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章組長？是你那個朋友吧？後來領我們和紅衛兵串連的、給我們講革命道理的那個人？”
“對。”
“我倒想再和他談談。聽聽他的看法。”
“你見不到他了！”
“怎麼？被監禁了？”
“監禁他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見不到？”
“他不在國內了。”
“你說什麼？”
“他隨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時請了一年探親假。已經兩年半了，連信也沒來過。”
“世界上有這種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靜些了。說九點鍾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訪問參觀，要我送她到賓館去。路上我問她近年的情況。她說上次回去後，就放棄了學位考試，全力搞革命了。她們一夥人處處打先鋒。她自己曾兩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監視。而普通的日本群眾，卻不理解她們，怨她們過左、過激，破壞了鬥爭的統一部署。她們很苦悶，認為這麼幹不是解決日本問題的好方法，想單獨組織遊擊隊，準備武裝鬥爭。她們幾個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沒吃過苦，身體也不強，所以決定先從鍛煉身體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體力不支時就集體背語錄、背毛主席詩詞：“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時，她腳一軟從半山上跌了下來，造成腦震蕩，進了醫院。在醫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書就頭疼。所以出院後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療養院。一住整整三年。出來時世界變了樣子，原來一塊準備拉遊擊隊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讀書，大都認為那是狂想了。還有幾個堅持這條路線的，卻轉入了地下活動，總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該怎麼辦好，所以找機會再到中國來取經。可沒想到，中國已成了這樣。
過了一會兒，她像想起了什麼，站住腳問我：“那位章組長真去香港了？”
“走了兩年了。”
她怔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要是真的，我還得大哭一場。”
“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賓館就知道了。說不定有個奇跡在等著我們呢！”
她拉著我進了賓館，直奔飯廳。進了飯廳，有許多空位置，她卻不坐，領著我到坐滿人的幾個桌跟前去轉悠。轉著轉著嗓子裏“嗯”了一聲，領我徑直走到靠屏風的一個桌前站住了腳。
那桌上，一個穿米色西裝，留長發、大鬢角的男人正專心致誌地在切荷包蛋，他感到背後有人在注視他，停下刀叉回過頭看看，隨即滿臉笑容地站起來說：“是喜多村女士吧？怪不得昨天我越看越覺得眼熟。吃過飯我想來打聽一下，您已經走了。”
秀美回過頭來向我作個眉眼，那人也把目光轉到我身上，這次是放聲地笑了：“文學家先生！從報上看，你是很得意了！”他伸手到胸前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拈出兩張名片，給了我們每人一張：“兄弟這次是代表嶽父來談生意的。請多關照！”
名片上印著：“香港龍風貿易公司駐京代表章德正。”
喜多村秀美漲紅了臉問：“這真是您？”
“不會錯，不會錯。昨天晚上在這兒我們不是碰見過嗎，當時您沒認出我來，我也沒敢認您。”
我拉拉秀美的衣袖說：“我們先去吃飯吧！”
“我在反胃，還能吃得下飯嗎？”她用手當真地捂上嘴，快步跑出了飯廳。
章組長有點失措。我拍拍他的肩說：“吃您的荷包蛋吧。你一向是勇敢的。什麼都不在乎，還計較這點小事？”
我把名片插進他兜裏，走出飯廳，當真也有點惡心。
秀美正站在大廳的樓梯口。我要說話，她攔住了我。
