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認為，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殘存著封建勢力的商業資本社會，存在著的封建勢力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也便是中國農民痛苦的源泉。
陶希聖的觀點和馬克思唯物史觀提出的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有抵觸。他們主張農民應該推翻地主階級，實行“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由此，兩派進行了一次“中國社會史論戰”。
此時的陶希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史領域的著名理論家，各個學校也爭相聘請。他先後在複旦大學、中國公學、南京中央大學等院校教書。1931年8月，陶希聖回到母校北京大學任職。
在北大任職時，關於“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的論戰還沒有結束，陶希聖認為與其在理論上爭個你死我活，還不如退而從書本上著手，力求以資料為根據，尋求社會演變的軌道。於是，1934年，他創辦了《食貨》半月刊。不久，“食貨學會”成立，一個以陶希聖為中心的“食貨學派”悄然形成。
《食貨》致力於探討中國社會經濟史，在當時影響很大，陶希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常常被翻譯為日文，日本學界甚至把民國二十年代稱為“陶希聖時代”。
然而，就在陶希聖在北平學界崛起的時候，國內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並和平解決，這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條件；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民族危機加劇，全麵抗戰迫在眉睫。
就在7月7日這天，陶希聖突然接到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的邀請，同時被邀請的還有北大校長蔣夢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在大師雲集的北大，陶希聖和蔣夢麟、胡適二人一起被邀，可以看出陶希聖此時的地位。
在中南海的一座玻璃大廳裏，秦德純市長告訴陶希聖等人，國民黨中央將邀請社會名流，到廬山參加談話會，你們的名字已經列入國民黨中政會邀請名單。
陶希聖的性格也許並不適合從政，但在山河破碎，炮聲隆隆的時刻，他實在無可選擇。就這樣，陶希聖結束了6年北平教書生涯，和胡適等人一起奔赴廬山。從此之後，陶希聖再也沒有重返大學校園。
7月17日，陶希聖和胡適等人一起出席了著名的“牯嶺談話會”。就是在這個會上，蔣介石發表了“戰端一開，隻有打到底”的“廬山談話”。陶希聖形容這次談話“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全世界”。
在第二次茶話會之後，已經成為蔣介石秘書的陳布雷找到陶希聖說，委員長要單獨見你。陳布雷叮囑道：“在會上，你是客人，現在則是以黨員身份去見主席。”
見麵之後，蔣介石對陶希聖說：“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還是回到北平指導他們繼續努力。”
蔣介石要陶希聖回北平繼續努力，是希望陶希聖棄學從政，指導國民黨言論。陶希聖本來是以學術名流的身份來參加談話會的，並沒有想到從政，所以聽到蔣介石的這個要求之後，他很驚訝地問：“總裁，國民黨有四個單位四個組織，我指導誰？”
蔣介石說：“我叫他們聽你的話。”
出了蔣介石的辦公室之後，陶希聖問陳布雷：“這是怎麼回事？”
陳布雷回答：“這是命令。”
就這樣，陶希聖很惶恐地接受了。
然而，陶希聖並沒有就此回到北平，而是坐船去了南京。這年8月，他加入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第五組先是由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親自兼任組長，後來由周佛海擔任組長，該組主要由蔣介石的幕僚秘書組成。因此，從這個時候起，陶希聖正式來到蔣介石身邊，開始了他的秘書生涯。
第二章 “公竟渡河”的遺憾
受到蔣介石信賴
