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時候起，蔣介石開始著手撰述一部書。到 11月、12月間，在黃山官邸，以40多天功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行的行文，經過七八次乃至十餘次的修訂與增刪，方才定稿。
定稿之後，印出200多份，分送國民黨中央、政府領導及相關負責人閱讀。很快，百餘份意見反饋了上來。其中，意思與文字的修改建議，大部分都被采納。1943年3月，全稿重加通盤修訂，才正式交付印刷，正式發行。
在這個過程中，陶希聖發揮了什麼作用呢？他說：“《中國之命運》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訂，及排印校對工作，是交由我辦的。”
為何讓陶希聖做這本書的校對工作，陶希聖說自己是侍從室第五組組長，本來的職務是襄助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撰述文告。此時陳布雷正在成都養病，所以這本書的整理校對工作就交給自己完成。
實際上，選擇陶希聖而不是陳布雷，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陶希聖的嫡侄陶鼎來說：“蔣要他來寫這本書，顯然不是僅僅因為他會寫文章，蔣下麵會寫文章的很多。蔣要求於他，正是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上的研究成就，來補充蔣自己在理論上的不足。這是陶希聖之外，任何別人都做不到的。”
總的來說，《中國之命運》這本書主要還是蔣介石完成的，陶希聖隻是做了一些整理、校對，及部分篇幅根據蔣介石意思起草的活。因此，陶希聖“代草”這個說法並不成立。
《中國之命運》全書10萬餘字，共8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由北伐到抗戰；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全書重點論述了“一個主義一個黨”，其核心是宣傳隻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隻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盡管這本書一出來就遭遇到了很多批判，但不可否認，這是一部非常有影響的作品。甚至有人稱呼此書是繼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後，國民黨政權的又一力作。
把陶希聖在這本書究竟是“擔任校對”，還是“代為起草”這個問題搞清楚，對陶希聖來說影響並不大，因為他本人早已經是著作頗豐的理論家，但對蔣介石影響卻很大。李敖等人為了貶蔣，而不惜把蔣塑造成為一個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有這本書作證明，這種論述恐怕有失公正。
陶希聖談寫社論心得
1942年春季，在侍從室工作的陶希聖，經常要和宣傳部門及各種媒體打交道，他敏銳地預見到《中央日報》必須要改組。於是，他首先向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建議，可以在編輯部的主筆之中，增加一位總主筆。
過了一段時間，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陶希聖幹脆毛遂自薦地對陳布雷說：“看來我必須自告奮勇，擔任這個總主筆。”
果然，1943年《中央日報》進行改組，陶希聖兼任該報總主筆。於是，從這個時候起，陶希聖白天在侍從室上班，和陳布雷一起替蔣介石書寫各種文章。吃過晚飯，小睡一兩小時之後，便在《中央日報》看通訊稿和采訪稿。
很快，陶希聖又有了一個新任務，那就是寫社論。據他自己回憶：“12點（深夜）起，下筆寫社論，2點交稿發排。”
