睡後很久才回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對他隻是完全順從，是一件附屬品。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姚蓬子才逐漸留在家裏，而且找我說話了。他對我訴說，他的確是對共產黨灰心了。他告訴我他是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的。他把寫有接頭地點的紙條吃下肚了，沒有供出一個同誌。還說過去他很早就同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他的工作）約好萬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這樣準備著的。後來，解到南京監獄，他看見有一些比他老的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先後自首；特別是他看到李竹聲，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那個留守上海在臨時中央主持善後工作的人，在被捕後，竟能把幾十萬元黨的經費交給國民黨自首，為自己留下一條活命，他就產生一種思想，如果需要犧牲，首先應該是李竹聲。這些人都貪生怕死，那他為什麼要死呢？……他還說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給我說這些的時候，我的感情已逐漸平複，不管他話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聽不進去，我看透了他，我們是兩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誌、戰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盡管我不免為此難過，但我卻已把對他的同情、憐惜，一個同誌的熱情，一點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靜地思考，現在國民黨安排他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是別有用心的，是有所圖謀的。國民黨當然企圖利用他來軟化我，對我勸降，至少可以監視我，把我的言行，一舉一動都告訴國民黨。國民黨以為他仍會是我的好朋友，認為他對此刻的我將產生很大影響。在這種影響下，妄想我逐漸可以發生變化，變得與姚蓬子一樣投靠他們，變為安分守己、老老實實、馴馴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種想法，既然他已經不是我的戰友，他是在為敵人做事，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來欺騙國民黨呢？這種想法和作法，我當時並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馮達的一點影響。我十分痛苦，但卻逐漸習慣有這樣的看法、想法，並逐漸嚐試著以此來對待姚蓬子。我本來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簡單的人，但現在處在如此艱難複雜的社會裏，為了應付環境，要鬥爭生存，要戰勝敵人，迫使我不得不也變得複雜起來，變得稍稍聰明一點。對姚蓬子是這樣，對原是我的丈夫的馮達，何嚐不也是這樣呢。
自然，我一直沒有因為我，而要蓬子或馮達再幹什麼對黨和革命有損的壞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離開南京時，我仍然希望他們不要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得太遠，我希望他們珍視自己的餘生，努力爭取將來能有回頭是岸，立功贖罪的機會與可能。
十六馮達的打算
馮達同我的一次談話，我永遠記得。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鬥爭。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後的幾天，一個晚上，他很慎重地對我說：“丁玲！我不應該瞞你，我一定要告訴你，離開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裏去了一趟，他談到了我們搬家的事。他說以後每月給一百元生活費，讓我們獨立住家；但這不是說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無法自己謀生，他們應該給你生活費，這我不能拒絕。不然，你在南京城裏，怎樣生活？沒有犯人坐牢還得自付飯費的。至於我，情況同你不一樣。我已經走錯了一步，什麼話我也不想說了，說了也無用。總之，現在我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卻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沒有了，沒有任何希望了，這隻怪我自己。我曾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在國民黨眼中，我不值錢，他們瞧不起我！有我無我對他們無足輕重。我現在又有病，按一般情況，如果我能找到一個鋪保，或者我老家來人，具個結，我是可以被釋放回家的。這也有先例。不過現在國民黨不會這樣做，這是因為有你，他們不能放你；他們也不能像對你那樣對待我。那晚，那個姓曹的說，要我到一個翻譯機關去翻譯一點資料，算是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這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差使，也不會有什麼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還說這個機關人員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產黨員（自然是自首過的）；我不得不答應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為了你，我沒有辦法可以保護你，但我總想幫助你一點什麼。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幫助你實現這個惟一的願望吧。我在他們麵前表示遷就，他們就會容易相信，以為我還可以牽製你。你就應該利用這樣的條件。他們把蓬子弄來同我們住在一塊，我看也有這個意思。他們以為過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據說你被綁架後，社會上一度傳說你已死難，蓬子還寫過紀念你的文章，很可能誇大了同你的友情，謬稱知己，不管別人怎麼說，都是死無對證。現在，你也要利用這層關係，你平常為人太單純，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們的處境，你的願望，都應該仔細考慮。”我一時被他的這些話嚇住了，馮達竟要去國民黨一個機關做什麼翻譯，這怎麼可以呢？他這不是越陷越深嗎？如果他去國民黨機關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開。過去一同監禁，我曾幾次要求分開過。他分辯得那樣誠懇，又說懺悔，又說幫助，我還有些相信，或者說是半信半疑。但他現在居然說要去作事，那不是也成了國民黨禦用的走狗麼！我怎麼還能同他關在一起？但現在我再提出分開，國民黨仍是不會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氣，我罵他，但都沒有用。過去，他也許是受了騙，上了當，以為可以混過去，所以講出了我們家的住址，還可以說是一時的錯誤，釀成了大罪。但這次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事後才對我說，可見他主意已經下定了。他總歎說他是沒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為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國民黨特務的欺騙宣傳，他總以為黨絕對不會饒恕他了，而且一定會采取非常手段來製裁他。但這又從哪裏說起呢？我隻說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錯了，就不能再錯。是一個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你的前途，隻有不去那裏當什麼翻譯。你如果真回去的話，我以為不會像你想的那麼恐怖可怕。萬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黴了，也比在國民黨這裏好。你怎麼不做更長遠的考慮呢？而且，你去那裏當翻譯，不管你翻譯什麼，不管你做得多少，你總是進了人家的門，為人家做事，你不隻絕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麼做人？”
馮達聽了，也很沉重，他說：“這與你無關。這是我自己決定的。我想了很久，內心很痛苦，但我認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總像現在這樣跟著你，我跟著你隻能拖累你。有什麼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國民黨對你的監視能夠逐漸放鬆，然後你就可以找機會跳出去，脫離這個苦海。我說過，你什麼時候離開南京，你走後，我就回廣東老家。我們是命定要分開的。現在我的身體很壞，肺部這半年來經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長，但我希望能夠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臉色發紅，微微滲著汗珠，我不願多想，隻說：“那我們現在就分開。”他說：“分開！分開！一定要分開！隻是你暫時不要鬧出去。”他又說：“我明天要去那個機關，可能要填一份履曆表。你不必為我擔心，我會盡可能給自己留有餘地。我最擔心的就是不能斷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堅持住，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這一夜我沒有辦法闔眼，他好像也轉側通宵。事情怎麼竟會變得這樣，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看來，隻得過一時再說。但不管怎樣，馮達現在是要到敵人的一個機關裏去工作了。要應付姚蓬子，也要應付馮達，我將應付這越來越複雜的困難環境。既要提防他們，又要利用他們作為掩護，欺騙敵人，麻痹敵人，創造條件，使自己能和黨取得聯係，得到黨的幫助和營救。我能做得到嗎？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張道藩三碰釘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一天，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張道藩光臨明瓦廊了，說是特來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對這個人過去隻知道他是國民黨中央的文化官，傳說是一個大官僚。對這種人我過去根本不屑於注意，隻有仇視，但並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識到此時此地到這裏來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樣說得好聽，名是拜訪，實是審問，是了解，是安撫，是欺騙……總之，對這些人，我都要警惕。張道藩的樣子看來很隨和，說這次來拜訪，是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議我寫點文章，不願意發表就不發表，又說寫劇本最好。他說他現有一段戲劇材料，他願意介紹給我，供我寫作參考；如果我肯執筆，那就太好了。對此我毫不考慮，毫不動心，我推諉說身體不好，無意於此；我說我從來沒有寫過劇本。他見我這樣冷淡，話不投機，沒有坐多久就告辭走了。大約過了個把月，張道藩又派人用汽車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辦公的地方（不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也不是國民政府），這是一幢有花園的小洋房。他單刀直入，闡述了第一次見麵時對我說過的建議，希望我寫這個劇本；我一定不寫的話，無論如何，就為這個劇本編寫一個故事提綱。但我又都拒絕了。他對此表示很遺憾；隻得用汽車把我們送了回來。第三次又是他親自來，他十分得意，歡歡喜喜地告訴我，劇本他自己寫好了，隻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見，或者就請我動筆替他修改一下。我簡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見麵說過的話拒絕他，說自己不懂戲，也無意於此。他才索然無趣地走了。從此以後，他沒有再來，我也再未見到他。隻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這個劇曾在南京上演，報上大登廣告，轟動一時，熱鬧了一陣，劇名就是他同我談過的。隻是劇本內容我不知道；現在就連劇名我也忘記了。不過那時這個劇的確上演過，主要演員和演出的負責人，我都記得，他們當時曾托人給我送來了入場券。但我因為感情上很難受，無心去看就是了。半個世紀後看來，當年我拒絕參加張道藩提出的這個劇本的寫作和修改，是在無意中對國民黨企圖利用這次演出打擊左翼文化革命運動的如意算盤給了一個小小的釘子。
十八三會張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個多月，我試探著在夜晚，在後門的一條馬路上散步，居然沒有受到阻攔。於是我膽子大了一點，便試著在白天走得稍遠一點，我希望有好運氣，能碰見什麼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帶著母親、麟兒去夫子廟，在一個小茶館裏喝茶，忽然看見張天翼和高植也在那裏喝茶，同座大概還有一兩個我不認識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編《北鬥》時投過稿，通過信，見過麵，是一個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屬於什麼黨派，思想不紅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說了幾句話。但我一看見張天翼，心簡直歡喜得要跳出來，隻是不敢流露出來。我急忙過去打招呼，但不能說什麼。我隻悄聲對張天翼說了幾個字：“明天上午，雞鳴寺。”便趕快離開茶館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著這一時得來的喜悅，幻想著明天的前景。
我對張天翼當時的思想情況和他過去的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聯的盟員。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個》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為題材的，我是喜歡過的。“一·二八”前後，他搬來上海，我們一起開過會，遊行示威時他和楊騷、樓適夷在左聯隊伍前麵打著大旗呢，我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我們是同誌。我以為看到他，就等於找到了左聯，找到了黨。我多高興啊！
第二天我獨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風景區雞鳴寺，八點鍾的樣子，遊人很少。我無心觀望風景，隻是在山門前的道上和後邊閣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張望，焦急地等待著。大約過了一個鍾頭的樣子，張天翼果然來了。這時，隻在這時，忽然有許多從來沒有想到的往事和問題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他是黨員嗎？他能為我保守秘密嗎？他能見義勇為，為我擔受風險嗎？我不能夠明問，隻在心裏暗自掂量著。過去我曾聽說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謀生還是掩護？他的姑父邵元衝是國民政府的要人，邵元衝是否同情共產黨，他們之間關係的深淺究竟怎樣呢？……我審慎地望著他，又無暇仔細深思，畢竟歡喜壓過了一切。他是左聯的盟員，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樣嚴重，為什麼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衝這種社會關係正好為他做掩護？總之，我還是相信他，那些懷疑一閃即過，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們像老朋友那樣排排坐在雞鳴寺閣子前的小路邊上，我焦急地問他上海左聯的熟人的情況。他告訴我，上海白色恐怖嚴重，馮雪峰已去蘇區。周揚、夏衍去了日本，錢杏邨不容易找著；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我不知該怎樣才好。這時是初夏，可是我卻像深秋時的寒蟬，隆冬時的僵蟲，說不出一句話，連動也不能動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張天翼，把我帶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煉獄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這一線希望我能不緊緊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給我一絲陽光，給我一條生路？我木然地望著他。他也隻攤開雙手，無言以對。他也問到馮達，問到姚蓬子，我也簡單地答複他。那種種艱難的處境，我的痛苦的曆程，我內心的打算，對他的希望，都給一時的沮喪噎住了。我是否應該向他完全打開心扉？我遲疑著。一個受驚的，被關閉幽禁了一年，幾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經習慣隨時隨地都戰戰兢兢，提心吊膽，為著防備別人，話到口邊便咽下了。滿心想把別人當成知己，無所不談，卻又顧慮重重，躊躇不已。太陽快當頂了，隻得同張天翼分手告別，懊喪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獨行，又回到那布滿愁雲的陰暗的住所。
一回來我就後悔，責怪自己，為什麼不向一個同誌，一個戰友敞開胸懷，盡情抒發，把所有的痛苦交給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訴他？！盡管我應該有些顧慮，有所警惕，但對他抱有防備之心是不應該的。於是過不久，我又鼓起勇氣走向張天翼的住處。這個住址是我在雞鳴寺時問他要的，這條街道的名字現在我已記不起了。那時我在他住的大門口曾停了好一會兒，久久不能決定，最後才丟開顧慮走了進去；那種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曾忘記。原來他住的不是一般獨門獨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兩層樓房。大門口掛有五六塊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種名稱的機關辦公的地方。自然這不是大機關，或者隻是一些小單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實際隻是經營買賣的代號，也可以是某些私人聯合經營辦公務、做買賣的事務所。總之，這座樓房和它門口掛的那些招牌，使我當時認為很複雜，使我一時猜疑不定。可能隻有我才會有這些猜測。我遲疑了好一會兒，最後認為既然張天翼住在裏麵，既然他能住，我為什麼不可以大膽進去呢？難道明瓦廊，那個我現在的住所不比這裏更複雜，更危機四伏嗎？於是我大大方方闖了進去。這樓房裏麵並不豪華，張天翼的姑姑住在樓上。樓上似乎住了不少戶，一點也不像是黨國要人邵元衝的家宅。我等不及仔細思索便敲了他們的房門。我還未進門就聽見屋裏的笑聲和麻將牌碰撞的聲音，原來張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麼親友在打麻將。張天翼看見我闖進門來，好像很平常，對我點了點頭，打了一下招呼，沒有離開牌桌，仍然注意他手裏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張椅子讓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邊看他們打牌。我以為張天翼會明白，我是特地來找他的，不是來玩來，閑坐，是有正事、是有求於他才來的。我焦急地看著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來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兒，大家歡樂地有說有笑。我坐在旁邊的冷板凳上，呆呆地望著他們，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機會，哪怕說上一句話也好。我完全可以大聲說：“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單獨說幾句話。”可是我總抹不開，我不知道怕什麼。看樣子他們很寬大，並不怪我打擾了他們，隻是好像沒有我這個人似的。我在敵人麵前是受盡折磨的，但在朋友麵前，忍受著這樣的冷淡，卻是第一次。我勉強撐著，不願傷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著他們不會因為我而停止雀戰，我隻得慢慢站起身來告別。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進門時那樣點了一點頭，就算招呼過了。我的心像懸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腳不感覺是踩在地上那樣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樓房。究竟是怎樣回到住所的，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從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裏，隱隱地難受。我不理解張天翼，隻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這種心情，直到幾十年後，經過了幾十年痛苦之後，才慢慢悟出當時張天翼對我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責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樣一個泥潭裏，敵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許多謠言假象，為什麼朋友們不應該對我采取謹慎疏遠的態度？為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到，凡過去認識我的，知道我的，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可能要揣測我，估量我，甚至更有所懷疑呢？我應該理解國民黨和他們執行的陰險政策把我推到一個被審查的地位，我首先應該設法取得朋友對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觀地以為誰都應該相信我，毫不懷疑我而真心幫助我呢？
