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平凡的世界》也已顯示出鄉土中國的農村在全球化時代的結構性位置，即作為為“全球空間”（或全球化大都市）輸送勞動力的“地域空間”。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全球化時代，農村已經在整體上被置於附屬的位置，以及被剝奪的處境。此時的農村顯然已經不再是八十年代以及更早時期的農村，雖然其在落後上一仍其舊。在今天，全球化無疑已將其敏銳的觸角伸向了中國的每一個村莊，而不管這個村莊在地理位置上是多麼的遙遠，多麼的偏於一隅。這從新世紀以來的鄉土小說中已有非常明顯的表征。而實際上，即使是像李銳的《太平風物》這樣表現古典鄉土意象在現代社會遭遇困境的小說，也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全球化時代寫作的味道和關注底層的傾向，“我能在毀滅和新生，悲愴和歡欣中，找到文學的綠意嗎？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裏用方塊字立定腳跟嗎？這就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駱以軍六問——與李銳對話錄》）因此，不妨說，在全球化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寫作已不複存在：全球化無處不在的滲透，已使鄉土寫作無可避免地同“底層寫作”纏繞疊合在一起，此時，任何試圖把它們截然分開的努力已不再現實。而這，也正是本卷要把鄉土與底層放在一起的緣故。鄉土中國的每一個青年或不再年輕的農民，都在潛在可能的意義上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勞動者而存在，而不管他的身份及其處境如何，即使是像白連春的《拯救父親》和曹征路的《問蒼茫》中的黨員幹部，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全球化結構中的一個打工者，特別是前者中的主人公，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生產隊長，以及父親，這樣的三重身份，因而他的打工之路也特別的富有寓意。
二
如果說“底層”範疇表明的是一種特定時空關係的比喻的話，那麼這一“底層”其實是全球化時代中的結構性存在。換言之，這一結構性存在，是全球化時代資本的全球旅行所內在決定並以之作為前提而存在的。這一底層的存在，既表現為在整體上作為“全球空間”之外的“地域空間”中的農民，也表現為全球化都市空間中被邊緣的群體，以及“地域空間”中被權力剔除出去的弱勢群體。而且，這一“底層”也並非原來意義上的被剝削階級，而毋寧說其在階級構成上表現出某種混雜性，他既可以是黨員、村幹部——就像白連春的小說，曹征路的《問蒼茫》所表明的，也可以是白領和大學生——就像梁曉聲的《貴人》表征的一樣。但他們在整體上都表現出被邊緣化的傾向，即那些凡是被拋出全球性空間之外的“他者”的存在，都可以作為底層而存在，其既可以是下崗工人，農民工，也可以是社會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舞女發廊女、京漂族、蝸居族、蟻族等等。如果說底層總不可避免地帶有苦難痕跡的話，這種苦難卻很難找到罪魁禍首，因為這一底層麵對的已經不再是單個的資本家，或剝削階級，而是全球資本。他們麵對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這也是今天之“底層”不同於此前階級意義上的受壓迫剝削階級的含義所在。簡言之，“底層”就是全球化時代的“他者”之構成，這一“他者”既是被命名的，也是全球化的邏輯所內在決定，並不斷變動中的。
這樣也就能理解，在關於“底層寫作”的討論中，被列舉的作家，既有持續寫作底層的曹征路、劉慶邦、孫慧芬、遲子建、範小青、王祥夫、陳應鬆、羅偉章、鬼子、白連春、尤鳳偉、葛水平、吳玄、吳君等等，也有早已出道並成名已久的作家，如賈平凹、王安憶、鐵凝、餘華、劉心武、韓少功、林白、梁曉聲等，甚至還包括那些少數民族作家如梁誌玲、陶麗群、謳陽北方、肖勤、雪靜、王華、德純燕等。其實，這一作家名單還可以拉得更長，而這也說明，在今天，當全球化已經變得不再能被忽視或熟視無睹，“底層”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也已日益構成我們經驗性的日常對象的時候，“底層寫作”作為一種創作傾向，其實就是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底層”已日益成為各路作家競相爭奪、言說乃至建構的對象。而實際上，這也表明，“底層寫作”其實也已突破原有的理論預設，並滲透到各種流派風格的小說創作當中，作為一種構成性的因素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今天，任何試圖從題材上區分鄉土和城市，或者從風格上區分小說的努力，都顯得多少有點力不從心和猶豫不決。