為何會挑選一個北大教授進入侍從室，後人有很多猜測，有人認為早年在上海時，陶希聖就與陳布雷、周佛海等人私交甚好，此二人來到蔣介石身邊後，就向蔣介石推薦了陶希聖；汪精衛也曾經給蔣介石寫信，證明陶希聖的態度問題。
當然，有了身邊的人推薦之後，還需要蔣介石接受才行。蔣介石為何要接受陶希聖呢？這是因為蔣介石認為，陶希聖是理論界一個權威級人物，把這種人網羅到自己身邊，既可以增強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又可以讓他們為自己進行“意識形態的辯護”。
初進侍從室的陶希聖非常受蔣介石信賴，當時，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了一個谘詢機關——國防參議會，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中共代表周恩來都參加了這個機關，陶希聖也名列其中。
抗戰剛開始，有人提議在中央成立大本營，把黨政軍的機關並入六部，以統一事權，迅速行動。在這六個部中，第五部主管國際宣傳工作，由政學係骨幹熊式輝擔任部長，陶希聖的朋友周佛海擔任副部長。
該部聘請各黨派人士為顧問或者參議，在當時被號稱為“小參議會”。在侍從室第五組工作的陶希聖，也經常參加這個“小參議會”的會議。
當然，和這些外圍機關、會議相比，最能體現陶希聖受到信賴的，還是參加由蔣介石親自出席的會議。當時，每周蔣介石都要在其官邸召開軍事委員會參議室會議，陶希聖幾乎每次會議都參加。
除了以“出謀劃策”的智囊身份參加會議之外，陶希聖還接到蔣介石的指派，去處理一些具體事務。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宣傳自己的抗戰主張，蔣介石頗為不滿。一天，蔣介石突然召見陶希聖，對他說：“武漢鬧得不成樣子，你去一趟，傳達一下抗戰的宗旨與目的，強調是在三民主義的指導原則下進行抗戰。”
為了保證陶希聖順利完成工作，蔣介石還說：“我叫立夫給你安排。”
蔣介石的這句話是很有分量的，他說的“立夫”即是陳立夫，此人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長期把持黨務。所謂“叫立夫給你安排”，實際上是讓陳立夫給湖北黨部打招呼，讓當地國民黨組織全聽陶希聖的話。這樣一來，陶希聖的這次去武漢就有了“欽差大臣”的身份。
蔣介石之所以挑選陶希聖作為“欽差大臣”，既是出於對陶希聖的信賴，更是因為陶希聖是一個理論家，而這次武漢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理論領域，與共產黨進行一次公開的辯論。
當時，共產黨和傾向於共產黨的各派人士，通過各種刊物，把抗戰分為兩種，即獨裁抗戰和民主抗戰。他們主張民主抗戰，並提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領導抗戰。同時，當時的有些刊物還提出了“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其目的是以取得抗戰的名義，來增強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的合法性。
作為蔣介石“欽點”的“欽差大臣”，陶希聖不管在心理上是否這種觀點，在言行上，他必須要站在蔣介石這邊，對這一觀點進行駁斥。
怎麼進行駁斥呢？當時，取得抗戰勝利是社會各界共同的願望，那麼一切有利於這個願望實現的方式都應該得到提倡，否則，就是和社會各界過不去。
陶希聖當然不能按照這個邏輯去思維，否則就無法完成蔣介石交給的任務了。在湖北黨部擴大紀念周上，陶希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戰爭本身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勝利，這是沒有錯的。但戰爭必然會結束，戰爭之後麵臨的是建國，所以戰爭的政治目的比軍事目的更高遠。那麼戰爭的政治目的是什麼呢？那就是建設三民主義的獨立統一國家。
陶希聖從更長遠的眼光來討論戰爭的目的，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日寇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他的這個觀點能夠被多少人接受，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加入“低調俱樂部”
陶希聖對“民主聯合政府”進行駁斥，不僅僅是因為他受到了蔣介石的委托，而且從種種跡象來看，他本人在政治理念上也反對“民主聯合政府”。
一天，北平中國大學的左派教授馬哲民來看望陶希聖。兩人都是湖北黃岡人，私交甚好。聊了一會兒後，陶希聖對馬哲民說：“你在北平一口黃岡話，到了武昌又是一口京腔，腔調都變了，是不是民主聯合政府快成立了！”