以後在南京，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幢樓房。後來我搬到苜蓿園去後，天翼來看過我，而且最後在一九三六年，還是他帶來了黨給我的信息，並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離開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對他一直是充滿著感激，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他為我冒過的風險，給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方令孺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我在醫院生了祖慧。我這時的心境像掉進了枯井那樣幽暗與悲傷。回憶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隻兩個多月，他父親就被捕，三個月他父親就被殺害了。我不得不把嬰兒送回湖南交托給我母親，我隻身返回上海，繼續苦鬥。一個做母親的，一個有著母性本能的人已經太難忍受那拋離親生兒子的痛苦了；而這個女孩卻使我更加悲苦。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丟到垃圾箱裏去嗎？我能把她送到育嬰堂孤兒院嗎？我能留給她的父親，讓她終生也蒙受羞辱嗎？我隻能把她留在我的身邊，我是母親，我應該對她負責，不隻哺育她成長，而且要盡心守護她，不讓她受羞辱，盡心教育她，使她成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負著一時無法分說的恥辱，也許還得就此終我一生。十月半我從醫院搬到中山大街。因為我不願再回到螺絲轉彎，我要離開那變相的地獄。在那裏我們的前院旁院都住著一些身份曖昧的人；進進出出我都得經過他們的住處，任人側目審視。我常常喊叫，既然說是自由居住，就應該讓我自己去租住民房，無論如何我是不回那住過的地方。因此，當我住院時，馮達和姚蓬子幾次商量，才租了這幢房子。這是在中山大街向東拐進去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幢小樓，上下各三間。我們一家住在樓上，姚蓬子一家住樓下。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我幾乎沒有下過樓，國民黨也沒有派人再來這裏騷擾我。我在這裏隻是養病。不過意外的，我在這裏卻遇見了一個終身難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為不速之客忽然降臨了。她那時不到四十歲，長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於甲狀腺腫大，動過手術，顯得稍稍有點突出。但她的那種溫柔大方卻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後站著一位十五六歲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兒陳慶紋。她謙虛地自我介紹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別來看你的。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歡你的小說。我想你在這裏一定太寂寞，我能為你分點憂愁嗎？有什麼事我能幫助你嗎？”怎麼聽到的又是這一番話！我不免用懷疑的眼光望著她，心裏在想，是否又是國民黨派來的？她要幹什麼呢？她看見我很冷淡，便不多說；隻對我的母親表示一點尊敬，說了幾句恭維話，又對我的子女稱讚了幾句。然後便文靜地告辭了。我不安的心還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麼知道我的住處的，當時忘記問她了。我壓根不曾想到我的住處能夠保密，我以為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闖來的。此後，她每過一個月，或兩個月便來我這裏一次。她從不同我談政治，也不問我的生活情況，隻是點點滴滴同我談她的心曲，如讀書後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國書，翻譯過來的，或還沒有翻譯的。談她認識的一些文人的印象，這些人多半是我不認識的，是她在青島大學的一些同事，老一輩的所謂新學家。這些她都當故事娓娓道來，在我隻有一顆十分空虛的、寂寞的心的時候，也能勉強聽下去。後來她便談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愛情。談這些她也不動感情，隻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講一部寫得非常細膩動人的小說。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國的老老少少的婦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別是像她這樣有著一顆美麗的心靈的知識分子。後來我也到她的家裏去。她住在我這條街的對過，叫娃娃橋。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東樹的後裔。她的那個大家庭是一個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側院的三間大廳，後邊是院子，前邊是小花園。繞過她的廳子，還可以進入她家的一個更大的花園，隻是那個園門不是常打開的。她住的三間廳子布置得很好。她帶著三個女兒，用一個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裏非常安靜，很少客來。我慢慢認識到，我和她來往，是無害的，便逐漸放寬了心。後來，一九三六年我和黨取得聯係，就曾把她的家作為黨與我通信聯係的地點。
方令孺是一個誠實大方的人。抗戰初期，我在延安時，曾經向她要過一部《昭明文選》；那是因為毛主席曾經對我說，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選》。她特地買了這部書寄給我。我們從來都沒有對人說過，隻是悄悄地高興為別人盡了一點力。她知道我是為誰要的。
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後，她到北京時總來看我，還在我家住過。她的儀態仍然與那時一樣，總是很文靜地對我談一點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繼全國作協的批鬥大會後，在全國婦聯召開的一次批鬥我的大會上，我望見她了。我為她很不安了一陣。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為我非常非常的難過，可是這時她無法對我表示同情，也無法安慰我，分擔我的憂愁了。二十二年後，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聽到她已經逝世，我不免淒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為人，想到她曾為我分擔苦痛。她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有非常美麗靈魂的人，是一個好人，我一定還要寫她，將來有時間，我一定要任情呼喚你，方令孺同誌！
二十母親嗬，何時再見？
母親完全不像以前的母親了。記得我小時候，不管她經受了多麼大的挫折痛苦，她總能保持她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她衝破封建習俗，入學讀書，勤奮好學，抱負遠大，以救國為己任。我弟弟死後，她從絕望中努力自拔，四處奔走，為貧苦人家子女辦工讀學校。“五四”、“五卅”運動時，她熱情澎湃，帶領學生教員去大街講演。我有時也曾看見她煩悶過，甚至唉聲歎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奮身振作。我們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體貼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她為大勢所迫，難舍難分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但仍是滿懷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與我們同遊西湖，飲酒賦詩，似乎是一個完全不知憂愁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頻陪她都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後，我送麟兒回湖南老家，我抑製痛苦，強打精神，把死訊隱瞞著，騙過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擔起撫育幼兒的責任。但現在，我看見的母親老了；不隻年齡、麵容老了，而且心情顯得寂寥，似乎同我隱隱有點距離。為什麼她從來不問一聲也頻的事呢？她什麼時候知道他犧牲的消息的呢？我壓根沒有告訴她，她也從來不問我。現在我們身邊多了一個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問；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認識，而無須打聽。我想她什麼都不知道也好；她不問，我便也不說。我們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都怕碰著這些充滿苦澀的現實。媽媽嗬！你叫我怎麼向你說呢？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麼全告訴你，你會更痛苦。你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無條件地支持我；而現在我卻連累你，把你拖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叫我怎麼說呢？母親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們在那裏等她。她參加了一個什麼會，又作氣功又治病。媽說她對世界，對人類都不能再有什麼作為了，於是她學氣功，學治病，扶困濟貧，總還有點用處。我心想這也許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會道門。但母親堅持說這不是迷信，她是把這當成科學來認真學的。她承認這裏麵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腦筋，迷信，可是她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身養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學深一點；她應許我一百天以後再回來看我。我隻得讓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黨的關係，但又覺得她是辦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隻認得王會悟，而王會悟這時已隨李達去了北平。我把這話忍住沒有說出來。我隻要求她一定回來，因為我實在希望她能把孩子們帶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來了，在上海隻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沒有住上二十天，便無論怎樣要返回湖南。她說家裏還有許多未了之事，來時也隻打算把孩子交給我了就回去的。現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氣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帶出來的那個女傭人想家，也吵著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們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纖纖絆絆的雜務、人事完全棄之不顧的，她還需要生活。但現在就要她帶兩個小孩回去，的確是太難了。不過孩子遲早一定也要走開的，我不能讓孩子困住我。我現在要用孩子和媽媽，暫時留在南京作為人質（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希望和安排的嗎？），換得敵人對我的疏忽，鬆懈對我的防範。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遠走高飛時，我一定要想辦法預先安置他們，讓他們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個安身之地，那個簡陋的窠還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是再無別人可以依賴的了，歸根結底還是隻有母親嗬！這樣，我隻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帶著那個女傭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親愛的媽媽，你一定要回來！我們何時再相見呢？
二十一苜蓿園
十一月初，馮達檢查身體，醫生說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臥床平躺休息，還要吃有營養的食品。那時治肺病沒有什麼有效的藥，隻是用鈣片把病灶包圍起來，讓結核區逐漸縮小。這樣，他請假在家，一天到晚無聲地躺著，很想回老家廣東去，但又說不願在此時此境留下我獨自受困。我卻打算從此分手，帶著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國民黨不準我自由回湖南，現在又怎會放虎歸山？如果提出來被拒絕，那就不如仍然暫時不提。可是這日子怎麼過？麟兒思親，整天懷念剛離去的祖母；嬰兒缺奶，日夜不斷地啼哭。我自己向來是天涯遊子，從來沒有操過家務。現在困住囚籠，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樣安排？再求我母親出來，一時是不可能的。馮達已經垮了，對我也是負擔。他認為他在國民黨人的眼裏是一個小人物，無足輕重。既然病成這樣，就可以釋放回家，頂多再由家裏具一個鋪保了結。可是他總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這裏受罪，心裏覺得慚愧，隻好拖過一段日子再說。
這時姚蓬子接受國民黨給他安排的差事，到蕪湖去編輯《大江日報》。這報是國民黨辦的，他去當主編，卻沒有實權；他原也不是搞報紙編輯工作的。他去，隻是表明他聽話，沒有二心。因此他不願帶妻子兒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錢，和妻兒兩地分居，自然花費要多些。我同樣也感到經濟的拮據。馮達治病，要花錢；小孩雇奶媽，也要花錢；我又不會操持家務，從沒有管理過家庭錢財。這樣我們兩家都願意節省開支，合夥吃飯，減少傭人，日用開銷都由姚蓬子老婆經營；而且他們夫婦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個比較僻靜的新造的兩樓兩底的屋子裏，租賃了樓上的三間。姚蓬子的妻子帶著孩子住一間大些的兼吃飯。馮達一個人住一間小些的養病。我帶孩子們住另一間。房子很擠，但房租便宜多了。這時，我總想躲開人，越遠越好。在這裏過了幾個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氣好，想法要搬到城外鄉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國民黨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終於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園。我想隱居在這城外的陋巷，暫度時光，以後再說。
苜蓿園坐落在中山門外一個小村莊裏，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時認識的。那時他同曹女士初戀，曹女士與我同在一個補習學校。二五年春季，我幾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們那時都沒有黨派關係，都崇拜魯迅，都渴望自由，都對將來滿懷希望。大革命失敗後，不知怎麼搞的，他們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對他們選擇的道路有些不滿；而他們也認為我過於驕傲，我們就疏遠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終沒有斷過聯係。我們不談政治，不觸及我們或許有過的分歧，我們保持著一絲舊誼。這時我需要有人幫助，便設法找了他。他那時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已經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願意幫助我，便在中山門外，找到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像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正房後邊還有兩間灶屋。我和姚蓬子兩家人於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進去。左恭從來沒有來過我這裏，我卻兩次去找他。他對我的思想、打算、處境從不詢問。我對他的生活也不調查。但我相信他不會害我，事實上他也總是願意幫助我。如果我還有什麼事要求他，他會為我奔走的。但自然對於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他。後來我們便沒有來往了。新中國成立後，我聽到過有人談起他，說他在抗戰前就同“我們”，同我們地下黨有些聯係。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來看過我一次。我們相對坐了一會兒，都沒有把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想問的事問一聲。大約覺得我們相近過，也互有了解，卻長時間隔離得太遠，好像霧中山水，總有點朦朧一片，需要問的太多，就又都克製住了。後來當我回憶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磯，馬車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著的情景，我曾後悔，我是應該多了解他一些的。我們為什麼談得那樣少，特別是關於我們的政治經曆和思想見解。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們都不願因為曾有過的分歧影響那脆弱的友情。我們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卻又因此使我們有所隔離，反而隻剩下一點空虛和淡漠。
二十二傷寒病
苜蓿園像荒村裏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蟄居在這裏，似乎應該打掃塵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來，然而我心裏整日翻騰，夜不能寐。在春雨綿綿的時候，在夏蟬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獨自佇立在屋簷下，仰望雲天，輾轉思謀，下一步棋該怎樣走呢？母親終於又來了。她是無法拒絕在困境中的女兒的請求的。馮達病假超過半年，不能再領工薪，他是我的負擔，精神上的、物質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為我還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頓在後邊的灶屋住，隔離開來。現在他的作用，隻是讓國民黨人看來，我還是不忍棄他於不顧。他也隻表明他的無可奈何勉強陪我度過這難熬的歲月。表麵上我們還是夫妻，他的存在，還可以掩護我，讓國民黨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沒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當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時候，我感到我的身體無法支持。不知為什麼我每天下午發燒，時間長了，人沒有一點精神，疲憊不堪，我懷疑是不是我傳染上了肺病。我去醫院照了片子，但沒有結果。這個醫生這樣說，那個醫生那樣說，吃了一些藥，毫無效果。就這樣每天繼續發燒。我先還瞞著母親，一人放在心裏著急。後來病越來越厲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頭痛腦脹，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擔憂。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將怎樣呢？各種各樣的想法，啃著我的心。我已經受盡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對我倒是一種解脫。人世間任什麼我都可以不留戀，都不牽掛，母親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丟掉。但我隻有一樁至死難忘的心願，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黨裏去，我要向黨說：我回來了，我沒有什麼錯誤。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條件下都頂住了，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黨的事。但我知道，由於敵人散布的謠言，現在我處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著，無法為自己辯白，洗清傾倒在我滿身的汙水，我還陷在深井裏。這樣又拖了一個多月。病毫無轉機，我隻得向母親說：“媽！我得花一筆錢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替我治病。聽說這個主任醫術高，隻是非常勢利眼，對頭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細，對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媽媽，我得設法弄錢。可是從哪裏來錢呢？隻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應的，他父親有錢；不過一定得還他。你看你還能從家鄉想點法子嗎？”我母親看見我的態度認真，感到事態嚴重。她擔心地說：“你自己的病你自己應該清楚。你自己做主，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的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憑我幾十年在家鄉的一點信用，幾百元錢還是可以張羅得到的。你千萬不能耽誤，先借點錢，治了病再說。”我小的時候，父親病重時，母親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飾、古玩、家具全都賣了，替他請醫買藥。父親死後留給她一筆一筆大大小小的債務。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變賣得幹幹淨淨，還清債務，隻剩下一擔兒女壓在肩上，離開故土，到縣城裏自力更生，以小學教員的微薄薪金養育我長大。後來我能寫作拿點稿費，卻因自辦出版社虧本負債，最後還是她寄來三百五十元償清債款。這兩年，我自然更沒有分文能給她。在湖南鄉下，麟兒就全靠她雙手撐持，我連問都不敢問她們是怎樣熬過來的。現在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別無辦法。母親幾十年來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什麼都耗在我這個孤女身上了，我什麼時候才能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場！？媽媽嗬！這是由於我的不孝嗎？是你的命苦嗎？你是那樣熱情地以助人為樂，那樣胸懷坦蕩，把痛苦踩在腳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兒，我什麼也沒有給你，卻總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學到如你那樣堅強，我要活下去，為人民做事，對國家做貢獻。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個人應該承擔的負擔再交給你。我應該洗清自己，還你一個幹淨的女兒。那麼，好吧，讓我先治好病，然後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親愛的媽媽，我應該無所畏懼了！
