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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的社會史學家和“食貨派”史學的代表人物，一篇《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引發了一場著名的論戰，日本學界甚至把民國二十年代稱作“陶希聖時代”；抗戰爆發之時，他以社會名流身份被邀上廬山，從此踏入政界，成為蔣介石秘書；中國軍隊節節失利，他對抗戰持悲觀態度，主張與日議和，和汪精衛出走河內，幸好在曆史緊要關頭，幡然醒悟，毅然冒險脫離汪精衛集團，揭發汪日賣國密約；重回重慶後，他依然得到蔣介石重用，協助起草《中國之命運》，成為亦學亦政的從政學人。
個人簡介
姓名：名彙曾，字希聖，筆名方峻峰
籍貫：湖北黃岡
生卒：1899年—1988年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曆任官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組長、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政策顧問、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
主要成就：著名社會史學家，“食貨派”史學的代表人物，國民黨權威理論家，曾擔任蔣介石秘書，協助起草《中國之命運》等重要文件。
成為蔣介石秘書原因：
◇ 理論大家，在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有很大影響；
◇ 與先到侍從室任職的陳布雷、周佛海私交甚好，汪精衛亦為陶希聖的政治傾向作出證明；
◇ 1937年以社會名流身份參加廬山談話會，被蔣介石招入麾下。
大事年表
1899年——出生於湖北黃岡。
1908年——入開封旅汴中學（河南省立第一中學前身）讀書。
1915年——進入北大預科文科讀書。
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學、上海法政大學、東吳大學等校講授法學和政治學。
1927年——應聘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中校教官，參加北伐革命軍工作，從此以“陶希聖”之別名取代“陶彙曾”之本名，並終其一生。
1929年——先後在上海複旦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學院、立達學園及中央大學任教；同時與周佛海、樊仲雲等創辦新生命書局。
1931年——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一書即此時的代表作。同年暑假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並輪流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兼課。
1935年——聯合王新命、何炳鬆等10位教授於上海《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1937年——抗爭爆發後，挾筆從政，進入侍從室。
1938年——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年底隨汪精衛出走河內。
1939年——任汪偽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部長。
1940年——與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簽訂“密約”內容，旋與連士升等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發行《國際問題周刊》。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去重慶，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協助起草《中國之命運》，並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成為國民黨權威理論家。
1947年——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1949年——赴台灣後，曆任國民黨設計委員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
1988年——在台北病逝。
引 子