馬哲民非常不悅，站起身就走了。按照陶希聖的書生性格，他似乎不應該對老朋友說出這樣的話來。由此可見，黨派理念已經深入陶希聖內心。也正是陶希聖對國民黨理念的高度認同，蔣介石才格外信賴陶希聖的。
然而，令很多人沒有想到的是，受到蔣介石信賴的陶希聖，卻一步步地走進了汪精衛的陣營，並由此引發了一段“公竟渡河”的遺憾。
其實，早在1928年時，陶希聖就加入了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組建的國民黨改組派，這是一個擁汪的政治派係。
全麵抗戰爆發後，麵對準備精良的日軍，國民黨軍隊屢屢失利，於是，對這場戰爭的悲觀情緒開始蔓延開來，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等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討論對時局的看法，胡適為這裏的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的主張是和平救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雖沒有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但他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並很快成為了“和平運動”的中心人物。
到了1938年夏秋，陶希聖更加憂慮，中國抗戰形勢更加嚴峻，國土精華盡失，真正到了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此仗如何打下去？
當時，李宗仁等人提出了“焦土政策”，即在無法防守的情況下，對城市進行破壞，把城市變成廢墟，來摧毀敵人的食物來源及其他戰略物資補給。這一戰略固然能夠給日軍帶來一定麻煩，但也會給中國民眾帶來巨大災難。
11月12日，因為“焦土政策”，湖南長沙遭遇一場大火。大火連燒兩天兩夜，3000多人葬身火海，無數物資化為灰燼，千年古城毀於一旦。
陶希聖對“焦土政策”很不以為然，他在給駐美大使胡適的信中寫道：“自武漢、廣州陷落以來，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一年是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於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應該考慮存亡續絕的辦法。”
何謂“存亡續絕的辦法”，那就是和日本談判，尋求和平。為了尋求這個“辦法”，1938年底，陶希聖和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出走昆明，進而到了越南河內，打算與日本和談，以至釀成“公竟渡河”的遺憾。
關於這次出走，陶希聖在給胡適的信中解釋道：“見到國家淪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任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幻想支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沒有多帶一個人，隻有公博、佛海及希（聖），我們不想作積極的打算，我們第一，想從旁打開日本與中國談判的路，戰與蔣戰，和與蔣和，再向蔣公建言力勸其乘時談判。如果做不到，我們便退隱不問政事……”
陶希聖的書生意氣
陶希聖的出走，既有對抗戰時局持悲觀看法的原因，也有被友誼裹挾的原因。出走前，汪精衛曾經單獨會見陶希聖。陶希聖對汪精衛說：“主和是一件事，但在淪陷區日本刺刀下組府是另一件事。在武漢時，先生曾說離開抗戰則無和談，所以這次和委員長合作，必須合作到底，絕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貫徹初衷。”
自從孫中山死後，汪精衛和蔣介石一直在爭最高領導權，所以兩人關係一直不好。汪精衛對陶希聖力挺蔣介石的觀點不以為然，所以兩個人一直沒有協商一致。這時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站出來發話說，我們應該趕緊離開，她說：“這個談判無法長期保持秘密的，一旦泄密，我們的生命都保不住，你們隻要有骨頭，就決定走。”
就這樣，陶希聖又疑惑，又憂慮，忐忑不安地去了越南河內。