第二天姚蓬子從蕪湖回來。我請來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就診。他顯得很有把握似地說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療。我住進了二等病房，單間，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兩百元住院費。果然，醫生、護士川流不息地來到病房。主任說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電療，又打針。可是仍不退燒，熱度有增無減。白天，我燒得認不清人；方令孺來看我，守在我身邊，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於用冰涼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較清醒。我按醫生說的，臨時雇了一個保姆守夜，她為我全身按摩，這樣我才感到稍安。我心裏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麼痛苦，全無感覺，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禱告著：“我不要死啊！不能死嗬！天可憐見，讓我活下去嗬！”我注視著窗外，萬籟俱靜，我揣測著明天，盼望有一個好天氣。
就這樣，我盼望著，拖著，人消瘦了，滿頭的頭發脫光了，但卻慢慢活過來了，內科主任說得的是傷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內科主任把我救活的，還是我自己逐漸好起來的。我住醫院的錢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該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園。苜蓿園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暫時棲息的地方，也是我將重新起飛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個冬天完全是母親一個人撐持著熬過來的。她現在無心給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談那些治病救人的事，隻一心一意照看我一個人，這個她從小帶大的惟一的女兒。她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又離開了故鄉故土，對別的都是無能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她已沒有什麼可以安慰我的，她隻用她的堅定的耐心，頑強的沉默，讓我相信她還是可以把擔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後的一點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攢了五六年，為麟兒存的一筆零存整取的定期儲蓄，計劃十五年後一次可以拿上幾百元，這是老祖母最後苦心為她可憐的孫子一點一滴省下來的血汗錢。這時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化名寫點不相幹的小文章，他拿去在《大江日報》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裏想：《大江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裏，在敵人控製下，我怎能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我想革命者發表文章、唱歌、演戲……總應該分清在什麼場合嘛！化名是騙人，也是騙自己，欺騙總是經不起曆史考驗的。我如果要寫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國民黨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去生命可以不顧，堅持過來，目前這一點困難卻不能忍耐熬過嗎？冬天雖然寒冷，是可以熬過的。過了冬天，就該是春天了！不會沒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條死而不僵的小蟲，帶著兩個小孩，在慈母的懷裏，再熬過這個冬天吧。
二十三春暖待花開
苜蓿園是不會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卻依然波濤洶湧，激奮人心。我在床上讀到報紙，看到“一二·九”青年學子的進軍，我的心隨著大隊滾滾前進。我要躍起，要飛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裏去。但是目前我的處境，我該怎樣呢？我沒有忘記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樣才能逃出這四壁鐵牆似的囚籠？逃出來了又到哪裏去？哪裏能夠安身？哪裏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樣才能成功？才能萬無一失？我反複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動，黨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著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寫文章。我本來是寫文章的，是作家，隻能透過自己的文章，發出信號。於是我努力振作起來，拿起擱置了兩年多幾乎生了鏽的筆，我沿著自己創作的路子，用心用意，寫了《鬆子》，接著是《一月二十三日》、《團聚》等。《鬆子》發表在蕭乾編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的副刊《文藝》。《一月二十三日》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葉聖陶主編的紀念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的專輯《十年》。《團聚》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文季月刊》和蕭乾主編的《文藝》都是以魯迅等左翼戰士為支柱的。葉聖陶從二十年代起，長期來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邊，在複雜險惡的環境裏，始終潔身自好，忠實地維護革命。他們都是中間偏左，與反革命的國民黨是絕不調和的。國民黨也討厭他們，不會放鬆他們，但知道他們並不是共產黨，不得不表麵上緩和一點，寬容一點，以裝潢他們的反革命的猙獰麵目。
第二步，我稍稍開了一點門。老朋友譚惕吾來看我了。當年她雖是國民黨黨員，以國民黨員的麵貌來看我，卻仍然保持著一九二四年時對我的純真的愛護與關心。她告訴我，聽說我被綁架後，她曾經四處打聽我的消息；她聽說國民黨對我是不會寬容的，曾想殺我滅口。隻是因為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沒有敢動手。沈從文也來這裏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裏，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綁架後，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誌不能出麵，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麵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一九二九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後，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後的第十一天，即五月二十五日，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編者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後，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並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此後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麵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隻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裏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裏，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隻是再次見麵時，總有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隻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的很少。他見我在一場大病後，身體沒有複元，勸我做點事，弄點錢，養息身體。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可以向王世傑去說，請他幫忙。王世傑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我自然不會同意去國民黨的教育部做事，我謝絕了這番好意。
跟著翻譯家高植也來了。蕭乾也來了，他是為《大公報》的“文藝”拉稿子的。現在表麵上我有了點自由，我可以在家會客了。但實際上，我隻是為著要飛出去，希望要找到我想找的人而製作的一些煙幕。我希望我能給人一點印象，在國民黨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一個順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於有一個可以苟安的簡陋的窠巢。我以這種姿態迷惑敵人，鬆懈敵人的防範，然後我才有可乘之機，才能遠走高飛。那麼暫時就讓一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罷，壞心也罷，去猜測，去胡言亂道吧。
這時，我得到一個對於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達夫婦的消息。他們於一九三三年遷居北平；現在李達仍是一個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從他那裏找到一條縫隙了，這條縫隙也許能透出一縷陽光，真是太好了！
李達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建黨時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後一天的會議移在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便是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聯係布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他曾在上海聲明脫黨，不參與政治活動，而專門從事馬列主義的學術研究。他翻譯論述唯物辯證法的專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學者。一九二二年我在黨創辦的上海平民女校讀書，曾是他的學生。那時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後我在上海，與他們夫婦過從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頻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雖然不倦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但對黨內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過去我們談話時，他曾幾次勸我和也頻隻從事文學創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渦。我們沒有聽他的，一個犧牲了，一個又陷進牢籠；但他始終是而且經常是照顧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個嚴肅的、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平時，還常有個別黨員同誌去他那裏。因此，現在我認為如果找著他，便可以從他那裏找到與黨聯係的機會，我要立刻與他們通信，得到回信後，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親和孩子們回湖南。這時，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對母親說。但母親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麼都不說，好像命運已經這樣安排定了，她情願挑著這副重擔，帶著我的一對兒女，勇氣十足地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麼也沒有說，她也不問，但她察言觀色，能夠體會到女兒的痛苦，女兒的向往，而且勇於挑起重擔，與我分憂。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從延安寄給她的信後回信說：“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會舍棄我們這個小家的。”多好的母親嗬！我把當時幾篇文章換來的稿費全給了她。她來信讓我寬心，說她的摯友蔣毅仁可以照顧她。蔣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視和排擠的，因此她長期獨住在常德。母親便住的常德忠靖街蔣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錢，而且還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幾間的租金，每月挪來作家用。這幢房子是用我母親的名義、實際是她的女友蔣毅仁平日一點積蓄買下來，為自己養老送終作準備的。母親告訴我這些，是讓我知道，在困難中，在戰亂的年月，蔣毅仁對她、對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誼。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把母親接到北京；毅仁不願離開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費給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人世。
二十四今天是我的生日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綁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我從沈嶽萌（沈從文的胞妹）處要到一張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時她在南京鐵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張二等臥車廂的免票。這種免票凡是鐵道部的職員都有，不論旅途遠近，都可以乘坐。同時我去信給李達夫人王會悟，告訴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們。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會悟的打算，說大約兩個星期可以回來。我還假意托他們好好照料病中的馮達，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啟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這事報告了國民黨和怎樣報告的，我都不知道。這天譚惕吾、方令孺恰巧都來看我，看見我情緒很好，都詫異地問我：“有什麼高興的事嗎？”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這一天曾經是我的死日，現在又變成是生日了。”她們始終沒有弄懂，還以為真是我的生日。
大約就在一兩天後，我一個人悄然地離開了苜蓿園。我帶了幾件換洗衣服，裝在一個普通的麥秸編織的提包裏。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這屋子的茅草頂，也許就要同這間屋子永別了，同這三年來的痛苦永別了，我可以找到黨的關係了，我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我壓製不住心的跳動，真以為自己長高了一截，腳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剛走到中山路口，準備乘公共汽車，斜路忽然走出來一個人，順手把我的提包搶了過去。我大吃一驚，轉頭一望，原來是韓侍桁。韓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時認識的。那時左聯常派自己的盟員去大專學校講演，在學校建立左聯小組或左聯領導的文學研究會，我和韓侍桁曾有幾次一道去；我還去過他的家。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離開了左聯，仿佛聽到過有人傳說他的壞話，但不很確實，我隻能將信將疑。這時他在南京正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翻譯一本《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大概是這樣一本書，書名記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園後，他跟著姚蓬子來過一次；這年春天，來得多了幾次，暑期中還問我要稿子。他說他打算編輯一個雜誌，定名《今代文藝》。他表明，這個刊物是另一個左翼刊物《文學界》的外圍，是接近於周揚等一群人的。我那時與上海文藝界完全隔離，隻知道周揚是左聯的一名成員；《今代文藝》果真是傾向他們那就可以給他們稿件。因此我給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報告文學試寫》。文章後來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藝》。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這時，我正要出走的關頭，他忽然出現在我的身邊，不能不使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對我的言論，好像他隻專注於他的翻譯；但在我腦中也曾有過一個問號：他搞翻譯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關係外，他究竟還有什麼別的關係，我是摸不清的。這時我有一點慌張，我忙說：“我要到火車站去接一個朋友。”他笑了，說：“你有什麼朋友？有朋友還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說“就是接朋友”，他隻是搖頭，不將手提包還我。正在這時，公共汽車來了，我要上車。他推著我上去，跟著他自己也跳上車，還說：“我陪你同去。”我真沒有辦法了。車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審視他，而且惶恐地思索著，難道他是一個壞家夥，是國民黨養的一條狗，他是在跟蹤偵緝我嗎？如果到了火車站，他發現我並不是來接朋友的，他會不會把我交給警察，交給國民黨？他會不會……我隻得鎮靜地對他說：“你真聰明，我不是去火車站接朋友，我沒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達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訴他兩個星期就回來；他答應我不聲張出去。你怎麼樣？我希望你也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對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還會引起麻煩。我兩個星期就回來。馮達一直病在床上，等我照顧呢。”
他不再說什麼，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車，我才勉強放下心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臨上車前一刻，他忽然又帶來一個高個兒男人，並把我介紹給那個人。那人非常高興地伸出手來，自己報名說：“我是王昆侖。你去北平嗎？我也去北平，我們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車，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膽，心不在焉地同韓侍桁告別。汽笛一聲，我走進二等臥鋪車廂，望著車外朝後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鋪上。為什麼我這樣倒黴，這樣多難？北平之行的前途將是怎樣呢？
二十五火車上的邂逅