陶希聖寫社論的水平很高。例如，抗戰快結束時，美國在日本本土投擲了一顆原子彈，當天晚上，陶希聖就寫了一篇社論。社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坦克車的出現而結束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隨著原子彈的出現而終結。接下來，陶希聖判斷日本將立即投降，絕不會等到美軍登陸其本土之後。
第二天，《中央日報》記者去美軍司令部訪問，那些美軍軍官問這位記者：“你們的社論是哪位軍事學家寫的？”
這名記者回答：“是本報總主筆的手筆，但他不是軍事學家。”
聽了記者的話後，那些美軍軍官非常驚訝。
雖然陶希聖寫社論的水平很高，但經常寫，寫多了，就是一件麻煩事。在擔任總主筆期間，陶希聖究竟寫了多少社論呢？陶希聖後來回憶道：“我寫了多少篇文章，是記不清了。大約兩年一百一十個星期，每星期平均三篇，就有三百三十篇。”
搞文字工作的人大都知道，即使水平再高的人，偶爾寫幾篇社論還可以，寫得多了，“腦袋裏的貨”掏空了，就很難再下筆了。
對此，陶希聖也深有同感，他打比方說，在報館裏寫社論，有如在家庭裏做家常便飯。上等的廚子能做一桌上好的酒席，但要是讓他在家庭中做家常飯吃，做上3到5天以上，就做不下去了。因為不論你本領有多大，就算你能夠做出50種拿手菜，也不能一日三餐讓人吃山珍海味。在報館做主筆亦複如此，一個人斷乎沒有每夜都拿出上好文章的能力。
除了“腦中的貨”被掏空之外，經常寫社論還有一個難題，那就是找題目。社論大多是針對時政事件而寫，即便是在抗戰時期，新聞事件很多，也不是每天都有適合寫的題目。
此外，即使找到了一個題目，還有一個對題目的理解與把握問題，也即是陶希聖所說的“拿穩題目”。陶希聖說：“題目拿不穩，文章就寫不下去。寫下去也沒有自信。”
但堅持了一段時間，文章寫多了，陶希聖終於總結出了一套寫社論的訣竅：
一、有上好的題目，並且可以拿穩題目，這是最理想的狀態。這種情況下寫文章，可就意思和格調兩個方麵，用力發揮，就像好廚子逢年過節一樣，拿出手段來做出一桌大席麵。
二、如果沒有找到好題目，隻能平淡地敷衍一篇文章，可以在某一點上，拿出手段寫出精彩的一小段來，作為全篇的警策。好像是一頓家常便飯，至少要準備一個可口的小菜。
三、如果既沒有好題目，又發揮不出精彩的小段，就要用輕巧的文筆，完成有頭有尾的一篇漂亮文章。就如同一頓簡樸的家常便飯，就是一碗雞蛋湯、一碟炒白菜，也要把它們配合得漂亮一些。
四、如果上麵三種情況都做不到，但文章又要寫下去，怎麼辦？那就跳出題材之外，空靈一些，隨便發揮，而又不落俗套。如同家庭裏的早點，今天是豆漿，明天可以嚐試一下紅茶。
也許陶希聖的這個總結並不能算是非常高明，但它對廣大文字工作者而言，包括陶希聖自己，這段總結都具有非常強的實用價值。正是憑借這個寫作訣竅，陶希聖才完成了一篇篇論述有力的社論。
抗戰勝利之初的經曆
白天侍從室，晚上《中央日報》，這樣白天黑夜連軸轉，陶希聖的身體終於挺不住了。1945年8月的一天，陶希聖被迫放下手裏的工作，到周綸博士的診所那裏求診。
周綸是著名的醫學博士，醫術精湛，給陶希聖檢查完之後，他說：“你的血壓低到八十至五十，再不休息就要暈倒了。”
診斷完之後，陶希聖回到家裏，開始注射維他命B，隨後就躺在家裏休息。令陶希聖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天晚上，中國發生了大事，而他自己也遇到了一個不小的麻煩。
事情是這樣的，就在這天晚上，陶希聖接到電話，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時間，陶希聖睡意全無，他高興地叫孩子趕緊去街上買爆竹慶賀勝利。陶希聖家的爆竹一響，陶家所住的南岸一帶百姓都知道了這個勝利消息。頓時，南岸一帶不斷響起了劈裏啪啦的鞭炮聲。
由於當夜沒有去《中央日報》上班，次日清晨，陶希聖得知《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主張日本應該廢除天皇製。於是，外國記者紛紛發出電訊，聲稱中國方麵主張讓日本廢除天皇製。陶希聖非常懊惱，他從病床上跳了起來，要立刻過江到報館，查問這篇社論的由來。