1939年10月20日，陶希聖在寫給女兒琴薰的信中說道：“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汙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汙泥，卻已是汙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隻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譽地位，是我自己從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的，為什麼我要讓它們埋沒在汙泥中，自尋毀滅？”
十幾天之後，陶希聖又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你們欲來滬，極為安慰歡欣。我月底以後，個人生活恐有大變動，然此變動全合乎你們之心意，故你們之來，不但可堅定我心，且可從中幫忙。”
陶希聖的妻子萬冰如從信中判斷，丈夫陶希聖已有脫離上海的打算。於是，在收到陶希聖這封信的三天後，萬冰如果斷決定，帶5個兒女前往上海。女兒陶琴薰在《我家脫險的前後》中說道：“我們便決定將全家6口性命搬到上海換父親出來。”
家人來到上海之後的一天晚上，陶希聖意誌消沉地走回家。妻子萬冰如問明白情況之後，她大聲對陶希聖說：“我把全家的生命帶來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婦一同死在這裏。如果你簽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聖曾經是蔣介石的秘書，是著名的國民黨理論家，是著名的“食貨學派”創立人，他究竟遇到什麼情況，以至於“總覺得隻有研究如何的死法”？他究竟要簽什麼文件以至於他的妻子要開槍打死他呢？
第一章 學而優則出為仕
清末讀書少年郎
晚清的一個夏夜，在湖北黃岡西鄉的一個稻場裏，忙碌了一天的陶家老小，坐在這裏乘涼談天。這時大家都不識字，有人問：“把扁擔橫在地上，是什麼字？”
大家回答：“‘一’字。”
那人又問：“把耙倒放在地上，是什麼字？”
陶家的人都不說話了，這時長工說：“是‘而’字。”
陶家的人很奇怪地問：“你認識字？”
長工回答：“認得幾個。”
陶家的人受到觸動，連一個長工都識字，偌大的陶氏家族居然無人識字！於是，從這時起，陶氏宗族成立了一個私塾，請了一個姓李的先生教陶家幼童讀書識字。後來，陶家宗族還把這位李先生的牌位，和祖宗牌位放到一起，供陶家後人祭奠。
轉眼幾代人過去了，累世農家的陶家已經頗成氣候，隻有貞記四房一支在陶家頗受欺淩。四房長輩決定從四房中選擇聰明子弟，令其認真讀書，即便不能飽學成名，亦可入府為吏，以圖自衛。
1903年晚清政府開經濟科，已經在河南為候補知縣的、陶家貞記四房的陶月波，參加了這次考試，名列一等第四名。這個名次本應該有個大好前程，不料這一科狀元梁士詒為張之洞所取。張之洞政敵瞿鴻機，乘機向慈禧進讒言，說梁士詒這個名字是“梁頭康尾”。慈禧平生最恨“康黨”，她下令廢止所有一榜及第人士。後來這位陶月波以實缺知縣，分發河南。
這位陶月波就是陶希聖的父親。陶希聖於1899年出生於湖北黃岡，取名彙曾，字希聖，所以陶希聖是以其字號揚名天下的。
父親以候補知縣的身份到河南任職後，3歲的陶希聖也一同前往。剛到開封的那段日子裏，一個候補知縣沒有多少收入，陶家的日子異常清苦，每日三餐都是稀飯。看到同院的其他人吃幹飯，隻有三四歲的陶希聖回到家裏大哭大叫，吵嚷著要吃幹飯。姐姐就用手堵住陶希聖的嘴，嗬斥他不許哭，也不許喊叫。
4歲那年，適逢開封貢院舉行會試，各省考生雲集。湖北籍考生湯貫予寄居在陶家，就贈送給陶希聖一本《三才略》。陶希聖回憶說這本書“自天文、地理，至曆史與科學，連同文字和圖畫，成為我最早的讀物”。
5歲那年，陶希聖開始進私塾讀書，但他不願讀《三字經》，讀四書又不夠年齡，所以在私塾裏他並沒有讀太多書。後來，陶希聖跟隨父親讀書，陸續讀了《詩經》《左傳》《史記》等書。
陶希聖的父親不僅博學多識，而且閱曆豐富，據陶希聖回憶：“他在庚子年從北京經太原過西安，對‘楚漢之爭’地理形勢，親身經曆，特為熟悉。他為我講《漢書》，描摹分析，使七八歲的孩子仿佛親眼見到劉、項兩軍對壘，韓信在河北、山東迂回作戰的情景。”
當時正值“廢科舉、講新學”之際，9歲時陶希聖便進入開封旅汴中學讀書。因為之前打下了曆史基礎，在新學堂，陶希聖學習成績很好，曆史一科尤為之，“每值考課，常交頭卷，取高分”。
1915年，陶希聖和父親一起去了北京，此時辛亥革命已經過去將近4年，當初送陶希聖《三才略》的那個湯貫予已經成為國會議員。在湯貫予的介紹下，陶希聖參加了北京大學預科旁聽生的考試。
陶希聖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開始在北大讀書，他也由一個清末少年讀書郎，變成了一個民國的大學生。
江風塔影一教書匠
1919年5月4日，因為巴黎和會拒絕中方合理要求，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此時已經是北大法科學生的陶希聖也參加了這次運動。
示威遊行期間，學生們湧入曹汝霖家，痛打了章宗祥，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火起之後，曹宅內的學生向外走，胡同裏的百姓向後退，秩序一片混亂。