誰都知道，王昆侖在國民黨是一個高級人士，是大人物，想當然是國民黨黨員。我知道他正在同我過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談戀愛。我向來不喜歡談論關於別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處境，他和孟君的關係，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但我現在卻怕他。怕什麼呢？他這個國民黨的高級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蹤，會不會破壞我的計劃，使我功虧一簣呢？我將怎樣敷衍他呢？自從曹孟君在南京任職後，我們的友情就逐漸淡薄了。一九三一年，為營救在龍華獄中的胡也頻，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裏，我覺得她比較冷淡。她原是一個熱情的人，也是事業心很強的人，為什麼變得這樣冷靜、淡漠？也許是因為生活的變化引起了感情的變動。不過，這隻是些小事。問題是：現在在重要的關口，我遇見了她的新朋友，是國民黨的一個著名的高級人士，我將怎樣對待呢？
我正輾轉思慮，不知所措的時候，車廂外麵有人敲了兩下門。我趕快坐起來，出現在門口的這位瘦高個兒正是我擔心見到的人。這時他顯得非常隨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車去吃晚飯。我隻得隨著他走進餐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那時餐車都是吃西餐，價錢很貴，就餐的人很少。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閑談。王昆侖很健談，同我談高爾基，談果戈理，談托爾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歡讀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讀過似的那樣熟悉。我慢慢竟忘記了我當時的處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也忘記了孟君曾對我的冷淡，忘記了他是孟君的新的愛人；又好像我過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侖熟一樣的。談話中他好像在為我設想似的，說：“你要做高爾基是困難的，因為你沒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為果戈理，你可以寫官僚社會，我就是一個官僚，我還可以介紹你許多人物、許多官僚，許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階級的生活……”自然，我不會聽從他的，走進他的官僚階層；但他的表情，他說這些話時那種坦然、率直的神情，卻是很吸引人的。
我們已經吃完了這一頓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記了剛見麵時的那種擔心，局促與不安，覺得餐車上的飯菜真好吃呀。當我們喝最後一杯咖啡時，王昆侖仍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指點我看看稍遠一點的餐桌。不知什麼時候，那裏坐著四個人在喝酒。王昆侖說：“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見報了。那四個人裏麵有一個《晨報》的記者。”他說話的語調很平淡，好像在說一件極不相幹的小事。我卻幾乎跳了起來：“那怎麼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侖又輕鬆地說：“我可以對他說：要他暫時不發這條新聞。你不是在北平停兩個星期嗎？我告訴他過兩個星期以後再發。報紙會把這當著一條重要新聞，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隻好央求他：“請早點對他說吧。最好不發新聞；一定要發，就晚一點，越晚越好。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後，王昆侖還特意到李達家裏來看我。我雖然感謝他在火車上表示的對我的關心，也很願意聽他談話，但又總存有一份疑懼和戒心。兩個星期後我回到了南京，他又與他的妹妹王楓同來苜蓿園，那時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後來，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時，馮雪峰從上海回延安向中央彙報工作，我見到他，同他談到王昆侖，他說那時他同王昆侖便已有聯係，說王昆侖同我們的關係很好。這些關係真把我弄糊塗了，我一時什麼也看不透，什麼也不理解。難道真是這樣？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在《魯迅研究動態》看到樓適夷寫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一文的附注，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間，在上海潘漢年那裏，他們就已經互相認識了。以後，我曾很想和王昆侖詳細談談那時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機會和他敘舊，問清這些似乎是很難理解的謎。一九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誦藝術團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我又遇見王昆侖了。問他這段往事，他說：“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車到北平的；可是許多事都記不清了。”我真感到遺憾，但已沒有法子了。直到一九八五年他逝世後，從他的生平介紹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了。王昆侖同誌，現在我就用這一段文字來紀念我們在那次北上車廂裏相遇時的同誌式的友誼吧。
二十六探索
這天清晨，我在前門車站雇了一輛人力車，趕到複興門宗帽胡同三號。我跨進大門，直奔外院的北屋。王會悟剛從床上起身，還沒扣好衣服，一見是我便大叫起來；她的孩子們也都從裏屋跑出圍了上來。王會悟什麼話都來不及說，拉著我問道：“你來北平太好了。我問你，你準備住在哪裏？”我答：“就住在你這兒。”她大笑道：“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從文家，我可不答應。”我答道：“我怎麼會住在沈家呢。”
我很奇怪為什麼她對沈先生有那麼深的意見。後來才知道，就因為一九三三年我被綁架後，王會悟仍在上海，她寫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親，說我平安無事，說有許多人在營救我。她怕我母親不相信而難過，便今天寫信用這個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個人的名字；還用過沈從文的名字。哪裏料到，後來沈先生卻不願意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沈先生當時自然也有自己的困難，沒有什麼可以厚非的，可是王會悟至今還像一個年輕姑娘那樣單純、那樣熱情，那樣看重朋友之間的友誼。
李達也表示高興我的到來，不過他一本正經地誠懇地對我說：“以後你千萬別再搞政治了，就埋頭寫文章，你是有才華的。”第二天他還拿出大張宣紙，興致勃勃地給我寫了一幅中堂，勉勵我專門從事文學創作。這一來，他一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說的話，全堵住了。他雖是書生學者，可是比起我來自然是老謀深算，他可能猜想到我這次來北平找他的本意。他一點不談，也不問，隻帶著我去俱樂部遊玩，打球、喝茶、吃冰淇淋。他背著照相機，給我拍照，把他同一個女友的放大照片給我欣賞。他幾乎天天都有宴會，在北平的一群大學教授輪流請客。他的確變了，變得風流瀟灑。可是我總懷疑他是裝的，是裝給我看的，也是裝給許多人看的：好像李達已經不再是紅色教授，不特不參加實際鬥爭，而且看破紅塵，是一個很隨和、無所謂，無黨派背景的一般教授罷了。他擔心什麼呢？他不是剛從泰山、從馮玉祥將軍那裏回來不久嗎？他不是曾向馮將軍講授《資本論》嗎？他顧慮什麼呢？我也注意到有幾個年輕的人，一來他家就到正院南屋的一間大客廳裏去了。這些人從不進北屋，也不在這裏吃飯。王會悟和孩子們也不和客人接觸。這些到底是一群什麼人呢？我懷疑其中一定有黨員，或者有靠近黨的人。但李達不讓我見他們，在我麵前也從不提到他們。有一次，大約是我到他家已經四五天的時候，李達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謝冰心。我不理解為什麼。他還特地派了一位女士陪我一道去。我過去見過謝冰心一麵，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著胡也頻，沈從文，還有沈從文的熟人謝冰心的弟弟謝冰季一塊去的，我是以一個年輕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著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她或者隻把我當成一個“小讀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一次她跟我談話了沒有，我卻不記得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編《北鬥》，曾寫信向她約稿，她慷慨地給了我一篇，增加了我對她的好感。現在忽然去看她，這中間又經曆了也頻的慘死和我的被綁架，是否顯得唐突冒昧？我們之間能談些什麼呢？李達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對他充滿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但在家裏處理家庭生活，他對待王會悟，卻實在有些封建氣味。但我能始終被他照顧，始終保持和王會悟的友誼，能夠和她經常來往，談心，就在於我看到並且了解他這一點，我小心注意絲毫不去觸犯他，我隻是他的一個忠實的學生。我總願意保存我和王會悟的友誼，我認為王會悟也需要我這樣一個朋友。
陪我去訪問冰心的那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誰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認識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學生。冰心那時住在燕京大學校園內的一幢教授小樓裏。我在她麵前自然要矮一點，即使我平日有傲氣這時也拿不出來，我隻是聽她說話。她和我相反，很會照顧人，說話文氣，得體。我在敵人麵前，還有一股強勁，橫眉冷對，甚至談笑自如，現在一碰到她這樣的溫柔多情，自己反而現出一種別扭和手足無措，渾身不得勁兒。可能是這次見她，在思想上毫無準備的緣故。我留給她的印象一定是“莫名其妙”或者隻像一個笨拙的處境不順的小作家去高攀一個老作家似的。
訪問自然沒有什麼結果，不可能有什麼結果，也不需要有什麼結果。但對李達對我自己都可能有一點幫助。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就能說明丁玲現在是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的人；她這次來北平沒有什麼政治目的，純是為了散散心，隨便會會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達家，也可以去拜訪冰心女士。我體會到李達的用心，也很諒解。但我心裏卻開始明白，要從李達這裏找黨，是沒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能讓我抓住。
果然，有一天，我同他們閑談到王一知。李達顯然不希望她來他們家裏，可是我卻非常高興，因為王一知是和我一道在一九二二年到上海進平民女校的同學。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師範學校時，她也在那裏，是本科三年級的學生。“五四”運動時，她和王劍虹都是我們學生運動的帶頭人，可算是湘西一帶女學生中的先覺者。後來她到上海不久就參加了共產黨，是走在我前邊的人，我們是老朋友。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她都在上海，我們還時有來往。後來我也參加了黨，擔任了一些黨的工作，環境不允許，就停止來往了。這次我來北平就是為了尋找黨的關係；她現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興呢？不過看樣子，李達不歡迎我把她領進家裏來。我就說：“老朋友了，我去看看她吧。”王一知住在一所頗大的宅第裏，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質量很好。院內有花園，花園裏還有亭子，據說這房子是軍閥時代的外交總長王正廷的公館。現在他們租居，一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愛人，還有三個孩子，愛人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外文很好，工資不少，職位可靠。初見麵我不便仔細打聽，看表麵樣子似乎不像黨員。但王一知這人，我是知道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人，過去我們還是能相處的，也還相信她。現在看見她同一個不像黨員，而是吃洋飯的年輕人住在一塊，心裏不免發生懷疑。我小心在一旁觀察，不願一下把我的真實思想對她傾吐。我在她家住了兩三天，她請我看戲，請我吃飯。她還說她想學日文，搞點翻譯；她把在小報上登的短文給我看。我大膽地試探著問她，說我想去陝北，不知是否有可能從她認識的人中找到線索。她回答說，去陝北很困難，她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這樣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著我的心。我承認那時可能我太膽小了。不過我相信那時她的確無法幫助我。也可能我幾年來所處的環境，使得她不能一下消除對我產生的隔閡，不能輕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夠的熱情。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我們又相見。她告訴過我，她的黨齡仍從一九二二年算起，不過，在北京有一段時間不算。想來那時她可能與黨的關係一度有點不正常。
二十七希望的陽光
後來，我又向王會悟打聽北平其他一些熟人的情況時，王會悟告訴我，曹靖華在中國大學教書，王會悟正在中國大學任會計，所以認識他。我並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悟轉告他，說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說他熱情地答應了我。第二天我就趕去看他，看到《鐵流》的譯者，他是瞿秋白同誌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就在這幾十分鍾的會麵中，解開了我幾年來的苦痛和積慮，打開了我回到黨裏的大門；盡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裏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鍾裏他發生的巨大作用；他決沒有想到從此產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那天去見他，我們幾乎都來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一句問話就是：“你現在生活怎樣？”我第一句答話也是從心裏迸出來的：“太痛苦了。”
於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麵的陌生人，不，應該說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如果找不到黨，我即使能暫時住在北平，或別的什麼地方，我仍是一個黑人，不能有什麼活動，也無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說我自己要說的話。但我現在苦於無從找到黨。他聽了很感動，我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友商量開了。我們兩人估計，魯迅先生那裏一定會有黨的關係，可以從他那裏間接找到黨，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魯迅是很困難的，也有危險。我深知不特我的周圍有特務，魯迅先生從來更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之下戰鬥和生活的。曹靖華慷慨地應允我，他設法寫信轉告魯迅。這樣，我們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發生意外；再者南京離上海近，如果找到了黨，聯係可能更方便一點。
我對北平別無留戀，第二天，我就告別李達夫婦，如約離開北平；曹靖華到車站送我上車。他再三說，信，他即日發出；他囑我耐心等待；又說一定要盡早離開南京。
回到南京，我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隻認識一個王會悟。至於王一知的情況，以及她與我的關係，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更不會想到我能找到曹靖華。馮達也是這樣。他自然能猜測出我此行的動機，但也隻能看出我對此行的失望。我不說，他便也不問。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二十八回到上海
一個多星期以後，張天翼忽然來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談得很熱鬧。他找著一個機會，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我跑回後房，急忙展開一看，上麵隻有簡單的一句話：“知你急於回來，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沒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認出這是馮雪峰的筆跡，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點也不敢暴露我此時的喜悅之情，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我找了一個間隙同張天翼約好再見麵的地點。幸好姚蓬子粗心，一點也沒有看出破綻。
第二天下雨，在一個小咖啡館裏我見到了張天翼。我們很快約定了我去上海的車次和車廂。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裏等我並且和我同行。這時，我覺得他完全換了一副樣子，天翼，天翼！你變得真可愛嗬！變得真令人感到可親嗬！過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雲消霧散了。就為了這一點，我永遠感謝你。即使後來一九五八年由於種種原因而橫生的誤會與隔閡，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時的處境困難，毫不影響我對你的感謝與尊重。一九六三年我從北大荒請假回北京看病時，特地到作家協會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調回北京，聽說你患病，我第一個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滿麵笑容，可惜已經不能說話了。八十年代初，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丁玲研究資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寫的《關於莎菲女士》那篇應景文章收編進去，我認為這不公正，很為你不平，我幾次向編輯同誌表示我的反對。但是，文壇上的門戶偏見，由來已久，積習極深。一些該有的文章卻沒有，一些不該有的文章卻又有了。我被驅出文壇久矣，很不了解情況，我的意見，也不被人重視。既然叢書編委會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無能為力的。但我對你一九五七年的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記你在一九三六年冒著風險，為黨傳書，帶了那張條子給我，而且按照黨的托付，為我布置了脫離南京的行程和辦法。
又過了兩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間茅草屋，一個人在小院裏，在屋門口好像無事地散了一會步，然後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車站；在車站，張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裏等我，我會心地跟著她上了一節三等車廂。車廂裏人很擠，全是貧苦的市民和農民。我穿著一件藍布短衫，擠在人群中，一聲不響，裝出一副土裏土氣的樣子。張天翼的外甥女坐得離我稍遠，她像是一個走親戚的普通少女。我們一同到了上海，我跟著她在車站外邊坐上一部雲飛汽車公司的出租車。她指揮司機把車開到泥城橋一帶一條馬路邊上，叫司機停車，我跟著她下了車。馬路旁邊另有一部汽車停在那裏。車門打開了，她把我推上車。車子裏已有一個人等在那裏，他伸出手來，緊緊地握著，又向司機說了一句什麼，車子開動了。我借助街燈望著那張微微帶笑的臉，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凝視著我。嗬！過去我隻見過這個人兩次，但這時一下就認出他來了，這不就是張光人，是胡風嗎？我像見到了許久未見到的家裏人。我笑了，這艱難的笑嗬！這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甜蜜的笑。我們都笑著，互相望著。汽車走進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過去沒有見過的一幢樓房門前。樓房大門口掛著儉德公寓的牌子，實際是一個普通的、比那些亂七八糟的又高級一點和新式一點的旅館。胡風領著我走進早已預定好的一間房子。進門一坐下來，我不由得先開口說道：“這簡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訴我這是雪峰要他準備的，說雪峰要過一兩天才能來，他正有事忙著，要我安心住在這裏。我看見桌子上擺了幾本書，我忙著去翻看，全是幾個新作家的書。如田間的詩，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葉紫的小說等等。胡風逐一向我介紹這些書和它們的作者，談到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時間過得太快了，已經晚上九、十點鍾了，他約定明天再來看我，便向我告辭走了。
這個公寓有較好的條件，有大門、後門。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內用飯。這是我最願意的。因為我怕見人，防備有人盯我，萬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綁回南京。因此我住在這裏的時候，沒有上過一次街，連去廁所也要看門外走廊有沒有人。