陶希聖之所以如此生氣，是因為在1943年的那次開羅會議上，當著美、英兩國領袖的麵，蔣介石曾經表示，日本人民可以自己選擇其政治製度，日本可以保留天皇製。現在作為國民黨機關報的《中央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居然和國民黨總裁的主張不一樣，這自然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但文章既然已經公開發表了，影響已經形成了，再嚴查，再追究責任也已經晚了。陶希聖事後檢討道：“萬料不到我為黨報言論方針，用盡了心力，到了抗戰勝利之最後一夕，竟然有這樣的重大失誤。”
在哪裏跌倒了，就要在哪裏爬起來。在《中央日報》發表了那篇和蔣介石主張不一致的社論之後，陶希聖帶病上任，寫了一篇社論《論日本戰犯》，主張寬容日本戰犯。
在高層沒有公開表態，或者高層意見還沒有一致時，貿然在黨報上發表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方法，這無疑是比較冒險的。果然，看到這篇文章後，蔣介石立即讓侍從秘書給報社打電話追問：“這篇社論是誰寫的？”
報社回答：“是陶總主筆寫的。”
就在大家感到擔心的時候，蔣介石卻沒有再對這篇社論進行追責。這是因為，身為蔣介石理論秘書的陶希聖知道，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打算對日本“以德報怨”，而陶希聖的這篇社論的論點就是要表達中央寬容戰犯的方針，所以蔣介石不會再去追責了。
社論風波過去了，但陶希聖的身體並沒有轉好，從8月到10月，他經常臥病在床，卻一直沒有請假。直到“雙十”節的前一兩日，陶希聖見到蔣介石，才正式告假。
在這次見麵時，陶希聖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份建議書，主張抗戰之後，中國建設應該以農業及輕工業為主；在經濟所有製方麵，除了事業之獨占性之外，一切工業應該歸於民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再有戰爭，將是原子彈戰。
蔣介石對陶希聖的這個建議非常重視，在起草“雙十”節講話文告時，陶希聖的這份意見書中的若幹觀點，都被起草者引用了進來，並由蔣介石公開宣讀。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抗戰勝利之後，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存在了8年、有“軍機處”性質的侍從室撤銷了，陶希聖第五組組長的職務也隨之撤銷，他以上將的身份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這個職務並不需要坐班，平日裏，陶希聖一邊給蔣介石起草文告，一邊繼續在《中央日報》擔任總主筆。
1947年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依據憲法，各地開展選舉活動，選舉國民大會代表。鑒於政黨提名是發達國家實行選舉的通例，這次代表選舉也采用了黨內提名製。於是，各地地方黨部希望獲得黨內提名的同誌，紛紛來到南京，到中央黨部拜望那些有權力、有影響力的黨內大佬。
此時的陶希聖既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又是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尤其是後兩個身份，令他有一定的曝光率，所以他成為被拜望的對象。
這些來自地方上的同誌，來到辦公室時候，點頭哈腰，說盡好話，希望陶希聖多多提攜，臨走還不忘留下自己的名片，用老朋友的語氣提醒道：“陶大總主筆，關鍵的時候，可別忘了我這個老弟啊！”
