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的拓荒者威廉·配第（1625—1687）是經濟學曆史上的一個富豪。配第少年時已顯示出賺錢的天分。他13歲進入卡昂大學學習時，就通過做首飾生意賺取學習和生活費用。他從一個先令開始，短短時間內就增加到24英鎊。配第的財富故事開始於愛爾蘭。利用擔任愛爾蘭土地分配總監期間獲得的9000英鎊報酬，配第通過土地投機，短期內積累了5萬英畝土地。到了晚年，配第不僅成為擁有27萬英畝土地的大地主，還是擁有多家漁場、冶鐵和鋁礦的大企業主。配第被馬克思譽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但經濟學對他成為經濟學家當中的財富成功者並沒有什麼貢獻。他的財富成功依靠的是他的經營天分。
威廉·配第
被傑文斯譽為亞當·斯密之前的“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的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同樣利用投機積累財富，但他的速度和效率要遠遠高於財富，這並不是由於他比配第有更高的經濟學天分，而是時代為他提供了一個更有效的投機工具——有價證券。1716年，坎蒂隆以一個出色金融家的身份從倫敦來到巴黎，此時，他的同胞約翰·羅改革和重組法國金融體係的工程已經展開。約翰·羅的密西西比計劃實施後，坎蒂隆與人合夥組建一家金融公司，從事股票投機。坎蒂隆預見到羅氏體係必然崩潰，但以他嫻熟的經驗和技巧，他有充分的把握抓住火中取栗的機會。他的公司為投資者提供貸款購買股票，股票出手前由公司保管。坎蒂隆實際上做的是空頭交易，而且把款項彙往國外，這引起約翰·羅的妒恨，羅威脅他，“如果你不在24小時內離開法國，我就把你送到巴士底獄去。”坎蒂隆說：“我不會離開，但我將使你的那套辦法取得成功。”坎蒂隆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投機狂潮時期，坎蒂隆“以高昂的價格全部賣出他的法屬印度股票和其他證券，並將錢款彙往英國和荷蘭，以此購置一筆龐大的地產。”坎蒂隆的成功顯然加速了約翰·羅體係的崩潰。1715年在巴黎大約200個銀行家裏，隻有三四個幸免於難。“1717至1720年間，巴黎的銀行家已經像秋天的落葉一樣紛紛敗落，……大部分錢財都進入了坎蒂隆的口袋。”在1720年股價暴跌的時候，坎蒂隆幾天之內賺了250萬。坎蒂隆是在取得金融投機的成功並淡出經營活動之後才開始進行經濟學研究的，因此，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經濟實踐推動了他的經濟研究而不是相反。
理查德·坎蒂隆
財富在經濟學家中的分布大體也呈正態，大多數經濟學工作者的收益處於社會平均水平。所以，有了少數極端富裕的經濟學家，也就有少數極端貧困的經濟學家。由於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質，隻有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經濟學家才能獲得社會平均收益。對於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來說，其學術供給成本太高或許學術需求很低，其收益率可能低於社會平均水平，甚至會淪為收益水平最低的階層。因此，經濟學家中的極端貧困者往往出現在非主流或反主流經濟學家中。李斯特、馬克思和凡勃倫的窮困就屬於這種情況。
弗裏德裏希·李斯特（1789－1846）是古典經濟學的懷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國曆史學派的先驅者。李斯特的奮鬥目標是推動德國在經濟上的統一，這決定了他的經濟學是服務於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據說一個忽視自身利益的人連上帝也不會關照他，因此，李斯特的一生串連著一係列的失敗。1819年，由於組織旨在統一德國經濟的全德工商聯盟受到迫害，被迫辭去蒂賓根大學教授職務，並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職。1820年，擔任市議員期間，由於提出激進的民主改革主張，被以“煽動鬧事，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10個月監禁。李斯特潛逃到了法國和瑞士。兩年後回國，隨即被關押。為了徹底擺脫這個危險分子，政府同意他移居美國。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國。他開始經營農場，還擔任過報社編輯，並開辦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媒礦。1832年，李斯特回到歐洲參與萊比錫—德累斯頓鐵路建設工程，他希望通過建立全國鐵路係統推動德國經濟的統一。1834年，德國關稅同盟建立。但他的全國鐵路係統計劃由於封建割據和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惟利是圖本性失敗。1837年，李斯特在美國的礦山在美國的銀行危機中破產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其間，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監視，並受到再次被監禁的威脅。盡管他不斷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祖國找到一份固定職業。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國。