就在這時，保安隊向胡同裏走來。趙家胡同沒有支巷，陶希聖退無可退，他隻好靠在一家住宅的門口，裝作一個旁觀者，才避開保安隊。保安隊過去之後，陶希聖才走出趙家胡同，到東單坐上人力車，去了父親所住的福壽堂旅館。
1922年夏季即將到來，陶希聖的北大學生生涯也即將結束。畢業之後做什麼呢？當時陶希聖有兩個願望，如果做法官，他希望去杭州，工作之餘，可以在西湖邊漫步；如果做教授，則最好留在北京，因為這裏是學術文化彙集的地方。
一次，曾任高等檢察廳廳長，又是湖北同鄉的吳炳樅問陶希聖：“你畢業後教書，想教什麼課？”
陶希聖回答：“教親屬法，因為那冷門，很少人競爭。”
吳炳樅笑著說：“你這輩子完了，教書不是好出路，教親屬法更要坐冷板凳。”
盡管對陶希聖的這個選擇不是很認同，吳炳樅還是積極為陶希聖的工作而奔走，他希望為陶希聖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謀一個教職。就在這時，位於安慶的安徽法政專門學校向陶希聖發出了邀請。陶希聖看到吳炳樅的努力“未見成功”，就接受了安徽法政專門學校的要求，準備去那裏教親屬法。
陶希聖固然知道做教授的辛苦，教親屬法的冷落，但當時他有一個觀念，那就是不靠家產，不求高薪，從辛苦勞作中求出路。
初到安徽法政專門學校的當天晚上，陶希聖就領略到了這所學校學生的厲害。原來，6月份聘請自己的校長已經被學生們趕走了。陶希聖還了解到，法專的學生是學潮運動的中心，他們趕校長、抬教員更是家常便飯。
得知新來的陶希聖老師居然是一位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法專的學生對他難免有輕視之心。幸好陶希聖準備“功課”做得很足，他搜材料，找問題，編講義，力爭“聽講者的思想跟著我的條理走”。
幾次課之後，學生看到年輕的陶老師講述清楚，議論透辟，也就慢慢接受了他。師生得以相安無事，陶希聖長出了一口氣。
然而，陶希聖高興得有點太早了。年考將近，法專各班都要求預先出題，或者劃出考試範圍。陶希聖本來不太讚同這種做法，但校情使然，他也隻好接受了。下課時，他為學生劃出了考試範圍，接著回到了教員休息室。
陶希聖離開之後，學生算了算，156頁的講義，陶希聖居然劃出了130多頁，這和沒劃有何區別？學生大怒，立即氣勢洶洶地趕到休息室。
陶希聖迅速轉動腦筋在權衡如何處理這件事：如果在休息室遭遇學生控訴，實在不雅；如把學生叫到宿舍，憤怒的學生可能會把自己的行李拋到校門之外，這樣更麻煩。考慮之後，陶希聖還是決定在休息室接待學生。多年後，陶希聖回憶了這段經曆：
學生：你把全部講義都劃進考試範圍了，請你減少！
我：我不是賣菜的，講斤兩，講價錢。
學生：你們北京大學考試都劃範圍，你有什麼理由不劃？
我：是的。北大的先生有劃的，也有不劃的。
學生：劃怎麼樣？不劃又怎樣？
我：劃範圍考試的功課，我學不好。不劃的我學好了。在校時，我罵那些不劃範圍的先生；出校後，我罵那些劃範圍的先生。
學生：你現在怎樣？
我：我寧可現在讓你們罵我一頓，不能叫你們出校之後罵我一世。
學生：說他不過，走吧。
看到學生走了，陶希聖鬆了口氣。沒有想到親屬法考試前夕，舍監金先生突然找到教務長曾伯猷說：“四年級的學生準備罷陶先生的課，請你勸告他，今夜趕緊把試題告訴學生們，好讓他們預備答案，明天在課堂上寫卷子。”
曾伯猷趕緊來找陶希聖，並說金先生正在等回話。陶希聖非常氣憤，這些學生居然以罷課脅迫老師，他道：“他們不敢罷課。第一，這次是他們的畢業考試，不合格，他們下學期還要來補考，不合算。第二，明天有高等檢察官來監視，他們罷考，會丟麵子。”
就這樣，陶希聖沒有給學生題目，學生也照常考試了。
1923年底，陶希聖的合約結束了，鑒於法專學潮太盛，派係紛爭不斷，陶希聖沒有續約，他安慶一年多的教書生涯隨之結束。
勤奮上進的小編輯
離開安徽法專之後，陶希聖開始重新找工作。他聽說同鄉馬海饒做了修訂法律館館長，法律館缺一個調查研員職位。安徽法專教員月薪是130員，而調查員月薪隻有100元，但考慮到修訂法律館有豐富的藏書，陶希聖還是決定去應聘這個職位。
陶希聖給武昌的督軍蕭耀南寫信，蕭以“兩湖巡閱使”的名義給馬海饒寫信推薦陶希聖。這時大家都知道陶希聖將來修訂法律館上班，隻等宣布了。沒有想到另一個也謀求這個工作的人，找到張作霖，張以“東三省巡閱使”的名義也給馬海饒去了封推薦信。
兩邊都很有背景，馬海饒左右為難，最後托人給陶希聖帶話，希望把那100元薪水平分給陶希聖和另一個求職者，而兩個人都是調查員。陶希聖感到屈辱，就立即拒絕了，並發誓再也不謀此類職業。
賦閑到了1924年7月，陶希聖才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謀到編輯一職，月薪80元。這個時候，妻子萬冰如帶著小孩來到上海，一家人的生活立即緊迫起來。平日裏，一家人省吃儉用，很少做新衣。
一天妻子拿出18塊銀元給陶希聖，讓他去買一件杭州線春和其他衣料。陶希聖來到大倫綢緞莊，向店夥要求看線春料子。店夥上下打量了陶希聖幾眼，才拿出一匹線春。陶希聖問：“線春幾多錢一尺？”
店夥回答：“線春不論尺，隻論兩，你知道嗎？”那個店夥一邊說，還一邊將布料一抓一放，一抓一放，來表示這批布料的高質量。
陶希聖繼續問：“一件袍料幾多錢？”