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第三次聲明，提出建立“東亞新秩序”。此時，不僅陶希聖心神不定，就是汪精衛也是日夜沉思，而且還不小心把腿跌傷。躺在床上的汪精衛起草聲明，響應近衛，主張與日本議和。
隨後，陳公博、陶希聖帶著這份聲明，到香港找顧孟餘商議。顧孟餘立即痛責了陳公博、陶希聖，並表示我們應該阻止這一行為。陳公博把顧孟餘的觀點電告了汪精衛，但汪精衛不為所動，依然發表了這一聲明，即後人所謂的“豔電”。
此時的陶希聖對自己參加的這個議和行動充滿憂慮，他留在香港，派自己的學生武仙卿到北平進行實地考察，並叮囑一下他專門拜訪一下周作人，問一下周作人對此事的看法。不久武仙卿回來了，並帶回了周作人對陶希聖的忠告：幹不得！
1939年5月，汪精衛在日本特務的保護下，由越南河內抵達上海。到了8月，陶希聖也來到上海。此時，陶希聖已經知道，日本的目的不是和談，而是要滅亡中國。這個時候如再和日本談判，名為和談，其實就是投降，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漢奸政府，獲取個人好處，但這樣做無疑要承擔千古罵名。
猶豫了很久，陶希聖還是來到了上海。這一方麵是因為汪精衛夫婦的催促，陶希聖回憶說“他們（汪精衛夫婦）到上海後，屢次派人到九龍催我前往，陳璧君一度親來九龍麵催”。
另一方麵，陶希聖還想做一下楚國的申包胥，立誌要存楚。這個典故說的是伍子胥帶吳國滅楚後，申包胥到秦國求援，連哭七天七夜才請來援軍，救出楚昭王。陶希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我留在香港沒有用，一定要到上海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華民國的體製，要去把‘主和’和‘投降’兩件事分開來。”
陶希聖還說：“周佛海、梅思平兩位先生立誌要送汪先生去南京，我立誌要阻止他……從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薦給汪先生，現在竟成為我良心上的苦痛，這是我追隨汪先生十餘年來唯一對不起他的事。現在我便是想賭著生命到上海去糾正他們，以盡我心。”
就這樣，一身書生氣的陶希聖來到了上海。但局勢的發展，絕不是陶希聖一介書生能夠挽救的。
8月底，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了所謂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指定陶希聖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為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部長。
由“戰與蔣戰，和與蔣和”，到另立中央政府，這是陶希聖不願意看到的，他形容這個決定為夢魘般“辭受兩難”。但此時不滿意又能如何，麵對李立群這些特務，麵對無孔不入的日本憲兵隊，陶希聖隻好屈服了。
汪偽高層出現分裂
汪精衛的另立中央，不僅陶希聖不滿意，遠在重慶的蔣介石自然是更不滿意。重慶國民黨政府立即對周佛海、陳璧君等人下達了通緝令。但這份通緝名單裏卻獨獨沒有陶希聖的名字。
事後陶希聖才知道，原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討論通緝名單時，蔣介石把陶希聖的名字劃掉了。蔣介石此舉不知是對陶希聖這個曾經的秘書心懷感情，還是用了離間妙招，反正他這神來一筆，投石擊水，立即在汪精衛政權內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很快，身為新政權核心成員的陶希聖受到猜疑，並進而遭到監視。
但真正讓汪氏政權陷入分裂的還是政見的不同。當時，汪氏政權內部出現了陶希聖、高宗武一派，與周佛海一派。兩派在很多問題上都有分歧，其中最為重要的分歧在於新政權建在哪裏的問題。
陶希聖、高宗武認為，新政權一定要建立在日本占領的地區之外，這樣才不是傀儡政府，不是漢奸政府；周佛海則認為，汪精衛要組建新政府，實力明顯不夠，不得不依賴日本的支持，所以應該把政府建在南京。
隨著“周佛海路線”成為主流，陶希聖、高宗武被邊緣化了。這為陶希聖、高宗武後來的逃離埋下了伏筆。
就在汪精衛、周佛海積極為組建政權奔波的時候，德國閃擊波蘭，二戰的戰火在歐洲戰場上燃起。德國的強勢出擊讓日本法西斯興奮不已，組建汪偽政府無疑可以協助日軍征服中國，於是汪偽政權的組建變得更加急迫起來。
10月，日本少將影佐禎昭向“新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其條件遠遠超出之前的《近衛聲明》。