作為一個有見識、有正義感的理論家，陶希聖對黨內同誌積極參選很不以為然，他對這些人說：“在西方民主國家，政黨在選舉中是抬轎子的。政黨提名與體育會選拔選手一樣，應該選拔出適合於當地民眾希望的人員競選，而你們這些地方黨務人員的作用是協助競選，而不是自己參加競選。”
陶希聖說的這些話非常符合現代民主精神，但在具體的利益麵前，這些地方黨部的同誌豈甘落後。他們帶著委屈地回答說：“我們在地方辦黨十年至二十年，為黨國做出了很大貢獻，這次難道中央不允許我們參加競選嗎？”
陶希聖固然理解這些地方黨部同誌的政治訴求，但他認為保證選舉製度的程序正義，要遠遠超過一部分人的利益。但讓一部分人舍棄利益，來實現選舉製度的程序正義，這是很難的，陶希聖能夠做的就是用他手中的筆來呼喚，來引導。
為此，陶希聖在《中央日報》的社論中寫道：“譬如五個人旅行，隻有一頂轎子。最好是四個人抬著一個人走。如果五個人都要坐上那頂轎子，其結果是把轎子拆毀了，五個人就隻能步行了。”
社論發出去了，陶希聖也無奈地坦誠：“這些話並不發生任何影響。”這是因為中國的國民性很有特點，表麵上是謙和有禮，但涉及切身利益時，那麼大家都是當仁不讓的，尤其是涉及政治利益時，那簡直可以用不擇手段來形容。這種時候，你讓渴望參加競選的黨部同誌給別人抬轎子，那是不可能的。
其實，不僅這些地方黨部的同誌想坐“轎子”，就連陶希聖本人也差點坐了“轎子”。早年差點和陶希聖所在的中央獨立師打起來的萬耀煌，現在已經是湖北省政府主席。萬耀煌、陶希聖都是湖北黃岡人，而且萬耀煌還是陶希聖妻子萬冰如的堂兄，所以萬耀煌算是陶希聖的大舅哥。
選舉活動臨近，“大舅哥”萬耀煌找到“妹夫”陶希聖說：“湖北省第二區進行選舉，如果你要是參加，我可以協助。”
陶希聖猶豫了一會說：“聽說選舉要有兩億開支，我如無兩億，就沒法參加競選；如果我有兩億，又何必去參加競選。”
接下來，萬耀煌和陶希聖兩人又商談了很久。萬耀煌說：“其實地方選舉並不像傳說中的要花那麼多錢，地方上的部分鄉紳還是很公道的。”
陶希聖道：“你說的固然有道理。但在選舉活動中，你作為地方長官，應該主持選舉事務，所以你的這個身份，讓你無法協助某人競選。”
萬耀煌也認同這個觀點。於是，陶希聖再三表示，俺無意參加競選。
真的無意參加嗎？非也。就在這時，陶希聖的湖北老鄉找到陶希聖，表示支持陶希聖參加競選。湖北當地報紙也報道說，蔣介石的理論秘書陶希聖先生，將參加湖北第二選區的競選。
大勢所趨，卻之不恭，於是陶希聖也準備坐一坐“轎子”。
但當得知徐克成也參加競選時，陶希聖又托人帶話給中組部副部長餘井塘，表示自己退出競選。餘井塘帶話給陶希聖：“中央對立法委員的本黨陣容要作通盤考慮，請他（陶希聖）不要退出。”
受到餘井塘的鼓勵之後，陶希聖帶著家人奔赴湖北。他麵臨的對手是徐克成、王覺先。徐克成既是實業家，又在當地辦學，頗有人望；王覺先聲明：“一把傘，一雙草鞋，要走遍黃岡，直接取得選民支持。”
看到兩個人戰鬥力都很猛，在黨內提名之中，陶希聖願意退居候補人。隨後，他自稱為了“避開是是非非”，不等選舉進行，他就坐船離開了湖北。
在隨後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陶希聖也隨之成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在民主尚沒有真正普及的專製時代，緊跟領導顯然要比成為一個立法委員重要得多。
管窺蔣介石的用兵方略
1948年2月，農曆新年還沒有過去，陶希聖就接到任務，到江西廬山。早就聽聞廬山是避暑聖地，陶希聖夏季曾經來過，卻沒有在冬末春初來過，他以為這個時候的廬山應該正是酷寒吧，誰知到後才發現，這裏氣候溫和，並不是很冷。
陶希聖這次上廬山，蔣介石給他的任務是校對《新剿匪手冊》。冠以“新”字，是因為1933年“圍剿”紅軍時，曾經有過一個《剿匪手冊》。現在共產黨軍隊的實力已經壯大，《剿匪手冊》自然也要升級了。
在校對過程中，陶希聖重點校對的是政治作戰部分，自蔣介石的決策秘書楊永泰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後，蔣介石非常重視用政治手段來對付共產黨。陶希聖校對的這部分內容，就是教導一般軍事幹部，讓他們認識到軍事與政治結合的重要性，以及政治作戰的方法。