店夥：“你上樓去好了。”
陶希聖：“為什麼要我上樓？”
店夥：“樓上賣洋貨，你買不起線春。”
其實，一件線春布料也隻是5塊多錢，陶希聖兜裏麵的錢夠買3件。但他如何能夠受得下店夥的氣，於是拂袖而去。
多年之後，陶希聖對此事依然難以忘懷，他以“大倫的侮辱”為題目，專門記下了這件事。他還提到：“六年之後，我到北平教書，有了一點收入，一連做了兩件線春大褂，算是出了大倫的那口惡氣。”
盡管日子如此緊張，陶希聖依然經常花一些錢買書。初時妻子一直默默認可，最後終於忍不住說：“現在我們如此困難，你不該用這麼多薪水去買書。”
陶希聖回答：“我總不能在商務印書館做一輩子。我要圖上進。”
妻子很為陶希聖的上進而驕傲，以後看到陶希聖買書，她再也沒有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有了相當的學識之後，陶希聖開始在《婦女雜誌》《學識雜誌》上發表文章。有一次《婦女雜誌》一下子給了陶希聖15元稿費，這令陶希聖深感欣慰。
陶希聖形容自己的這段時光是“抱著有光有熱的希望向前走”，希望在哪裏？當然不會憑空降臨，他認為社會是公道的，絕不會辜負一個努力上進的人。平日裏，他除了在書店買書之外，還經常閱讀東方圖書館的藏書。
陶希聖還為自己定下了閱讀範圍：一是法律學書籍；二是三禮的喪服與喪期有關的書籍；三是民族學書籍；四是中國思想的流派及演變類書籍；五是對一般社會與政治情況。
陶希聖的這段閱讀經曆，為他將來成為國民黨大理論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理論出色轉入軍校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卻遭到英國巡捕逮捕。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到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學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3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陶希聖參加了這次運動，他說：“民國八年（1919年），我在學生時期，參加了北京的‘五四’運動。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職業者時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這兩件事對我的學業、思想與生活都有重大影響。”
廣博的閱讀與豐富的人生閱曆，讓陶希聖的思想有了很大進步。很快，他在《獨立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三自決”，即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勞工自決。這個“三自決”均有所指，民族自決針對的是部分人推崇的國家主義；國民自決，即民主主義；勞工自決，反對的是“職業革命家”所提倡的工會運動。
陶希聖的“三自決”理論不僅在理論界引起重視，也在政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時，上海市黨部認為“三自決”符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勸說陶希聖加入國民黨。
除了“三自決”理論，陶希聖又在《獨立評論》上提出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陶希聖指出，中國封建製度已經衰亡，但封建勢力猶存，社會結構並未改變，仍然是士大夫和農民兩大階級。
這兩大理論成果的提出，預示著陶希聖已經在中國理論界有了一定的影響。
然而就在這時，陶希聖卻因傷寒轉肋膜炎，病勢危急，家中卻不名一文。陶希聖寫信給湖北老家，希望寄點藥費錢。信中說“與其等我死後，寄錢來買棺材，不如先寄點錢，救我的命”，其語氣悲涼哀絕，足見陶希聖當時處境之難。
革命的高潮讓陶希聖從久病困頓之中，站了起來。這時商務印書館同事、《孤軍》主編何公敢親自登門，邀請陶希聖撰寫時政文章，並介紹陶希聖加入孤軍社。孤軍社名氣不大，但抱負卻不小，他們自認為是國民黨、共產黨之外的又一個政團。
在孤軍社，陶希聖認識了周佛海，並與之成為了好朋友。這位曾經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戴季陶的推薦下，投入到了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懷抱，出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
在周佛海的推薦下，1927年1月，武漢分校正式給陶希聖發來邀請函，請陶希聖擔任軍校政治教官。收到這封邀請信時，正在吃午飯的陶希聖將筷子插在腰間，對妻子萬冰如說：“中校教官，我要帶指揮刀了！”