法國梯也爾政府曾邀請他擔任鐵路建設和貿易政策方麵的要職，但由於法國對德國的侵略性態度，李斯特拒絕了，主要靠給報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國財政部長曾經聘請他在政府中擔任要職，以推行他的“國民體係”，李斯特因為俄國實行專製的沙皇製度而拒絕了。1841年，李斯特曾經被委任為《萊茵報》主編，由於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不久後馬克思擔任了這一職務）。1846年，英國廢除“穀物法”，這對立主貿易保護主義的李斯特是一個打擊。隨後，李斯特提出建立英德聯盟的計劃沒有被理彩，而他參與德國關稅同盟工作的願望也一直得不到實現。此時，李斯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他對德國實現他為之奮鬥的民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進步感到無望，被容克地主封建反動勢力在‘科學界’和新聞界的禦用文人的越來越肮髒的汙篾搞得一蹶不振，被他自己的階級——優柔寡斷的怯懦的德國資產階級——可恥地拋棄。”一直身體健壯的李斯特此時明顯衰老了，他已經無法忍受肉體和精神上的挫折。李斯特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途，加上疾病纏身和生活困頓，他陷入了絕望。在給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說：“我如果沒有寫作所得的收入，就隻能靠妻子的財產（我是什麼也沒有）糊口度日了。可是，這些收入和財產也不足以維係妻子和孩子們的生活，我幾乎陷入了絕境。”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一個小鎮開槍自殺，結束了57歲的生命。由李斯特奠基的曆史學派後來成為德國的顯學，成為德國製定社會經濟政策的指南。李斯特的不得誌固然在於他的不妥協，更在於他的時代背景。特定時代總有其特定的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李斯特的悲劇在於他的思想不僅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也超越了他所在的階級。在李斯特這裏，成為他謀生障礙不是經濟學，而是他的經濟學與時代的不協調。
弗裏德裏希·李斯特
馬克思（1818—1883）強調物質利益對人與人的經濟關係甚至對一切社會關係的決定作用，把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動力。但是，在實現自身物質福利方麵，馬克思並不成功。當然，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並不是馬克思的追求。馬克思的前半生一直處於顛沛流離當中。1842年，大學畢業的馬克思擔任了具有左翼傾向的《萊茵報》的編輯。正是在此期間對窮人利益的關心，出於為窮人利益辯護的需要，馬克思才開始經濟學研究。一年後，該報由於觀點激進被普魯士當局查封，馬克思攜燕妮進入巴黎，其間邂逅他的終身戰友恩格斯。在1844年發表了《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後，馬克思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1845年由於其政治觀點。馬克思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移居布魯塞爾。1848年革命開始後，馬克思又被逐出比利時，先去法國，後又去科隆。1849年流亡到倫敦。在倫敦，馬克思一家經常處於極度貧困當中。馬克思經常一文不名，而且極少工作機會。他的工作主要是給紐約每日論壇和其他報紙當兼職記者，收入極不穩定。而且，為了他的政治信仰，馬克思頑固地拒絕變得“實際”。“馬克思為了家人能夠生存下去，典當了所有的東西——家族銀器、亞麻布，甚至孩子的衣服。”據一個普魯士政治間諜1853年的報告：“馬克思住在倫敦條件最差因而也是最便宜的住處……所有的東西都是壞的、粗糙的、破爛的；所有的東西都蒙著一紙厚的灰塵；所有地方都是最雜亂的。一個人走進馬克思的房間，眼睛會被媒煙和煙草熏得極模糊以至於一開就要摸索前進……每樣東西都很髒，每件東西都全是灰……”極度的貧困伴隨著疾病，他的7個孩子隻有兩個幸存下來。“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病痛中渡過，他一直被慢性疾病困擾——哮喘時常發作。頭痛持續不斷，喉嚨細菌感染，常患流行感冒，他還患有風濕病、支氣管炎、牙痛、肝痛、眼部發炎、喉炎和失眠。他的癤子和癰病過於嚴重，以致於他晚年時全身上下都是疤痕。燕妮去世時，他連葬禮都無法參加。”1883年3月17日，馬克思在貧困和疾病中去世，沒有留下遺囑和遺產。說馬克思沒有留下任何遺產是不對的，雖然經濟學沒有給他帶來物質財富，卻給他帶來了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刻洞見。他的使命是拯救整個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物質生活的窮困並沒有束縛他探索的步伐。作為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馬克思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他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卓越的研究極大豐富了經濟思想，拓寬了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提供了深刻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這一切，是他留給經濟思想史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