第三天，雪峰來了。看到他我第一個感覺是他變了。怎麼變了，變在什麼地方，我說不清楚，也不可能細想下去；我隻顧自己說話。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並不是說到什麼傷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這眼淚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準備了三年的時間，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經三年了，三年來隨時都想找一個地方把它全部傾瀉出來。我已經忍無可忍，嗬！我該流一次眼淚了。於是我盡情地哭起來了。我以為我會得著滿腔同情和無比安慰，然而我隻聽到一聲冷峻的問話。雪峰說道：“你怎麼感到隻有你一個人在那裏受罪？你應該想到，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裏也同你一道，一樣受著罪咧。”這的確是我沒有想到的。此時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卻給了我一盆冷水。這當頭一擊，的確把我打懵了，但並沒有把我打倒。他怎麼這樣不懂人情，可能他就變在這裏，變得沒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這種嚴厲在我當時是受不了的。但是轉念一想，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嗎？受罪的哪裏隻有我一個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經過長征的人，受過見過多少苦難，他的心變硬了，他想到的是整個革命，而我隻想到自己。於是我心胸立刻開闊了，堅強起來了，我更感到慚愧，覺得他的嚴厲是對的。他這是以高標準來要求我，這很好嘛。好像從我們最初見麵認識起，他對我這個人，對我的文章總是表現出不滿足，使我覺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總是關注著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夠更前進一步。這時我不哭了，他也更不再問。他對我講長征故事，講毛主席，講遵義會議，講陝北，講瓦窯堡；講上海文壇，講魯迅。他心裏隻裝著革命，裝著兩個偉人。我雖然仍覺得三年多來我已是遍體鱗傷，撫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聽了雪峰的熱情的革命事跡的敘述，我抑製不住自己的歡欣，我到底已經衝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隊伍裏，回到自己家裏，我現在應該鼓起力量，邁上光明的前程。
二十九轉折
在儉德公寓住了兩個星期。開始還好，以為希望就要實現了，今後將會萬事如意，隻要腳步一邁，我便可以到達黨中央所在地的陝北蘇區了。這期內有時胡風來，有時雪峰來，可以聽到許多對我都是新鮮的事情，又有那麼多的書可以看。雖說不能出公寓的門，很苦惱，但這究竟不算什麼了。我提出來要去看望魯迅。雪峰說，魯迅近來身體很不好，需要靜養。我去看他，定會引起他的情緒激動，暫時不去好。我有一點懊惱，覺得太不湊巧了。那時我沒有意識到他病的嚴重性，沒有想到此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和他老人家見麵了。後來雪峰來了，很憂戚地說：“怎麼辦呢？去陝北的交通又斷了，一時不能走。沒有適當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險。但長期住在這裏，不能出大門，怕有一天會暴露。我們考慮了，潘漢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設法爭取公開到上海來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聽了心情非常沮喪，不管到哪裏，再苦我也願意。我決心去陝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樂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說的多麼有理由，也不能說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這幾年我心靈的痛苦的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計，都為應付國民黨的陰險惡毒已經耗費盡了。我背負著的哪裏隻是一個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見到了黨的人，見到了自己的同誌，滿心以為你們會伸出手來再拉我一把，送我遠走高飛，怎麼能還讓我回到那個地獄裏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隻知道長征的艱難。長征自然是艱難的，可是你們是一支隊伍，是無數親密的好同誌在一起，你們是在大太陽底下與敵人鬥爭。你沒有體會到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裏，在黑暗中一分鍾、一秒鍾、一點、一滴地忍受著熬煎！我們為這事幾乎吵起來了。他再三向我解釋，一時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開，又沒有人照顧，的確為難。他為我分析當前的形勢，說我們黨正在與國民黨談判，要停止內戰，要釋放政治犯，要搞統一戰線，要團結抗日。現在上海的廣大的知識分子，許多民主人士和全國民眾都在努力爭取這個局麵的早日實現。這一切都同過去不一樣。這時如果你能爭取公開來上海，出版一個刊物，你以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的身份來活動，是可能做得到的。從你個人來說，公開活動比地下活動更好，更有影響。國民黨不是沒有把你當成一個共產黨員嗎？那你就順水推舟，可以裝作你根本就不理解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來公開活動。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總之要爭取公開出來工作……他設想的辦法很多，好像隻要我願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黨組織的身份和我談今後工作的，這是三年多來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聽命呢？入黨時我的誓言不是說，要做一顆螺絲釘，安在哪裏就在哪裏嘛。但這件事使我後來，甚至許久的後來，我都認為這樣的處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對形勢的估計未免過於樂觀，對我的處境也不夠了解。但當時我不得不含著眼淚接受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地向著南京走回去了。
這次回來自然引起了姚蓬子與馮達的注意與詢問。姚蓬子很關心的樣子，幾次問我，見到魯迅沒有？見到茅盾沒有？我始終說這次我去上海，還去了蘇州，玩了一趟，看電影，坐雙層公共汽車，什麼人也沒有去找，根本不想見人，玩得興致索然。馮達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就此遠走高飛呢？應該設法，到蘇聯去，或者到蘇區去。你隻能從事寫作，別的工作於你不適宜……”我隻答道：“你想到哪裏去了。我盡管去了上海，卻會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單身一人能有什麼活動！你全清楚，現在我在上海已經沒有什麼朋友。幾個過去在左聯的熟人，他們不會關心我，我也不會隨便相信他們，當然不去找他們。你不要再說這些夢話了。”
為著敷衍姚蓬子和馮達，我隻能這樣說，但同時，不管自己是否情願，我必須著手進行黨給我布置的任務，爭取公開到上海去。我該怎樣開始呢？我想不出好的辦法，也無法預料前途的成敗，我抱著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膽而又謹慎地開始自己的嚐試。
一天我對姚蓬子說：“母親帶兩個孩子回湖南，已經幾個月了。我真擔心他們，不知他們怎麼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給他們寄一點生活費。我應該找個事做，找個差事，謀個職業，掙錢養家。做旁的事我沒有本領，我隻能編編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編個刊物，你看行得通麼？”
姚蓬子沉吟了一會說：“你要編刊物，我看國民黨會一口答應，他們會給你一個刊物。”
我說：“不，我不替別人編，是我自己編刊物。你如果願意，也可以去上海，我們合編。”蓬子搖頭說：“這恐怕沒有可能。”我說：“你不妨活動活動，試試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訴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談話。我實在不願去，但為著爭取公開離開南京，隻得去了。
不記得是在徐的家裏或是他的辦公地方，我見到了徐恩曾。他說：“聽說你想到上海去編刊物，可以的。你要編一個什麼樣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錢，要用些什麼人，你說說看，我們幫助你。”我心裏想，他們果然要利用我替國民黨編刊物，我決不會幹的。我答道：“我還沒有過細地想，也沒有具體的主張，我隻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書店出版，我自己編。”他說：“當然是你編，你自己編，不過有時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說：“我想想再說。”這樣，我們從徐恩曾那裏出來。我對姚蓬子說：“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應，我寧可不編。”姚蓬子也沒有表示反對。
這時，我就去找譚惕吾，我對她說，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機關謀個職位，可以領點薪水寄回湖南，養活母子。我請她幫忙。過了些日子，她回複我說，她的朋友顧頡剛先生正在南京。顧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進會，組織通俗讀物的編輯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適。但是顧先生希望我不再參加社會活動。這個條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這樣，自然就又沒有成功。
我一方麵感到懊惱，因為爭取公開離開南京，公開出去活動，兩次嚐試都沒有成功。另一方麵，我卻又感到慶幸，幸而沒有成功，我還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遠走高飛，也許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個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寫信給上海馮雪峰，報告他公開出來已無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馮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裏，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並且約定了時間，派人在上海火車站接我。
三十起飛
離開南京前夕，我是在譚惕吾家中度過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錢旅費，她慷慨地應允了，但錢在銀行存著，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這樣我便睡在她家裏。我手上原來還剩有十來塊錢。離開南京時我把錢放在我桌子抽屜裏，留給馮達。我希望在我走後，他可以用這筆錢回他的老家廣東，離開國民黨，不再在這夥狐群狗黨淫威下苟延殘喘混日子。他自己過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這樣表達過。
從我被綁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敵人麵前泄露了我們家的地址，我罵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麵前的懺悔，我向敵人幾次提出要和他分開。但同時我也警覺到，雖然在被囚禁期間，再沒有我們知道住址的同誌受我們的連累。但我對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一種無可奈何心情。特別是，長期以來我的真實的心情，急於想離開南京，重回革命隊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沒有向敵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沒有勸阻妨礙過我。所以在我最後遠走高飛離別南京的時候，我早已告別了老母和孩子，這時更不會對他還有任何留戀。我隻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離開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工作時，收到他從廣州寄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廣州淪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為他介紹幾個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這封信交給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同誌看過，沒有給他回信，誰知他後來是什麼下場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經曆，這次應該大膽一些了。但實際內心仍是十分興奮和緊張。到蘇區去，對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著我；惡劣的環境，危險的旅程困擾著我，我必須千百倍的細心、謹慎，決不能功虧一簣，讓美好的希望付諸流水。我一切言談舉止像往常一樣，不讓周圍的人感覺有什麼異樣、破綻。我穿著整齊，極力壓製自己，裝做平靜，像是到市場購物，又像去街頭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園，登上了火車，一顆急促跳動的心，才算平靜下來，我恨這火車為什麼走得這麼慢，時間為什麼這樣長，上海怎麼還沒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車的轟隆為車站上嘈雜的人聲所代替，上海到了。我雜在乘客中，走下火車。眼光四麵一掃，但見人頭攢動，人群熙攘，卻看不見一個熟識的人，沒有人到車站來接我。我不敢在站台上久留，隻得擠在下車旅客的人流中，跟著走向出口處。我極力回顧，仍然沒有發現一個熟人。我是按規定的車次出來的，為什麼沒有人來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經走近出口處了，還不見有人來迎接，我正在驚疑不定時，忽然一個婦女隔著欄杆，喊了聲冰姐。我應聲一看，見一位穿著華麗，擦著胭脂口紅的少女，隔著木欄杆，眼睛盯著我。她的麵孔似乎在哪裏見過，但又非常生疏。我裝著沒有聽見，也沒有停步，徑直走出了出口處。這時她橫攔在我前麵，說了句規定接頭的話，是什麼內容我記不起了，沒有錯，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說讓一個認識我的熟人來接站嗎？這個衣著漂亮的女人我並不認識嘛。是不是又出了什麼事？我又可能落在敵人的魔掌裏了？我怎麼辦？走，我一邊想，一邊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個女人搶先攔著我，重複著那接頭的暗語，她顯得有些焦急緊張。她說，有汽車在等你。我沒有時間再考慮、判斷。我想暗語是對頭的，但這個人怎麼也記不起曾在哪裏見過。她會是敵人嗎？果真是敵人，我又落在敵人的圈套裏了。我將如何對待呢？我就仍說是到上海來玩的嘛。我隨她上了停在路邊的汽車，她把我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館。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一起來看我，我又見到親人了，很是興奮。雪峰告訴我，關於我去陝北的事，中央已回電同意。為了保證旅途的安全，萬無一失，我們要做一些準備，要物色一個同行的人。還要置辦行裝，你自己再想想，還有什麼事，可以提出來，都和周文接頭。周文同誌和我曾在左聯共事，他工作細致、踏實、責任心強，熱情不外露，給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訴我，去車站接我的那個女同誌便是和他住機關的伴侶鄭育之同誌，是見過麵的老相識。但我沒有認出她來。回想起昨天我在車站初見她時的那種惶惑不安的樣子，一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陝北的日子裏，一次和周文談到在湖南老家的母親，我想設法籌錢寄去。以後我去陝北，關山阻隔，鴻雁難通，天長日久，母子將何以為生？我豈忍心讓她們淪為乞丐在家鄉討吃漂零嗎？興奮愉快的心情中又夾雜著焦急和沮喪。周文極力寬慰我，替我出主意。原來一九三三年我被綁架後，左聯的朋友們一麵大力營救，一麵把我沒有發表過的稿件拿去發表，換點稿費，寄給了在湖南的母親。母親曾把這事告訴過我，隻是說的簡單一些就是。這時，周文建議把不久前剛發表過的《鬆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團聚》等五篇近作彙編成集，如果字數不夠，可以再把我被綁架後，左聯朋友從我一堆舊稿中選出送去發表的《楊媽的日記》、《不算情書》、《莎菲日記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這就是由趙家璧先生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那本《意外集》。這稿費後來也彙到湖南給母親作家用了。
這次一到上海，我便再一次向雪峰提出，要去拜望魯迅先生，雪峰皺著眉頭告訴我，先生病情仍不好，醫生不準會客。特別是你吃了好幾年的苦，現在出來了，馬上要去西北，先生若見到你，情緒定會很激動，這對病很不利；還是不去吧。雪峰的話有理，我自然聽從，我隻好請雪峰在先生麵前代我致意。
一天，雪峰又到旅館來，對我說：孫夫人聽說你出來了，要去西北，她很關心你。這是三百五十元，是孫夫人送你的。啊！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她是一位偉大的愛國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偉大女性。她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等在我被綁架後從事的抗議運動和營救活動，在我被囚禁中，曾多麼增加我對敵人鬥爭的勇氣，給了我多麼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們為我，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犧牲，我是永遠不能忘懷的。現在麵對著這三百五十元錢，我的心感到灼熱，感到溫暖。三年多來，敵人對我製造了許多無恥下流的謠言，用軟刀子殺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謠言的影響，也曾用懷疑的眼光審視我。這時孫夫人贈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對我政治上的信任，卻比泰山還重，是千萬兩黃金難買的無價之寶，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謝你，敬愛的孫夫人！永生不忘你，敬愛的宋慶齡！
我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裏是充滿希望的革命聖地，我將用自己的行動，回答孫夫人以及一切對我懷著信任，抱有希望的同誌們和朋友們。我把這三百五十元全都寄給了在湖南鄉下的老母和我的一雙兒女。我現在安心等待，我將無所牽掛地奔向蘇區，參加紅軍。在黨中央的直接指揮下，為革命的勝利而奮鬥獻身。
別了，同誌們！朋友們！別了，親人們！我們大家努力奮鬥吧，我們還會再見的。【作者於1983年6月23日寫作本文，至1984年8月23日寫到此處，因忙於籌辦大型文學刊物《中國》而無暇再執筆。以下文字由陳明同誌從作者其它有關回憶文章中節錄編入。 】
三十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組織上安排我同聶紺弩同誌改名換姓，經過幾次國民黨關卡的檢查，終於到了西安，住在一個小旅館裏，等候預定從陝北蘇區來找我們接頭的人。第一天過去了，我們雖然沒有什麼擔心，但總要懸想、盼望這個從陝北來接頭的人能早早來臨。第二天傍晚，果然從門外閃進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問道：“聶有才先生在嗎？”聶紺弩轉身去望，來人朝我點了一點頭，把頭上的呢帽輕輕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驚，幾乎叫出聲來，趕忙笑著讓座，這不就是潘漢年同誌嗎！
真是他鄉遇故知！我們處在日夜都有警察盤查的這樣一個留人小店，碰到的都是帶著疑問和仇視的目光，我們恨不得立刻離開這個敵人統治、滿布特務的城市；潘漢年同誌到這裏來接我們了，他是從陝北蘇區來的，是從中國共產黨中央駐地保安來的。他渾身充滿著奇異神秘的光輝，我好像有無數的問題要問他，我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他。
他還是那麼輕鬆，閃著那雙智慧而機警的眼光看著我。他不問我什麼，隻是淡淡地說：“我以為你不要進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國去，那裏有很多事等著你去做，你是能發揮作用的。你知道嗎？紅軍需要錢，你去國外募捐，現在你有最有利的條件這樣做……”
怎麼，這個問題太新鮮了。法國，巴黎，馬賽曲，鐵塔，博物館……這不都是十幾年前我曾經向往過的嗎？在幻想裏麵出現過的那些瑰麗的海市蜃樓，現在正擺在我麵前，我隻要一點頭，就會有一隻可以信賴的手來牽引我。可是，這時，我卻隻有一個心願，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裏去，我要母親，我要投到母親的懷抱，那就是黨中央。隻有黨中央，才能慰藉我這顆受過嚴重摧殘的心，這是我三年來朝思暮想的“什麼時候我能回到媽媽的懷裏”。現在這個日子臨近了，別的什麼地方我都不去，我就隻要到陝北去，到保安去，我就這樣固執地用這一句話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應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聶紺弩分手，他聽從潘漢年的建議，返回上海繼續工作。我搬到七賢莊（當時的一個地下交通站，抗戰後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現在的一個革命紀念館），在那裏安心等候著去保安。
（以上摘自《回憶潘漢年同誌》）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間，我住在西安的一個外國牙科醫生家裏，等著進陝北蘇區中央所在地保安。這位牙科醫生很年輕，他告訴我他是德國人，他遞給我他的名片，上麵寫著馮海伯。一九七八年我在葉君健同誌記述艾黎同誌的長篇報告文學中讀到他是奧國人，名叫溫啟，是革命者，或者還是共產黨人。他是受到德國法西斯的迫害而到中國來的。他喂養著一條狼狗，狗的名字就叫“希特勒”，可見他恨希特勒之深。他白天行醫，每天有不多幾個人來看牙，一有空就和我們（另外一個綽號小妹妹的老共產黨員）聊天。晚餐後，他用僅有的一點中國話或不多的英語同我們交談一點新聞。我的英語會話水平很可憐，隻懂很少不成文的單字。這屋裏還住有一對德國夫婦。男的鑲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務，每天烤很好的麵包、蛋糕，做很可口的西餐。後來這位男的有病，夫婦倆便到上海去了。這個牙醫診所實際是我們黨的交通聯絡站，是不能輕易雇用傭人的。於是做飯等事一時就落在我和小妹妹身上了。我們不會烤麵包，做西餐，但小妹妹很會燒中國菜，大米飯。牙科醫生有時嫌我們做的菜太油，但仍然覺得好吃。這裏平日除了劉鼎同誌來向我們傳達一些黨的指示和新聞等外，是很少客人來的。我們隻是看點書報以度過寂靜的白天，或者三個人在溫暖的電燈光下聽聽收音機。一天下午，馮海伯告訴我們，晚餐有客人，要多殺幾隻小雞，多準備一點湯和點心咖啡等。他平日在我們麵前的表現，還是比較老成持重的，此刻卻掩飾不了他的異常的興奮。晚上我們聽到前邊客廳裏有響動，有客人談話的聲音，我們為他高興，我們守在廚房一心為他們準備豐盛的晚餐。