陶希聖更加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分別致函汪精衛、周佛海，表示不願意再參加這樣的會議。陶希聖又對陳璧君說：“這份《要綱》實質上就是德蘇瓜分波蘭後，日蘇再次瓜分中國。所謂談判，不過是一份契據，找幾個中國人簽字而已。”
陶希聖清楚地知道，這場談判無論如何努力，都不會有好的結果。陶希聖更知道，不久之後，出賣國家利益、充當漢奸，這些罵名就會鋪天蓋地而來，而且自己的這些罵名還會永載史冊，遺臭萬年。
最令陶希聖感到痛苦的是，他明知道這個不好的結果將會出現，但他自己卻又無能為力。他還得知汪精衛的特務總部七十六號已經有了暗殺自己，並嫁禍給重慶的陰謀。
此時，陶希聖覺得自己仿佛被卷入到了一片漩渦之中，充滿絕望，而又無可奈何地被裹挾著一步步往前走。
自出走河內之後，陶希聖的身份變得敏感起來，之前的一些朋友難免也會對陶希聖產生一些誤會。此時的陶希聖找不到太多人訴說衷腸，他隻好寫信給在香港的家人，告知自己現在的處境。這也出現了“引子”裏那感人的一幕。
得知陶希聖的艱難處境後，陶希聖的妻子萬冰如，這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女人”，拿出了讓無數男兒為之汗顏的勇氣，毅然決然地讓3個大點的孩子休學，帶著5個孩子來到上海，她要用自己和5個孩子，把丈夫陶希聖換出上海！
陳璧君敗給“鄉下女人”
萬冰如來到上海之後，在法租界環龍路租下一幢房子。有了這個由頭之後，陶希聖可以以與家人同住為由，搬出被人監視的愚園路。這為陶希聖下一步的出走，提供了重要條件。
到了12月28日，汪精衛和日本的談判已經結束，隻等31號正式簽字了。在當天的這次會上，汪精衛認為，大家意見不合，甚至發生衝突，這樣下去，“將有殺人流血之事”。
陳公博剛從香港來到上海，對汪精衛的話大惑不解。散會之後，陳公博把陶希聖拉到自己房間裏打聽情況。陶希聖說：“此話有何根據不得而知，但現在有意見不合，又有什麼辦法！”
陳公博感到大事不妙，他說：“我們非趕快離開不可！”
當天晚上，陶希聖回到家卸下佩帶的手槍，把會上的情況告訴了萬冰如。萬冰如把手槍拿到枕邊，對陶希聖說：“公博是走了，你要簽字嗎？”
陶希聖痛苦地回答：“不簽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號的計劃是殺了我，開追悼會。”
萬冰如問：“那你打算簽字？”
陶希聖道：“我要是簽了字，就比死還要壞！”
萬冰如說：“我把全家的生命帶來住在上海換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婦一同死在這裏。”
從夫人的決絕中，意誌消沉的陶希聖又恢複了一點生氣。接下來他和夫人一同商議如何逃離上海。雖然現在搬出了愚園路，但陶希聖依然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中，自己住宅的周圍，既有日本憲兵隊，又有七十六號，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擔任警戒的人員。
最後，兩人決定，讓陶希聖在家養病，由萬冰如外出購買船票等出逃必須物品。此外，陶希聖抱病在家，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避免了在那份臭名昭著的《要綱》上簽字。
作為汪氏政權中的核心一員，陶希聖在特工總部七十六號也有“自己人”。一天一個姓陳的“自己人”偷偷告訴陶希聖：“七十六號已經製定了計劃，準備刺殺你。”
此後的幾天，陶希聖夫婦一直把槍放在床邊。他們的目的不是為對付刺客，而是準備一旦有被捕危險時，就用手槍自殺。
轉眼到了1940年元旦，萬冰如認為，既然準備出逃，更應該把表麵“功課”做足，陶希聖躲在家裏不出去，不簽字，太容易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的懷疑。為此，陶希聖被迫抱病到愚園路拜年。
在汪精衛家，陳璧君認為前一天陶希聖沒有參加會議，沒有在《要綱》上簽字，現在應該補簽。陶希聖感到有些為難。這時汪精衛說，此刻不必勉強陶希聖簽字，等他病好以後再補也不遲。
第二天，高宗武來看陶希聖。陶希聖說：“他們現在正監視你，現在你有危險！”
高宗武說：“走了吧！”
於是，他們開始秘密商討離開上海的計劃，並得到香港黑幫大亨杜月笙、萬墨林的幫助。1月4日，陶希聖乘車來到國泰飯店前門，叫司機在門口稍等。陶希聖走進前門，快速從後門走出，叫了一輛車，迅速到了黃浦灘碼頭，坐船離開了上海。
陶希聖一個人出走容易，但萬冰如帶著5個孩子想走就沒有那麼簡單了。1月12日，買好船票的萬冰如得知，自己和5個孩子已經失去自由。無奈之下，她要求見一下汪精衛夫婦。
汪精衛夫婦留下陶希聖妻小，目的就是希望讓陶希聖能夠回來，而且最好是在陶希聖沒有公開汪日談判內容時回來。汪精衛問萬冰如：“你一個人去，能勸希聖回上海嗎?”