“再見吧！讓我自己去想想。我會把想的結果告訴你的。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不想聽任何人的說教了。”
她不等我告別，自己就往樓上走。上了幾階，又轉身下來對我說：“這是我父親的祖國，我不能說他不好，可今天看見的這一切，你叫我回去說什麼好？”
我說：“你說中國人真不了起。居然把不可一世的‘四人幫’打倒了！把那些騙子、強盜像排膿似地擠出去了。肌體恢複健康了！”
她什麼也沒說。擺擺手，自己上了樓梯。
我告別了她，趕緊往機關走，我頭暈，血壓上來了。必須去吃藥。
半個月後，她臨回國前夕，從上海給我寫來一封信。說是：“我接受你的忠告，觀察了許多人，也詢問了許多人，結果我否定了自己。並由此又產生了信心……”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因公到日本去。這一年因為倒春寒，櫻花開得晚。四月中間到東京，還趕得上去多摩川賞櫻花。接待我的朋友陪我去看櫻花，並且告訴我，有幾個搞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將在多摩川等候我。
從新宿到多摩川，總要走一個多小時吧。汽車一輛接一輛，還要不時停下來交過路費，高速公路實際上速度是不高的。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車的背後跟上來一輛朱紅色的豐田王冠小轎車。我行亦行，我止也止，真有點寸步不離的勁頭！陪我的朋友回頭看看說：“很妙，我們長了尾巴了！”我也回頭看看，笑著說：“總不致於是便衣先生吧！”朋友說：“中日是朋友，警視廳對中國朋友倍加保護，出專車警衛的事當然有。可你還不夠那個地位呀！”我說：“會是誰呢？”他說：“不論是誰，對你都沒威脅，隻有一家除外。”我問：“哪一家？”他吞吞吐吐地說：“手舉語錄本，把你們看作背叛革命的人，在日本是有的。不過你放心，對他們來說，你的目標也還小了點！”
到了多摩川，幾個老朋友聚在入口處外邊等我。寒暄的時候，有人說：“還有一位要見你的人，不知為什麼遲到了！”
我還莫名其妙，那輛朱紅色小車拐了個急彎，吱地一聲停了下來。前車窗探出個女人的頭說：“我陪客人一起來了！保護著他來的！”
大家喊她：“調皮鬼，快下來！”
她卻把車開走了。開到老遠的停車場停放好，才飛也似地跑來。因為穿了身粉色西裝，頭發又剪得很短，所以摘下太陽鏡後，竟顯著比上次見麵時還年輕了。
“秀美！”我板著臉說，“我一到東京就提出要去岩國看你們一家。你知道我來，不來照麵，反而跟我的蹤！”
“叫你嚐嚐日本紅衛兵的厲害！”她哈哈笑著抓住我的胳膊搖了半天，對大家說：“他是我的哥哥，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愕然了。問她出於什麼典故？
“你問他：我爸爸差一點把遺產交給他！幸虧他想家，回國了，不然這世界上有沒有喜多村秀美還說不定！”
大家又紛紛問我：“到底怎麼回事？”
我把向章組長們交代的事又交代了一遍。他們說：“寫下來，寫下來，一篇好小說呢！”
多摩川滿城櫻花。各種膚色的孩子們，乘著懸空翻轉的遊戲列車，在半空中發出又害怕又高興的尖叫聲。那條仿照江戶時代舊貌重建的小街上，一片熙攘。人們在圍觀武道館裏武士們的劍法表演。
我拉秀美慢走兩步，落在人群後邊，問她：“你早就知道我來了？”
“我是日中友好運動的中堅分子，當然知道。”
“你在幹什麼？”
“溫習功課，準備重上大學，應付學士入學試驗。”
“重回書齋了？”
“不。為了弄懂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去學德文。我體會出一條真理：革命者，要尋找自己的道路，不能指望別人給你開一條現成的路！革命是關係到幾億人的命運，要講科學，要作刻苦的研究、實驗。光憑浪漫主義走不通。”
“你爸爸同意了？”
“爸爸死了。”
我一下呆住了。幾十年沒有見麵的機會，現在有了卻見不到了。我心裏很難過，問她：“你靠什麼生活？”
“我丈夫管理著爸爸的飯館。”
“你結婚了？”
“我媽不願作生意，我又不會幹。不結婚怎麼辦？吃什麼？”
“你丈夫原來作什麼？”
“我們是當初紅衛兵的同誌。可他現在的興趣轉到搞事業上去了。我們兩人分了工，他作生意，我探求真理。他得來的生活資料和我得來的精神收獲兩人同享，共同為日本革命奮鬥！”
我哈哈大笑。她也陪著我笑。前邊的朋友聽到笑聲向我們招，責問我們：“你們兄妹見了麵，隻顧說私房話，把我們作朋友的扔在一邊，太失禮了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