本集中所選均為新世紀以來鄉土題材及底層寫作的代表性作品。其目的在於，力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突出新世紀以來中國鄉土農村和城市中的邊緣群體被剝奪的時代主題，及其現實困境，同時又力求反映鄉土和底層寫作多方麵的麵貌。本著這樣的原則，以下所選小說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底層敘述的，另外幾篇則大體表現了鄉土生活的各個方麵及其敘述者想象鄉土的不同方式。
三
城市一直是鄉土敘述的參照和“他者”，同時也是鄉土中人“看”世界和感受萬物的重要前提，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劉慶邦的中篇小說《到城裏去》可以說是這樣一篇很有象征性的鄉土敘述。小說中女主人公“宋家銀”執著不悔地驅趕丈夫“到城裏去”，不是因為別的，而是源於城市男性帶給她的創傷性體驗。這是一個循環式的邏輯，城市成了一個隱喻和象征，更成為一個符號，壓製和禁錮了鮮活的個體生命。有意思的是，小說以“到城裏去”為軸線，貫穿了當代中國從“文革”期間到新世紀近三十年的曆史，這是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國從全球化之外逐漸加入全球化進程中的三十年，但在小說中卻是以一個農村女性的視角，把這三十年的時間變化轉換為僅僅從農村到城市的空間上的位移，三十年的曆史變遷，對中國的農民而言，其意義僅在於能否走向城市並能在城市定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隱喻式的表達。
其實某種程度上，《到城裏去》中城市\/鄉村的二元對立以及那種不斷走向城市的原動力，也是全球化進程的表征。全球化造就了區隔性的不同空間，同時也決定了空間中位移的方向，而從農村到城裏去，某種程度上就是“地域空間”向“全球空間”旅行的表征。這一位移，對於大多數農村民眾而言，無疑充滿了創傷性的體驗，這也是底層寫作大都帶有苦難敘述的原因。其實，對於農村民眾而言，一方麵是前赴後繼地奔向城市，另一方麵又是不斷返回農村。這種返回既有季節性的空間位移，也有失敗後的逃回農村，或者永遠的被放逐。事實上，“宋家銀”的創傷性體驗也已預示著城市的冷酷和無情。這條道路注定了充滿艱辛和血淚，她的小叔的死和她的老公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史已再明顯不過地證明，城市真正歡迎的並不是他們這些衣衫襤褸的農民，他們隻能作為邊緣人的身份出現在城市中，作為一道風景存在。但這並不能阻礙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尋夢者的前仆後繼。在陳應鬆的敘述中，城市就像一個永遠的噩夢，他的《太平狗》極其震撼地展現了這一情形。在這篇小說中，程大種和他的狗（名叫太平）千裏迢迢來到了武漢，作為人，程大種永遠地留在城市，狗卻最終回到了農村；而不管是人還是狗，城市對他們都是一個噩夢，程大種慘死在城市，狗也經曆了九死一生。這種創傷性體驗，在羅偉章的《我們的路》、孫惠芬的《天河洗浴》、白連春的《拯救父親》中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在《拯救父親》中，城市對那些農村勞動者們一開始就是充滿敵意的，而父親這一形象也別具象征色彩，因而，“拯救父親”其實就有了拯救未被城市玷汙的淳樸之人的象征，以及對過往歲月的懷舊和希望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原來意義的村莊已然不再，故而在孫惠芬那裏，雖然她一直寫著“歇馬山莊”的故事，但這村莊也已標刻著外麵世界的痕跡，返鄉其實並不能帶給吉佳（《天河洗浴》）些許安慰；而對羅偉章的主人公而言，家鄉顯然也已不再是歸路或港灣，因而最終隻能是再一次遠走他鄉。城市既可畏，故鄉又不可留，這種矛盾心理糾纏在一起，其結果往往是導致農民打工族在城鄉之間不停地搖擺，隻能作為在城鄉之間遊動的邊緣人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