就是在校對《新剿匪手冊》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事，令陶希聖大為吃驚，從這件小事中，他也管窺出了蔣介石的大致用兵方略。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晚上，蔣介石招來陶希聖，詢問完《新剿匪手冊》的校訂情況之後，蔣介石吩咐：“你可以把步兵操典‘總綱’的條款，寫到《新剿匪手冊》的各個章節裏麵去，直接引用條款裏麵的原文就行。”
陶希聖奇怪地問：“既然步兵操典裏麵已經有了，何必再抄寫到《新剿匪手冊》裏呢？”
蔣介石回答：“在一般軍官手裏，很少有步兵操典可以隨手翻閱。”
陶希聖後來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是“使我大吃一驚”，步兵操典編寫出來就是指導一般軍官打仗用的，作為一個軍事理論，雖然看了也未必能夠打勝仗，但忽視操典裏麵的原理，自然要經常吃敗仗。
那麼如此重要的步兵操典，為何一般將官會手裏沒有呢？這時陶希聖想起，1944、1945年時，他曾經和戴杜恒一起編譯過三本書，即《拿破侖兵法語錄》《戰爭原理》和《孫子兵法》的中英文對照版。
三本書剛出版，抗日戰爭就結束了，所以三本兵書都沒有多少銷路，這還可以理解。但1946年，國共內戰全麵爆發之後，這三本書依然還沒有銷路，陶希聖就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了。
這天晚上蔣介石的一番話，使陶希聖頓時大悟，有了蔣介石這樣“英明”的領袖來指揮全局，一般將領何必再研究兵法？如果下麵一般將領個個都是軍事奇才，還如何能夠體現領袖的“英明”？
於是，聽了蔣介石的這個要求之後，陶希聖的反應先是“大吃一驚”，接著是“現在我明白了”。
隨同蔣介石視察北平
1948年10月，陶希聖奉命飛往北平，其工作是幫助蔣介石處理文書工作。
此時影響國共內戰命運的遼沈戰役已經開打，長春、沈陽告急，北平、天津也為之震動。京津一帶的防務由傅作義負責，蔣介石此次北平之行的任務，就是要把京津一帶的防務任務，完全托付給傅作義。
這個時候的傅作義聽信了部分美國人的遊說，有意將部隊向天津集中，目的是從海港接受美國援助。胡適對此舉卻不以為然。胡適對陶希聖說，他曾經勸說傅作義，不要聽信那些不負責的美國人的話。
胡適還告訴陶希聖，他曾經對美國駐北平的總領事提出忠告，希望總領事轉達給美國國務院，不要越過中國政府直接援助地方部隊，否則將會造成中國軍事係統的混亂，給解放軍以可乘之機。
因為蔣介石不久將要會見美國記者斯梯爾，陶希聖問胡適：“這番忠告可否由蔣介石向斯梯爾提出，通過美國新聞界，轉達給美國政府？”
胡適考慮了一下說：“這個忠告由我私下提出即可，總統就不必提了。總統公開表示，難免會增加中美裂隙，反而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就這樣，蔣介石沒有向斯梯爾提及這個忠告。
在與美國記者斯梯爾談話時，蔣介石向世界發出警告：“沒有主權完整的東北，就沒有獨立自由的中國，也就沒有和平安全的亞洲和世界。”
和斯梯爾談話之後，蔣介石就回了南京。此時一個重要工作落到了陶希聖的頭上，那就是審定蔣介石與斯梯爾的談話稿。雖然是和一個記者的談話稿，但在遼沈戰役開打的關鍵時刻，蔣介石許多談話代表了國民政府對若幹重大問題的表態，所以這個談話稿非常重要，來不得半點馬虎。
按照程序，陶希聖要求新聞局北平辦事處處長朱新民，把原稿交給中央通訊社北平分社，由北平分社用電報的形式，把談話稿全文發往南京，由陳布雷親自核定之後，於下周一見報。
星期一上午，陶希聖參加了總理紀念周活動，正在講台上作報告。發言剛進行了不到20分鍾，突然看到朱新民匆匆走進會場。陶希聖立即意識到發生了意外，他用了不到5分鍾的時間，匆匆結束了這個報告，走下講台。
陶希聖問：“什麼事？”
朱新民道：“今天早晨各報發表的談話稿，是我交給北平分社的原稿。如果陳布雷對原稿有改動，怎麼辦？”
