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相識，很不情願。是在戰戰兢兢、猶猶疑疑、不愉快甚至沮喪的心情下見的麵。想想看，清理階級隊伍的旋風還在盤旋，我被打成了“反共文人，文藝黑線骨幹分子”，“帽子拿在群眾手中”，正在“以觀後效”的時候，突然通知我：一個日本學生代表叫做喜多村秀美的，指名要見我。
我說：“我從來不認識什麼喜多村秀美，不見她！”
專政組長叫章德正，習慣性地把個舌頭從嘴角舔出來，斜著眼看我說：“你隱瞞了海外關係，現在暴露了，想不認這壺酒錢嗎？拿我們當‘老憨’嗎？不行！必須見。為了對你負責，我陪你去。記住，就說我是你的朋友！”
在賓館會客室裏，我見到一個身材苗條，穿玫瑰色裙，潔白上衣的姑娘。臉型很平常，可是一笑起來就仿佛全身都閃出了光彩，把周圍景色都照亮了。她用帶山東口音的漢語說：“爸爸叫我務必來看看您。他說我可以稱呼你哥哥！”
“您父親的大名是……”
“喜多村信一郎。”
“對不起！我不記得在哪裏見過他。”
喜多村秀美拿出在書本內夾著的一片白布，小心地遞給我。章組長立即伸長脖子湊近來看。布麵上用毛筆寫著我的名字，還有“O型”兩個字，墨色已經淡了。
我壓製住激動。麵對秀美、而實際卻是說給章組長聽的：
“如果沒記錯，這是我當華工時佩帶的血型符號。可是請原諒，我仍想不起這和喜多村先生有什麼關係？”
“您和他在岩國一個小食堂見過麵。在場的還有孫伯伯。爸爸送你一件襯衫，你換襯衫時把這個掉了。”
我模模糊糊地記得像是有過這麼一次遭遇。
“你也在？”
“那時我還沒出生。爸爸和媽媽是在那以後才結婚的。”
模糊的記憶開始清楚了一點。我忍不住第二次又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了握。我問她爸爸身體情況怎樣？她說她爸爸中風了，半身不遂，終日躺在床上，媽媽很健康。
“你在上大學嗎？”
“學法文，也學英文，還自學了中文。本來想考語言學位的，現在不想了。”
“為什麼？”
“我想革命。”
“於革命就不需要學問嗎？”
我的“朋友”一直在用眼睛射出芒刺，刺著我的後脖梗，這時他忍不住了：
“日本朋友到中國來是取革命經的。你倒向人家販賣資產階級的知識至上論。什麼學問？世界上隻有一門學問，那就是階級鬥爭！”又對秀美說：“我看你隻要學會中文，能讀‘紅寶書’，就夠用一輩子的了！姑娘，我讚成你一心鬧革命。不能忘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要有大無畏的徹底革命精神，要用我們的雙手把舊世界打個稀巴爛！要決心打出世界一片紅！”
我本以為這些話會使喜多村秀美感到唐突，沒料到她竟十分讚賞，點著頭連連稱是。她說她早就不滿意日本那個腐朽的社會了。人們一心追求物質享受，從而成了物質的奴隸。青年人給毀了，不是不顧一切地學習謀生手段，就是看破紅塵、醉心於燈紅酒綠的腐朽生活。革命的抱負、人類的理想都在物質世界麵前褪了色。一些讀過革命文藝書籍的青年，不滿意這個狀況，立誌改造日本的社會，要恢複人的理想和良知，要消滅罪惡的剝削製度，可就是不知道從哪裏入手。各種政黨提出的各種政綱，她認為都是荒謬的，不是欺騙就是吃語……
“很簡單！”章組長把手一揮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槍杆子底下出政權！方向路線問題，毛主席早就製定好了，就看你們幹不幹！當然我們隻能幫忙、不能代替，因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隻是變化的條件嘛。”
我疑心對一個日本青年說這些話是否得體，但又無權阻止他。隻好說：“章組長說的是中國的道理，日本的事怎麼辦，當然隻有你們才最懂得……”
章組長瞪了我一眼，把我的話給堵住了：
“毛主席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這時秀美的幾個同伴也到會客室來了。從她們的神色和笑聲中，我看出她們都是讚同章組長的宏論的。她們叫秀美當翻譯，熱烈地和章組長交談起來。我完全成了局外人。後來，她們又請他簽名。他答應領她們去某個紅衛兵司令部參觀訪問。隻是在我告辭的時候，秀美才急忙回到臥室取了一個包袱來給我，說是他爸爸送我的。他爸爸在廣播中聽到受批判的文人中有我的名字。先是懷疑是不是我，後又擔心我的安全怎麼樣，所以要她打聽一下我的地址，務必來看我。
“看見你安全，我們放心了，希望你繼續革命，不要落伍。”她又改用日文問我：“章先生說的話很有吸引力，他是理論家吧？對我們很有教益。”我說：“話都是書本上印著的。不會不對吧！符合不符合日本情況，你要自己考慮。”章組長眼睛盯住我不放，很懷疑這兩句日文的內容。
“我告訴她，你講的全是書上印著的。不會錯！”
秀美笑著點點頭，章組長這才不無懷疑地和我一同告辭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組長“交公”了。他打開來看，見是一隻脫胎漆的花瓶和一張名片，便鼻子裏哼著說：“不送一些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資產階級的虛偽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沒給我。但我看了一眼，地點是岩國的一個什麼地方。
這天晚上，章組長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審查。並召開了第一次複審批鬥會。