就在陶希聖抵達武漢的一個月前，國民政府已經從廣州遷到武漢；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倡導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在這裏聯合成立了“臨時會議”。就這樣，這個曾經爆發過武昌起義的武漢，再一次成為了革命的中心。因此，陶希聖抵達這裏，注定要被卷入這股革命浪潮之中。
“武漢大風暴”前後
1927年初，江城武漢寒風凜冽，剛舍舟上岸，陶希聖就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些觸目驚心的標語“打倒昏庸的老朽！”“反對軍事獨裁！”這裏的“昏庸老朽”指的是國民黨中常會主席張靜江，“軍事獨裁”指的是蔣介石。
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指揮軍隊一路北上，怎麼這麼快就成為了“軍事獨裁者”了呢？看到這些白布黑字寫的條幅，陶希聖感到自己這次來到武漢，實際上已經踏入了是非之地。
果然，不久後的一天，武漢突然得到消息，被北伐軍唐生智、川軍楊森部夾擊的夏鬥寅，打算乘虛攻入武漢，其先頭部隊萬耀煌指揮的一個師，距離武漢隻有20多公裏了。情勢危急，武漢北伐軍政府立即下令，將武漢軍事院校師生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師生，合並為中央獨立師，與葉挺率領的十一師會和，迎戰萬耀煌部。
得知丈夫隨軍出征，萬冰如很是擔心，他叮囑陶希聖：“如果你們吃了敗仗，就乖乖舉手投降，叫他們把你捉住。到時隻要說你是萬師長的親戚，應該就沒事了……”
萬冰如為何說和萬師長是親戚呢？原來這個萬耀煌就是萬冰如的堂兄。萬冰如知道堂兄先後考入湖北陸軍小學堂、陸軍第三中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久戰沙場，打仗很有一套。陶希聖這些文人墨客和講習所的這些農民臨時組成的部隊，肯定不是堂兄的對手。
幸好，萬耀煌為了保存實力，“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他是不會做的，看到武漢出兵，他就撤退了。
萬耀煌是撤退了，但陶希聖的危險並沒有就此消除。他隨部隊繼續西進，參加當地的革命運動。在湖北鹹寧，農民協會與當地農民發生矛盾，農民協會拘捕了5個為首的農民，準備予以處罰。
陶希聖此時的身份是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他發現這5個人都是小農，其中一個還是寡婦。於是，陶希聖就判這5人無罪。不久恰逢“五卅”事件兩周年，當地農民協會再次決定處決這5人。
陶希聖大發雷霆，不準處決這5個農民，並警告這位年輕的書記，如果還繼續堅持處決這5個農民，軍法處將先處決你。
這位農民協會書記非常害怕，趕緊逃到武漢。找到有關部門，指控陶希聖是“反動軍閥”。幾天之後，武漢方麵就派人替換了陶希聖。幸好有陳獨秀幫助，陶希聖總算留下了一條性命。因此，陶希聖後來對陳獨秀一直心懷感激。
回到軍校之後，當初推薦陶希聖來軍校的周佛海已經逃往上海，其職位由施存統接任。陶希聖和軍校政治總教官惲代英關係甚好，隨即被惲代英任命為政治秘書。
1927年是個多事之秋，先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國民黨的“聯俄”“聯共”政策結束，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當時，軍校政治總教官同時也是共產黨員的惲代英，曾經找到陶希聖說：“我決定把軍校編為教導團，希望你擔任教導團政治指導員，隨軍南下。”
大革命的失敗如同一盆冷水，澆滅了陶希聖的革命激情，書生的敏銳和孱弱的雙重性，一下子都在陶希聖身上複活了，所以他並沒有隨惲代英南下。陶希聖對妻子萬冰如說：“時局有大變化，我必須隱藏。”
於是，陶希聖在福壽庵租了一間房子，“每日躺在竹床上，把僅餘的一部鉛印《資治通鑒》，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中共“八七會議”之後不久，曾經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施存統找到陶希聖說：“共產黨之所以沒有邀你入黨，是留下一個左派，在黨外與他們合作。”
施存統還說：“如果你入了黨，今天的生命如何，就不可知了。”
聽了施存統的話，陶希聖不禁“毛骨悚然”（陶希聖原話）。於是，陶希聖決定脫離軍校，既不隨汪精衛，也不從惲代英，獨自回上海，遠離政治，專心研究中國社會史。
棄學從政進入權力中心
1928年春，陶希聖再次回到上海，從表麵上看，他沒有錢，沒有職業，有的隻是一番痛苦的經曆，但實際上在湖北的一些經曆，大大增加了他的見識，助長了他文筆的毫芒。此時，他對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問題，已經有了更深的認識，並隨之出版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