陶希聖也是一驚，談話稿沒有經過陳布雷核定就公開見報了，如果陳布雷有新的修改怎麼辦？即便沒有新的修改，不等領導核定之後，就直接見報，這也是嚴重違反程序的重大政治問題。多年之後，陶希聖在回憶錄裏依然稱這件事是“恐怖的插曲”。
陶希聖、朱新民立即趕到北平分社，要來陳布雷核定後的稿子，再拿來一份公開發表的稿子，經過認真核對之後，發現陳布雷修改的地方極少，而且多是文字性修改，沒有涉及大的政治方向性的改動，陶希聖才長出一口氣。
起草1949年元旦文告
當國民黨軍隊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中屢屢失利的時候，失敗主義開始在國統區內蔓延開來，陶希聖在回憶錄中寫道：“南京與上海之間，跑單幫的小商人、搬家避難的軍務人員，把車站擁擠得水泄不通。火車擁擠得上下無門，旅客隻能跳窗戶。”
這個時候，主張與共產黨和談的一部分人開始活躍起來。與和談的新聞同時傳出來的，或者說作為和談一個重要條件之一的，就是讓蔣介石下野。
到底蔣介石會不會下野？國民黨高層會不會和共產黨和談？這是當時很多人都格外關心的問題。怎麼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呢？大家把目光對準了1949年新年文告。
一些心急的人甚至已經不願意等到文告公開了，他們決定找到文告的起草者，提前知道消息。將由誰來起草文告呢？本來起草文告的最佳人選應該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但不久前陳布雷服藥自殺了。所以這一次起草文告的，可能是陶希聖，也可能是陳方。
於是，許多電話打到了陶希聖家，問陶希聖：“這份文告的要旨是什麼？”
陶希聖回答：“元旦文告與我無關。我不知道內容。”
對方問：“那誰寫這次文告？”
陶希聖回答：“裏層內閣。”
對方問：“誰是裏層內閣？”
陶希聖道：“你連裏層內閣是誰都不知道，那就無話可說了。”
所謂“裏層內閣”，自然是陶希聖的托辭，這次元旦文告就是由陶希聖起草的。
陶希聖對這個文告非常重視，從12月21日開始，他每晚熬到兩三點，反複修改文告，當天修改結束之後，再讓別人去謄寫一遍。睡幾個小時之後，於次日9點左右，他拿著謄寫過的文告，去見蔣介石，請蔣介石提出修改意見。
27日中午，陶希聖在家突然接到電話：“陳立夫就去看你！”
陳立夫與陳果夫一起長期把持國民黨黨務，權傾一時，此時擔任立法院副院長。平時自己去登門拜訪機會都不多，今天哪裏能讓陳立夫親自登門。於是，陶希聖說：“不敢當，再過10分鍾，我去拜望他。”
對方說：“就是這10分鍾的問題，立夫先生馬上去了。”
果然過不多久，陳立夫就來了。他對陶希聖說：“聽說元旦文告主張再開和談？現在徐蚌會戰軍事失利，如果再開和談，軍心解體，國家就無可救藥了。你為什麼不提意見？”
其實，陶希聖何嚐願意和談，自己跟隨蔣介石多年，尤其是自己隨汪精衛出逃之後，再次回來，蔣介石不僅沒有追究責任，反而依然重用自己，陶希聖一直心懷感激。他很讚同陳立夫的話，卻隻能無奈地說：“我是打字機。我的意見沒有提出的餘地。我知道大勢所趨，是無可挽回了。”
陳立夫很明白陶希聖的苦衷，兩個人感慨了很久，陳立夫有些頹喪地離開陶希聖家。
文稿寫得差不多了，29日晚上蔣介石召集閻錫山等人，一起討論這份文告。文告申明與中共和談，這個議題沒有多大爭議。有爭議的一句話是“個人進退出處，無所縈懷，而一切唯國民之公意是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為了和談需要，蔣介石同意下野。
討論這句話時，一部分人立即站起來提出大聲反對；卻沒有人站起來，提出讚成。這似乎說明大家都不希望蔣介石下野。其實，並非如此，站起來支持蔣介石下野，無疑就會得罪蔣介石，得罪蔣介石的支持者。在局勢不明朗的時候，這些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多年的政客，誰也不願意幹這種傻事啊！
討論會似乎在向著有利於蔣介石的方向前進，結果會如何呢？
發表1949年元旦文告
