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現代著名作家中我最早見過的一位，也是我青年時代的文學偶像之一。那是1953年，斯大林突然逝世，當年的悼念氣氛相當凝重，就像自己國家死了領導人。我這個中學生參加了東北某工業基地全市的追悼大會，在一個公園廣場，人們黑鴉鴉肅立，於一片此起彼伏的汽笛聲浪過後，（與莫斯科是同時按響的？）主席台上有人發言，是丁玲，一個發出精精神神聲音的女作家。等到三十年轉眼過去，在她的晚年，或是北京木樨地家裏，或是廈門鼓浪嶼休養地，我有幸近距離觀察她。這時的她，雖老未衰，富態，仿佛沒有經過這多年的風風雨雨折磨似的。最讓人記得住的還是那雙大眼，明亮，逼人，有個性。在我的印象中，她便這樣定格了。
人的一生可以有多少關口？要讀懂丁玲，就需了解她生平中惹動社會注目的那些關口。用現在的觀點來看，她還真是個新聞性極強的女性。1927年底，當《夢珂》經葉聖陶之手在《小說月報》發表時，據說就有不少大中學生把課本掩在上麵，在課堂上讀這個新興作家的作品。她的丈夫胡也頻作為左聯五烈士被槍殺於上海龍華，秘密被捕的那天，他們的孩子出世剛滿六十幾日。接著1933年她在上海租界被綁架失蹤，實際被羈押在南京達三年之久。魯迅以為她已犧牲，所以寫了那首有“可憐無女耀高丘”句子的《悼丁君》詩。1936年她逃離虎口，是靠曹靖華與魯迅與馮雪峰聯係上的，在張天翼的具體幫助下到達上海，再輾轉到達陝北根據地的紅都保安，完成了她傳奇般的逃亡經曆。這就是北京現代文學館庭院裏所塑的穿了鼓鼓軍大衣模樣的丁玲。她被長征後的共產黨領袖們所歡迎，毛澤東填出“保安人物一時新”的《臨江仙》詞來，裏麵讚丁玲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話，幾乎是一預告。然後才有她擔任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負責人和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工作，才有日後寫出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土改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可是到了1955年，她開始倒黴，先是被戴上什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帽子，然後“反右”時成了全國文藝界最大的“右派”，下“北大荒”養雞，“文化大革命”關進“牛棚”，直到1984年平反複出。丁玲的大起大落的遭遇，使得她的文學創作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而她的不屈不撓的意誌和執拗的性格，讓她終於挺了過來，並在凡是具有起碼寫作條件的時刻毫不猶豫地拿起筆來。
如果按她的作品來評價，丁玲一生曾多次成為文學史重大現象的創造者。《莎菲女士的日記》提供了大革命失敗後一代苦悶的、靈與肉掙紮的女性形象，當年發表時便引起轟動。這一形象和茅盾在《蝕》三部曲中提供的人物，後來被統稱為大革命中的“時代女性”。《韋護》，是以瞿秋白和王劍虹（丁玲的同學、密友）的愛情為原型的，在當年屬於風行一時的“革命加戀愛”小說。她類似的作品還有《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而寫過“革命加戀愛”小說的作家可不是一位，還有蔣光慈、洪靈菲等。到了1931年發表《水》，以十六省水災為題材，展開對覺醒的、反抗的農民群像的有力度的描寫，被馮雪峰從理論上概括為“新寫實主義”的代表，與張天翼、沙汀等“左聯青年作家”一起，構成了“普羅”文學的重大突破。這之後，她來到陝北共產黨的根據地，在與工農兵結合和為工農兵服務的氣氛籠罩下，她發表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用一個經過五四洗禮的現代知識者的眼光來打量農民習氣、農民思想。在她把《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百期編完即將交給下一任舒群的時候，她發表了後來為她惹事的雜文《三八節有感》。而同時，她創作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與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足以成為解放區土地改革這場風暴的文學長篇的時代記錄。以上，丁玲創作曆程中的重大作品，一方麵發生著巨大影響，一方麵多次引發爭議。香花、毒草分辨不清，否定、肯定接踵而至，造成對丁玲評價的幾起幾落。在這起落當中，升騰起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革命女性作家的斑斕姿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