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你們不想回國了嗎？”
他倆互相看了看。老孫低下頭，擦了下眼說：“回去我們沒有飯碗。在這兒混吧！哪塊黃土不埋人呢？”
盡管給病友送飯占用的是我休息的時間，回去太晚也要挨打，說到這兒我就匆匆告別了。但從此以後，一有機會我就到落葉堂來小坐一會兒。舊曆年，工廠放了兩天假，並準許外出兩小時，我又去了，恰好老孫也在，正在吃年酒。他們就留我吃酒。吃過幾杯後，老李親熱地對我說：“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我攀個大輩，叫你聲侄子，今天我對老侄說句體己話，要不合適你也別在意，我不知你家鄉還有老人沒有，也不知跟工廠訂的是活合同還是死契？如果家鄉還有老人，又訂的活合同就算作罷。如果沒有牽掛了，想在日本這地方混呢，我想把你從工廠贖出來。咱們合到一起過。你有個落腳處，我老了也有個依靠。也免得我兩眼一閉，掙下點家當全便宜了外國人。”
我告訴他我家中還有一家人。工廠訂的是兩年合同。期滿送我回國。雖不能遵命，對他的厚意還是感激的。
他們倆便用日語議論起來。我日語說不好，聽還是能聽懂大半。聽老孫勸老李說：“不要三心二意了，就把那個女人娶下吧！入贅就入贅，改籍就改籍，姓丈人姓就姓丈人姓。成家立業是正經大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老孫大幾歲，指望你照顧我；你老李老了，誰照顧你呢！”
他倆議論一陣，又勸我一杯酒。老李從衣櫃裏拿出件新襯衣叫我換上，說是表一表鄉親之情。那時日本紡織品奇缺，三年的配給票加在一起才能買一件人造絲襯衣。這禮物是很貴重的。我高興得再三稱謝。是否就在這一陣忙亂中把血型符號掉了，已記不清楚。
造反派聽了，很不滿意。他們說喜多村等三個人，明擺著是國際間諜。同時為德日兩個法西斯服務，很可能還和蘇聯的克格勃有關係！他們請你吃飯，是拉你入夥，你接受了這個邀請，頭一天就出賣了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情報，連榛子麵多少錢一斤都說了！那件襯衣，就是你出賣情報的報酬，你自己也說了，那是件貴重禮品。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會白送你貴重禮品？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愛嗎？你應當交代你回國後還跟他們有什麼聯係，拿白布條作聯絡記號是什麼時候約定的？這一次喜多村秀美來找你是什麼任務？
這件事給我帶來的麻煩，沒興致細說它。奇怪的是章組長一邊要我承認是特務，一邊卻去陪秀美他們串連，而且連一起吃飯的發票都拿來向我“報銷”，說是替我招待了外賓。一個月後他給我送來一張照片：說秀美走了。照片是留給我作紀念的。這張照片也實在妙，確有紀念價值：喜多村秀美穿著紅衛兵的假軍裝，戴著紅袖標，高舉紅寶書作“三忠於”的姿態，日本婦女那副溫良恭儉讓派頭，一個月功夫消磨得剩不下多少，確已是“不愛紅裝愛武裝”了。隻是仔細審視，比純牌紅衛兵們眉宇間尚少幾分殺氣。更妙的是，她還在照片後麵題了字：“兄長！祝你繼續革命不落伍。”我這裏在交代怎樣向她出賣情報，她那裏卻在表示要“三忠於”，已經有點牛唇不對馬嘴了，這“特務聯絡員”竟然鼓勵我繼續革命，豈不古怪？我問章組長這該怎洋認識？他得意地說：“你看看，經過我們造反派耐心的工作，連她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感召下覺悟了，你還堅持反動立場嗎？徹底交代吧！想一想後果！”
一晃就過去了好幾年。“狗打石頭人咬狗”的局麵也並沒有維持多久。“四人幫”垮台了，比他們上台所用的時間少得多。而在後期，章組長又忙於跟自己老婆離婚和追求一位香港來的打字員，對我放鬆了追問，這筆糊塗賬終於往“四人幫”頭上一推了事。
從牛棚出來之後，在待分配的閑暇中，翻看過時的“參考消息”，又想起了喜多村秀美。那時小報上，登了一些外國紅衛兵武裝鬧革命的事。其中也有來自日本的消息。我雖不敢和外人議論，可心中頗有懷疑“槍杆子底下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法寶。在地窄人密，通訊、交通很現代化的日本，當真也“放之四海而皆準”嗎？一看到秀美那張穿綠軍裝、舉紅寶書的照片，我就憂慮：她會不會貿然參加那些扔炸彈、劫飛機之類的事去？會不會碰到什麼意外的遭遇？她那年已七十歲的父親又怎麼樣了？女兒會不會和他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像我們中國許多家庭那樣演一出悲喜劇？
我注意閱讀來自日本的每一行新聞。可是找不到有關她的消息。
一九七七年，我恢複了工作。有一天外事部門打來電話，說一個日本來訪團體和翻譯要見我，問我見不見。我急不可待地問：“是喜多村秀美嗎？”
“對！”
“能馬上見她嗎？”
“馬上可不行。她後天才有時間。到時候我們派車來接你吧！”
我答應了。可是這一天我心亂得什麼也沒幹下去，急於想知道她近兩年的情況。
從恢複工作以來，為了把我這半殘的身體弄硬朗點，我堅持步行上班，起得相當早。早晨路靜人稀，常會看到大白天不易見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門打電話來的第二天，是個有霧的清晨。我上班時經過天安門前，走過金水橋旁，聽見有個女人的哭聲。無意間向哭聲起處望了一眼，發現坐在地上的竟是個穿墨綠色連衣裙，頭發蓬亂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錯路找不到賓館了？是不是錢包叫人偷走了？雖說忌諱仍然很多，心有餘悸，但總還有一點中國公民的責任心，不能昧著良心假裝不懂日本話。我就走過去問了一聲：“您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嗎？”
女人抬起頭，擦擦淚看了我一眼，隨即叫了聲：“兄長！”接著就拉著我的手大哭起來。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沒辦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見麵總要把我放到個尷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個樣，這一次更蹊蹺，天剛亮，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外國女人拉著你的手哭……我簡直手足無措了，有點著急地問：“你怎麼啦？說你明天才有時間見我，怎麼今天倒有空在這裏哭，你瘋了？”
“幻滅了。哭我自己，可憐我自己！”
“說明白一點不行嗎？”
“還用說嗎？”她指指東西長安街說：“紅海洋沒有了！語錄牌沒有了！揪鬥牛鬼蛇神的紅衛兵隊伍沒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國人說這些話，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頂回去，更可能一個耳光打得她頭腦清醒些（我沒真打過人，可是在想象中打過人，而且把人打倒了。這種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從我挨章組長的第一個耳光時開始產生的）。
我說：“原來我以為你是個有誌於革命的青年，是善於思索的人。沒想到竟這麼輕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輕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簡單。”這一句帶責備的話，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來問我：“這是你說的嗎？我是稱呼你兄長的！”
“我就是以兄長的身份來指責你的！”見她沒有說話，我又問：“你在中國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個城市，總共二十天。”
“你在這二十天裏把你的眼睛轉到普通中國老百姓身上去：工人，農民，老幹部，知識分子，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和你上次來時有什麼變化！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問問他們對現在黨中央的政策是什麼態度！你可以從我開始。你上次來時，為了囑咐你自己分辨章組長的話，我得冒險說日語，現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門前充分闡述我的觀點！你不覺得有什麼變化嗎？我身邊還有監視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