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就在第一屆全國優秀小說評獎中獲得一等獎。從此就開始了我第二次以筆耕為業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沒寫小說。整整十年沒讀小說，重新執筆後就有個“今後小說怎麼寫法”的問題。二十年劃入另冊的生活，使我對人生，對藝術有了不少新的感悟。雖然我年輕時受的蘇聯式文學觀念教育，在我終生都會留下烙印。但從主觀上說我極力追求“變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讀性；二是對人對事堅持我個人評價。前者的試驗是用北京話寫北京人；後者則表現在把視點轉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學描寫對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眾生。這樣就寫了《話說陶然亭》、《雙貓圖》、《那五》、《煙壺》這個係列的作品。同時我也不想放棄我積累了多年的戰爭生活和域外生活。這就是《據點》和《別了，瀨戶內海》等幾篇。所以我的小說有兩套筆墨。寫北京的和寫京外的。我重視文學對人們精神修養的影響，卻不大相信它“幹預生活”的作用與能力。我很少寫這類東西。我本質上是個守舊的，想趕新潮也趕不上的人。外邊世界不管對各種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熱鬧，我仍照我會用、愛用的方法寫。有時偶爾弄點新花樣，隻是為了開個玩笑，試試新潮寫法到底有多麼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這類東西。
其實我心裏更喜歡散文。尤其是年紀進入“老而不死”階段之後。散文寫起來沒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裝學問，神聊閑侃，自娛娛人。但我這本散文集裏並不都是這類東西。究竟我是從四十年代走過來的人。既沒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經很想作個標準而又聽話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優秀青年團員）。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不論在思想上，觀點上，文風上都曾有過錯誤的，有害的表現。這些文章我也選了一點在集中。一是老實向讀者承認自己手臉並不像有的朋友那樣天生潔白和一貫不受汙染，二是自願當個反麵教員，使別人看到後不再喜歡那樣的觀點和那樣的文風。
最後說說這本“長篇”。這本長篇是偶然的產物。我曾想寫一本類似回憶錄，記實體長文之類的東西。想得很好，可一動筆發現不行。這要寫到許多跟我發生過關係的人。從中央領導級的幹部，前輩名家，當代紅人，到三教九流的朋友故舊。如果個個都歌功頌德，說他們都完美無缺，就沒說實話；如果涉及點不足處，哪怕是小枝小節上有常人都有的弱點，甚至隻是別趣，都會惹來麻煩。更不用提有些事連我也覺得該為長者諱，便放棄了整個計劃。但五十年代之初，我隨中央民族訪問團進入涼山一段經曆，在我一生中是難以忘懷的一頁。那時涼山還原封不動地處在奴隸社會階段。一般的漢人還很少有像我們深入進去、與奴隸主同吃同住生活幾個月的。隻怕有些情況現在的涼山彝族青年人都不大了解了。前些天我和吉迪馬加談起來，他告訴我，由我們帶出來學習的一位彝族小姑娘曲木阿呷後來成了丁佑君式的女烈士（丁佑君烈士犧牲當時我們也被土匪圍困在西昌城內）。有一位和我們合作過的奴隸主出身的幹部，還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我的名字。這使我有點動情。我就把這段經曆加上想象與虛構，改成了一本小說。我不知道這本小說會成功還會失敗。但我想為讀者提供一點創業艱難的畫麵，這目的總該能達到。
一九九三，五，十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