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文夫出題目，大家作文章，這辦法可以，這題目我不讚成。沒準老陸早寫好一篇稿子在抽屜裏歪著呢，篇名就叫《臨街的窗》。他以有準備有把握來對付大家的沒準備沒把握，當然穩操勝券。對這位姑蘇秀士，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我搜索枯腸，把與“臨街的窗”有關的一切記憶，一切構想全翻出來。先想了個愛情故事：（這年頭愛情故事最熱門兒）有個穿夾克衫、牛仔褲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麼東西砸昏了頭。正要破口大罵，抬頭看見樓上窗口裏探出來一個梳著“清水掛麵”發型的腦袋。月亮樣的臉兒，星星樣的眼兒，銀鈴似的嗓兒，柳枝似的款兒……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還想好一個戀愛加自學成才的故事，（這比單寫戀愛更有思想意義）男的上中越邊界保衛祖國去了。女的白天堅持生產，晚上讀電視大學法律係。天天自學到深夜。周圍所有的窗口都暗了，隻有她的窗是亮的，她總喜歡掛個桃江色的窗簾，窗口又臨著京津唐高速公路，於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車的司機們的燈標，司機們說起路線來也都說“看見桃紅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紅色窗口還有二十裏！”最後有誌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當了英雄，女的在後方拿到大學文憑。
這兩個構思，我有把握寫出來一定出色。準把別人寫的同題小說鎮住。連陸文夫的也鎮住！我沒寫是因為這倆構思還有點小毛病，容易叫人誤解，以為我是抄襲的。前一個使人想到施耐庵，盡管男主人穿了夾克衫、牛仔褲，還是有點像西門慶。後一個叫人記起孫犁老師，雖然把窗外的大河換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車，那盞燈可鐵案如山。兩位大師一個在幾百年前，一個在幾十年前，都打過窗口的主意，逼得後人沒路走，真有點兒令人遺憾。
既然虛構的故事容易與前人撞車，就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個好朋友，住在五樓之上。他家就有個窗口臨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涼，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獲。不定什麼時候有東西從窗口飄然而下。也許是枕頭，也許是拖鞋，大件的還有門簾。這兩口子愛吵架，一吵就爭著扔東西。還專門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動中有靜，不管上多大火，扔東西的時候仍忘不了挑挑揀揀；專找不值錢又摔不壞的扔，這才一直沒有砸傷過人。但對乘涼的人究竟是個威脅。可誰也不敢去勸，越有人勸扔得越厲害。幸虧鄰居有個小青年，是學說相聲的，想個主意，把他們勸好了。人們才又能繼續在那窗下乘涼。他這勸的辦法也有點特別。不是越勸火越大嗎？他勸到火頭最高時，就幫兩個遞東西供他們扔。先遞一件舊襯衣，男的接過去扔了。又遞一把破笤帚，女的奪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電抱了過來，勸他們說：“這個沉點兒，兩人一塊扔吧，摔這個才解恨！”
這個材料雖有趣，可思想性差點，也不能入選。我就擴大挖掘麵，找一位鄰居去采訪：
“您知道有關臨街的窗戶的事嗎？”
“誰家的窗戶？你們家的還是別人家的？”
“當然別人家的。”
這位當過治保委員，用懷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聲說：“這麼大歲數了，學點好。關心別人家的窗戶幹什麼？”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們兩人對話，叫另一位鄰居聽見了，這位鄰居叫康孝純。
這位康工程師，讀過我的《雙貓圖》的人會記得他，是個當了二十幾年“內定右派”的老實人。如今卻成了老來紅。掛了好幾個“學會”和“協會”理事頭銜，一麵在北京一個大建築公司當總工程師，一麵還兼任深圳某個廠家的工程顧問，三天兩頭飛翔於北京廣東之間，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要找材料寫小說是吧？臨街窗口的故事您想聽幾個？”
我說：“您能講幾個？”
他說：“我蓋了一輩子房子！假定一棟十五層樓房有兩麵臨街，每層每麵三十個房間，就有900個窗口臨街，哪個窗口內外不發生點故事？”
“您這麼說可透著玄。”
“一點不玄，這還隻是說我親自參加蓋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聽來的關於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沒數了……”
我說：“既這樣您就行行方便，給我講一兩個，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記，翻翻資料，等我作好準備再跟你講。”
我以為他是說說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絞盡腦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為想不出結果咒罵天地鬼神，管傳呼電話的大嫂在外邊喊我去接電話。