萬冰如答：“他可以回來，但有幾件事要說明白。”
汪精衛問：“什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隻要他回來。”
得到汪精衛同意之後，萬冰如說：“事不宜遲，我自己去勸他回上海。若是遲一兩天，他在香港說一句話出來，就收不回，我去也無用。”
汪精衛自然明白此中的厲害，他急忙說：“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樓，拿2000元送給萬冰如。
這時一旁的陳璧君問：“你怎樣去法?”
萬冰如答：“帶2個小孩去。3個大孩子，還在這裏上學。另外帶一個學生去。”
有3個孩子留在上海，這一下子陳璧君放心了，她說道：“你的大孩子，我照應他們。你放心去，趕快同希聖一道回上海。”
就這樣，萬冰如帶著2個孩子去了香港。萬冰如抵達香港後，陶希聖立即發電報給汪精衛，告以“希聖即刻偕返上海”。
此時，重慶方麵的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已奉蔣介石命令飛抵香港，準備公開揭露日本與汪偽的談判內容。然而，此時陶希聖還有3個孩子留在上海，揭露談判內容的事情隻好暫緩。
陶希聖和杜月笙商議之後，通過萬墨林在上海黑幫的關係，成功把陶希聖留在上海的3個孩子轉移出了上海。
就在陶家3個孩子登上輪船的同一天，陶希聖、高宗武聯名的《致大公報函》，連同《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在香港《大公報》及國內各大報刊公開見報。
此消息一見報，一時間輿論大嘩，汪精衛驚慌失措，一貫強勢霸道的陳璧君，不禁失聲地稱栽在萬冰如這個“鄉下女人”的手裏了。
再次回到蔣介石身邊
陶希聖、高宗武冒險出逃無疑是正確的。從個人來說，就在他們離開上海的2個多月後，汪精衛等人在南京成立了所謂的“南京政府”，這是一個傀儡政府，漢奸政府。陶、高提前離開，不僅少了一頂“漢奸”的帽子，更不用像陳公博等人那樣，在抗戰勝利之後以“漢奸罪”被處決。
從民族利益上來說，他們及時揭露了汪精衛與日本達成的密約，對汪精衛、周佛海等人造成了沉重打擊；對身在重慶、心思與日媾和的悲觀動搖派，“高陶事件”猶如當頭棒喝，對這些人產生了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行不通。
雖然陶希聖懸崖勒馬，意義重大，但他畢竟曾經出走河內，參加過汪日談判，這些都成為了他人生的汙點。一個有這樣汙點的人，未來的命運會如何呢？這個問題不僅陶希聖自己經常思考，當時的社會各界也都在猜測。
1940年6月，陶希聖奉重慶方麵之命，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問題周刊》，向戰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根據陶希聖的這個新任務，外界猜測，曾經在蔣介石身邊工作過的陶希聖，依然得到蔣介石的信賴。很快，人們的這個猜測得到了驗證。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香港淪陷，陶希聖逃離香港，輾轉來到陪都重慶。在老領導陳布雷的幫助下，陶希聖進入委員長侍從室，擔任第五組少將組長。工作是研究和撰述文告，與中央宣傳部保持聯絡，參加宣傳會議，討論戰時報刊的宣傳方針。
由一個有汙點的人，轉眼進入國民黨戰時最高軍政樞密機關——委員長侍從室，並擔任侍從室少將組長，這自然有陳布雷的功勞，但更重要的還是蔣介石對陶希聖才華的認同，對陶希聖人格的信賴。