一般小政客不敢公開得罪蔣介石，那些政壇“大鱷”則不同了。在討論會一邊倒地支持蔣介石的時候，這時從太原進京的閻錫山站了起來，他說：“俗話說：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大家都以為，非總統下野，就沒有和談。非和談，就不能救國。如果不把和談做給大家看一下，誰的心也不死。至於這句話，若是沒有了，文告也就沒有意思了。”
閻錫山說完之後，一時間，沒有人站起來說話，但下麵嘈雜的竊竊私語聲告訴蔣介石，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希望自己下野的。娘希匹！你們為了和談，就逼俺老蔣下野，真是一群卸磨殺驢的小官僚！
但蔣介石很無奈，看來這句話必須要保留在文告裏了。陶希聖沒有參加這次討論會，蔣介石就告訴身邊的張群：“你告訴希聖，這句話保留。”
這次討論會一直開到深夜11點，會議結束之後，各個方麵的意見再次彙集到陶希聖這裏。31日這天，陶希聖在新聞局的樓上，認真校對這份文告及文告的英文稿。轉眼已經到了下午6點，新聞局的工作人員上來告訴陶希聖：“外國記者聚集在樓下，吵嚷著要譯稿。”
陶希聖非常煩躁，別說現在譯稿沒有校對完，即使校對完，也要蔣介石下令，才能把文告交給記者啊！於是，他說：“告訴那些記者，叫他們耐心再等等。”
工作人員說：“恐怕不行，他們說如果6點還拿不到文告，他們就打電報回報館，說總統元旦宣告下野！”
陶希聖非常吃驚，他立即打電話去蔣介石官邸，請示該怎麼辦。最後，官邸回複道：“文告暫緩，先把要點給記者。”
接到要點之後，記者的怒火暫時平息，但他們又提出，如果晚上10點見不到文告，依然會有總統元旦下野的新聞出現。
時間已經很緊急了，陶希聖花了2個小時的時間，終於把文告及英文稿校對完了。他匆匆趕到蔣介石官邸。因為今天是1948年的最後一天，官邸內正在舉辦聚會，中常委和委員都參加了。
看到陶希聖進來，官邸的侍從武官立即告訴陶希聖：“你的座位在那邊，趕緊入座吧！”陶希聖哪裏有工夫參加這種聚餐，他立即抽出文告，叫侍從武官交給蔣介石看。5分鍾之後，侍從武官出來說：“可以發。”
陶希聖有些疑惑，這麼短的時間裏蔣介石看完文告了嗎？但他來不及細想，得到“可以發”的命令後，他就匆匆回到了中央社。因為知道文告裏提到蔣介石即將下野，平素嘈雜的中央社內，出奇地沉默。陶希聖把稿子交給工作人員，並指示：“到10點，立即發！”
然而，到了晚上11點，陶希聖突然接到張群的電話，陶希聖心裏頓時一驚，難道事情又出現了變卦？
張群在電話裏說：“總統叫我通知你，把文告發了！”
陶希聖頓時感到有些後怕，晚上去總統府已經得到“可以發”命令，難道那個命令有問題？如果現在蔣介石下令不發，而自己已經下令發了，那麻煩可就大了！
後來，陶希聖才知道，原來在當晚的晚餐會上，蔣介石再一次把文告提交大家討論，蔣介石的鐵杆支持者穀正倫、王世傑極力反對把蔣介石下野寫進去。討論到了11點，依然沒有達成一致。蔣介石說，這件事不能不如此決定，於是才讓張群打電話通知陶希聖。
文告發出去了，不久毛澤東發表《時局聲明》，提出八項條件，國民政府無法接受，和談的努力已告失敗。到了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引退”，隨後不久去了台灣，陶希聖也隨之前往。
在台灣期間，陶希聖先後擔任的職位有“《中央日報》”總主筆，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政策顧問，國民黨設計委員主任委員等職務。
關於自己的這一生，陶希聖的老友陳布雷自殺時自嘲“參政不知政”，陶希聖也承認自己是書生論政，論政猶是書生。
到了晚年，在給兒子的信中，陶希聖寫道：“活到九十，可以‘這一生’……八十歲有感慨，九十歲自覺輕鬆，連感慨都沒有了。”
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台北病逝，享年90歲。當時台灣《聯合報》的標題是《陶希聖注入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