當我們把飯菜做好的時候，馮海伯要求我們到前邊去同他的朋友見麵。我向來不喜歡交際，這時更怕見生人，但馮海伯的朋友，該是可以見麵的，我認定他們也是自己人。我就高興地揩了揩手，整整衣服，興致衝衝地走進客廳。客廳裏上首坐著一個外國男人，還有一個外國女人佇立在窗前，像等候誰似的。我轉身望她時，發現了那一對閃爍的熱情的眼睛正緊盯著我。“嗬！還能是誰呢？是史沫特萊！”我急忙撲過去，她雙手一下就把我抱起來了，在她的有力的擁抱當中，我忽然感到一陣溫暖，我戰栗了。好像這種溫暖的擁抱是我早就盼望著的，這是意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我並不曾想到，會是史沫特萊來擁抱我，但我在淒涼的艱苦的鬥爭中，在茫茫的世界裏，總有過一絲希望，總會有這樣一天，有這一種情況，不管是哪個老朋友、哪個老同誌，隻要是真正的朋友、同誌，他，她總會把我抱起來，把我遭受過的全部辛酸一同抱起來，分擔我在重壓中曾經曆過的奮戰的艱難。現在擁抱我的卻是史沫特萊，一個外國友人。我是不怕冷酷的，卻經不起溫暖。我許久不易流出來的眼淚，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屋子裏的人都沉重地望著我們，在靜謐的空氣裏，一種歉疚和歡欣侵襲著我，我擁抱她，而且笑了。於是，屋子裏立時解了凍，幾個人同時邀我們入座。史沫特萊不理會我懂不懂得她的語言，嘰嘰呱呱對我說起來，我的英文是很蹩腳的，一時亂找幾個還記得的單字來表示我的情感。這樣惹的大家更笑了。我們歡快地圍坐在餐桌周圍。
史沫特萊還是從前那樣精神抖擻。她是記者。現在西安正在準備歡迎蔣介石，正在醞釀一場新的剿“匪”部署。她總是追蹤這些動亂。她的工作和政治貼得緊緊地，她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觸角很敏感，而我隻感覺到她的革命的熱情，她不隻是一個政治記者，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她寫的《大地的女兒》寫得多好嗬！
另外那位男客人，風塵仆仆，雖是新識，卻比熟人還熟似的，隻一句話就把我整個人的興趣吸引過去了，他成了這個小小聚會的中心。他是誰呢？那就是今天幾乎人所盡知的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他正從我要去的地方來，他是從保安來的，他是從黨中央那裏來的。他們問他，他回答；我們問他，他又回答。他不斷地講解，這裏有三個國家的人，沒有翻譯，我們也不要翻譯，我們從聽不懂的語言中能懂得許多事。三種語言在這裏絮絮叨叨，在熱鬧的客廳裏、華燈下，隻有融融之樂，我們忘了要炫耀我們的烹飪學。中心，一切談話的中心，都是斯諾這次西行所得的印象。他講蘇區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謎似的生活。他講毛澤東主席，講周恩來副主席，他到過前方，認識了許多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他講蘇區的人民、婦女兒童，他滿腹的人物故事，他把收集來的珍貴的照片，一一展覽給我們看。這時大家都年輕，都有滿腔熱情，用三種語言同唱《國際歌》，我們還向斯諾學習紅軍歌曲，“炮火連天響，戰號頻吹，決戰在今朝……”和“送郎當紅軍”……我們都喝了不少酒，喝了很多咖啡，我們的臉都紅了，都綻著愉快的笑，多麼幸福的秋夜嗬！
夜深了，兩位客人要走了，依戀也沒有用。我們緩步送他們到後門邊。史沫特萊把她的一頂舊貂皮帽送給我，說我到陝北去可能比她更需要。這頂帽子曾留在我的包袱裏很久，可是這天夜晚的情景，留在我記憶裏更久，時間越久，越珍貴。馮海伯同誌在“雙十二”事變中，被國民黨特務黑夜悄悄地殺害在馬路邊。他的這間診所就是抗戰後的七賢莊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現在這裏成立了一個展覽館。史沫特萊已離世三十餘年，斯諾也在前幾年逝世了。“小妹妹”的情況我至今還不知道。人世滄桑，回想當年情景，不能不停筆凝思，多麼令人懷念的年代，多麼令人懷念的人兒，多麼令人向往的豪情嗬！
（以上摘自《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懷念史沫特萊同誌》）
三十二到陝北
（全文轉載自1940年6月6日香港大公報《我怎樣來陝北的》）
兩天走兩千多裏
“路很難走呢，現在交通很困難。你如果實在不願到國外去，那就隻好到西安。也許你得在那裏住上好幾個月，住在那裏是不能出來的；不過也好，你就寫文章吧。”
我便決定到西安。不出門我已經習慣了，三年的蟄居都捱過來了；何況現在，是自己把自己關起來，這有什麼要緊。
中秋節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個曾把我收藏了兩個星期的公寓，一個朋友送我到火車站，火車上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陝北去的。我們便做了同伴。
在火車上，我從不走到外邊來。火車沒有開或停下的時候，我裝做生病，蒙著頭睡在二等臥車的車廂裏。如果有人闖進來張望，或查票的時候，都由同行的×君【×君是聶紺弩同誌。 】應付。等車一開，我便跳了起來，歡快的同×君談著上海最近幾年的事。×君本來就很健談，我因為這次出走是生平第一愉快的事，人變得非常和氣，精神又好，什麼話都談，很快我們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好得很，白天天氣好得很。我們駛過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盤似地布著，釣魚的人坐在柳樹下。我們經過黃河南部的平原，一望無際的是黃色的收獲了的麥田。我們過了險要的潼關，到了古長安。一入長安境，不由使你憶起許多唐人的詩句。長安雖說有許多變革，已非舊長安可比，然而風景仍與古詩描寫的無多大差別，依舊使人留連。這次旅行留給我始終都是新鮮的感覺，那靜靜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車站，車站旁的槐樹林，那橋下的流水，那浮遊太空下的雲團，至今常常帶著歡愉和溫柔來到我的記憶中。
三個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星期之後，因為我的執拗，我寧肯住秘密房子，於是我搬到一個外國人的家裏了。同來的×君在×【這個×指黨組織。 】的決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這家有三個外國人，兩個男的，一個女的，他們都不會說中國話。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替我找了一個同伴來，她也是預備到陝北去的。我們總算能相處，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國人對我們很好，我勉強說一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們談天，而且我計劃著寫文章。可是那位有夫人的外國人生病了，他們要到上海去，並且真的就走了。以前這家燒飯是那個外國女人擔任的，她一走就輪到我和新結識的妹妹兩人了。我要說明，這屋子裏是不能隨便用仆人的，屋主人的麵子也得闊氣一點才成。於是我們忙著買菜（小妹妹一人擔任，因為我不能隨便出門），忙著生火，忙著燒咖啡，弄菜。我一天幾次捧著杯盤碗盞到廚房，又從廚房到飯廳。這個外國人養著一條大狗，名字叫希特勒；還養著二十來隻雞。喂雞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聽她分配的）。我圍一條圍裙，真像一個使女。
這三個星期也是非常快樂的。我雖不能出去，但有報紙可讀（我曾在不準我看報的地方住過），妹妹也常帶些外麵的消息給我。雖要我做一些燒飯洗衣的事，但是自願的，倒覺得有趣。白天外國人在外邊應酬生意，我們在後邊屋裏談天，看小說。一到晚上，大門關了之後，我們便熱鬧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廳裏玩，電燈很亮。我們吃晚飯，聽無線電；我們談著張學良，談著在洛陽的蔣介石，談著甘肅去的紅軍。外國人也和我們講西班牙的戰爭，他用極簡單的文字和我談話，我們還能領悟。我們談哥德、雪萊、繆塞，談德國、法國的人情風俗。我以為外國人不論幹什麼行業，大都有一些文學修養，不會讓人笑話他們連托爾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勒”因我喂它，對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裏，但我不準它把鼻子靠近來，它遠遠望著我。我一人坐在飯廳的沙發上或是屋外石階上看書的時候，我覺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溫柔。
第一次騎馬
離開西安是十一月一號。我在西關一家小店裏等汽車，小妹妹沒有一道走，卻換了兩個女伴，同道的一共七個人。汽車第一天住在耀縣，第二天住在洛川，我們都不出門。在洛川休息一天，等著護送的人，聽說是第×師第×團的連長，他帶十幾個人來接。而且聽說要騎馬，有一百多裏路，並不好走。但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會成為問題。
我把頭發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軍裝。晚上我和一個女伴練習騎馬的方法。我們牢記那些要領，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練習。我們不願讓人知道我們不會騎馬，我們怕人笑話說：“連馬都不會騎，還要到陝北去！”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我們到外邊院坪上，冷風刮麵很厲害，下弦月照著院子裏的幾匹馬和驢子。大家從屋裏往外搬東西，都悶著聲不說話。
我沒看清連長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帶領這隊人馬去叫開城門。我們各自牽一匹馬，魚貫地、無聲地向外走。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一出城門，連長就飛身上馬，我趕緊往馬背上跳，剛剛把腳套進馬鐙，還來不及去想頭天晚上新學來的那套要領、方法，馬便隨著前頭的馬飛跑起來。我心裏隻轉著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不能掉下來，我不準自己在友軍麵前丟臉。我一點也不感覺劈麵吹來的冷風，也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了，我隻渾身使勁，揪住馬鞍，勒緊韁繩，希望前邊的馬停一會也好，因為我想我騎馬的方法不對，我要換一個姿勢。
馬跑了一陣才歇下來。下山時，我牽著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會站直似的。
這麼走了一天，冬天的黃昏來得快，我焦急地盼望著宿營地。我們住的那莊子的名字，我已經忘了，隻記得駐了很多兵。晚上有一個團長樣子的人來看我們，他是聽說有女兵才來的。同來的人讓我冒充紅軍軍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團長覺得奇怪，他問我知不知道那裏很苦。
躺在床上時，我以為我已經癱了，兩條腿全無知覺。
我們的遊擊隊
又是天不明就動身，一連兵護送我們，我們走在他們中間。在不明的月光中繞過兩個村莊，他們告訴我這兩個村莊都有保甲。到第三個村莊時，天也亮了，穿過村中，我們都存有一點戒心。村裏有很多穿便衣的團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裝，頭紮包頭巾。我知道這是地主養著的敢死隊，他們比國民黨的正規軍隊還厲害。這些站在路口的粗壯漢子，斜著眼望我們，知道我們是要到什麼地方去的。如果我們沒有這一連兵力護送，他們也許要和我們幹起來的。我看他們大都是受苦的農民，但他們卻讓地主們養著打他們的兄弟，我覺得很難受。
又走了二十裏，護送我們的隊伍在山頭停下來，要我們自己走下溝去，溝底下有接待我們的人。這一段路程大約有四裏路。我們還隻走一半，卻聽見槍響了。帶路的人告訴我們，這是邊境，這一帶常有衝突。於是我們都加快腳步。帶路的人老說那些保安團丁真討厭。
溝底下樹林裏有幾個穿灰衣的人影，大家就跑起來。我大聲叫著：“那是紅軍！”
當紅軍向我敬禮的時候，我太激動了。我的心早就推崇著他們，他們把血與肉獻給革命，他們是民族的、勞動者的戰士，我心裏想，隻有我應該向他們敬禮，我怎能接受他們的敬禮呢？
他們穿著單衣，都很精神。帶路的人告訴我，他們是紅軍的遊擊隊，紅軍都開到前線去了。
保安
騎著小毛驢，一行七個人，加上民工大約十來個人，翻山越嶺走了八九天之後，快要到“京城”了。這是下午，我們在一個樹林裏看見有一匹馬飛跑出來，走近我們身邊。他問我們是否從白區來的？有認識的說他是醫院的院長，新近同一個被譽為陝北之花的姑娘結了婚。越過樹林，山邊上又遇見幾個過路的，大聲地喊著：“同誌！你們是白區來的嗎？”我心裏想，一定是快到了，看這氣氛完全不同。他們好像誰與誰都是自己人，都有關係。
轉過一個山嘴，看到有好似村莊的一塊地方，不像有什麼人煙。但是一走近來，情形卻完全不同。有好幾處球場，球場上很熱鬧，人人都跑來看我們，問我們，我覺得自己才換不久的灰衣真難看，他們（所看見的人都如此）都穿著新的黑色假直貢呢的列寧裝，衣領上釘兩條短的紅帶，帽上綴一個紅五星。我原以為這裏的人一定很襤褸，卻不料有這樣漂亮。我更奇怪，“為什麼這裏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總之，他們全是充滿著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這裏什麼都沒有賣的，隻有幾家老百姓。這裏的房子全毀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們放火燒的。除了一兩家之外，所有機關都住在靠東山上的窯洞裏。一排窯洞約莫有半裏長，軍委、邊區政府、黨中央各部全住在這裏，全中國革命的人民領袖全住在這裏。說中國人民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小山上，也許有人說這太誇大了，但在一定的時間內的確是對的。
河西途中
大營房的院子裏，層層密密圍了許多穿軍裝的青年，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有著歡笑的光彩閃耀。他們談笑著，議論著。在當中，一部分是裝束整齊，綁帶貼實地緊裹在腿上，草鞋踏在腳底，各色背包背在背上，紅光滿麵的臉，說明著他們氣飽力足。一副出征英雄的偉姿，早把另一部分送行人們的心，鼓動成高興與激昂，忘了世俗的離別的悲哀。
七個馱著行李的小驢子在前頭一搖一擺的移著腳步，鮮紅的團旗在隊列前頭迎風招展。陝北公學的同學列著隊，預先趕到路中。當太陽從山腰探出臉來的時候，靜穆的晨空中，被“歡送戰地服務團上前線”、“爭取抗戰勝利”……的口號聲，雄壯的歌聲所充滿。這樣一直延展到土圍子邊，遼闊的草地上映著排列的拖長著的人影，歌聲響到被太陽曬著的岩石上，飄到不倦地汩汩響著的延水上，天地似乎也在飛躍，跟著上百成千喉嚨，跟著上百成千跳蕩的心。風跟著人跑，刮著前邊的紅旗刷刷直叫。
送了一程又一程，西戰團的隊伍停住了，向後轉喊著話，答謝他們的歡送。在響震天地的熱烈口號聲中，結束了這個雄壯的場麵。
我們唱著走著，過了川口，不知不覺地便到了預定的宿營地——四十裏鋪了。團員們卸了裝，馬上便分散到各窯洞裏去調查當地情形和向他們宣傳。這樣的村莊是在陝北任何地帶都可見到的，二十來家，安居樂業，但對日本鬼，他們無論婦孺，都表示深恨人骨。有貧農會，會長即是農民，穿著破爛的布衣，戴舊草帽，由山裏趕來為我們預備一切。和他們暢談時事，滿口術語，真像一個大知識分子。
從他口中，我們知道這地方的民情也和別的落後鄉村一般，迷信很深。婦人纏足，八路軍來後，漸漸的破除了。而且辦了小學，學生二十多人，占全村兒童百分之六十以上，女生有三分之一；婦人參加識字班，過去的童養媳及買賣婚姻現在減少了。以往收成不好，今年雨水多，加上地方當局對春耕的幫助和指導，開荒不少，生活已經大大地得到改善。
第二天宿甘穀驛時，我們找到了鄉長，和他談起來，他在一九三五年參加地方武裝，當過分隊長，他老婆也參加識字班，兒子參加少先隊。這裏鄉政府是由鄉長，土地部，糧食部組成。此外的組織有貧農團，勞動互助社，識字班，婦女會，互濟會，救國會等。貧農團現有團員七十一人，分十班，團長書記各一人。自建蘇維埃後，地方文化已改進很多，文盲減少，廢除買賣婚姻，隻需鄉政府許可，一人介紹便可登記結婚。
夜間下了一夜雨，次日清晨仍然連綿不停，急於要走的心情，被雨絲絆住了。在羈留中，重新決定我們的工作：上午通訊股埋頭整理稿子，創作小調、雜技，教歌，下午準備開音樂會。一個原來非常漂亮的教堂，那台子已經倒塌了，但“無堅不克”是我們的作風，幾十個人動手，麵對著這樣的問題，自然是迎刃而解了。嘿呀嗨呀的，泥土木板，在幾十個年輕人的肩上，腕上，跳到破毀的台子上，馬上修理得很整齊。
雨住了，天還陰陰地。門口及門外的漫畫，吸引來了黑壓壓的民眾。紅色的布幕，鮮明地掛在當中，我們還拔來一叢叢的藍色雛菊，紅的淡黃的野花，把禮堂裝點的十分優美，自然地飄出了一種莊嚴的空氣。在團員的歡迎中，來賓們陸續到了，有整著隊的警衛連保安隊，兒童團，他們和延安的一樣保持著良好的紀律，依著前台主任的指揮，找到他們的地位坐下。零散的民眾們，便到處充塞著。開始了，隻有在邊區才能有的盡情的熱情的歌聲又轟然響起來。夾在當中的是由一個個親熱歡欣的臉所發出的歡呼聲，叫好聲。
因為群眾表示得過於歡欣與熱烈，我們在預定的節目之外，又加了一個《打倒日本升平舞》，從台上舞到人群，再舞到院中，群眾仍舊像磁石上的鐵砂樣的不散，跟著又進行了演講，又加演一個群眾劇。看看天色將晚，成千的群眾，才依依地轉向他們有的是十來裏冒雨而來的歸程。
晚飯後，我們帶著白天留下的興奮，席地坐下，從容地開我們的演講會。題目為《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假設對象是一個極大的市民大會。每班推二人為演講員，奚如和我以及天虛同誌擔任評判，結果非常好，各團員均能充分地發揮意見。
甘穀驛的兩天駐留，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早晨不待值星班長的哨音，大家就由水泥地上翻身起來，但因為有幾個同學身體不舒服，決定隻走三十裏宿營，——因如再過去是一上一下四十裏的大山——大家心中有些悒鬱。
歡歌著走出了東城，張發組的同誌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橫掃直劃地塗著鬥大的標語，不知不覺來到黑家鋪。行李搬到宿營處後，各處散播著不夠勁的埋怨空氣，但因為是決定了的，各人仍興奮著來進行今天的工作。
命令像陣風，很快地由各班長傳來：“吃過午飯再動身，趕到延長宿營。”大夥兒歡躍起來，一陣熱烈地呼叫“擁護新計劃！”
吃飯前，各團員仍去和民眾談話，教小學生唱歌，幾十分鍾，小孩子們便學會了幾個小調，得意愉快地唱著。
快一點鍾了，離開黑家鋪，走不上幾裏便是高山，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第一座大山。隊伍本來是很有次序地走著，讓迎麵來的一群隆背駱駝一衝，過慣山地生活的，便趁機大顯身手，直衝向前，走路經驗少的便落了隊，以致連雜務人員還不到六十人的隊伍，拖長到七八裏。幾次叫喊停住，前麵的隻是無羈的野馬似的往前直衝，直到把山翻完了，衝到山腳下才坐下等待著，等了半點來鍾，後麵才陸續來著騾子。大家都說，這樣是不行的。如果中途發生意外，怎能顧及。我們反對這種脫離群眾的先鋒主義。於是前頭跑的同誌們，才在微笑中點頭，算是默認錯誤吧。
沿途是以唱歌來加足馬力的，一個衝鋒上了二十裏下了二十裏的山，完成了任務。當遠遠的油井上邊的建築物落入我們眼裏時，知道是到延長了。
進了城，由街上穿過，響亮的嗓子唱起歌來了，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門來看這夥有的戴著眼鏡，有的拿著洋琴的怪兵。
宿處是師範學校，邊區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來招呼我們。他鶴發童顏，神采不改當日，帶著我們找房子，指導勤務打掃，殷殷地用不大關風的口語和我們談講著。
次日的街上張滿了城隍廟演劇布告，我們由經驗中曉得，幾張布告生不出多少力量，又把我們號召群眾的寶貝——《打倒日本升平舞》拿出來了，這原來是群眾的東西，群眾一個一個著魔似的，跟著我們到了城隍廟，把戲台上的一塊空地塞得水泄不通。
比過去多了一個節目是拉洋片。這一節目使千來個臉孔的肌肉都跟著演員的聲調表情而顫動。笑出眼淚來的也有，哭出眼淚來的也有。
延長這地方是有名的石油產地。有一個石油廠創辦於光緒年間，至今約三十餘年曆史，中間曾經外人主持。民國後收歸國營，最多時每日可收油萬多磅，但後來日漸枯竭。二十四年南京中央撥款開鑿數十井，亦無所出，至今所出更少，乃技術關係也。
在政治上，延長是“統一戰線區”，與延安同樣，屬南京中央所管轄，但其所派縣長，在行政上並無多大事故，民眾武裝力量，大過軍隊七八倍，“邊區政府所派的縣政府”所轄各區抗日自衛軍有一千三百多人，不久前破獲一個漢奸機關，是一家書鋪，捕獲漢奸四個，是山西日本特務機關派來調查此地工作的。
頭一天公演，次日出發時，商會，師校送來了許多慰勞品。團員們每一次享受慰勞，分外高興。在熱烈雄壯的歡送聲中，我們和延長，和延長親愛的民眾，同學，同誌們分別。徐特立老同誌，掛著淚又帶著笑容，特別送我們不少路。依然由延水伴著我們跑。延水的潺潺的流動聲和我們的歌聲合著拍子，走到張家灘宿下營來，各人跑到山澗中去洗澡，滌除幾日來的汗垢和勞累。次日，天方明，如往日一樣的整裝出發，所經過的地方，人家很少，沿途都種植著糜子和棗子。有時碰到熱情的老農夫，摘了許多又紅又大的紅棗到路口送給我們。
由延安出發後，特別是到了延長，人人心中都浮出一個鮮明的願望，早日與這延水告別，與雄偉的黃河見麵。不單為著欣賞黃河的雄偉氣勢，還有別的讓我們潛放在心裏的史跡。
現在已經離黃河隻有百多裏，而這百多裏路程，又在我們的腳下縮短著。我們仍舊在山間小道上，蜿蜒而行，翻過幾個山又到了更高峰頂，黃河岸邊的山路，真是有些嚇人，走不盡似的，但第二天我們在最高的山頂上看見黃河了，也看見了對河的高山，那些更高的層疊的山峰。這天是九月三十日，過河是十月一日。
1937年10月
冀村之夜
一九三七年的一個冬夜，在太穀縣熱鬧的禮堂裏開完了晚會走到街上，恐怖的空氣便又襲擊到身上來。戰地動員委員會工作的同誌，拿不定主意。老百姓急速地上緊了門板，黑暗的街上絡繹不斷的騾馬，退下來的隊伍無聲地向南急走。打聽不到什麼消息。我們在黑暗中回到宿處去。十裏路的大道上，沒有斷過隊伍，急慌慌過去了一群多的，又來了零落的小隊。大家心裏全明白，前線的戰局一定不好，不說話，我們等著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點鍾光景，消息來了，派到太原去向周副主席請示的克寒同誌回來了。他急忙地打開了記事簿，慎重地念著：
“第一，立刻離開太穀。丁玲帶領能跑路的向東走，奔和順縣、遼縣找一百二十九師，奚如同誌帶領體力弱些的奔汾陽，找總政治部，立刻動身；”
“第二，途中不許耽擱，以速取聯絡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與××遊擊隊一道走，好有照應。”
克寒來不及說別的話，便背起衣包進太穀城，趕赴臨汾的汽車。這消息壞得很，因為太原、榆次都危在旦夕。也許有人心中惶急，但大部分人聽說向東去，向火線上去，戰爭的氣息臨近了，又微微感到快樂的不安。
下午一點，西北戰地服務團分成了大、小兩個隊，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也沒有時間給我們難受，互相揚了一揚帽子，隊伍便前進了。
我們這夥有三十三個工作人員和十二個事務人員。小驢子歸了我們，另一隊去汾陽是大道，有車可通。