和陶希聖相比，“高陶事件”中的另一個主角高宗武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這位曾經的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自“高陶事件”之後，就出走他國，以經商為生。更有甚者，高宗武還多年不允許返國。
同樣的經曆，卻有大不一樣的結果，人們不禁對這件事有了種種猜測，一種較為人們熟知的觀點是，和日本的和談實際上是“汪蔣二人唱雙簧”。加之，當初通緝名單裏獨獨沒有陶希聖，所以外界認為陶希聖出走之前或期間，或與蔣介石有聯係。
不僅外界猜測不已，就連陶希聖的弟子也心存疑慮。一天，陶希聖的弟子何茲全問：“外界傳聞是真是假？”
陶希聖回答：“不是。好比喝毒藥。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陶希聖所說的“喝毒藥”指的是和日本媾和，“不喝了”指的是逃出上海和揭露密約。顯然，陶希聖的這番話駁斥了“汪蔣二人唱雙簧”的說法，自己的選擇和蔣介石無關，隻是自己迷途知返。
簽訂密約和揭露密約，這是“投敵”與“主和”的分界線，陶希聖冒著生命危險出走和揭露密約，就是站在了“投敵”的另一麵，所以隻能算犯了錯誤，但大節未失。同樣的情況，高宗武卻沒有得到重用，是因為高宗武這個擅長和日本打交道的人，現在對蔣已經沒有了利用價值；而陶希聖的才華，對蔣依然有用，所以能夠被重用。
進入侍從室之後，外界如何議論已經不重要了，陶希聖的未來如何將取決於蔣介石對自己的信賴程度。對於這一點，陶希聖很有信心，因為他清楚地記得一件小事。
來到重慶後，陶希聖患有嚴重的失眠症。在一次和蔣介石聊天時，陶希聖麵陳失眠的痛苦。
蔣介石說：“休息幾天就好了。我叫他們買藥送你。”
談話結束後，陶希聖退出蔣介石官邸。在下坡時，他正好遇到醫務室主任上坡。他對陶希聖說：“我接到委員長電話，立即晉見。”
陶希聖知道，醫務室主任是奉命給自己買藥。
有了蔣介石的如此信任，迷途知返的陶希聖再次欣然地做起了蔣介石的理論秘書。
第三章 國民黨權威理論家
協助起草《中國之命運》
對於廣大的大陸讀者來說，陶希聖最為人們熟知的，不是他在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不是他創立的“食貨學派”，不是他從上海汪精衛漢奸集團中的冒險出逃，而是他代蔣介石起草了《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出籠後，毛澤東立即部署輿論反攻，並由陳伯達等幾位“秀才”起草。《評〈中國之命運〉》終於寫好了，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部分，是毛澤東親筆所加（葉永烈：《陳伯達傳》，第155頁）：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
文章一開頭就點出蔣介石的這本《中國之命運》，和陶希聖有很大關係，而且陶希聖是個與漢奸有千絲萬縷聯係的“臭名昭著”之人，如此開頭，文章確實非常犀利。
在後來對這本書進行批判時，陶希聖“擔任校對”逐漸變成了“代為起草”。於是，在很多人的印象裏，蔣介石的“大作”《中國之命運》，實際上是由陶希聖起草的。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陶希聖回憶說，1942年10月10日，在重慶各界慶祝“雙十”節的大會上，蔣介石宣布美、英兩國政府通知我國，放棄一切特權，且將商定平等條約。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可根本解除。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