電話是康工打來的：“您還要聽臨街的窗的故事嗎？明天提幾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幹，到西郊魯穀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訴值班人員在門口等你。”
我仍然認為他可能是開玩笑。這位工程師辦什麼事都嚴格準確，一絲不苟。連開玩笑也認真嚴肅地開，板著臉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時候是常有的。但我還是按時去了，並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幹，一斤月盛齋的醬牛肉。我想即便是個惡作劇也還是有趣的，我願意上這樣的當。
這個414工地，在魯穀下了地下火車後，還要走十幾分鍾，在舊魯穀村西頭一個丁字路口，是一個塔式高樓，已經建到第三十二、三層了。滑動腳手架還在向上升，不知總共有多少層。因為沒完工，周圍還用刺鐵絲攔著，我找到入口處，上了年紀的看門人正拿著一頂安全帽在收發室等我。他說：“康總在二十一層等你。”並把我引到了一層入口。
這座樓走近了遠比在路口看著大得多。按占地麵積看和著名的東京“京王普拉劄”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無一人。主體結構雖起來了，裝修活兒還全沒動。所以樓裏邊黑暗、潮濕，到處是碎磚斷鐵又寂無人聲。走著走著我突然有一種一個人在深夜裏獨行的感覺。樓梯是裝好了，但既沒有攔杆，也沒有抹平，一層一層爬上去，既吃力又擔心。身上這一背包酒食，隨著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興致則隨著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終於爬到了二十一層。
康孝純坐在正對樓梯的一間屋裏，屋子正中，反扣著一個裝灰漿的半截鐵桶，大桶四麵放了四塊半頭磚。他自己坐在靠左側的一塊上，其餘的幾塊空著。看我上了樓梯，他站起來朝我招招手，我走進了屋子，他指指扣著的大桶說：“東西放在這兒。”
我把包放下了。
“咱們現在就談吧。”他正正經經地說：“你要錄音嗎？”
我說：“我、我以為你也許開玩笑，沒有帶。”
“我給你預備了。”他回身從他坐的地方提起個綠書包，拿出個舊式的，人們叫“磚頭式”的黑色錄音機。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後又朝我招招手，走到並排的三個窗口前邊。
“你先看看這個環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離開地麵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條鑲了綠邊的淺灰色帶子，垂直掛下來，到樓跟前又分作兩條，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車像硬殼甲蟲，無聲地滾動著。
康孝純伸出一個手指，指著我說：“你閉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現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陰沉的天氣。這座樓不是在郊區，而是在北京城裏一個鬧市附近。樓下有造反派、武衛隊把守。空蕩蕩的樓上，隻有四個‘罪行重大’的專政對象。”
“四個？在這幹什麼？”
“擦玻璃！”
康孝純進一步的說明道。
1976年清明節前個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蓋的大樓（當時在北京是最高的樓之一）為了承擔重要的外事任務，翻修一新。修完了，負責翻修工程的某建築公司就拆了架子，報請交工。甲方來驗收時，發現工程雖然完了，卻沒有擦窗戶，從一層到樓頂，每個窗戶都汙穢不堪。有的掛滿了白灰水泥，有的被塗抹上了文字的圖畫，一般的畫畫也罷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號旁邊畫了幾幅人類最古老的性愛圖畫，甲方是很有權力的部門，命令乙方三天之內必須把玻璃擦幹淨。不然耽誤了使用，要追究他們的政治責任。乙方當然不敢違令。可是腳手架全拆了，三天連架子也搭不起來。盡管又開“誓師大會”，又用“大批判開路”，念了許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還是沒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們就說：“隻有讓造反起家的革委會負責人帶頭上二十層樓的窗戶外邊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緊跟。”這負責人和隊長們研究了幾次，覺得自己帶頭上固然可以，可這帶有片麵性，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領導幹部要學會“彈鋼琴”的教導，還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好，就把懸在高空擦玻璃的光榮任務交給階級敵人去幹，說明這是對他們的關懷與信任，給他們個立功贖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