按照地圖一個村一個村走去。到太原後一向行軍都在夜晚，也從沒有唱過歌；這次是下午，這些不知愁的青年同誌們又唱起來了。經過一個大村子時，還向村中寥寥的幾個鄉民打了一段蓮花落。山西這裏的尺寸大，看看太陽已偏西，宿營地範村還在遠遠的煙霧裏。
這晚卻沒有住在範村，在離範村七裏的冀村紮了營。
到××遊擊隊的住處去，院子裏擠滿了人，在弄晚飯吃。房裏也是人穿來穿去，情況仿佛很嚴重。
“我們有兩個辦法……”類似軍師的西垣先生，用指頭在桌上劃著，正司令和副司令兩個魁梧的漢子坐在旁邊靜靜地聽，後邊圍了幾層人。
“消極的……積極的……”
看得出他們隻在告訴我，並非征求我的意見，並且也看得出這已非他一個人的意見了。
原來範村駐的一連雜牌軍的潰兵，企圖搶掠百姓。××遊擊隊打前站的已經到達了那裏，把這消息傳送了來，因此他們便商量如何處置這事。
我極端不讚成那所謂積極的辦法，我也認為消極的不全夠。我讚成一麵寫信去勸導他們，一方麵我們要自衛，但我絕對相信他們不敢來驚擾我們的。
表麵上我的意見被接受了，實際上要采取積極的辦法也不容易。我們一共隻有八九杆短槍，西戰團是三杆，遊擊隊約有五六杆。我們是四十幾個人，五六個有作戰經驗的，遊擊隊雖說有我們兩倍的數目，可是隻有司令等幾個人是做過軍官的。
大部分的同誌已經睡了，我便不打擾他們。可是多糟糕的房子，連一個後門也沒有。管理員本是一個老革命，長征過來的。他垂著頭告訴我實在找不到別的房子。院子裏的牆並不高，牆外的院子鄰近大街。幾個力大膽大的同誌和幾個有作戰經驗的團員分擔了今晚的警戒，一個鍾頭換一次班，三個人一班。
沒有風，但仍是非常冷，漆黑的夜晚，遠處時時傳來狗叫。
幾個女同誌沒有睡，也許是這新消息有點使人興奮吧。因為她們同我住在一間房子裏，知道一部分事情。
當我們正在說著的時候，忽然聽到槍托頓在地上，同時有一個粗暴的聲音：“進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著杆步槍，押著一個穿便衣的進來了。他隻說了一句：“請審問一下。”便急步地又踅身出去了。
留下了一位陌生的兵士在房子裏，這位兵士真不愧是個老油子，穿著一件灰呢長袍，漂亮的緞子褲，口袋裏錢很多，裏麵軍衣的符號注明是一個班長，很會說一套軍士職責保衛國土的大道理，然而一望而知他是打劫了老百姓來的，他不會隻是班長。
原來是遊擊隊的人在村口上把連長劫下來了。
連長隨著他的隊伍，在搶掠了範村半條街三十家鋪子以後，便向南走來。埋伏在冀村門樓邊的十幾個遊擊隊員，無聲地放過了大隊，但在後邊馬上坐的連長，離大隊有十來丈，一下便被劫下來了。
連長一點也不明白這裏的情況，隻以為這裏是八路軍，一方麵怕，一方麵倒又放心。
遊擊隊安頓了連長，便派人到村外邊，把停在那裏等待連長的隊伍叫了回來。這隊伍回來，就歇在臨近我們大門的街口上，鼓噪著要見他們的連長。
遊擊隊把奪下來的六枝長槍，以及連長身上的短槍，配合老百姓在那邊街口上布置好了，那是通到村外去的一條小路。於是他們來同我商量，簡單地告訴了一點情形，主要是希望我能派幾個同誌向那群兵士談話，做點政治宣傳工作。他告訴我那些兵士們已經解決了。
我非常反對解決他們。我一方麵要求不要這麼辦，一方麵就派了六個同誌去做工作。應該安他們的心，告訴他們一定送還他們的槍，送他們回去，一道去打日本。這六個同誌當中有兩個是女的，因為我們這裏的工作，向來是不分性別的。
這六個同誌走到兵士們麵前，才知道他們都還握緊了槍呢。但我們的同誌是不懂得懼怕的，便上前向他們解釋。士兵們卻吼著：
“既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就快些把我們的人放出來，好讓我們走。”
這時有個兵士到遊擊隊住的屋子裏去了，他背的一挺輕機關槍沒有繳下來，同時他身上還有手榴彈。他一見連長就說：
“走吧！幹起來算了。”立刻他要掀手榴彈的蓋。
“砰”的一聲，那舉起的右手便垂下來了。殷紅的血順手流出來，但立刻把落在地上的手榴彈撿到左手。接著兩聲槍響，這個高大的漢子便像隻狗似地躺在門邊地上，再也不說一句話。
這幾聲槍響騷亂了外邊的弟兄們；加啦加啦地上著刺刀，嘈亂地喊著：
“繳槍麼？想解決我們麼？那不成！”
“連長一定被他們打死了，弟兄們幹吧！”
“哼！還說大家一家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哄誰呀……”
我們的六個同誌退到街邊上盡力地大喊著，他們想壓平這驟來的暴亂。
“同誌們，看我！”蘇醒癡跳在他們麵前，大張開一件破羊皮大衣，用在舞台上表演相聲時常用的清脆的聲音喊道：“有沒有武器？再看，我的同伴們，不都是空著兩隻手嗎？要是想解決你們，我們連一枝手槍也沒有還敢來麼？如果你們不相信，盡管開槍打吧，我決不逃走。來呀！”
兵士們安靜些了，但要求馬上釋放他們的連長。
這時連長出現了。連長對他們演說，下命令要他們繳槍；他們立刻繳了，雖然都不願意，很多槍都拔去了槍栓。因為他們下午就聽說冀村駐了八路軍的一個司令部，和一個“團”，自然這司令部的內容，以及“團”的內容他們是不明白的。
這些人便被關在一間房子裏。
六個同誌回來後，我才知道一部分情形，我們都反對這種違反統一戰線原則的處置。司令和西垣先生被請到我的房裏，我們提議交還槍，辦法是派人到太穀縣第×軍辦事處，要他們來領槍領人；因為士兵們犯了軍紀，所以留在此地勸勸他們。或是把人槍都交給冀村的村長及離冀村五裏路的動員委員會。我們很高興我們的意見立刻便被采納，我心裏打算這麼彌補一下大約是比較妥當的，於是留下三個守衛的同誌便睡下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個多鍾頭，起來看見李唯同誌還沒有睡，我便要他再去打聽信息。他回來得很快，告訴我說××遊擊隊已在準備出發了，要我們也快些，準三點鍾出發。我問“人呢？”說還關在屋裏。“如何打發呢？”說每人發了二元錢。事實很明顯不能挽回了。原來當麵答應的話是哄人的，但我們卻還不能不同著一道走。
夜靜得很，人和大車在平原上急速地無聲地走去。偶爾有幾個手電筒的光劃過空間，落在草地上。北鬥星斜橫在後邊，送著我們。也許有人感到勝利的歡快，但使人不愉快的是留在冀村那間房子裏的寂寞的歌聲。
範村有些老百姓送餅來吃，因為聽說那些搶劫了他們的人們被我們收拾了，他們說應該表示一些感謝。這範村雖說修建得很美觀，卻仍是荒蕪的。
第二天大家互相見麵時，都無話可說。戰地服務團的一大半同誌聽說了昨夜的事，除感到驚訝以外，也是滿肚子不舒服，大家同著走了三天就分手了。聽說後來他們曾打電話給第××軍軍長解釋了一番。算是平安無事。
1937年冬
孩子們
洪洞城裏的特色，至少在這時的特色，滿街是灰色的人群。那些兵沒有事做，滿街溜達，房子少，飯也擺在街上吃。老百姓逃了十之八九，剩幾個老頭在街上賣東西。我們一到，同犧盟會和縣政府接了頭，主要的工作是維持軍風紀和爭取老百姓回城。第一天全體工作，一齊向軍隊出發，上至總指揮，下至士兵馬伕。工作非常容易做，因為士兵全閑著，遠遠看去，街上這裏圍了一大團人，那裏圍了一大團人，有的看我們畫壁畫，有的在聽我們教唱歌，也有看唱花鼓的，也有聽演講的。接著這些人都跟著到我們駐地來了，翻著救亡室的東西，翻畫報，玩棋子，找我們同誌聊天。晚上參加我們的晚會了，規規矩矩，關帝廟裏擠滿了人頭，大樹椏上掛著的是人，屋背上蹲著的是人，但秩序都非常好。觀眾們十分之八是國民黨的兵士，我們利用這個時候教會了他們兩個歌。夜晚十二點還不放我們回家，大家喊著要聽講話。第二天的工作便轉了向，是對老百姓做工作了，晚上的晚會，老百姓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城裏老百姓加多了，可是老百姓都把小孩子送來了。有的太小，大姑娘也要參加戰地服務，限於我們生活環境的條件，隻好送他們出去，如同送回那些要求來參加的士兵一樣，可是卻留下了一部分小孩，我們擬增加一個兒童隊。仔細一問，這群小孩都是頗有一番來曆的，現在稍稍寫在後邊。
第二天的上午，院子裏忽然增加了一個小孩，他一看見我便舉手行了一個禮。接著程遠明向我介紹，說這是他的新朋友，適才在街上認識的。原來程遠明在街上教唱歌，他們站在底下學，他學得最快，馬上就被程遠明請做小先生，兩人談得很好，他就跟著到我們這裏了。他的意思是要參加服務團工作，程遠明也希望我能答應。他實在長得漂亮，又活潑，是一個五年級的學生。我想他是有些恨我的，因為我反問了他：“你的爸爸媽媽知道麼？”他一聲沒有答應。
下午，他找了一個犧盟會的同誌為他說情，他的父母住在離城六十裏的地方。犧盟會的同誌告訴我：“你不帶他走，他也會逃走的，已經逃了兩回了。他父親就沒有辦法把他弄回來。你們還是收容了他吧。”
但我的意見仍是要去征得一下他的家庭或是親族的同意。然而小孩卻不肯走了。他就住在宣傳股程遠明那裏，他頑皮地說，你們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
詳細地打聽了半天，知道他是模範小學的學生。學校已經停課了，我們找到了一個教員。那教員是受了他父母之托的，很熱心地述說了關於他的許多往事，他的結論是：“這孩子是留不住的，他日日夜夜要打日本，可憐他父親幾次進城來，母親日夜在家裏哭，他一看見八路軍就要跑去當兵。他們也不企望留住他了，隻要有個出處，我看還是請收留他吧，他到了你這裏，我也好告訴他父母放心，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他叫張百順，十三歲，後來做了兒童隊的隊長。與他相仿佛的是張如亭，十二歲，他的父親親自帶著他追趕著我們，走了七十裏路才送到。在清油燈底下，看得見這小孩有兩顆大眼睛，不大說話。他的父親訴說著：“現在的世界不同了，這孩子一點感情都沒有，家裏誰不心疼他呢，可是前年他就跑過一次，要去當紅軍，我們嚇死了，把他關了兩天。去年他又不知怎麼偷了五塊錢，搭火車到西安去，幸好在臨汾就碰到了他舅舅，才把他押了回來。他說要到西安做童子軍。昨天不知聽誰說，又偷著往你們這兒逃。我本來想再關他幾天的，後來別人告訴我，你們這裏的一些好處，我心一橫，心想還不如放在這裏我還放心些，我隻希望您好好教導他，常常有信息回來就成了。”
“你是這麼頑皮的麼？”我一邊撫著他，一邊卻對於他的勇敢、堅決、追求光明的精神，起著很大的崇敬。我安慰著他父親說：“包管在我們這裏打也打不跑的，要他一個月至少寫封信回家。你盡管放心，你看我們這裏的孩子都好。明天我們還不走，你就住兩天吧。”
這孩子才十二歲，能夠在牆上寫標語。溫和得很，看不出是那麼一個頑強的孩子。
其他一個就是李強林。這孩子最使我們沒辦法，他也是他的父親送來的。可是臨走時父親變了卦，我們就讓他帶回去，孩子卻跳起來哭。父親是個鄉下老頭兒，也坐在那裏哭起來了。我們勸父親，說道理給他聽，他點著頭，但卻硬不起心腸走；我們勸孩子，孩子什麼都不聽，寧死也不肯回去。好好歹歹父親哭著回去了，我們答應他過幾天來看兒子。過幾天他又來了，住在我們事務人員處，哭。他弟兄三個就這一個寶貝，他不忍強迫把兒子捉回去，怕捉回去了兒子哭。這老頭訴訴說說、哭哭啼啼，弄得事務人員都來替他說話了；可是無論如何說不動兒子的心。李強林撅著嘴隻有一句話，如若將來被日本人殺死，不如現在死。自然是小孩的話有道理。他又倔強，我們也沒有辦法，老頭子才又回去。這一回去就沒來；後來臨汾緊急時，我們準備到運城去，在臨汾車站上忽然遇到了這老頭兒，他特別趕來送兒子的。他含著眼淚說：“你是對的，你好好的去吧！我老了，東洋人來了我就到山上去，沒有什麼用了，將來你們打了勝仗，你回來看看吧，你要知道你祖父就隻你這一個孫子，傳宗接代，祖宗煙火全靠著你啦！……”
這些個兒童幾乎都有一段奮鬥曆史，他們是聰明的，有能力的，堅決的，自從他們來後，固然我們增加了許多麻煩，可是也增加了很多興趣。
1937年11月
關於自衛隊感言
從臨汾的劉村回到高公村去。我和塞克等打前站，先還是幾個人同走，後來就隻剩我們兩人了。塞克有一個習慣，行軍時非常注意那些突起的土山，和千姿萬態的那些光杆樹，總是嘖嘖的稱道不已。我呢，我非常喜歡走路。因為平常總有一些雜事，或是讀書；但隻要一行軍，腦中便另有天下，一任思緒馳騁。譬如看見一個騎在騾背上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齡，衣服的顏色，估計她家庭的經濟情況，她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將要發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塞克有意見便告訴我，我也把我想的告訴他。所以我們一路走來，都不感覺疲乏。下午快到目的地時，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一群老百姓，他們人人手裏拿一杆梭鏢，興致衝衝的走過去。其中有兩個人似乎認識我，回頭望著。我就喊：“老鄉，哪兒去？”他用孩子般的神氣，高聲答道：“回萬安鎮去。剛才開了會來，我們是動員委員會的。丁玲同誌，你們這一向在哪兒？”他有按捺不住的快樂。我們分路了。他們唱起歌來了，那歌聲從塞克的藝術觀點聽來，是不能入耳的。但他仍很喜歡他們。
我們搬到洪洞萬安鎮之後，自衛隊在這裏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檢閱。我們西戰團派代表參加。周圍幾十個村的自衛隊都到了。在寒風下他們操練了一上午，自然不會太好，可是老百姓組織起來了的力量真使人感動嗬！下午又給他們發了獎品，我們的通訊股趕忙替他們發新聞。
離萬安不遠的幾個村，我們也去調查過。很多農民自衛隊是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反對大鬥，反對苛捐雜稅而成立了農民協會。現在抗戰時期，在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原則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地主捐錢給自衛隊。
記得剛過黃河到山西的時候，我們對那時山西剛剛組織起來的自衛隊、決死隊等很重視。我們黨主張發動群眾，全民抗戰，爭取勝利。這一正確的主張，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但有個別的村落，動員工作不仔細，宣傳解釋不深入，有的自衛隊白天村裏開了歡送會，夜晚又偷著回家來。做工作的青年，老問我們，老百姓不肯起來怎麼辦。
半年之後，山西不少地方淪陷了，人民受盡了荼毒之苦。在火線底下，在失去的土地上，在敵人的後方，山西的老百姓以自己的力量威脅著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在這裏，在我們周圍，我們看見他們也組織起來了，開始武裝起來了。他們是無所畏懼的，將同他們的土地一同等著敵人來，來消滅他們。常常一看到了這些純樸的自衛隊員們就更增加了抗戰必勝的信念。想想他們的過去，他們真是偉大的！
1937年冬
說歡迎
中國人歡迎外國人的會，很早就有過的，而且很多次數了。從前是排著隊，舉著旗子到碼頭上去，到車站上去。現在因為中國的交通工具已經進步，有一個歐亞航空公司，於是就改為到飛機場去，據說情形是更為熱烈隆重的，過去的那些歡迎會，迎外國人，看外國人，噓外國人，總是熱鬧不幾天，甚至等不到預定的時間，事情就漸漸忘下去了。外國人到了中國，總是忙得不亦樂乎，從早到晚，都是茶會飯會，聽演講，再麼，遊覽名勝。但他要搜集材料，是難有辦法得到很多，而我們提供的材料也少有計劃的具體歸納，材料就如同中國的礦源，始終仍藏在原來的地方。於是他們便把那一點點印象帶了回去，我想那些外國人將也很快就把這點印象淡忘了吧。
這次世界學聯代表團來到中國的目的和意義，他們自己說得很清楚，是帶來了國際間對我們的同情，並且要把日本的暴行和中國抗戰的情形，尤其是在抗戰中青年的活動情況帶回去，以便爭取更大的援助。他們不但是我們的同情者，他們本身也就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所以他們和我們的關係不是客人和主人，而是親兄弟，我們要誠懇地幫助他們。他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們要做的，我們應該多多從工作上來表示我們的歡迎，盡管其它的招待差一點；自然最好是麵麵俱到。但如果是吃的方麵，或是住的方麵等等偶爾馬虎一點，我想這幾位不辭跋涉，不遠萬裏而來的青年們是不會掛懷的。他們回去了之後，可以忘記了我們個人，忘記了中國山川的顏色，但他們這次來華帶回去的是一個真真刻苦團結，有著青年氣氛的中國，這個中國盡管河山破碎，盡管襤褸窮困，盡管路多荊棘，但放射在前麵的卻是幸福的曙光。那他們這次的來華於我們實在有重大的意義。但效果如何，且看我們這些歡迎者如何做而已。
1938年夏
開會之於魯迅
人在感覺到不能說出自己的感情的時候，是願意沉默的。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憶念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抒寫了他們對魯迅先生的讚仰和愛，我是高興的。從這之中我的感情常為一種說不清的愉悅而悸動，我體會到那個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別人的感情中。我隻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寫出一篇能幫助人了解魯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魯迅先生之後來寫，但現在卻隻能寫一點關於魯迅先生生平中的點滴。
記得那時我在左聯，我們都是很愛他的，我們總不願拿些嚕嚕蘇蘇的事去麻煩他，不願隨便占用他的時間，所以每當舉行什麼會議的時候，如果我們之中有誰說，“找不找老頭子來呢？”我們總是考慮了一下，常不去找他。如果不是在會前，也必然在會後去告訴他一些情況，他也總給我們一些意見。有什麼事必須要他辦的，他從不推辭就辦了。這時之所以不常找他開會，一方麵是因為我們感到我們的會議中，實在有許多瑣瑣碎碎的什麼工作計劃嘍，工作檢查嘍，我們不願意這些經常的瑣碎麻煩他；那時我們在上海要開一個人數較多的會，實在不容易布置。但有些必要的會，那些我們認為最好有魯迅先生參加的會，他總是到會的。雖然我們常常擔心他不能按時到會，因為我們知道他是睡得很遲的，但他從不遲到。在開會的時候，他總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聽著。有時有些青年作家們常常愛發表一些大套的理論，仿佛這就是最重要的，最新的意見，語氣當中又那麼含著教訓人的意味，說什麼“你們這些老作家們……”，就是當這種時候，我也從沒有看見魯迅先生的任何一個表情上有什麼不耐煩或不快。魯迅先生在這些會議上說話是不多的，他總是聽著，他也沒有反駁過誰，說誰是大錯特錯；也沒有批評過誰，說誰是“左”傾右傾。盡管有些人的意見是幼稚得可笑，但魯迅先生結果總是說：“我們要做起來，我們要一點一點做起來，我們就照著這些意見切實地做吧！”開過了會，我們常常感到對他有些抱歉似的，對他說到種種難處，承認我們準備得不好，又解釋著某種雖還幼稚，卻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等等。魯迅先生總是毫不介意地笑笑，接著他就同我們談起那些應該如何具體去著手的工作了。
的確有些怕開會，尤其是比較有些文化、理論的人，怕去參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眾的會。因為這種會上必然有許多幼稚的意見，有許多需要再三再四重複解釋的問題，這常常會使人不耐煩。但魯迅先生卻從沒有蔑視這種會議，蔑視別人的意見，他總是耐心傾聽著，他抓著一點說幾句簡要的話，他執行著。到現在我回想起那時的我們，我們的發言，真是多幼稚啊！魯迅先生卻從沒有擺出一副指導者的架子，用教訓的口吻來說話，他把他的被領導者看成同等人，而且是以恪守規則的樣子來出現的。
1940年8月
“三八節”有感
“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這一天，每年在這一天的時候，幾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開著會，檢閱著她們的隊伍。延安雖說這兩年不如前年熱鬧，但似乎總有幾個人在那裏忙著。而且一定有大會，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
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羨地說：“為什麼小米把女同誌吃得那麼紅胖？”女同誌在醫院，在休養所，在門診部都占著很大的比例，似乎並沒有使人驚奇，然而延安的女同誌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誌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誌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誣蔑。）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著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二斤半豬肉），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嚐不到肉味。然而女同誌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隻要她走到哪裏，哪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著的現實。
離婚的問題也是一樣。大抵在結婚的時候，有三個條件是必須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純潔不純潔；二、年齡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無幫助。雖說這三個條件幾乎是人人具備（公開的漢奸這裏是沒有的。而所謂幫助也可以說到鞋襪的縫補，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卻一定堂皇地考慮到。而離婚的口實，二定是女同誌的落後。我是最以為一個女人自己不進步而還要拖住她的丈夫為可恥的，可是讓我們看一看她們是如何落後的。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著有淩雲的誌向，和刻苦的鬥爭生活，她們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幫助”的蜜語之下結婚了，於是她們被逼著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們也惟恐有“落後”的危險，她們四方奔走，厚顏地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悄悄地去吃墮胎的藥。而她們聽著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隻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過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後，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後”的悲劇。即使在今天以我一個女人去看，這些“落後”分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褶皺，頭發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取她們最後的一點愛嬌。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社會裏，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不是聽說法律上還在爭論著離婚隻須一方提出，或者必須雙方同意的問題麼？離婚大約多半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鬥或卷入庸俗），這對於來到延安的女同誌來說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著很大的寬容來看一切被淪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這些女人的過錯看得與社會有聯係些。少發空議論，多談實際的問題，使理論與實際不脫節，在每個共產黨員的修身上都對自己負責些就好了。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對女同誌們，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誌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勵著自己，勉勵著友好。