批鬥會一開始，先由章組長介紹我在外國人麵前散布“資產階級知識至上論”和他打退妖風、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並取得徹底勝利的經過。隨後就要我老實交代隱瞞了的重大海外關係，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麼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個小城鎮作童工。我推著車去醫院給住院的工友送飯。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葉堂飯鋪的門廊裏避雨。那是日本戰敗的前夕，飯鋪裏除了豆腐渣已沒什麼東西可賣，上班時間，又下著雨，客人是極少的。可是一個侍者卻過來攆我。我說：“我避避雨就走，這有什麼妨礙呢？”他就用日本人專罵中國人的下流話罵我。我和他吵了起來。這時從飯廳裏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穿一身舊西裝，戴一頂戰鬥帽，聽我們爭吵了幾句，就拿出一點小費，把侍者支走了。他輕聲問我：“你是中國人？”我說：“是的。怎麼樣？”他沉吟了一下說；“如果你不介意，我請你吃杯酒好嗎？”我說：“我沒工夫，還要去醫院宋飯呢！”他說：“那回來時總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說：“回來時再龕吧！”我根本沒打算他會真請我。說完，看看雨小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推著車走了。送飯回來，還沒到落葉堂門口，那個攆我的侍者就迎了出來。滿麵堆笑地說：“剛才衝撞了您，很對不起老板請您去坐一坐。他已經等候很久了。”說著搶過車把，把車推進飯鋪。
飯廳裏很冷清，隻有一個朝鮮老太太在彎著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領我穿過飯廳和後院，來到三間日本式居室門前，報告說：“客人到了。”居室的門拉開，那個四十多歲的人和一個穿和服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就迎了出來，一邊說“請！請！”一邊把我讓進屋內。“榻榻米”上放了圓桌，擺了滿滿一盤炸魚、幾盤小菜，還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來我是滿不在乎的，這一下可害怕了。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要請我喝酒？要是酒裏下了蒙汗藥怎麼辦？會不會騙你喝醉了酒，然後讓你在他們的賣身契約上捺上手印啊？所有聽過的凶險故事一下全在腦子裏記了起來。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歲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說：“請隨便！這裏都是自己人。”我就問：“自己人是什麼意思？”
“中國人！”穿和服的老頭把嘴湊到我耳邊說：“我們倆也是中國人，想跟你打聽點家鄉的情況。”他用的是純粹山東半島的鄉音。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後，他們一邊向我勸酒，一邊打聽中國的種種情形。問得詳細而淩亂：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麵多少錢一斤？女人還裹腳嗎？八路軍到底是不是都會飛……我一一地述說著、解釋著。他們不斷發出一半中國話、一半日本腔的感歎聲：“這樣子嘎？”“想不到呐！”“歐謀西婁枯哪！”
輪到我問他們的來曆了。他們倆就結結巴巴、斷斷續續而又十分熱情地向我敘說：他們有隻個夥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山東去法國當勞工的。大戰結束，他們就失了業。回國呢，無房無地，逃不出一個餓字。聽說德國戰敗後很缺勞動力，二人就把得的紀念章、獎章賣了作路費，到了德國。到了那裏才知道，招人的地方雖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蘇聯搞武裝幹涉的雇傭軍。管他是軍是工，不是管飯嗎？管飯就去！他們就穿上軍裝到了蘇聯。和紅軍接了兩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個人就商量：“咱們是賣力來的，又不是賣命來的。冒這個險幹啥？聽說紅軍對俘虜不錯，幹脆投降算了。哪裏不是混飯吃？”在法國他們就聽說過，紅軍是為工人階級打仗的。三人鑽出戰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紅軍那一邊。紅軍聽說是中國人，十分優待，沒讓他們進俘虜營，把他們直接編進西伯利亞兵團跟日本軍去作戰。可是不湊巧，西伯利亞兵團打了敗仗。一個夥伴受了傷，兩個夥伴抬著他。三個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虜，押送到日本四國島上去。戰爭結束後，要遣返戰俘。俄國人全送走了，因為他們不是俄國公民，就隻好在日本留了下來。這三人除了老孫念過幾年私塾，那兩人全不認字。想進工廠當工人也不夠格。幸虧三人前後當過四個國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個始終在夥房打下手，學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藝，就拿遣散費，擺個小攤賣起街頭西餐來。賣了幾年，多少攢下點錢，把飯攤搬進屋子，算是有個店麵。有了錢，三個人也就有了矛盾，幹廚師的那一位總覺著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個大使館當廚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孫，兩人覺得決不能再分開，就抱著團活下來。靠了省吃儉用，官麵上打點得周到，買賣興旺了一陣，就在這個小城又開了個分號。平時老李在這坐鎮，隔三差五老孫也來瞧瞧，兩人都沒家口，在財產上、收入上也就不分，你謙我讓，過得相當和氣。眼下因為戰爭生意冷清了，隻是對付著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