世界上從沒有無能的人，有資格去獲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我不必說大家都懂得。而且，一定在今天會有人演說的：“首先取得我們的政權”的大話，我隻說作為一個陣線中的一員（無產階級也好，抗戰也好，婦女也好），每天所必須注意的事項。
第一、不要讓自己生病。無節製的生活，有時會覺得浪漫，有詩意，可愛，然而對今天環境不適宜。沒有一個人能比你自己還會愛你的生命些。沒有什麼東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隻有它同你最親近，好好注意它，愛護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隻有愉快裏麵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覺得生命飽滿，才覺得能擔受一切磨難，才有前途，才有享受。這種愉快不是生活的滿足，而是生活的戰鬥和進取。所以必須每天都作點有意義的工作，都必須讀點書，都能有東西給別人，遊惰隻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軟，枯萎。
第三、用腦子。最好養成一種習慣，改正不作思索，隨波逐流的毛病。每說一句話，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這話是否正確？這事是否處理的得當，不違背自己作人的原則，是否自己可以負責。隻有這樣才不會有後悔。這就叫通過理性，這，才不會上當，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誘，才不會浪費熱情，浪費生命，而免除煩惱。
第四、下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生為現代的有覺悟的女人，就要有認定犧牲一切薔薇色的溫柔的夢幻。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鬥，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恒”中來養成。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隻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自己的人才會有。
1942年“三八節”清晨
附及：文章已經寫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覺得關於企望的地方，還有很多意見，但因發稿時間緊迫，也不能整理了。不過又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有些話假如是一個首長在大會中說來，或許有人認為痛快。然而卻寫在一個女人的筆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寫了就仍舊給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風雨中憶蕭紅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一下雨便覺得悶在窯洞裏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湧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麼一塊肮髒的雲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麼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微微地下著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麵，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在風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醜陋或美麗。
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隻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隻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麵，指示光明。
時代已經恢複少年時代了，誰還有悠閑的心情在悶人的風雨中煮酒烹茶與琴詩為侶呢？或者是溫習著一些細膩的情致，重讀著那些曾經被迷醉過被感動過的小說，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著一點溫柔的淚，那些天真、那些純潔、那些無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輕微的感傷，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飛逝了，早已飛逝得找不到影子了。這個飛逝得很好，但現在是什麼呢？是聽著不斷的水的絮聒，看著髒布也似的雲塊，痛感著陰霾，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然而卻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負著宇宙的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地存在著，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決不會麻木的，我的頭成天膨脹著要爆炸，它裝得太多，需要嘔吐。於是我寫著，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但幸好並沒有激動，也沒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靜，而且很富有寬恕，我很愉快，因為我感到我身體內有東西在衝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會看到將來，它使我跨過現在，它會使我更冷靜，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時代的那種無愁的青春更可愛啊！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曆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剛逝世不久的蕭紅，明天，我也許會想到更多的誰，人人都與這社會有關係，因為這社會我更不能忘懷於一切了。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著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地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麵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我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地住一時期之後而致全力於著作。抗戰開始後，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麼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我適於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裏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後悔那時我對於她生活方式所參與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於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緣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於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我們分手後，就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後醫院遷出。不知為什麼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說：“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於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著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製我喪失一個真實的同伴的歎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隻在於打開局麵，指示光明，而且還要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隻能拘泥於個體的褊狹之中，便隻能陶醉於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要頑強地活著，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而死，對人對己都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曾被那批禦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這種災難。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汙蔑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隻要我活著，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裏，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未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餘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那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到床上。
1942年4月25日
三日雜記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為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彎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地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刨梢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地伸著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地盤踞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卻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的、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為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的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窯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煙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地站在樹底下好奇地呆呆地望著，而我們也不覺地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辟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著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麵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窯洞分上中下三層，窯前的院子裏立著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窯上麵轉出了一群羊，沿著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群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用鏟子使勁拋著土塊，沙沙的響，隻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群，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外麵老羊的叫喚，便不停地咩咩的號叫，這叫聲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地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著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著，瞧著那些羊羔在它們母親的腹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著滾出來，又咩咩的叫著跑開，再去鑽到另外的羊的肚子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傴僂，有著一副高爾基的麵型和胡須，隻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地望著擁擠在欄裏的羊群。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豹子。今年南泥灣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茆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茆克萬，嘿，回來，回窯裏來坐，同誌！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誌喝。”
老村長
“說起有，道起有，邊區有個吳滿有，今年計劃兩犋有。起雞叫，睡半夜，半夜起來拾糞料。”
“叫兄弟，快快起，拾柴擔水把牛喂，雞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大夥聽了發脾氣。為何滿有沒瞌睡，……”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著呢。我睜開眼睛，窯裏還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裏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地喊著。
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窯裏還盛得有同誌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麼，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滿村子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誌，你多歇會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他唱的？”
“是茆丕珍，誰教他，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夥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得了病才矮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發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納鞋底，紡線線，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再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地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有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喂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我猜她又在笑，她常常憨憨地望著我笑，悄悄地告訴我說她歡喜公家婆姨。接著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地下了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裏外的一個山頭去刨梢。這時天還隻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地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棗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邊區’（延安）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坰荒地，梢大些個，钁頭手也不多，隻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坰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話，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喂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
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自己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們，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茆丕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線，也沒兒子，光景過得不錯，心裏還夠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群眾報，我要他念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線，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坰，超過了三十坰，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誰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茆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娃們
望兒媳婦聽到窯外裏有腳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著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紮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著頭望著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會意地望著這小女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望兒媳婦身後跑。她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咕咕噥噥起來了。她們卻跑得更快，而嘴嘻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著她們。
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納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曬太陽，望著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給她一個慈藹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麵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著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著，跑著，不安定和滿足的笑著。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麵孔，高高的鼻子，剪了發，卻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紡線線。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著。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話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麵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窯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著頭，轉著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
……
棉花變成線呀嗯唉喲。”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上婆姨女子都紡線線，也成天吵著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蹋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鬥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蘭道隻要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著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線的有賀光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發散披著，垂到頸項邊，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地望著人，或者等你不知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著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著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